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越转型：中国与中东欧的社会变迁
- 赵克斌主编
- 15339字
- 2025-04-03 18:51:09
在匈牙利乡村中的调整和欧洲一体化[1]
博纳迪特·苏尔格 伊姆莱·科瓦什 博迪兹萨尔·梅格耶西
Bernadett Csurgó，Imre Kovách，Boldizsár Megyesi
引言
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导致匈牙利社会空间的显著变化且涉及人口、社会和经济的重组（Kovách and Nagy Kalemász，2006）。匈牙利社会空间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即便在欧盟整合过程中于2004年实施的欧洲区域发展体制使得微小地区（NUTS IV）的作用得到了加强（Kovách and Nagy Kalemász，2006；Megyesi，2014），但地方政府（居住地区的层级——NUTS V）数量众多（超过3000个）且中等规模居住地区（NUTS IV和NUTS III）的管控水平十分低下（Pálné Kovàcs，2000）。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居住地区和微小地区的自主性得到了加强。各地方政府实施和建立起了自主性的发展战略以及金融和经济体系。虽然大部分地方政府预算仍基于国家财政的支持，但却明显地在逐年下降。因此，地方政府的执政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为了获取各种各样的国民经济资本和发展资源，在各居住地区特别是那些能力与机会均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农村居住地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Kovách and Nagy Kalemász，2006）。
农村重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农业模式的改变。在过去数十年里，当社会主义合作社和国家农场垮塌以后，土地和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非流动性资产的返还和再私有化以及后来的土地使用和农业生产集中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农业和家庭农耕形成新的架构。（Gorlach and Kouách，2006；Starosta，Gorlach and Kouách，1999）。
政治体制变迁后，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是城市对与田园风光和乡村文化相关的各种设施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向农村地区永久性和暂时性的迁移成为了过去数十年农村发展最重要的元素。
最后，农村重组的另一个关键元素与一种全新的欧洲化农村发展体制的导入密不可分。这一体制是将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中的权力下放，进而导致了在农村地区新的地方权力关系以及经济和社会网络的建立。
本文旨在向人们展示匈牙利农村重组的主要方面。本文首先讨论了农业重组及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第二部分以农村为视角，将关注度聚焦在了城乡关系上，向人们展示了政治体制变迁过后地方社会和地方政府是如何应对新的城市需求的。本文最后的章节试图去理解和向人们展示新的欧洲农村发展体制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农村重组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文章的结尾总结了在后共产主义时期与农村重组有关的主要方面。
一 匈牙利的家庭农耕
中东欧国家的后共产主义政权一直致力于全盘的土地财产再私有化。这些国家采用了直接返还土地（罗马尼亚）、出卖土地（波兰）和凭证分配土地（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各种私有化的策略和手段。匈牙利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回应是强化后共产主义的危机倾向，因此在1992年通过了两项有关返还土地的基本法案和一项有关合作社转型的法案。极其复杂的合作社私有化和土地返还始于1992年年中并且采用了两种手段加以实施：在获得提名的企业（或新的土地所有者）中发行返还券和股份券。前业主尽管没有拿回土地财产，然而却得到了数额不等最多可达20万福林（forint）的返还券。前业主都得到了完全的补偿，而部分返还的价值还超过了20万福林。返还券被用于补偿50%的失去了财产的人们，在20万至100万福林之间，并且有10%或不到10%的前业主得到了超过100万福林的补偿。那些没有土地财产、加入了合作社的人员得到了价值30个皇冠（gold crowns）的股份式补偿，而且受雇人员也得到了价值20个皇冠的股份式补偿。总计有两百万个家庭被认定有权获得土地返还（Harcsa，Kovàch，and Szelényi，1998）。
在合作社过去使用的500万公顷土地中，190万公顷被保留用于土地返还。返还券可以在土地拍卖的竞标中被转换成土地。没有人得到了他或她原有的地块，并且人们只能使用其返还券去竞标那些预留土地。在集体化前在该地区拥有土地财产、得到了返还券的人们以及当地居民和当地合作社受雇人员才有资格参与土地竞标（Kovàch，1994）。
合作社财产私有化的另一个步骤是明确土地的所有者并确定其在合作社中所有权的比例，清算合作社留下的流动性和非流动性资产。合作社资产总值合计2600亿福林，占全国财富的15%。确定所有人和界定他们在企业中的股份的决定由合作社全体会议做出，因而在实施中会因地而异。有些地方是核算原始财产，而另外一些地方则要折算在合作社的有效工龄或资历和职务（这些与所占比例关系重大）。在全国范围内，合作社的活跃分子们得到了相当于全部财产40%的财产券，而另外的40%给了退休人员，剩下的20%被分配给了外来的土地所有者。根据合作社转型法案，分配的比例必须在1992年4月前确定，并且成员资格的终止以及取走相当于财产券价值的财产的意向必须在该年年底前宣布。因此，合作社财产的10%在1992年年底被私有化。想来这是非常之少的，因为在1993年1月1日以后，任何想取出财产的申请都被拒之门外，而直到那时，人们也完全没有想到合作社的经济活动会愕然终止。由于农业生产受到经济衰退的打击，当30万人在半年内离开合作社时，合作社先前对雇佣社员的职责在1993年也被终止。这些人虽然脱离了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但并没有放弃合作社的权益，然而他们突然发现已经不能取回在合作社的利益份额了。在1996年，几乎所有的可耕土地都掌握在私人手中，而私人生产者或其组织使用着已被转型了的合作社的30%～50%的土地。大约两百万公顷的土地被私人农场主和他们成立的有限公司所耕种（Szép and Burgerné Gimes，2006）。
通过再私有化，150万人在1996年前成为了土地所有者。农村社会中大部分家庭成为了土地的拥有者，甚至许多城市家庭也得到了土地。1994年至1996年间，小型农企使用的土地翻了一番。返还土地中的40%被租借，而剩余的土地则被新的土地所有者所耕种。在1994年，尽管土地返还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合作社先前耕种的30%的土地还是被私人生产者或其组织所使用。全国人均返还土地的面积为4.4公顷。这实在谈不上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生产结构通过土地返还的方式已经恢复到了集体化前的水平（Burgerné Gṙmes，1996）。
作为组织变革的一个结果，在1996年有1933家合作企业、188家法人公司、3654家有限公司和120万至160万个兼职或全职家庭农场在运行。私人生产在农业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1993年后在该行业中登记注册的个体业主的数量并未增长。登记注册的个体农民数量在3万名左右（占家庭农场总数的3%～4%）。全国大约有120万至160万个家庭农场，其中绝大多数是兼职型家庭农场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生计而从事农业生产。私人家庭农场的平均耕地面积甚至没有达到1公顷。与合作社在数量上减少形成对照的是，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并未减少，而近年来成立的有限公司、信贷公司和法人公司的耕地面积却在逐年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土地所有权结构的特征是农民的耕地大都少于5公顷（少于5公顷的占44.2%，5.1～10公顷的占14.3%，10.1～30公顷的占18.9%，30.1～50公顷的占7.1%，超过50公顷的占15.5%）。一半以上的个体农场属于耕地在10公顷以下的这些组别。约62.5%的可耕地被佃农耕种。就耕地超过50公顷的农场的情况而言，只有23%～26%的农场归耕种者所拥有（Harcsa and Kovàch，1996）。
农业的结构性变革，是与匈牙利社会和经济的转型危机相伴而行的。农业结构的变革和对以往的地方分配体制的重组，迅速地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农业生产降至1988年水平的60%。在1988年，农业生产单位的雇员为1028000人；到了1996年，雇员人数减至326000人，只有1988年总雇员人数的31.8%。由于雇员数量的减少以及工业失业大潮对农村中流动的、没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冲击，农村总体的失业率要远高于城镇。在20世纪90年代，农村社会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力度与速度进行着重组。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现象就是大量农村贫困人口及新形式贫困的出现，这被有些研究学者认定为“农村的社会底层现象”。在1993年，大量农村人口同时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对财产的处置权以及从事临时性农耕的传统条件。研究贫困发生的专家们曾就农村贫民区的出现做出过点评（Ladányi and Syelényi，2004；Virág，2010）。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匈牙利的农业并未摆脱长期缓慢增长的窘境，取而代之的是，它被推至一个转型的危机之中。20世纪8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缓慢，并且在1989年后出现了停滞不前和瓦解的迹象。以1988年的水平为100，1989年的农业生产总值降至1988年的90%；到了1991年，降至84%；1992年降至66%；而到了1996年则降至60%以下。1993年是“黑色的一年”：农业产量只是体制改变前一年的一半多。通胀率在20%～30%间徘徊时，粮食价格却只上升了10%至20%。农业生产者们减少了他们的投入。以1985年的水平为100，在1992年和1993年，农机购买水平降至25%，并且作为危机最重要的指标，10%的可耕用地未被耕种。农业雇员人数及其在总就业人数中比例的滑落是劳动力市场最大的变化。1988年的108万农业雇员到了1997年1月1日只剩下了32.5万人。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了土地使用和农业生产集中化的快速发展。2000年以后，农业公司和大型家庭农场用地的比例在不断地增加。一种新型的农业架构应运而生，其中联合公司和生产商用农产品的家庭农场的数量开始增加而生产生活农产品的小型农场的数量则急剧地减少。在2000年还有966000个劳动家庭农场，而十年以后只剩下了575000 家（表1）。21世纪头十年中期，只有土地面积超过100公顷的大型农场可以有利润上的增加；土地面积在50～100公顷的农场的利润大概为零；而较小型农场（土地面积少于50公顷）则无法赢利。农业结构发生了从小型农场占据主导地位向小单位和大型农场多元化的转变。耕地面积超过100公顷的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商用农场以及临时性的生活用农场是农业单位的主要类型。
表1 农业单位的数量
随着土地使用和农业生产集中化的快速发展，尽管匈牙利20世纪90年代的土地私有化引发了巨变，然而农耕的二元性特征——商用农耕和生活用农耕却和缓了农业结构中激进的改变。在2005年，半自给和生计农民的数量与生产商用农产品和兼职家庭农民的数量基本相同。从2000年至2011年，私人农场的数量降至先前的40%。400000个小型家庭农场被排除在农业普查之外或结束了农耕（Anon，2010）。
匈牙利农业普查数据表明，小型生计农耕在匈牙利被广泛地付诸实践。在2010年，85%的私人农场和农业公司使用着少于5公顷的耕地，有567000个农场和1100000个非农家庭——合计40%的匈牙利家庭从事着粮食生产。私人农场自给自足性农耕的比例为60%。一种新型的农业结构的演进始于匈牙利2004年加入欧盟前的数年。2000-2003年，200000个小型农场消失了。欧盟成员国身份及欧盟农业政策和支持体系的导入没有改变农场数量减少和农业重组的态势。例如，在2005-2007年，90000个家庭农场停止了农业生产。
与家庭农场的流失相比，农耕结构的重组更为激进。专业化进程逐渐加剧：种植谷物和玉米的农场的数量增加了30%而混合型农场（家畜饲养和作物种植）的数量则降至先前的1/3。匈牙利农业主要地改变为密集型、顶级现代化谷物和玉米的生产，而这可能造成结构性、市场或环境上的风险。农场的土地利用预示着向农耕二元结构（商用农耕和生计农耕）和两极化的更为密集的转变（表3）。不到2%的农业单位拥有65.5%的可耕用地并且0.9%的家庭农场使用着1/3以上的家庭农场财产。在2010年，拥有50公顷以上土地的家庭农场使用着50%的家庭土地财产。近2/3的家庭农场耕种着不到1公顷的土地。
表2 根据生产目的对家庭农场的分类统计（2007年）
表3 私人农场、公司和土地规模类别（2010年）
续表
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的集中化、欧盟农业政策和支持体系的导入与大型商用农场的稳定发展并肩前行。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间的价格差异基本上对于农业是有利的。当大型农场转变为单一作物生产时，谷物和玉米的生产是有利可图的。种植谷物的家庭农场的收入较上年增加了60%而且农场的稳步发展得到了欧盟农业补贴资金的支持。农业生产的集中化可能会持续并且30%～50%的商用家庭农场增加了生产。近15000家农业单位（12000家庭农场和 3000家联合公司）掌控着匈牙利的农业，而这种集中化在土地市场自由化以后变得更为严重（Kovács，2007）。
农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从1988年的近100万人减至2010年的不到20万人，其中年龄低于40岁的农民只有4万人。匈牙利的农业有着混合型农耕的特征（兼职性农耕、生计农场、商用家庭农场和联合公司、农企等）。20世纪90年代的有效投资和积极的技术现代化减缓了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危机，因而农民们可以寻找和开发出整合生产、供给和市场营销的新方式（Tisenkopts et al.，2011）。
二 城乡关系
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失败后，城乡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关系成了这个国家空间与社会变迁的驱动力（Csurgó，2013，Kovách and Nagy Kalamász，2006）。城乡地区互相影响并且它们取得的成就基于这些相互作用和协同作用。城乡间人口和产品的流动是/或者可能是各方面发展的基础。我们主张，城市及其腹地不再是独立的实体。在过去数十年里，新型城乡关系已经在匈牙利出现（Gsurgó，2013）。城市居民对田园的需求不但包括了乡村居所和休闲机会，也包括了粮食生产及其工业化。
城乡人口流动是农村重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城乡一体化过程使城乡彼此高度依赖，而且它们的内部边界趋于模糊不清（Overbeek，2006）。社会主义制度变迁后，空间与社会变迁的主要特点是城市人口（特别是布达佩斯）的日益分散以及农村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研究学者将其定义为城市扩展的郊区化或逆城市化（Boyle and Halfacree，1998；Csurgó，2013；Dövényi Zoltán，2009；Dövényi Zoltán and Kovács Zoltán，1999；Kovách，2012；Kovács，1999；Timár，1999）。无论如何，两个不同的过程：地方的兴起（decentra Gèation）和远离城市（deconcen-tration）事出有因且效果迥异。逆城市化和农村人口减少并非互相排斥。农村人口的下降会持续存在，而且作为迁移过程选择性的一个结果，逆城市化同样会导致农村人口的减少（Kovàch，2012；Virág，2010）。
在匈牙利，向农村迁移有两种情况。在有些农村地区，移民的主力军是在物质上更加富有的城市居民，而在其他一些农村地区则是相对贫穷的人们为了逃离城市贫困而移民到了农村（Csite et al.，2004）。各种角色的异质性及其对农村地区的兴趣在当今社会中得到了加强（Esparcia and Buciega，2005），匈牙利的情况亦是如此。
城乡关系最显著的变化在大都市地区表现得淋漓尽致。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人们实质性地、大规模地离开匈牙利大城市特别是布达佩斯的时期。
表4 布达佩斯及其周边地区间人口数量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布达佩斯城市人口减少了12%（180万）而其周边地区的人口则增长了19.1%。由于移民的原因，布达佩斯周边地区的人口自1990年以来上升了238000 人。尽管2001-2011年间城乡接合部人口增长的程度有所减缓，但人口发生变化的大方向却没有改变。
30年前，城乡接合部的多数村庄是农业从业人员的聚集地并且多数居民在合作社从事工作。与全国的情况相类似，农业人口就业比例的演进情况清晰地表明了农业的衰落和第三产业的兴起。除自然保护地区外，布达佩斯周边地区的农业用地和果木林场变成了建筑用地。如今，该地区儿童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事实证明了新来的家庭多是年轻的家庭（Csite et al.，2004；Izsák，1996；Timár，1999；Timár and Váradi，2000；Váradi，1999）。
因此，如今城乡关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城市人口对与乡村景观和文化相关的各种设施的需求。对田园风光的需求包括了更好的生活品质、休闲的机会，而这些会导致在匈牙利出现向农村地区临时性和永久性的迁移。
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概念在社会变迁的分析中已被用于解释人们的行为和动机（Boyle and Halfacree，1998；Csurgó，2013；Halfacree，1998）以及移民的推动和拉动因素（Cloke，1985）。
一些研究（Burnett，1998；Frouws，1998；Halfacree，2006；Mormont，1987，1990；Munkejord，2006；Richardson，2000；Tovey，1998）根据地方的利用情况及其意义论述了对城乡的不同看法。这种社会文化研究方法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对城乡生活品质的评价，而这涉及到了被滕尼斯概念化了的“共同体”和“社会”（2004年），它指出了城市中社会安全缺失的消极因素以及乡村地区中像相互关照和家庭化社区这样的的积极因素。这些主观主义研究的结论是这样一种假设，即对农村的体验是建立在个体认知及对日常现实理解基础之上的。
我们还认为，对农村的认识及过去或现在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经历，对那些梦想田园风光的人们的行为和动机有着一种综合性的推力和影响。数十年以前，匈牙利职业人口中45%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在1988年，20%～25%的匈牙利劳动力受雇于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且2/3的成年人参与了兼职性的农耕。“2015年度匈牙利社会整合与社会分离调查”的数据[2]包括了受访者与农业间关系的信息。
表5 2015年全体人口农业参与度的百分比
数据表明，33.6%的匈牙利成年人有着农业生产的家庭背景，并且33.5%的人经历过生活用蔬菜和水果的生产。农业对匈牙利社会的过去与现在有着一种强大的影响力。
表6 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群体
基于上述的活动，我们创建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5种群体：①相关性很强（11.8%）意味着从事商用粮食生产且有着1公顷以上的耕地，拥有农业生产经验或接受过农业教育；②相关性很弱（28%）意味着从事生计农业生产且可耕土地面积少于1公顷；③存在潜在的相关性（17.9%）意味着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有着相关的爱好及在休闲时从事园艺；④无相关性（34.6%）意味着与农业生产完全无关；而⑤无相关性但老一辈亲属（父母、爷爷奶奶）与农业生产存在相关性（7.7%）则表示具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家庭背景。
表7 与农业生产相关群体的城乡间的分布
数据表明，城乡人口都与农业生产存在着数种类型的关系。城市居民潜在的和较弱的（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可能是向往田园风光这一积极想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而它可以被视为向农村地区永久性或临时性移民的动机之一。
要理解城乡间及其背后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经验和关系，一种反思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缺的。这一理论框架涉及了田园风光与都市风光的社会建设并且借鉴了更多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考方法（Cloke，2006；Halfacree，2006；Mormont，1987，1990）。关于“社会化建设”的田园风光的相关理论认为，农村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网罗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于一身的令人着迷沉醉的世界，而这已经与田园风光、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一个起点，田园风光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间的相互关联已经成为了研究的重点，都市风光、实际生活经验和在不同空间的实际生活亦是如此（Cloke，2006；Halfacree，2006；Munkejord，2006）。
在影响城乡关系的诸多进程中，数个角色在发挥着作用。其中的一个特征性角色便是城市移民——从城市来的外来家庭。一项关于向有着大量绿地和良好设施的布达佩斯西部周边地区移民的分析说明了为什么这片周边地区会成为移民者的天堂以及为什么它会成为中上层移民的首选对象。该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向农村地区迁移的原因与家庭探险的欲望、亲近大自然和传统社区的生活方式及这些因素的叠加等诸多因素相关。多数被研究家庭是在有了孩子后迁移到了农村。原因是他们想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而农村地区满足了他们的意愿。另一个重要的群体是结婚后从城市移民到了农村并想在那里开始其家庭生活的家庭。拥有一套带花园的房子是其家庭生活的一个标志。因为其财产状况的因素，他们能够在农村地区实现其目标。他们可以随意迁移到在布达佩斯周边地区的较远的农村地区。迁移到农村地区的第三种类型的群体是带着成年子女的老年知识分子。他们渴望着一种带有自然、美景及传统文化和社区等元素的乡村牧歌式的生活。因为其财产状况的原因，他们可以选择居住在离布达佩斯较近的村庄里。被研究家庭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对目的地的印象是非常正面的，包括了乡村牧歌式的生活、大自然、美景、新鲜的空气、宁静和安全感。这项研究认为对目的地的认识决定了移民者的生活方式以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在分析中，我们将关注度聚焦在了农村社会的表征及其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之上，并发现了两类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特征、不同代表性的群体。第一类是带有城市化特征的、移民到农村地区的代表性群体，其特征是对农村有着正面的认识但很少参与当地社区的互动。第二类是乡村牧歌式的代表性群体，其特征是积极向往着田园风光并与当地社区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移民代表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辨别出与之需求相关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乡村生活的发展轨迹（Csurgó，2013）。
其他的研究还显示，在广泛寻求发展资金的年代，地方政府主要考虑的是城市移民能够为地方的发展拓宽资金来源。不过在许多地方，因为没有相应的计划或政策来支持新的城乡关系或保障新移民的经济或消费利益，常常出现混乱。对布达佩斯及其周边地区的中长期和短期的规划和想法总会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了相关决策无法达成统一并时常出现决策多样化的现象。不过，理顺城乡关系需要对其时间性、波动性、灵活性、不断变化的决策者们和相关利益进行综合的考量（Csurgó，Kovách，and Mathieu，2012）。管理的方式和角色者们的参与极大地决定着城乡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协同的成败。
三 农村发展中的网络
正如我们在前一节介绍的那样，欧盟准入制度和过程的变化也改变了城乡间的经济转移。在以下章节中，我们要对过去十年里一个特殊的政策舞台——农村发展的变化进行深刻的剖析。本文中，我们运用了农村发展的广义性理解：它包括所有旨在改善农村生活的活动，因此我们的分析并不局限于欧洲农业发展基金（EAFRD）的补贴和措施的影响，还考虑到了几种不同的发展基金、私人资本（投资）和国家资源的作用。基于我们的先前研究和对从业人员的调查结果，我们认为在宏观层面上，特别是在2004年至2011年，①私人投资对某一地区的经济表现有着主要的影响，②发展政策很难抵消人口和经济变化的社会影响；而在微观层面上，③战略规划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一个密集的网络和他们间的信任关系可能会带来可持续的发展。
虽然发展政策的制度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加入欧盟前的一个时期（Csite，2005；Nemes，2000），但是它一直摇摆不定，即使是在2004年加入欧盟以后。一些学者对这些变化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Csurgó and Kovách，2013；Kengyel，2008；Kovách and Kristóf，2009）。这些过程与匈牙利入盟这一大背景下的诸多过程是相辅相成的（Marsden，2006；Murdoch，2006；Sjöblom，2006）。所谓的发展政策的欧洲化意味着各国政府渐渐失去了对发展政策的掌控：除了各国政府，超越国家的决策者们（即欧盟的各机构）还获得了一个资助与控制的重要的角色。各国政府不得不建立起能保证合理支出欧盟纳税人钱财的可靠机构，而国家的次级政府（地区政府、乡镇政府和地方社区政府）成为计划和建设项目管理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尽管欧盟的整合强化了欧洲地区各国政府的地方化（Dreier，1994；Keating，1998；Larsson，Nomden，and Petteville，1999），然而整合和地方化还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社区资源的减少、地方对生活品质期望的日益增加以及地方出现的新的建设任务等。不同的联合体和网络的密集的体系也是上述改变的一个结果（Buller，2000；Marsden，2006；Pálné Kovács，2008）。本文的重点聚焦在了2004年至2013年这一时期。
对发展政策的决策者们而言，相关政策是应该扶持竞争力的增长还是应该支持内部的凝聚力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以下的研究认为内部凝聚力的政策总体上还是支持竞争力的。
罗纳德（Lornánd，2009）对欧盟内部凝聚力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并且认为入盟后欧洲各地区间（NUT2层级）的差异并未减少。在其文章中，他将爱尔兰（1973年）、希腊（19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1986年）进行了比对并发现只有爱尔兰能够与多数发达的欧洲国家相媲美，尽管三个地中海国家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改变。在对影响国家成功与失败的因素进行分析时，他发现尽管金融转型对国家的成功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在同时，有条不紊的经济政策、恰当的资源分配、对物质与人文基础设施的均衡投资，以及行之有效的制度背景也是必不可少的。
巴洛格（Balogh，2009）认为，所谓的优先项目并未使地区间的不平等有所降低。他对1031个优先项目进行了分析，并发现在贫穷地区的优先项目较少会获得补贴。尽管这一分析在理论上言之凿凿，但值得商榷，因为优先项目的主要目的并非是降低地区间的不平等。
卢科维奇和罗纳德（Lukovics and Loránd，2010）进行了一次更广泛的分析：他们的研究问题是2004-2006年间的《国家发展计划》中的资源是导致了空间上的汇聚，还是正好相反，导致了空间上的离散（Lukovics and Loránd，2010：82）。他们的分析表明，尽管《国家发展计划》旨在增强内部的凝聚力，但其对竞争力方面的影响却更为突出，因此减少各国间的不平等就变得不温不火（Csite and Németh，2007；Lukovics and Loránd，2010：99）。
沃兹卡（Voszka，2006）认为，尽管国家的资源再分配在入盟（2006年）后得到了加强，然而仍远不及外来的投资（Voszka，2006：17）。作者展示了不同的再分配渠道、投资数额上的变化以及再分配的方式。她对企业、公司的直接支付和凝聚力性补贴的差别进行了说明并且还对公司从不同发展项目中获得的补贴数额进行了分析。该文章旨在思考国家性补贴和扶持的作用。这些扶持通常是有优惠性条件的信贷、特殊且单一性的补贴、国家或政府的担保等等。作者介绍了在评定它们价值方面所存在的困难。此外，虽然中央政府的再分配得到了增加，但它只是在入盟的头几年里才开始越来越透明化。
与罗纳德（Loránd，2009）相似，尼梅茨（Németh，2009）及布达佩斯研究所的一份报告（Anon，2013）也表明吸引更多私人投资者的更发达的地区在启动发展项目方面更为积极。并且，相较于条件欠佳地区中的微小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更好的地区有着更好的发展表现（Lukovics and Loránd，2010）。
布达佩斯研究所深刻剖析了不同资源在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它就三种资源的差别进行了说明：①私人投资、社区金融性投资；②国家性投资；③欧盟的资源。表8在第一栏中显示了在匈牙利所有微小地区的人均补贴以及在33个条件最不好的微小地区和条件尚可的微小地区中来自不同渠道的人均补贴的情况。
表8 人均补贴和投资的数额
该报告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评估报告的组成部分：根据评价的结果，2004年至2011年间33个条件最不好微小地区的人均补贴额要高于其他条件不好的微小地区。尽管这是对条件最不好的微小地区关注和直接扶持的结果（Löcsei，2013），但无论如何努力，欧盟和国家人均补贴额还是被分配给了条件尚可的微小地区。此外，2/3的私人投资（Anon，2013：40）以及约3倍于私人投资的欧盟补贴也流入到了这一群体（Voszka，2006）。国家补贴的作用很小并且在2008年危机以后快速地减少。从那时起，经济学家间有了一种共识，即GDP的稳步增长是建立在欧盟发展基金基础之上的，但这些发展基金则流入到了经济表现更好的中心县市和地区。
报告的另一部分对匈牙利加入欧盟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该国融入欧洲的速度要慢于中东欧其他国家（Balás，2013：33）。事实上，这个国家内部的差异正在拉大（Balás，2013：27）。在环首都的中心区域展示了一幅生机勃勃画面的时候，其他地区则落在了后面。
在展示了宏观层面的趋势后，我们将引用两个相对类似的微小地区的例子简要地介绍一下发展活动上的差异。这些案例研究实施于2007年至2012年间，可以在2012年的报告中找到更为详细的案例描述。
文章中，两个相对类似的微小地区被加以比较。旅游设施基本相似，但没有一个微小地区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在这两个地区，工业基础都很薄弱，大量的人口不得不去周边城镇和中心县市上班。其农业的特征是由大型农业企业生产农作物。居住地的结构也类似，但居民间的关系却不同：其中一个微小地区居民间存在着信任，而另一个则缺少信任。
在两个微小地区里，本地人的公民活动也不同（Megyesi，2014）：在第一个微小地区里，利益相关者们感到能够影响和改善本地社会和经济的环境。在第二个微小地区里，利益相关者们各自单独行动，他们间的合作很罕见并只限于有需要的事情。他们感到绝望并且不相信他们或任何人可以改善本地的生活。非常有趣的是，有些人甚至不认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当地就业来阻止青年人外流。
在发展活动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头一个微小地区获得的补贴几乎是第二个微小地区的十倍。获得的项目数量也高出许多，并且利益相关者和参与到项目中的居民也非常多。
这项调查的结果表明了社会资金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Megysi，2012，2014）。它还说明了社会网络（Murdoch，2000，2006）和居间角色（Kovách and Knstóf，2009）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这些新现象导致了范·德·普勒格等人（Van der Ploeg et al.，2000）所描述的一种新型的农村发展模式的出现。通过在微观层面对发展项目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察觉到知识网络（Kelemen，Megyesi，and Kalamász，2008）、临时组织（Sjöblom and Godenhjelm，2009）和项目级别（Kovách and Kučerová，2006）的发展情况。
结论
过去数十年，农民家庭面临了强大的挑战。农村危机已经出现：经济衰退、结构变化、先是彻底而普遍的私有化，后是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的集中化，还有远高于城市社会和欧盟发达成员国的农村失业率。管理农村发展首要而且紧迫。农民们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经济问题是，农业生产进一步的技术现代化、土地产权和土地利用结构的进一步趋稳、在未来几年里防止兜售土地财产、未来对欧盟公民的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化与开放、寻找应对农业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方法，以及发展地方粮食生产。农村地区不均衡的发展显示出社会、经济和空间的极度分化，地区差异已经大大地增加。在这些（可以释放不同潜力且生成农村空间多样性的）地区发生的不单是分化。在能够进一步发展的人与缺少发展条件的人之间出现了“阶层差别”。农业在国家GDP中的作用在急剧地下降，从事农业人员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10%～15%降到了2008年的4%左右。小型农耕也有了衰退：个体经营单位的数量从1990年的150万个降到了2007年的61.8万个。从三类个体农场的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生计农场数量的降幅最大，其次是半自给农场，而纯商用农场的数量则有了增加。很显然，在过去的15年里，下降的趋势和变化的方向一直是一样的。一端是“职业化”、专业化和财产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从农耕退到了园艺或干脆放弃了耕种。这些就是有关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大势。
都市地区间的相互作用是农村社会近年来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的挑战。一些匈牙利的研究表明，有些城里人在附近的小城镇购买房屋但在城市工作。其他城里人则喜欢在离城市较近或稍远的农村度过越来越多的休闲时光（Csurgó，2013）。城里人的喜好和条件对农村的环境发展有着强烈的影响，例如，城里有较完备的基础设施。这种情况对农村地区来讲显然意味着压力。然而，这些互动对农村人口还是好处颇多。特别对农村企业家而言，强化与城市消费者的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不管怎样，农村居民也会受益于周边城市带来的机会和服务。他们可以依托城市，从而获得工作，接受专门的教育及分享文化娱乐（Overbeek and Terluin，2006）。城乡互动的协同效应已被证实。在住宅开发和旅游业方面，农村地区从城市这个邻居身上获益颇丰。同时，有着更多农村邻里的城市地区也有着较高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水平。城乡关系对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都有利，这也就意味着偏远的农村地区成为转型过程中的输家，面临着人口减少贫困增加和经济危机。
我们文章的最后部分表明，就宏观层面而言，在2004-2011年间，①私人投资对某一地区的经济表现发挥着主要的影响，②不管内部凝聚力怎样，发展政策支持的是竞争力的提升；而在微观层面上，③战略规划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一个密集的网络和他们间的信任关系可能会带来可持续的发展。案例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对（当地）合作的投资是值得的，因为它有助于他们寻找共同的目标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Megyesi，2012年）。匈牙利的农村发展同样具备范·德·普勒格等人（Van der Ploeg et al.，2000）和马斯登（Marsden，2006）及舒克史密斯（Shucksmith，2010）描述的西欧模式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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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霞 译）
（责任编辑：隋嘉滨）
[1] Grant numbers and/or funding information：National Research，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fice-NKFIH 108836：Integrative and Desintegrative Processes in the Hungarian Society.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Social Changes of New Emerging Market Economyin Hungary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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