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史所组织结构之嬗变

近代史所的组织架构，以研究组为基本单位，经历了逐步建立、因时嬗变的过程。研究组的设置实际上沿用了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方法。

1949年4月，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迁抵北京。9月后，文管会交来3万斤档案，范文澜将人员分成两组：（1）通史简编组，共5人，由范文澜领导，其主要工作为修改《中国通史简编》；（2）近代史组，共15人，由王可风领导，主要负责整理近代史档案资料。此外还成立资料室，由刘桂五领导，成员有李达、骈炎龙。主要负责清理及借还一切图书资料，并将大部分书籍予以编目。^[135]

1951年10月3日，近代史所召开研究工作会，决定分为两组，甲组为革命史组，乙组为反革命史组，“两组分工，同时并进”。^[136]这一分组看似寻常，实则体现了范文澜之见地。“革命史”与“反革命史”乃一体之两面，二者不能截然分割，二者各有侧重，并行不悖。

1952年1月9日，近代史所成立资料委员会，以丁名楠为主任，荣孟源、钱宏、沈自敏、樊百川、予拔、李瑚为委员。1月17日成立《进步日报》之《史学周刊》编委会，由荣孟源、钱宏、漆侠、何重仁组成，荣孟源任主编。^[137]

1952年，范文澜亲自将聂崇岐延揽入近代史所，聂崇岐与燕京大学旧人孙瑞芹、张雁深等人组成近代史所资料编辑室，主要负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编纂工作。

1953年是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近代史所的工作及机构设置，已然直接受中宣部指示而进行。因中宣部要求近代史所加强近代史专题研究，近代史所乃决定成立经济、政治、外交三组（通称近代史一组、二组、三组）。经济史组组长刘大年，干事谢琏造；政治史组组长荣孟源；外交史组暨帝国主义侵华史组，邵循正兼任组长，沈自敏任干事（沈在1953年“反小圈子”中受批判，改以丁名楠任干事）。此外还有通史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其中，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主要负责编辑《近代史资料》，由荣孟源任主编。^[138]自此，近代史所的组织结构格局初步奠定，科研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轨道。

1954年6月12日，中国科学院第23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对院、所、组（室）的组织架构予以规范，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所务会议的规定：“研究所设所务会议，由所长主持，副所长、各研究室主任及研究组组长、办公室主任（目前尚未设办公室者，由所务秘书）参加，每月举行一次，有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所务会议讨论下列各事项：（一）本所工作计划及工作报告；（二）所内奖励事项；（三）所内出版事项；（四）本所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及高级行政干部加薪晋级及任免事项；（五）本所概算、预算、决算；（六）重要图书仪器的购置事项；（七）所内各项规程；（八）国内外有关本所的学术联络事项；（九）其他由所长交议事项。”^[139]

1954年近代史所新设两个组：（1）现代史组，负责1919～1949年这30年历史之研究；（2）地震资料编辑组，由金毓黻负责，成员主要有王其榘、王会庵、李育民等人。其余各研究组不变。

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是为向苏联科研体制学习的一大举措。5月31日公示233位学部委员名单，近代史所范文澜、刘大年被推为学部委员。6月10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郭沫若兼学部主任，刘大年任学术秘书。同年11月，在中科院统一部署下，近代史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有王崇武、田家英、刘大年、刘桂五、何干之、罗尔纲、邵循正、金灿然、胡华、胡绳、范文澜、荣孟源、黎澍，共13人。^[140]学术委员会定位为“研究所学术领导的核心”，^[141]其职责为“制订研究计划，领导学术讨论会，审查科学论文及培养研究生等”。^[142]

1956年1月30日，近代史所决定调整机构，以服务于范文澜主编、刘大年协助的100万字的多卷本《中国近代史》编写工作。具体做法为：将通史组成员与近代史3个组整合起来，以近代史的3个时间段，分成3个编写组。由于编写工作未能顺利进行，组织结构不久后又恢复旧观。

1957年，近代史所结构设置又有所调整。是年1月增设翻译组，以承担翻译任务，配合研究工作。是年9月，邵循正建议近代史一、二、三组合并为一个大组，由刘大年任组长，以集中力量编写《中国近代史》。此外，于反右之后组建了工具书组（全称为“近代史资料与工具书组”，一般通称“工具书组”），以聂崇岐为组长，王秀芳任干事。

1958年10月，此前研究成果丰硕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组迫于压力宣告撤销，其人员转至近代史组。^[143]1959年3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组。

1960年3月，近代史所领导小组着手进行组织调整，决定设立工作机构：

（一）学术秘书处，负责所内外的学术组织工作和学术情报工作，学术秘书刘桂五。（二）干部培养处，负责培养干部的具体组织工作，主任汪士汉。（三）图书资料编译委员会，负责研究资料的编译工作和图书资料搜集工作中的有关方针性的重大问题，主任曲跻武，委员七人中党员四人，非党员三人。（四）办公室，主任程宏宇。领导小组成员的分工，刘大年多照顾学术秘书处、干部培养处和各研究组的工作；张维汉照管办公室、图书资料编译委员会和政治思想工作；汪士汉、曲跻武、刘桂五分管干部管理处、图书资料编译委员会和学术秘书处的工作。

设立研究组：

（一）近代史第一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组长刘桂五，副组长丁名楠。（二）近代史第二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组长李新（借调），副组长汪士汉、董其昉。（三）现代史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副组长王晶尧（组长暂缺）。（四）对外关系史组，副组长丁名楠。（五）工人运动史组，组长曲跻武。（六）中国通史组，范文澜兼组长。（七）资料书编译组（将原来的工具书组、近代史资料组和翻译组合并），组长聂崇岐，副组长姜克夫。（经济所经济史组拨归我所后再设立中国近代经济史组）^[144]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史所从中国人民大学借调李新（1962年正式调入），任近代史第二组组长，其加强当时所谓“现代史”研究之意相当迫切。

1961年10月5日，近代史所制定《关于精简机构的意见》，将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工具书组、翻译组合并为史料编译组，以聂崇岐为组长。设干部培养处。

1962年增设中国近代思想史组，黎澍任组长，丁守和任副组长，并着手编写《中国近代思想史》。

因“反修”工作之需要，也因中苏边界谈判之需要，1964年4月20日，近代史研究所申请成立反修历史一组和反修历史二组（研究中苏边界问题）。后实际成立了以研究中苏边界问题为中心的“中苏边界历史组”，近代史所同人称之为“西郊组”，对外使用“中国近代史讨论会”名目，并以此刻制公章。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负责人为金应熙（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李龙牧（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和余绳武。

以上大体梳理了近代史所研究工作的结构之演变。不难看出，十余年间其组织机构多有变化，各研究组并无确定的人员编制，研究组之分合及名称变换较为频繁，缺少持续稳定性。这与其“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基本导向有关，且因此导致一些研究人员难以长期沉潜深入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不过也须看到，研究编纂近代史、现代史，编译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修改《中国通史》，这几项主要工作则大体上一以贯之，并不因研究组名称的变化而兴废。

因近代史所的主持者范文澜、刘大年等人极重视近代史料编译工作，并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上予以保证，史料编纂翻译方面成绩斐然可观。

近代史所成立初期即明确表示：“本所之主要工作任务，为协助范文澜同志编写中国近代史，一俟通史简编之修改工作完成，全体同志即可参与近代史工作。”^[145]可见在范文澜的设想中，通史组的设立具有过渡性。但是，在“十七年”间，通史组却成为相对稳定的一个研究组，^[146]其学术成就也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