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戏剧学科发展报告

2016年德国戏剧学学科发展报告

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魏梅

内容摘要：自从20世纪80年代受后现代世界观的影响，多学科跨界概念开始在德国戏剧学研究领域中被倡导，戏剧学更多地被作为文化学的一部分来理解。人类学、民族学是较早与戏剧学进行跨界研究的学科。随着电子图像媒体和戏剧的一体化，戏剧学领域不断在扩大，舞台上戏剧与其他媒体关系的讨论也逐渐加强，电影学和媒体学作为重要科目渐渐被纳入戏剧学系。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德国戏剧学科热点研究课题和理论研究趋势，希望能为我国戏剧学科基础理论建设提供参照。

关键词：戏剧学；德国；后现代；跨文化；多样化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世界观的影响，多学科跨界概念开始在德国戏剧学研究领域被倡导，戏剧学更多地被作为文化学的一部分来理解。人类学、民族学是较早与戏剧学进行跨界研究的学科。20世纪末开始，随着“后戏剧剧场”、“交织表演文化”等概念的推广，人们开始认识到，戏剧并不只是在舞台剧本故事里发生，戏剧和戏剧性（Theateralität）的角色扮演在整个文化及社会政治领域都可以被研究。同时，由全球化带来的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使戏剧表演也越来越具有交叉性和多样性，因此跨学科性和跨文化性是当前戏剧表演创新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戏剧学的诞生及在德语区的发展概况

德国戏剧学作为备受国际戏剧界瞩目的戏剧研究理论参照，它学科性的研究体系从建立到被国际认可，还不到一个世纪，可以说，戏剧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通常认为麦克斯·赫尔曼（Max Herrmann, 1865—1942）是直接促成戏剧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人。因为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戏剧学才得以从日耳曼文学系中脱离出来，并于1923年11月10日在柏林大学（今柏林洪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戏剧学系。

事实上在戏剧学科独立之前，戏剧史方面的研究已呈上升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有关戏剧史的课程开始出现在一些大学的日耳曼文学系课堂上。早在1846年，德国作家孟德特（Theodor Mundt, 1808—1861）曾在柏林大学举办过有关戏剧历史及理论的讲座。他所著的《戏剧构作：戏剧艺术的理论和历史》（Dramaturgie: ode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dramatischen Kunst）于1848年在柏林出版。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因为赫尔曼的努力，有关戏剧史方面的课程在柏林大学日耳曼文学系中逐渐成为长期固定的选修课。1902年赫尔曼和一些作家、记者、戏剧爱好者共同在柏林建立了“戏剧史协会”（Gesellschaft für Theatergeschichte e.V.），它的《戏剧史文集社》（Schriff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Theatergeschichte）系列出版物直到今天还活跃在公众的视野里。1914年赫尔曼的重要著作《中世纪至文艺复兴的德国戏剧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Theater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Renaissance）在柏林出版，书中提到戏剧作为一门空间艺术，首要的是对演出空间和它的使用方法的认识；同时指出，对戏剧文本与剧场历史的研究方法需要区别开来。至今这本书都被看作是德国第一本戏剧学的权威著作。1919年他曾针对戏剧学系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向柏林大学提出了上书。毋庸置疑，赫尔曼是直接促成戏剧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首要代表人物。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赫尔曼积极为戏剧学科建设努力的同时，慕尼黑的阿图尔·库奇尔（Artur Kutscher, 1878—1960）和科隆的卡尔·尼森（Carl Niessen, 1890—1969）也同样在尽力推动戏剧学科的建设。库奇尔于1907年在柏林大学文学系博士毕业，之后继续攻读大学任教资格，并于同年取得慕尼黑大学的私人讲师职位。自此他开始在南德积极建设戏剧学科。一年后他设立了库奇尔研讨课（Kutscher-Seminar），并提出戏剧研究不应是对文学的记录，而是对戏剧表演的感知。1909年他在慕尼黑大学开设了戏剧学这一新的课程。1910年开始组织学生们进行学术参观的课外课，带领学生们首先对南德剧院然后扩展到对整个欧洲剧院进行实地考察。除此之外他还在慕尼黑的施瓦宾格地区（Schwabinger Lokalen）举行库奇尔朋友圈的作家之夜活动。在他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库奇尔影响了许多作家和哲学家，其中有我们都熟悉的著名的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和剧院经理人及导演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 1893—1966）。1921/1922冬季学期开始，科隆大学的教师尼森也投入戏剧学教学之中，并且在1929年得到了德国的第一个戏剧学教授职位。虽然赫尔曼、库奇尔和尼森都是从文学专业取得了在大学授课的资格，但不可否认，戏剧学最终脱离文学成为独立的大学学科与他们三个人共同努力有着密切联系。

在高校之外，1920年赫尔曼的学生布乌诺·萨托里－奈尔曼（Bruno Satori-Neumann, 1886—1943）联合活跃在柏林的奥地利戏剧电影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 1873—1943）和德国诺贝尔文学奖（1912）得主及自然主义戏剧重要代表人物盖尔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一起创办了个名为“柏林大学戏剧学系之友及支持者协会”（Gesellschaft der Freunde und Förderer des Theaterwissenschaftlichen Instituts an der Universität Berlin）的杂志。1926年第二个戏剧学研究机构“戏剧学研究所”继柏林大学戏剧学系成立之后，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被建立。再往南，1943年奥地利维也纳也成立了戏剧学研究中心。在柏林、科隆、慕尼黑和维也纳相继建立戏剧学系之后，70年代德国迎来大学中的第二次戏剧学系建立高峰，1975年拜罗伊特成立了主要以研究音乐剧为方向的戏剧学系，1982年吉森建立了以实践为导向的应用戏剧学系，后来，波鸿、法兰克福、拜恩和莱比锡都相继成立了戏剧学系。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中的戏剧学专业主要偏向于戏剧理论方面的研究，教学一般不是为具体的行业所设置；而艺术表演的实践传授则安排在专业的戏剧表演学院，课程设置也给出了明确的职业道路方向，如导演、演员、舞台设计、戏剧顾问、编剧等。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吉森的应用戏剧学系。它是德语区第一个把戏剧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并以应用为目的的新型戏剧学科。汉斯－蒂斯·雷曼（Hans-Thies Lehmenn, 1944）曾负责该系的学科建设及理论研究的工作，主张通过舞台排练去寻求新的戏剧形式。这种独占了德语区城市剧院的新的戏剧形式对戏剧制作与戏剧的定义提出了质疑。

目前德语区共有12所大学提供超过二十个戏剧专业科目的课程。其中单纯用“戏剧学”作为专业课程名称的有5所高校，慕尼黑大学、波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都把戏剧学作为唯一专业科目。（见下表）

从上面各校的专业科目设置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各校的戏剧学系的学科设置均有自己的侧重点。此外，还有不少大学把戏剧学与传媒学、电影学以及舞蹈学结合在一起，这显然与当前电子图像媒体和戏剧的一体化发展趋势、戏剧表演不再只是局限于剧本之上等新的戏剧理论的推出和发展有直接关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戏剧学作为专门研究表演的学科，它的发展和时代性及社会性息息相关。

二、当前备受关注的德国戏剧学理论

由于受后现代世界观及全球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开始，戏剧的表演、剧场空间及观演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小的变革。特别是在国际间文化合作往来频繁的今天，各国艺术家在相互理解和吸取不同戏剧文化的同时，开始进行思考、实践和对不同戏剧传统进行互动，由此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戏剧形式。对此，戏剧理论研究领域也做出了相应的跟进，并于1988年举办了第一次“跨文化戏剧”的国际会议。作为较早涉足跨文化戏剧研究领域的德国学者，当代著名戏剧学家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 1943）参与了此次会议。自这次会议以来，她发表了很多专门讨论跨文化戏剧有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她在戏剧表演的跨文化性方面研究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还把德国推到了此课题研究的世界领先地位。2008年联邦德国教育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在柏林自由大学建了以她为首的，以“交织表演文化”课题项目命名的国际研究中心。

费舍尔－李希特在研究东西方表演文化的交叉中，中国戏剧一直是她的重点研究对象。相反，她在戏剧学理论方面的观点及研究成果也对我国戏剧学科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10月23日我国南京大学举办的“跨文化戏剧：东方与西方”的国际会议请来了费舍尔－李希特。针对跨文化戏剧问题，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何成洲对她进行了采访。在谈论到20世纪初期东西方戏剧交流情况时，费舍尔－李希特认为：

这一时期的东西方戏剧间的接触并不是出于对‘他者’文化的兴趣，也不是为了实现与外界交流，或者让观众走进来熟悉‘他者’的戏剧传统……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他者’戏剧传统加以借鉴和挪用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解决各自文化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回顾此时期的中西戏剧交流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中国间接从日本了解了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戏剧表演方式的西方戏剧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而后自发进行的戏剧的现代性改革；同时，1935年梅兰芳去苏联（俄罗斯）交流演出，给对西方戏剧不满的戏剧家们带去重新戏剧化的灵感，使他们从中吸纳了不少优秀的中华戏剧传统艺术成分，从而推动了西方戏剧观念的革新进程。这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解决各自戏剧发展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不过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推进，越来越频繁的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各国文化的交融现象，东西方艺术家们在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过程中，不再是简单嫁接、挪用他者艺术，而是在“他者”和“自己”之间进行思考和再加工。而费舍尔－李希特在柏林自由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启动的，对全球戏剧学者开放的“表演文化交叉”项目，通过与来自世界各地戏剧学者和文学理论家的合作，对“表演文化交叉”概念进行了广义研究。她指出：“在合作过程中，不仅这些外来的表演元素被改变，而且吸收外来文化的戏剧本身也产生了变化，之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戏剧表演。故大多数情况下，在这些新的表演中，我们不能确定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并且很难在‘我们的’和‘他们的’文化之间划一条明晰的界线。这一现象并不是说，文化间的差异不存在，或者被抹杀了，相反，它产生了新的、不同形式的多样化。”

她认为用“跨文化戏剧”来命名它们显得有些狭隘，并对简单地把戏剧演出用“自己的”或“他者的”来进行区分，在很大程度上隐含了殖民主义文化二元论的遗留。事实上在这些新的表演中，基本上无法确定哪部分是“自己”的，哪部分是“他者”的。因此她主张使用“交织表演文化”（Interweaving Performance Cultures）这一新的词语来概括，以更准确地描述上面所提到的戏剧现象。

除此之外，她还强调戏剧作为一种公共艺术，所有的表演文化交叉的过程都可以看作是政治的过程。剧场的多种示范功能在表演文化交叉的过程中尤其引人注目，表演文化的交叉给人们体验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社会提供实践的框架，同时产生了一种新颖的戏剧美学，帮助建立和勾勒新的合作性的社会政策。而表演文化交叉过程中出现的新戏剧美学应被看作是一种政治进步。

德国戏剧理论家和实践家们乐于把戏剧和政治、社会问题紧密联系，也可以说是德国戏剧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初，政治戏剧（Politisches Theater）一度被德国戏剧家和戏剧导演所热衷。其中最重要的三位代表人物是雷欧颇尔德·耶斯乐（Leopold Jessner, 1878—1945）、埃尔文·皮斯卡托和贝尔托特·布莱希特，而布莱希特的作品更为广泛传播，从现有各种语言对他的大量的研究可以看出。可是对这些著作中很多关于布莱希特的研究，德国戏剧学者汉斯－蒂斯·雷曼是持有不同看法的。正如他2016年夏刚刚出版的《读布莱希特》（Brecht lessen）这本书前面所说，对于研究布莱希特，他经历了从资料收集到作品记录与分析一个长达十多年调查研究的过程。他花费如此多时间与精力，并且用如此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对待这一研究，主要是“为了帮助修正仍然对布莱希特存在的恶意偏见，让政治、文学和戏剧美学的陈词滥调以外的‘另一个’布莱希特能被看见。”

雷曼的《读布莱希特》这本书主要围绕布莱希特戏剧作家及戏剧思想家的身份，对后继柏林剧团中有名的“布莱希特戏剧”表演结合史诗剧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讨论，从而审视性地阐明相关教学想法。如通过对布莱希特《三分钱歌剧》（1928）和《马哈哥尼城的兴衰》（1927）作品的分析，再次对其中反社会、超现实主义以及消费观念等围绕生活主题的观点进行了讨论。除此之外还对其中涉及遗忘、性、死亡以及人际关系等适用于当下主题的思考及观点展开了论述，从而突出了布莱希特作品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对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人们如今大多认为其强调演员和观众一样重要，剧场被理解为交际场所。在雷曼看来，目前必须面对剧场的任务是：让观众参与到剧场的交流中，谈论观众自己的描写方式，并且对社会基本问题进行反问。强调戏剧在布莱希特之后不再仅仅作为美学实践，而是更多的作为艺术——一个新的“观赏艺术”。

除此之外，对当今人们在读布莱希特作品时会遇到的困难，雷曼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剖析：首先，是政治性较难推理。他以作品《伽利略的一生》和《四川好人》为例，指出读者很难查明作者的思想，会遇到结构的客观性与主观意图不一致。通过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对布莱希特哲学的研究成果，提醒人们可以立足于东德这一大背景，把对一个东德剧作家想要表达什么作为出发点，指出布莱希特的每一个作品都在表达抗议。不过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他的不满和抗议不能通过直白的语言倾诉，而是把思想过程通过肢体表达出来，否则那些对话将不被允许。他还指出，当今天人们在读布莱希特的作品时，普遍意识不到这种政治意义上的声明。其次是翻译布莱希特作品上的问题。雷曼提醒，由于布莱希特写作语言和日常用语非常接近，当用其他语言翻译其作品的时候，通常难免会丢失那种语言上的细微差别，因此有些内容很难准确表达。最后，雷曼通过对大量有关布莱希特资料的调研，发现布莱希特具有多面性；进而提出，如今我们阅读布莱希特作品时有被指导的必要。综上所述，这本著作可以被看作是到目前为止最客观和全面的布莱希特研究，它的参考价值显而易见。

三、戏剧学科2016年主要学术成果和理论创新

以全球化、现代化科技以及媒体化趋势为背景，从戏剧的文化性、政治性、社会性等视角着手，2016年德国戏剧学领域学术成果及理论创新除了雷曼的《读布莱希特》，还包括欧洲戏剧发展现状和前景、戏剧作用、戏剧批评、戏剧表演形式、戏剧历史的再考证等方面的研究。

娜塔丽·布洛赫（Natalie Bloch）和迪特尔·海姆布克（Dieter Heimböckel）共同主编发行的《戏剧与民族学——关于一个创造性关系的报告》（Theater und Ethnologie. Beiträge zu einer produktiven Beziehung），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阐述由于戏剧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频率的增加，而导致它的制作过程和美学都受到了影响。在这种国际间的戏剧文化交流过程中，当与来自不同文化特征背景的人交流时，通常在做介绍时都会涉及民族学的基本问题。此著作尝试用民族学的观点讨论当下戏剧人及剧作家的工作，并以卡特琳·额各拉（Katrin Rggla）和瑞米尼·庖韬考（Rimini Protokoll）他们自己会运用民族学的方法来工作为例，讲述他们的工作不仅会考虑到戏剧编排和剧本的审美性及表演性，而且也会在伦理道德和政治方面加以考虑。

另一本以结构、美学和文化政治为研究出发点的著作是由汉堡大学前戏剧研究院院长曼佛瑞德·布奥耐克（Manfred Brauneck）和德国国际戏剧研究院（ITI＝Internationalle Theater Institute）主编出版。由七篇不同主题研究论文组成的名叫《当代欧洲自由剧团——结构、美学和政治文化》（Das Freie Theater im Europa der Gegenwart. Strukturen-Ästhetik-Kulturpolitik）的一个合集，它们分别是：《关于实验舞蹈艺术、舞蹈和表演艺术1990—2013年在欧洲的情况研究》（Eine Studie zur Situation der zeitgenössischen, exp erimentellen Tanz-，Choreografieund Performancekunst in Europa（1990—2013））；《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剧团》（Die Freien Theater in den postsozialistischen Staaten Osteuropas）；《西欧剧场里的后现代戏剧》（Theater für die postmoderne in den Theaterlandschaften Westeuropas）；《戏剧与移民：欧洲戏剧中的记录、影响和前景》（Theater und Migration: Dokumentation, Einflüsse und Persp ektiven im europäischen Theater）；《1990年起欧洲的自由儿童剧团的发展、潜力和前景》（Freies Kindertheater in Europa seit 1990. Entwicklungen, Potenziale—Perspektiven）；《欧洲自由音乐剧团表演形式》（Spielarten Freien Musiktheaters in Europa）和《从文化政治思考角度对表演艺术的要求》（Kulturpolitische Überlegungen zur Förderung der darstellenden Künste）。这本书以欧洲不同地区的自由剧团为研究对象，对东西欧戏剧及自由剧团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从而对了解欧洲自由剧团、儿童及青少年戏剧以及后移民戏剧的发展情况和前景具有贡献意义。

还有一个对非剧院（非固定演出场所）、非职业演员的戏剧研究——《戏剧》（Das Theater），它是本哈德·海尔鲍特（Bernhard Herbordt）和美拉尼·毛恩（Melanie Mohren）联合斯图加特演艺剧场（Theater Rampe）以及瓦尔豪森社区共同合作完成作品，同时还受到德国联邦创新艺术基金三年的支持。带着一个“当整个村庄都成为剧场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提问，海尔鲍特和毛恩从2015年10月到2016年6月每隔一个星期天都会邀请观众到巴登州的米歇尔巴赫小镇的空地上进行表演性郊游。然后请访客们和居民们在村庄周围空地里进行一种介于舞台和日常之间，公民主动性和艺术之间的表演，而这片空地可以是当代艺术博物馆、邻里学院、社区的电影院、剧院或者村庄档案室。此实践研究2016年12月以文字形式出版，并用照片、演讲、电影文本和戏剧学家劳仁慈·阿各曼（Lorenz Aggermann）的评价记录了整个项目的情况。这不正是“后戏剧剧场”概念所反映的一种实践形式吗！

除此之外，这一年学术研究成果以论文集或报告论文合集形式发表的著作还有《戏剧认知与当前科学、艺术和社会的联系》（Episteme des Theaters. Aktuelle Kontexte von Wissenschaft, Kunst undÖffentlichkeit）和《另一个古代——19世纪舞台上历史化和政治化的古代文物》（Die andere Antike. Historisierung und Politisierung der Altertümer auf der Bühne des 19. Jahrhunderts）。前者是波鸿大学的戏剧学院官网上推荐的2016年的研究成果，它源自2014年9月25号到28号由波鸿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戏剧学协会会议上47位戏剧学者的报告，分别从科学和艺术间的认知、戏剧学作为时代思想、戏剧理论及范例、编年史、批评、戏剧工作、戏剧背景及调查研究等方面进行讨论。对于此书，任职于维也纳大学戏剧学院的戏剧学家莫妮卡·马爱思特（Monika Meister）评价说“这本合集通过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种研究问题和方法，使戏剧科学成了文化科学”。德国戏剧评论家皮特·达慕斯（Peter Dahms）称：“这本文集通过万花筒似的视角让读者了解今天的戏剧研究和实践，戏剧学和戏剧史学。它适合作为参考书或者也可以通过它知晓当前的戏剧趋势的大概信息。”由此可见这册学术会议报告对戏剧学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和参考价值。后者源于2012年1月26—28日在柏林洪堡大学举行的，由洪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共同组织的，同主题的跨学科工作会议的十五个报告论文。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利用建筑学、戏剧学、古典哲学、美术学等，结合19世纪戏剧舞台上对古代政治讨论的具体案例，来研究古代的历史化和政治化。它本身虽然是研究古代历史和政治的，不过通过从戏剧舞台上寻找关于古代历史及政治的线索却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跨学科研究的实践参考。

在理论创新方面，2016年11月3日到6日分别在法兰克福和吉森两个城市举行的“戏剧作为批评”（Theater als Kritik）的第十三届戏剧学协会会议，它围绕“当代戏剧中的批判实践”（Kritische Praktiken im Gegenwartstheater）、“批判与规范性”（Kritik und Normativität）、“对过去和现在戏剧决定性的批判”（Kritik des Dispositivs des Theaters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戏剧作为思考和行动的批评实践”（Theater als kritische Praxis des Denkens und Agierens）、“批判之批评”（Kritik der Kritik）、“戏剧学作为批评实践”（Theaterwissenschaft als kritische Praxis）、“剧场中的批评和公开性”（Kritik und Öffentlichkeit im Theater）和“戏剧敌意”（Theaterfeindlichkeit）八个主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表演、看戏、谈话和文章几种形式展现。回答了“怎样评价戏剧”“哪种形式的批评是对当代戏剧实践的表达”，提出戏剧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实践，它可以重新审视它们的历史、理论和问题，同时指出戏剧的批评对象不是辩论，而应关注于批评本身。

综上所述，从德国戏剧学科2016年的学术成果概况来看，戏剧学研究并不像戏剧创作那样追踪热门议题，但它一定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多学科跨界在德国戏剧学研究领域似乎已成为它现阶段的趋势。

四、总结

戏剧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除了通过德国《戏剧百科词典》（Theaterlexikon I）给它的定义阐释：

戏剧学作为独立的科学和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它包括了任何与戏剧相关的形式，同时与特定演出相联系。由于没有遗留固定的调研对象，所以需要认识到演出无法被完全一致的重现，它只能被重构。戏剧学可以被简单分成两个主要研究方向：①戏剧史（Theatergeschichte），导演编排（Inszenierung）和地方剧场史，但是还包含个别领域的历史发展，如舞台布景、导演等；②系统戏剧学（systematische Theaterwissenschaft），它作为文化的表达来研究现象学的、哲学的和美学的戏剧问题。戏剧批评、观众研究、历史影响和戏剧艺术都属于此范畴。

我们还可以结合戏剧学科近期的研究方向及成果得出，戏剧学理论的发展与戏剧实践、社会及时代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特别是随着电子图媒与戏剧的一体化，以及文化交流影响形成的表演文化交叉给戏剧带来的创新和发展，使戏剧实践与各种学科进行主题性的跨界合作也越来越广。从而也反映出，戏剧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虽然从文学中分离出来，但是面对研究对象的多学科性以及学科分界的模糊性，直到今天它还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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