舞剧艺术

舞剧是以舞蹈作为主要手段,综合音乐、舞台美术以及哑剧因素,体现一定的文学或戏剧内容的舞台艺术形式。中国舞剧是一种外来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出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从传入中国到现在,经过历代舞剧艺术家,如吴晓邦、戴爱莲、梁伦等的不断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舞剧概述

舞剧由文学台本作者、作曲家、舞蹈编导、美术设计以及舞蹈演员共同创造。舞蹈编导是一出舞剧创作的组织者、整体艺术形象的创造者,通过其舞蹈构想来和舞台场面设计出体现文学台本和音乐总谱的内容。

舞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埃及、印度、希腊、罗马以及中国。后来的芭蕾舞剧是西方舞剧艺术的典范,从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芭蕾舞经历了从民俗社交舞蹈到宫廷与舞台艺术,从崇尚唯美到表现现实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创造出了如《仙后》、《吉赛尔》、《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等不朽的舞剧经典名作。

在中国舞蹈史目前可供查证的史书典籍中,尚未发现有关舞剧艺术起源的确切记载,但具有戏剧因素的乐舞却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时期。当时的《大武》就是综合了舞、乐、诗等艺术形式,表现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的情节性大型歌舞,此后出现的《九歌》(公元前300年左右),虽然具有更强的舞剧因素,但依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严格意义的舞剧,至明、清以后,舞蹈已经渐渐融入戏曲。

中国舞剧艺术的发展及成就

尽管舞剧在中国的出现是在20世纪30年代,但是中国舞剧真正得到发展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初期的舞剧创作大都是以吸收戏曲中的舞蹈和借鉴苏联芭蕾舞剧的经验相结合的基本创作方法。

1950年,舞剧《和平鸽》首演,这部表达中国人民保卫和平的信念的舞剧拉开了新兴期中国舞剧的序幕,其中的“和平鸽”由戴爱莲扮演。而在此后出现的《盗仙草》、《碧莲池畔》、《刘海戏金蟾》,大都是根据民间传说以及戏曲剧目改编,对戏曲舞蹈动作进行了初步的提炼和改造,这几部小型舞剧的实践却孕育着大型舞剧的诞生。

《宝莲灯》首演于1957年,是中国当代第一部有着典型意义的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劈山救母》,对于中国舞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在国内外舞坛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59年被拍摄成彩色艺术影片后受到广泛好评。

⊙《红色娘子军》剧照

中国芭蕾舞剧。1964年首演于北京。编导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作曲吴祖强、杜鸣心等,舞台美术设计马运洪,主要演员白淑湘等。舞剧表现了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海南岛的一支由妇女组成的红军连队,与当地国民党军及反动地主武装英勇斗争的史实。在舞蹈设计上,广泛地吸收了中国民间舞蹈,从部队生活和军事动作中提炼舞蹈动作,使它们与芭蕾的表演技巧相融合。它成功地塑造了吴琼花、洪常青等人物形象,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芭蕾作品。

《鱼美人》首演于1959年,虚构了一个情节简单但是却比较容易发挥舞蹈性的故事。编导古谢夫充分利用演员的特点,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实行分段创作——然后荟萃精华,使这部舞剧绚丽多彩,具有较高的观赏性。《鱼美人》的编舞技法的显著进步说明了中国舞剧编导在不断走向成熟,是中国舞剧探索“洋为中用”的一次成功实践。《鱼美人》的“首演版”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

⊙《丝路花雨》中的英娘

《丝路花雨》以敦煌壁画为主要素材,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身段舞步和长绸舞的技巧,把中国古典舞推向一个高峰。

《小刀会》是中国舞剧题材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这部舞剧情节曲折感人,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具有鲜明性格特征和特定时代特点的人物。与《宝莲灯》相比,《小刀会》在舞蹈语言的运用上更加民族化,它将戏曲舞蹈与中国武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强化了人物的战斗性,并体现了较高的技艺性。其中运用了汉族江南民间舞,使民族风格与地域色彩相融。《小刀会》受芭蕾程式的影响较少,树立了更加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人格力量。

《红色娘子军》创作上演于1964年,是中国舞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是新中国第一部最成功的大型芭蕾舞剧,40年来一直深受观众的热爱,先后上演了2000多场,成为伴随几代人成长的历史记忆。《红色娘子军》还几度走出国门,让各国观众领略了中国芭蕾艺术的灿烂辉煌。西方艺术学者评价说《,红色娘子军》的价值和内涵已经超出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可以说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丝路花雨》于1979年首演之后轰动全国,它是中国新时期舞剧创作中最辉煌的成果之一,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丝路花雨》以中国大唐盛世为历史背景,以敦煌艺术为文化底蕴,编织了一曲古丝绸之路上的友谊之歌。这部舞剧题材新颖,以巨幅画卷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丝路花雨》剧组在学者、专家的帮助下,经过深入研究,从累积了两千多身彩塑、4万多米壁画的莫高窟里保存着的历代舞姿图绘,选取、提炼出典型化的静态舞姿,研究和探讨其动作流程态势,并使其“复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这部舞剧自成体系的舞蹈语汇,由此而引发了“敦煌舞派”的兴起,丰富、拓展了中国古典舞的园地。

《铜雀伎》首演于1985年,这是一部置于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古代歌舞伎人的爱情悲剧,主题典型深刻。舞史专家孙颖从画石、壁画、拓片上收集了大量汉魏时期的舞蹈形象资料,并参照了这一时期的音乐、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遗存,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使这部舞剧不拘泥于形似的摹拟,语汇独具风采,自成体系,对于丰富民族舞剧的语汇和推动中国古典舞的创新与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上海的舞剧创作者相继推出了《半屏山》、《奔月》、《凤鸣岐山》、《木兰飘香》等作品,每一部舞剧的题材、体裁、样式、风格均有所不同,表现出“海派”艺术家勇于探索的精神。

1979年,傣族舞剧《召树屯与楠木诺娜》与《丝路花雨》几乎同时在北京一炮打响,此后相继有《卓瓦桑姆》、《森吉德玛》、《春香传》、《阿诗玛》等陆续上演,组成了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舞剧艺术画廊。

民族舞剧《阿诗玛》采用了无场次——板块式结构,以黑、绿、红、灰、金、兰、白等不同色彩的舞段,围绕着阿诗玛、阿黑、阿支的爱情矛盾,着力揭示不同的人物性格。这部舞剧大胆地运用了交响编舞法和某些意识流手段,由于编导有深厚的生活与艺术积累,借鉴中较少斧凿之痕,保持了鲜明的民族性。

这一时期还上演了一些具有前卫意识的现代舞剧,如根据《雷雨》改编的《繁漪》;以《日出》、《原野》、《家》为依据创作的“悲鸣三部曲”——《日之思》、《原野》、《鸣凤之死》等。这些作品倾向于抽象的和具有表现性的手法,在舞蹈语言上不拘一格,突发奇想,各显其能,它们的出现拓展了中国舞剧表现手法,也显示出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开放性。在以文学名著改编的民族舞剧中,1994年创作演出的《边城》独占鳌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民族舞剧锐意创新的态势,随着世界性的交响芭蕾、现代芭蕾的兴起、新时期的中国舞剧在大胆地吸收、借鉴中,更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