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与核风险相关的理论及已有研究评述

一 关于核风险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不同学科视角的思考

1．社会学背景下的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在其一系列讨论“风险社会”与“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文献中反复强调现代风险与人类社会以往所面临的风险的区别（Beck, 1992, 1998, 2008）。这个对于“现代风险之特殊性”的界定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理论依据。《风险社会》德语版出版后的半年内，震惊全球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发生了。当时，核电技术可谓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代表。切尔诺贝利事故似乎用事实证明了“风险社会”的来临。一时间理论界引发了关于风险社会的讨论热潮。欧洲各国在该事故后面临着长期的核污染影响，以及广泛的社会恐慌及大众担忧。西方学术界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环境社会风险的研究也随之被推向高潮。从贝克（1992）的风险社会理论来看，核风险的特殊性使其备受关注并且引起广泛担忧，而核风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核能是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一旦核设施发生事故，将给人类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带来无法逆转的伤害。其次，核风险是一种人类没有历史经验的风险，即使是最为权威的科学技术专家也无法预测核事故的后果。即便不发生爆炸或严重的泄漏事故，核设施对于生活在其周边的居民是否造成健康危害也难以界定和查明。例如，在英国有核电站周边的居民认为核辐射是周边儿童癌症高发的原因，但是现有的科学技术研究都无法证明癌症高发与核辐射的相关性。由于缺乏经验和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对核风险进行定义，人类仿佛小白鼠般被置于核风险的亲身试验中，因此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无力。再次，处于社会上层的掌握一定科学知识或者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高的人更容易意识到核风险并产生担忧，而受教育水平较低或不掌握专业知识的普通大众并不容易对核风险产生担忧。高社会阶层或高收入人群可以通过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规避许多生活中常见的风险，但是核风险无法规避，并且更令掌握知识和有财富、地位的人感到担忧，而这部分人又更有能力把对风险的担忧提上公共议程。贝克（1992）强调：以核风险为代表的现代化社会的科学技术风险将要把人类社会推向新的纪元。风险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人类社会从此由担忧物质上的稀缺转为担忧科学技术风险。因此，从贝克的风险社会与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进路来看，大众对核风险的担忧以及对核项目的反对可以作如下解释。首先，核能是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而核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它被大众所担忧的结果。其次，现代社会发展是有自反性的，也就是说新的知识的产生总是不断地推翻旧的知识，在科学的领域中更是如此。一部分人由于掌握了更多的知识而质疑核能的安全性，这种知识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使核风险被社会建构，因此引发了大众的广泛担忧。最后，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核事故使大众的担忧变成了事实，而所谓的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却在事故前束手无策。因此大众不会再简单地相信专家，他们更加有选择性和小心地投放自己的信任。贝克（1992）在其关于自反性现代性的论述中指出，大众对于高科技产品风险的批判性参与会造成一种亚政治（Sub-politics）的后果。对于贝克来说，自反性现代性结合了与权力有关的特征，把一系列的社会部门及政治机构看作允许各种行动者积极参与谈判的关系（Welsh, 2000）。以阶级、种族和性别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矛盾进一步被以新闻、全球风险为核心的矛盾代替。贝克认为风险展现了一种平均效应。每一个人都为风险的全球性后果而担忧，富有的人和掌权的人也不能逃离这种新型的灾难和危险，例如全球变暖和核战争。在这种普世化的思维方式下，贝克认为在新的时代政治权力和统治只能脱去华丽的外衣适应新的全球形势。这就是贝克讨论的亚政治。在个别极端例子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亚政治的存在。其中核电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从全球角度来看，确实有一定数量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受核风险的全球化影响以及国内大众的强烈反对而放弃发展核电。个人和各种社会团体似乎正如贝克所形容的那样获得了参与决策和磋商的机会，并且影响着政策制定。但是当我们深入地讨论贝克所谓的亚政治实现所选择的途径时，问题就产生了。首先，亚政治的产生需要对现有知识进行反思。贝克认为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每个人均能获得并对现代科学进行反思的知识存在。而事实上任何一种知识的传播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并没有一种全球统一的新科学知识可以让人们均等地、毫无壁垒地获得。其次，贝克认为媒体对某些现代科技引发的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是大众形成新科学知识的基础。这一传播过程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对环境及科技类风险的信息非常敏感并能理解其科学原理的中产阶级；第二，媒体在长期的宣传中获得的公共空间。但是威尔士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培养起来的媒体如何起到引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作用？（Welsh, 2000）贝克把推动全球风险相关议题寄托于传媒事业中有能力的编辑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就拿核电的例子来说，贝克高估了推动反核运动的专家对媒体编辑的影响力。媒体的报道往往并不会涉及过多的科学知识的内容，而更愿意讨论与伦理、社会影响和文化冲击相关的议题。简单来说，在报道科学技术的恶果的新闻中，媒体能起到引起大众的注意进而塑造风险认知的作用，但并不一定能传播知识。贝克关于风险的理论在备受关注的同时遭到了许多社会学者的批判和挑战。埃利奥特认为贝克过分强调了科学技术风险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必然性（Elliott, 2002）。汉尼根指出贝克关于以核风险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风险的论述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他在风险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由社会建构而来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他一方面把世界描绘成充满风险却可能是大毁灭式的风险，另一方面把这类风险看成是‘尤为取决于社会定义和建构’的。”（汉尼根，2009）

贝克在最新的著作World at Risk中对受到的批判做了一定的澄清。他强调风险社会是为了指出现代化的成功给现代社会带来的问题。现代风险的出现使现代社会的机构设置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将成为一个大众为现代化发展成果所带来的可能的危险而担忧的世界。贝克在新作中进一步强调了风险与灾难的区别，他指出，“风险并不是灾难的同义词，风险意味着对灾难的预期”（Beck,2008）。贝克认为风险的真实存在性和它的社会建构性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客观的风险是对于风险的不同文化背景的认知的产物。不同的人对于风险的不同认知像镜子一般照出我们对不同风险的恐惧与担忧。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贝克认为风险的社会建构性和风险的客观存在性是互为因果的。在这个因果关系中，风险的社会建构性是“因”，而其客观存在性是“果”。正是由于大众对风险的认知和建构才使现代社会的风险成为事实。

2．社会心理学背景下的“风险社会放大”

与风险社会理论相比，“风险的社会放大”不能称为一个理论，而是一个集合了多种概念的风险研究框架。该框架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些被专业人士或机构评估为风险相对较低的灾害和事件可以借由社会传播过程变成特别受关注的事件，甚至成为政治活动的重心，而另一些在专业评估体系中危害更严重的事件却不受社会大众的关注（皮金、卡斯帕森、斯洛维奇，2010）。作为该框架中的重要概念贡献者，斯洛维奇（Slovic）1987年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风险的认知》（“Perception of Risk”）的学术论文。该论文旨在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为了解和预测大众对灾难的态度提供依据；第二，推动非专家、技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对于风险信息的有效沟通。斯洛维奇旨在找出大众认知以核能与化学产品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产品的自然生态风险背后的复杂机制。他通过大量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发现，实际上大众对核技术并不熟悉，他们一般通过直觉（Intuition）判断核风险。他把大众的这种行为称为“风险认知”。普通大众对于灾难的经验来自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在技术方面，通常用风险评估来衡量灾难。因此，技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通过评估核设施的风险来决定发展计划。这就是非专家、技术专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关于核能发展的分歧所在：一方凭数据作出决策，另一方用直觉进行判断。一般情况下，通过科学计算和评估所得到的客观数据并不被普通大众所接受。核风险在“二战”时期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关注。美国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所引发的一系列关于道德的争论超过了“二战”中其他所有争论的总和。随后，核电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多起重大事故，以及媒体对事故的广泛宣传形塑了大众的核风险意识。斯洛维奇在对风险认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核电事故（例如美国三里岛核事故）对大众风险认知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事故造成的直接危害。事故对与该核电项目有关的政府部门和核工业企业造成的间接损失远大于直接损失。“不幸的事件就像石头被投入池塘中，水波向外扩散，首先波及直接受害者，然后是责任公司或政府部门，然后波及其他公司、部门和整个工业。”（Slovic, 1987）

而在西方社会人们对核风险这种“恐怖性”风险的担忧又远大于风险发生率更高的日常风险，例如交通事故。因为他们在判断这种风险的同时把风险和其他恐怖事件的特质（例如，潜在的毁灭性后果、对后代的危害等）联系在一起，这就使（人们直接判断的）风险与专家对风险的发生率的统计大相径庭。但是政策制定往往依据专家对风险发生率的统计数据，而并不是普通人的判断。斯洛维奇的研究发现，人们认为核武器和核能风险的恐怖性在于它是“不被看见的”“不可知的”“新的”“危害表现易被掩盖或延缓公布的”（Slovic, 1987）。

在斯洛维奇的研究指出了人们根据直觉判断核风险以后，雷恩继续通过心理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人们对核电的认知形成的过程。雷恩通过对39人的研究样本进行分组，测试影响他们通过直觉判断风险的主要因素（Renn, 1982）。研究发现，是否有自由选择权对于人们通过直觉判断风险产生最主要的影响。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更担心核风险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风险。显然，与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吸烟、使用何种交通工具相比较，在核问题上人们缺乏自由选择的机会。除了分组实验，雷恩还对随机抽取的样本进行调查。调查把人们对于核能、煤炭和太阳能的态度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是人们对于核能的态度最为负面。与核能相关的关键词中，只有两个正面的形容词：现代化的和科学的。调查显示，样本主观上不希望发展核能，但样本承认现实中需要发展核能。超过半数的样本认为到2000年核能将成为最重要的能源之一，但是只有20%的样本欢迎发展核能。通过心理学的分类，雷恩指出持五种不同社会政治态度对于核能的风险和利益的判断关系；对科学技术充满信心、生活态度保守的人认为核电的好处大于风险，有环境意识、对生活持非宿命论态度、期望更多参与的人认为核电的风险大于好处。因此从直觉的角度出发，反对核能是更自然的选择。但是大部分对现代化持消极态度的人并不会积极地反对发展核电。因为他们觉得反对也没有用，政府会想办法在没有公众参与的基础上推动核电发展。但是有很小一部分对科学以及政策制定者缺乏信心的中产阶级精英会把他们的负面看法转化为直接的反核行动。

因此在“风险的社会放大”的框架下，大众对核风险的担忧来自对核风险的直觉判断，而在核电站发生了灾难性的事故后，其风险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被“放大”（见图1-1）。因此引发了大众对于技术专家团体、核工业企业及政策制定者的不信任，从而使核能发展陷入困境。

3．社会人类学背景下的风险与文化

与贝克不同，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关于文化与风险的理论反复强调：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变得更加恐怖，只是人们相比以前来说更能意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环境风险（Douglas, M. A. and Wildavsky, A., 1982）。同时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尝试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会强调一些风险，而忽略另一些风险？他们认为这与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文化作为一种符号，体现了人类的价值观。道格拉斯特别批判心理学对于个体的风险认知研究。她认为：“对于认识力（Cognition）和选择的专业研究无法持续地创建关于社会影响力如何使某种风险受到重视的理论。”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的理论试图说明的是：大众对现代科学技术造成的环境风险的担忧和重视很少建立在科学证据或危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上，而是由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谁的声音占了主导地位决定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风险的公众感知和被接受程度是‘集体建构’的。而对科学技术的环境风险的社会建构来自一些特殊的社团群落对风险的认知。这些特殊群落由那些热爱全球环境保护的人士（环境平权论者）所组成。”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认为这些特殊群落本来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属于边缘文化群落。正是这种边缘文化群落中的平权论者对环境风险的强调和通过传媒的塑造，使这种边缘文化得以集中展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从而使大众产生了人类社会将步入风险社会的意识或者说是错觉。这与贝克和吉登斯主张的大众对现代科技的环境风险的担忧将成为社会主流的看法恰恰相反。汉尼根批评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把环境平权主义看作一种类似宗教的团体，制造了关于环境风险的担忧。拉什也批判道格拉斯对特殊社团群落的妖魔化。用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的主张来解释，大众对核风险的广泛担忧是建立在环境平权论者引起的大众对科学技术发展导致环境破坏风险的担忧基础上的。这是由于关于环境风险的文化意识产生后，核能的风险才会被强调和重视。

4．环境社会学视角下的权力与风险的社会建构

汉尼根（2009）在环境社会学的学科领域中讨论了风险建构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利用雷恩的“社会竞技场”概念讨论了风险建构过程中不同的行动者的权力如何影响他们对风险进行定义。“虽然说风险建构的一些要素出现在公共范畴以外，但竞技场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由专业化的专家共同体所提倡的：科学家、工程师、律师、医师、公司经理、政治家等（赫尔戈特纳，1992）。这些技术专家是主要的社会建构者。他们设定的议程中，公众的直接参与往往只出现在最后阶段。”（汉尼根，2009）

汉尼根认为，在风险的社会竞技场里，定义风险是否可被接受的过程，取决于几个或多个组织的谈判。而在谈判的过程中权力才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专家由于掌握专业知识获得权力，对科学技术产品提供客观及理性的评估。大众会被教育去接受专家的客观评估，而不再由于非理性恐惧而过分担忧核能、生物工程的风险。汉尼根还指出，在由风险的制造者（工业企业）和风险的仲裁者（政府）联合召开的听证会上，更能看到权力的差异。首先，风险的制造者在听证会上提供大量的所谓技术信息。而当居民无法理解这些信息时，则被认为是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而无法在听证会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会的专家会树立一种中立而专业的形象。而官员和专家的话语都是“技术性的、模棱两可而需要深入考虑的”（Kamenstein, 1988）。这种交流对话的方式正是为了避免居民与专家和官员就风险问题展开进一步的实质性讨论。因此可以说政府官员及专家运用权力控制会议，公众并不能在会上发表自己的主张，也不能依据自身的实际经验定义科学技术产品的风险。

5．小结

以上四个不同的学科视角都是在社会建构的理论范式下讨论核风险如何被大众认知并在认知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由于前三个学科视角均承认风险的真实存在性，所以它们都属于弱建构论的范畴。然而这三个学科视角在说明核风险如何引起大众担忧的问题上立场有别却互为补充。贝克和吉登斯都尝试把以核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风险作为一种新的、更令人类社会担忧和更值得关注的风险引入到有关社会秩序的讨论中来。他们认为，未来风险社会中，这种风险将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风险社会理论的这一理论核心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广泛质疑，包括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在内的许多学者均指出现代社会并不像贝克和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面临更多新型的风险，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各种来自自然和社会的风险从未间断地出现，现代社会并不像贝克和吉登斯认为的那样以风险作为社会运行的核心矛盾。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的理论尝试把文化作为决定何种风险会在社会中被强调和担忧的核心依据。道格拉斯认为社会心理学对个体如何认知风险的研究无法说明大众为何选择担忧某一种风险。依据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的主张，环保平权主义者对环境风险的强调使其成为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大众会去关注和担忧核能对自然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然而，虽然风险社会理论并没有讨论风险认知问题，而风险与文化理论实际上批判了对于个体的风险认知研究，但在实际运用中，当讨论某一个现实存在的风险如何被社会建构的问题时，风险认知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被提及和利用。斯洛维奇对于风险认知的研究恰恰印证了贝克和吉登斯关于核风险是不可知的新型风险的主张。而汉尼根关于风险建构与权力关系的分析属于强建构论。该理论视角强调权力分配如何直接决定定义风险的能力，而并不重视风险如何被认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