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钱眼开与自由演说

2001年8月5日，星期日，晴

这回可真是“见钱眼开”，本准备参观希腊和罗马馆，顺道走进了汇丰银行的钱币展厅。说好是走过场，没想到竟一发而不可收，整整逗留了一个上午。而且，如果不是饥肠辘辘，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舍得离开。

大概对钱感兴趣的人不少，加上展厅不大，因而略显拥挤。好在别人转一圈就走了，没像我们观察得那么仔细。如此“钻进钱眼里”，既非过屠门而大嚼，也不是钱币收藏家，而是旁枝逸出，读出另外一种味道。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创造物，钱币兼有经济史与文化史双重意义。前者非我所长，后者则让我大感兴趣。

第一次近距离观赏如此众多的古钱币，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为何中国人的钱币设计与众不同？别的国家的古钱币以图像为主，而我们的古钱币则突出文字。不管是写实的人像，还是抽象的图案，各种或精美或笨拙的外国古币上，文字只起说明作用。只有中国人的古钱上，文字占绝对优势，图像则可有可无。记得创办《申报》和《点石斋画报》的英国人美查，曾批评中国人过于迷信文字，而相对忽略了图像传播知识的功能。此等解释，用在这里似乎并不合适。最大的可能性是，基于汉字本身特性的书法，其结构与韵律，足以代替图像，而具审美的功用。

中国钱币史上，钱文书法，篆、隶、行、楷各体皆备，而且不乏精彩之作。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开元通宝”，雍容端庄，因传世量大，故见识者多；眼前这枚大铁钱上的“大观通宝”四字，刚健挺拔，不用说，准是出自宋徽宗之手。宋代皇帝中，喜欢题写钱文的，不仅仅是以“瘦金体”名世的宋徽宗，还包括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等。一旦书法成了国人普遍认可的特殊技艺，连皇上都喜欢露一手，其荣登钱币，集大雅与大俗于一身，大摇大摆地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便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徘徊于钱币展厅，另一个“自以为是”的发现，是中国古钱币的外圆内方，必定带有象征意味。各国古币大都呈圆形，偶尔也有不规则者，但全部实心，未见像中国人那样多事，故意凿出一个方洞来的。古代中国人别具一格的设计，我想不会是为了节约用材，最大的可能性是对应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或者外圆内方的人格理想。只知道从秦到清，主要通行方孔的铜质圆钱，未考最初的设计理念，因而，关于古钱币与中国人宇宙观、人格理想的互动，均属“大胆假设”，只好暂且按下不表。

让我大感兴趣的，还有1905年北京造币厂制作的铜钱树。比起四川出土的婀娜多姿的摇钱树，近世京城里官家的制作，实在缺乏想象力。除了作为支撑的主干，中间两排各20个串联起来的“光绪重宝”，两旁各一串，稍短一点，数数也有19个。如果说这就是百年前的“装置艺术”，未免粗糙了些。好在旁边还搁着一把铜钱制作的剑，提醒我们，如此设计，很可能另有用途。

回家翻阅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香港：1973年作者自刊本），居然在第20页找到了答案。陈书说到家里有四口藏字画和铜钱的大木箱子：

 

第四箱是用康熙铜钱串成一把一把的剑，剑的长度五尺，每一把剑是一千个康熙铜钱扎成的，所以十分沉重。每搬一个箱子要四个人合作才能移动，这都是从前防偷窃避盗劫之法。

 

陈氏主要以医学名家，文史非其所长，故回忆文章颇多可议处。但此处关于铜钱扎成剑以防盗窃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好不容易碰上如此天晴气朗且又有闲情逸致的周日，午饭后，赶往大名鼎鼎的海德公园。那里的自由演讲乃伦敦一景，不可不看。凌叔华写于1958年的《谈看戏及伦敦最近上演的名剧》（《凌叔华、陈西滢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从戏剧而不是政治的角度来解读海德公园的演讲，倒也别具一格：

 

在星期天下午，我们往往可以在海德公园的广场上，自由自在的听那站在肥皂木箱上的人演说，他有时大骂现任政府，讥讽议会及皇室，警察站在一边倒替听众维持秩序，保护演说者。因为国家有了这种鲜明的保障，思想自由的表示，故英国近百年来产生不少文学思想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极大，这也是久为世所公认的事实。（52页）

 

平日里，这种乱哄哄的演说确实没什么影响；可到了关键时刻，此举却能显示巨大的政治意义。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第五章“大宪章·自由主义”中，专门谈论“英国人对于平等的观念固很淡薄，但对于自由的争取和卫护，则千百年来，念兹在兹，永矢勿忘”（80页）。说到英国人的言论及结社自由，储安平特别介绍了1940年春间发生在伦敦的“标语案”。其时希特勒的战车正碾过荷兰与比利时，“闪电战”随时可能降临英伦三岛。而“和平志愿联合会”印发和张贴反战标语，扰乱政府的备战措施；警察厅于是以违犯国防条例为由，起诉该联合会的主席等六人。经激烈辩论，法官判被告无罪，理由是：此种见解虽违反多数人的意见，但这是一个自由国家，我们打仗流血正是为了保持她的自由，不能因系战争年代情势紧张而改变传统的原则以及法律的尊严（95—98页）。储安平撰文至此，肯定是感慨万端；而自家日后的悲惨遭遇，更是证明中英两国的政治生态及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差异。

周日的下午，阳光和煦，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海德公园演讲角，自然形成了十几个演说圈，主讲者有黑人，有白人，可就是未见亚裔。有插着小旗帜，上面写明演说宗旨者；也有印好演说大纲，随时散发的。站在自带的小椅子上，声嘶力竭地呐喊（大概有不准使用扩音设备的规定），演说者其实很辛苦。可听众一点也不领情，随时打断，直接插问，稍不入耳，扭头就走。听众多者数十人，少的不过三五个。“众声喧哗”的结果，想必是谁都可以说，谁也不太当真。可你要这么想，那你就错了—不管人多人少，演说者照样非常投入。

有一老先生，七十多了，还到这里来老骥伏枥。他戴着黑框眼镜，手拿大烟斗，摆开阵势，可就是没有听众。看我们犹豫不前，似乎对他缺乏信心，老者竟连唱带扭，拼命吸引我们的目光。真怕他站不稳，一不小心摔下来。同行的Y君走上前，问他准备讲什么题目。老头儿精气神十足地说，他可以讲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就看我们需要什么。Y君转述刚才另一位传道者的意见：“政治家全都靠不住，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自私自利，只有宗教能给人类以精神上的指引……”老头儿马上接过话头，说：“我也是有信仰的人，可不能同意那位先生的看法。这个问题，得从人性的角度立说。关于人性是善是恶，历来众说纷纭。我以为，人生下来就有差异，但非善非恶……”话没说完，一对印度血统的夫妇凑上来，问：“您讲什么主题？”“关于政治，或者说哲学。”老头儿很有信心，继续发挥他的高论。没想到来者不善，才听了几句，当即插嘴：你说得不对，依我看应该如何如何。老头儿盯着你手舞足蹈时，实在不忍心撒手而去。这下好了，人家棋逢敌手，我们赶忙全身而退。

事后想想，教了几十年书，出席过无数学术会议，站讲台，做演说，多少还是有点把握。但面对海德公园这样的场景，我肯定无能为力。看来，这不只需要学识和技巧，更得有精神与信仰。

夜读“走向世界”丛书所收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和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载泽等人这回的出国考察，可谓兢兢业业。到达伦敦的第二天，接见留学生；第三天，会晤李提摩太；第四天起，连续听政法学堂教员埃喜来讲课—自三权分立与君主之权限讲起，先政治体制，后各部规程，接下来是地方自治纲领、议院的组成、办理学务情形等，从初三一直听到十四日，真够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大员们累的。当然，负责记录整理的，是伍光建等随员；但大员们起码必须在场，做认真倾听状。显然，英国人对这次高级别的访问寄予很大希望，于是努力推销其政治体制；而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赠予名誉博士学位，也可见学界的重视。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记载详细，但没有多少议论；戴鸿慈不一样，多有按语和发挥，如参观下议院后有云：

 

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衷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出使九国日记》378—379页）

 

考察归来，由载泽领衔的《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对“滥觞于英伦，踵行于法、美”的以宪法治理国家大加赞赏：

 

观于今日，国无强弱，无大小，先后一揆，全出宪法一途，天下大计，居可知矣。

 

可作为世界潮流的“立宪”若真的推行，并非对谁都有利。奏折说得很妙：

 

且夫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而独不便于庶官者也。（《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10-1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其时清廷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立宪”乃一剂猛（良）药，也是老大帝国谋求自我革新的最后希望。可惜上既无坚决推行的决心，下更因担心立宪而失权，在一片争吵声中，一拖再拖，坐失良机，暴力革命终于成为推翻清廷的唯一手段。阅读这段历史，起码可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政权，推行“独不便于庶官”的自我改革，不说是与虎谋皮，也是如行蜀道之难。

 

附记：

 

学界一般认为，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博物馆，最早的，当推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韩伯禄1868年创建于上海的震旦博物馆，接下来是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华北分会1874年创办的上海博物院，再接着才是1904年英国浸礼会在济南创办的济南广智院和法国传教士在天津筹办的华北博物院（参见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第三章第五节“外国在中国开办的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马继贤著《博物馆学通论》第二章第四节“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博物馆的情形”，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所谓晚清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博物馆，说来说去，都是以上这四座。

偶然在《万国公报》上翻检到一则短文，使我相信，以上历史叙述必须修正。第八年362卷（1875年11月13日）的《万国公报》，转录《申报》上的《创设博物院》，同时刊发主编林乐知的《书申报创设博物院后》：

上海博物院，各国西商公设也。而北京则先有行之者矣，其名曰万兽院，系大主教中神甫所创设也。搜罗直隶、蒙古、满洲以及山西、陕西并泰西各处奇禽异兽，大而狮子，小而燕雀，无一不备，即螳螂蚱蜢等物，亦列其中。死者如生，枯者转荣，居然有活泼泼之机焉。其院设于皇宫西首大主教堂中，另备一屋，以为摆列。各物之所，隔以玻璃，纤尘不染，而他物不得搀入。博雅君子，俱乐观也。本馆主数年前游历京师，便到院中赏玩一次，叹观止矣。近来徐家汇天主教神甫亦遍觅江苏省内之珍禽异兽、大小飞虫，以及水族等物。仿此而行，即他省有愿送来者，亦准收列。本馆主前往观之，尚未齐备，想不日可完全矣。

 

自称“美国进士”的林乐知（Young J. Allen,1836—1907），见多识广，博学深思，既曾亲自前往考察，当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只是这北京的“万兽院”，到底创建于哪一年，还必须做进一步的考辨。不过，一“叹观止矣”，一“尚未齐备”，抑扬之间，林进士明显推崇被今日学界遗忘的北京“万兽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