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意义

从农民工群体发展经历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关键性节点：其一，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其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三，2004年“民工荒”现象在全国的出现。以这些标志性的政策或事件为关键节点，可以将农民工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1年，农民工的初步发展阶段；1992—1996年，农民工的快速发展阶段；1997—2003年，农民工的缓慢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农民工的公平发展阶段。^[2]时至今日，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群体。这些特征使得这个群体更加“引人注目”。

（一）农民工群体的三个特点

农民工群体是一个特殊群体。其特殊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3]：

其一，规模庞大。自农民工出现开始，群体数量不断攀升。时至2010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201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2012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而且，规模还有逐年扩大趋势，2010年比上年增长5.4%，2011年比上年增长4.4%，2012年比上年增长3.9%。^[4]

其二，流动性强。自“洗脚上田”之后，农民工开始了远近距离不等的流动。近年来，尽管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即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活动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农民工群体当中的多数仍然在进行着跨省、跨市的远距离流动。2010年，外出农民工15335万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有3071万人），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3.3%之多；2011年，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有3279万人），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2.8%；2012年，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2.2%。^[5]

其三，地位失调。地位失调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第一，法律法规赋予的文本地位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官方文本认为农民工群体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新型劳动大军”、“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往往被认为是“被人看不起”的“只能干脏活累活的苦力”。第二，现实角色内部也存在巨大反差。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这一群体是一个占有一定城市资源的群体，是农村的“精英”；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这一群体又是一个仅仅占有十分有限城市资源的群体，是城市的“底层”。

相比十年之前，这两种类型的失调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切实和彻底的解决。现阶段又出现了第三种失调，即部分农民工新生代自我定位与非自我定位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因为长时间居住在城市并且已经习惯城市生活，部分农民工新生代将自己定位为“城里人”，但是，现行户籍制度以及相关政策（或者加上身边“真正的”城里人）仍然会不时“严肃地提醒”这部分年轻人：你们仍然还是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和共享城市资源的“农村人”。

（二）农民工群体问题关涉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大局

地位失调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地位失调可能诱致角色冲突。角色冲突包括两种类型：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内冲突。其中，前者指的是一个人所担任的不同角色之间发生的冲突；后者指的是同一个角色，由于社会上人们对于他的期望与要求的不一致，或者角色承担者对这个角色的理解的不一致，而在角色承担者内心产生的一种矛盾与冲突。角色冲突问题解决不好可能造成心理张力的积累，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则可能生变而“爆发”。经验观察表明，在不少农民工身上都可以找到两种类型的冲突的痕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因为农民工群体具有规模庞大、流动性强的特点，这个问题更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为什么？

包括古斯塔夫·勒庞的研究成果在内的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和观察表明，一个群体的内部成员之间情绪和行为是可以互相感染的，情绪和行为的感染会使一定的情绪和行动彼此相传，由一个体传染到另一个体，最后形成特定的群体心理。一旦群体心理形成，个体会不自觉地背弃既有行为常模，失去理智控制，听命于本能冲动的支配，而隐姓匿名境况下，冲动更加突出从而加剧动乱的程度。换言之：“群体人易因情绪传染而从众”，“群体人易因接受暗示而从众”，“群体是自我人格消失的野蛮人”。^[6]

古斯塔夫·勒庞可能过于悲观，但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一旦形成某种共同心理，确实是件棘手的事情。而且，高频次的流动势必加剧情绪和行为的传染。简言之，地位失调、角色冲突可能导致心理紧张，心理张力累积可能爆发而演变成实际行动，而庞大的规模和高度的流动则可能使失调、紧张和冲突发生聚变，从而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大、升级和复杂化。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三个特点之间在理论上存在相互作用和加强的关系，而各地不时发生的涉农民工群体事件用铁的事实不时表达着这一逻辑链条。

因此，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直接关系城市的“脏乱差”活计有没有人干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直接关系社会是否稳定乃至影响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大局的问题。如果引导好、“改造”好、运用好这一群体，这股力量就会切实成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依靠力量，否则，这股力量可能成为一股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强大对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