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与中国近代的其他历史运动相比，毫无疑问五四运动更广泛受知识界的眷顾和关注。或者说得过分，知识界对五四运动有近乎宗教性质的顶礼膜拜。“五四运动”这个广义上包括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运动，对知识界何以有如许魅力，是不难明白的。五四爱国运动的主导力量是知识界；新文化运动更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五四运动既然是以知识界为主导和主体力量的历史运动，知识界对这个运动容易产生亲近感是自然的。审视过去的百多年，还没有其他的历史运动如同五四运动一样，知识界能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和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这更造成了五四运动在知识界有着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是，何以在百多年的各种历史运动中，唯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能起着如此巨大的历史作用？

首先，让我们从近代中国人的改革目标的认识过程去理解。

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力逼拶日甚，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出现了多次的革新运动。虽则这些不同阶段的革新运动由于受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制约，而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和局限性，换句话说，运动的推动者由于对造成中国困局的总体因素缺乏充分的认识，导致改革目标的不够完整。但是总的来说，这些运动的发展是一步步走向深化。如同洋务运动的追求船坚炮利，是以器物层次为改革目标。维新运动的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为改良目标。辛亥革命的推翻清王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的革新目标，一个又比一个深化，事后做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差。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在思想观念上做彻底改造的觉悟，才触及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说得清楚点，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历次挫折的反思，中国人对困境的造成，才算有彻底和充分的认识。而首先有此认识且承担起这种最后觉悟的文化改造责任的是知识分子。

这里要附带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只有到此地步，中国人对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彻底的认识。他们这一代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毋庸讳言到今日尚未达成，因而五四时期所标示的改革课题仍具有生命力。可以断言，在此后的中国，只要知识分子仍旧被视为或自视为推动历史的先驱力量，相信五四运动于知识界仍然有历久常新的魅力。不过笔者却认为，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知识界发挥了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只能是20世纪初头的30年间，这期间也正是由传统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识分子转化成功的第一代的形成和成长的时期。

其次，除了近代中国革新运动愈步趋深入，以至到五四时期而有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的历史进程外，我们不能忽略与这个历史进程相凑泊的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的历史条件。拙稿下面则试图从新文化运动溯源做条理去展示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一般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肇始，是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1917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结集，遂使运动得以风靡全国。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发展的源流，学术界多远祧维新运动而反置紧接五四运动的辛亥革命于不论。维新运动虽出现于前，辛亥革命运动出现于后，然则两个运动之勃兴前后相距不过数年，而且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间，是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并峙的局面，且愈到后期，革命运动愈成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发展上与之前两个运动的承传关系成了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根据拙稿下面史实的疏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反传统思想、白话文的倡导、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等等，都可在晚清追溯到其渊源，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之前的辛亥革命运动在革新思想上更有一脉相承的条理。即使在人事的谱系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原先则属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系统。不仅如此，如果从广阔的视野，打破过往以历史事件做理所当然的分期的局限，对历史的理解会有一不同的面貌。

简单地说，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的前两个10年即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是中国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成长期。这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一经形成，立刻跃登历史舞台，成为这20年间的主要革新力量。这20年在历史运动上说，正贯穿了晚清的辛亥革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和主导力量正是这新兴的近代知识分子。这辈新兴的近代知识分子如何形成，其历史性格又如何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这是拙稿所专注的课题。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本身的论述，本稿则言之甚少，要待另一专著去讨论了。

末尾尚要赘言的，五四运动既如此的重要，知识界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海市蜃楼式的幻象，而应有确切和较深入的了解。何况，在学术思想界，无论是整体探讨传统中国文化思想，还是综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五四运动每每成为论述的基点。要检验和判殊这种种论述的切当与否，审视其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和认识程度成了其中的关键。

最后要交代一下的，拙著中部分内容和观点曾以论文形式予以发表。本书的写成，香港大学赵令扬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唐振常教授等曾予以指导，表示谢意。另外，对关心我的学术生命的朋友，在此表示铭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