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公益与商业关系

一 问题

改革开放时代，市场势力冲击了此前的公益模式，逐步建立起全新的公益模式。该模式以市场为基础，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的正当性，承认基于市场的初次分配的正当性，正视初次分配不平等并主张用温和的方式缓解不平等，肯定出于自愿的再分配（公益事业），政府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公益事业，社会通过道德和舆论激励公益行为。

对于公益而言，政治和经济既是积极的力量，又是消极的力量；既可以支持、推动公益，又可以打压、扭曲公益。市场化、市场的建立与深化，为现代公益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资源，做出了不容忽视的、历史性的贡献。政府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提供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法律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在公益发展的初期，公益组织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第二个“对手”出现了，这就是“资本”。但是，人们对资本缺乏警惕，一是由于不熟悉，二是因为存在一个熟悉的也是更强大的“对手”。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资本控制公益的深入和强度丝毫不亚于政府。财大气粗的资本，凭借资金优势，通过资助项目，主导公益组织的活动方向和领域；掌握媒体，控制各类论坛，整合研究与出版，获得了强大的话语权。时至今日，资本已经在中国公益领域稳定地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对于公益而言，资本和权力一样，既是天使，又是魔鬼。

在这种情境下，一股日渐强大、日益专横的思潮逐渐泛起。它站在商业立场，质疑公益的有效性、可持续性，否定道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否定人有利他的可能性。它主张，公益不但要学习商业的运作技巧，还要放弃自己的基本价值，转而接受商业的基本价值，在“道”与“术”两个层面，商业都应该主宰公益，一句话，商业应该凌驾于公益之上。一系列前无古人的命题被堂而皇之地提出：“免费导致低效率，收费带来高效率”；“捐赠不可持续，只有经营收入才是可持续的”；“企业效率高，公益组织效率低”；“在社会服务领域，社会企业应该取代公益组织”；“商业是最好的公益”；“人只能利己，不可能利他”；“讲道德的人都是伪君子”不一而足。一时间，商业势力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傲视环宇，踌躇满志；公益组织，灰头土脸，颜面扫地，手足无措，无所适从，虽心有不服，但口不能辩，只好哑巴吃黄连。

从国际上来看，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只有连篇累牍的慈善“谴责”商业的言论，从来没有商业“引领”“取代”慈善的声音。即使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利他主义对资本积累的逻辑及其后果的批判，也从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19世纪，源于欧洲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愈演愈烈，燎原全球。其结果，在“东方”，造就了20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则是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的诞生，并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资本是公益的“对手”，不是说资本参与公益没有正面的效果，也不是说要将资本拒之于公益的门外，而是强调资本是“控制公益”或“剥夺公益自主性”的一个危险的力量。公益需要资本的参与，资本的参与给公益带来许多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如今融合无所不在，商业与公益的界限日益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无论是商业，还是公益，都会“屁股决定脑袋”，都想支配别人，让世界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公益想改变商业，按照自己的蓝图塑造世界；企业也有同样的想法，也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当下中国的公益与商业关系，尤其是关注一种不健康的倾向——公益商业化、政商合流阉割公益，探究其背后的理念与行动逻辑，寻求解决之道。对于公益来说，这是重大的问题，也是基础性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是当下的问题，也是未来的问题，因此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二 政治与行政管理框架

公益与商业关系，首先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公益与商业关系；其次是“历史的”，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

当今中国，公益与商业关系，既受公益与商业的影响，又受政治的影响，因此要探讨公益与商业关系，不能局限于公益与商业，必须将其置于政治之中。实际上，政治是塑造公益与商业关系的最重要的力量。所以，为了理解当下中国的公益与商业关系，首先要了解与公益相关的政治与行政管理框架。

改革开放时期，首先建立并得到不断完善的是行政管理框架（政治引导框架）——“行政吸纳社会”。

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中央集权的条件下，一方面，政府不可能彻底根除社会自主力量，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任这些势力自由成长。那么，政府会怎么做呢？在政府看来，社会组织具有“双重功能”，作为集体行动的组织载体，具有挑战政府权威的潜能，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又能够为政府拾遗补阙。而政府本身也具有“双重职能”，作为统治者，尤其是权威主义政体的执政者，要垄断政治权力，同时也要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这样一来，两者之间，既存在冲突的必然性——在争夺政治权力方面，又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必然选择双重策略，一方面遏制社会组织的政治挑战潜能，另一方面利用它们的公共服务功能；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分类控制”，不搞“一刀切”，根据社会组织的政治挑战潜能分类限制，根据它们所提供服务的性质分类扶持；其结果就是造就一批既能提供服务，又对政府没有危害的社会组织。

近十年来，借鉴新公共管理，进一步完善了行政吸纳社会，主要表现为在社会服务领域，通过购买服务，更加有效地利用和控制社会组织。

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刚性需求，高级需求也不断涌现而且日益多样化，这对政府的供给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其能力边界。与此同时，民间力量快速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潜力也大幅提升。对政府来说，民间力量的壮大，一方面，提高了“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压制”的成本。在这种情势下，完善“利用”民间力量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改善公共服务状况，提高政府的绩效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功能替代的水平，进而降低了“压制”的成本。

新公共管理是最近40年盛行于欧美公共管理领域的“主流范式”。在理论上，新公共管理拓宽了公共行政学的视野，将关注的范围从“政府内部”拓展到“政府外部”。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重视激发公营、私营和志愿部门的积极性，使之协同行动起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为此，新公共管理开发了一系列理念、思路和工具，如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放权、分权、政府购买、竞争性招标、第三方评估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念、思路和工具，独立于“政体”类型，能够与多种政体兼容并包，例如，政府也可以“无障碍地”将其“为我所用”。

通过“选择性吸收”新公共管理的策略和工具，政府将大量的公共服务事务移交给社会组织，将自己从直接提供服务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使自己专注于“掌舵”；同时，给予社会组织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从而更好地利用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联系、支持、笼络、引导各种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地整合社会力量，使其发挥拾遗补阙的作用。这样一来，在完善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有效地控制快速发展的民间力量，同时又避免了政府权力的削弱，达到了“寓管制于利用之中”的实际效果。实际上，通过选择性地吸收新公共管理，政府丰富了控制手段，其掌控能力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可见，通过将新公共管理“嵌入”行政吸纳社会，政府进一步完善了行政吸纳社会。

三 滥用“社会企业”的危害

最近十年来，在中国公益领域中，兴起了一股跨界与融合的浪潮。做公益不再是专业公益组织的“专利”，个人或几个朋友合伙发起和组织公益活动蔚然成风，做公益的企业越来越多而且企业做的公益也越来越精彩，媒体主持的公益项目也是轰轰烈烈。公益组织形式也越来越丰富，非正式组织、网络型组织、基于互联网的平台、虚拟组织纷纷涌现。围绕公益的合作无处不在，公益领域内部的合作蓬勃发展，跨界合作日益深化。比跨界合作更深刻的是融合，公益领域吸纳其他领域的要素，其他领域也吸收公益要素。广泛而深入的跨界与融合带来了公益的“弥散化”，公益要素进入各个领域，公益渗透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原有的各种界限被打破了，出现了一些难以辨识的行动和组织类型，如公益营销、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等，公益活动与非公益活动、公益组织与非公益组织的差别不再清晰可辨。

毫无疑问，这股浪潮带来了公益的拓展与深化，但是混杂其中的“支流”也在牵引公益偏离正道，例如愈演愈烈的“公益商业化”，而被滥用的“社会企业”就是公益商业化的典型。

其一，强调“收费”的自然而然的后果就是将社会组织的活动局限于服务领域，从而大大压缩了社会组织的功能，而被压缩掉的那些功能恰恰是社会组织最宝贵的功能，也是当下中国最迫切需要同时也最为稀缺的功能。

何为社会组织的功能？答曰：提供社会服务！这个答案没有错，但是不完整。社会组织还有更为重要的功能：（1）社会组织能够满足人的结社需求；（2）社会组织是人类集体行动的组织载体；（3）社会组织是志趣相投的人追求共同目标的工具。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之外，需要给人类“留下”或“开辟”一个“生活世界”，而社会组织就是“生活世界”的最重要的建制之一。（4）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工具”。没有这个“工具”的支撑，有效的公共参与根本就无从谈起。（5）社会组织是公众制衡权力和资本的工具。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面前，一盘散沙的个人无足轻重，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6）社会组织是“社会化”的重要主体，承担文化传承与创造的职能。（7）社会组织是社会创新的发动机，肩负着探索未来，开拓人类生活新边疆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强调“服务”就是阉割社会组织的功能，使社会组织沦为权力和资本的配角。

其二，将企业的所有权形式、决策权分配模式以及激励机制引入公益领域，强化了金钱的权力，扩大了金钱的支配范围，压缩了“生活世界”的空间。

其三，过分抬高社会企业，贬损公益组织，模糊公益与商业的边界，势必侵蚀公众的公益热情，误导资源流向，使本来就不足的公益资源流向商业。

其四，最严重的是，强化利己主义，贬低利他主义，为浑水摸鱼创造便利，危及公益的根基。

商业对公益的渗透、支配，乃至控制，完全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得到了政府的“加持”。例如，新近推出的《慈善法》就将“民办非企业单位”改为“社会服务机构”。这一改动意味深长。“社会服务机构”与“社会企业”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两者的主要活动领域均局限于“服务”。在中国的社会企业浪潮中，商界的无意为之（专注“服务”，忽略社会组织的其他功能）与政府的有意为之（只要社会组织提供“服务”，限制其他功能的发挥），其实际后果都是“阉割公益”。

四 正本清源

有关社会企业的定义，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还没有定论。下列诸条大体上构成了关于社会企业定义的“共识”：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收入主要来自服务与产品的销售收入；属于企业而不是公益组织；分红受限制，不分配的利润用于目的事业；更严格的标准涉及资产锁定、治理结构（如对理事会构成有相应的要求）。

作为鼓励社会创新的态度，作为筹集公益资源的新渠道（吸引资金以“投资”的形式进入公益领域，在“捐赠”之外另辟蹊径），作为引导商业资源向公益靠拢的努力，作为公益行动主体多元化的新发展，社会企业值得充分肯定。

正当的社会企业运动，应当是商业向善的潮流，而不是公益向商业靠拢的潮流；是公益引领商业的结果，而不是商业影响公益的结果。

在当下中国，社会企业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在发挥消极的作用。

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经过数千年的探索，人类找到了发挥这两种人性的经典模式，一是营利模式，利己—企业—市场；二是非营利模式，利他—非营利组织—社会。社会企业试图同时利用人的利己与利他之心，驱动组织高效运转。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完全实现还要假以时日。这让笔者想到一则寓言。兔子在陆地上跑得好，鱼在水里游得好。于是，有人生起一个梦想，要搞出一个新物种——“兔鱼”，它既能在陆地上飞奔，又能在水里遨游。可能吗？也许可能，但是一定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经过持久的探索，兼有天时地利人和。

社会企业主要依赖提供有偿服务和产品获取收入。只有服务和产品可收费的领域，社会企业才适用。反之，对于公共性较强的物品，社会企业是不适用的。所以，社会企业的适用领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社会服务领域中的服务和产品，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既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所以仅仅依靠市场不能有效供给，又是可收费的，所以适用于社会企业。这里是企业、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政府的共同的用武之地。在社会服务领域中，各类供给主体服务的对象不同，彼此为互补关系，不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替代关系。所以，“在社会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企业代表了未来的方向，公益组织将被取而代之”是毫无根据的说法。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提供社会服务的“企业”，既有“以为股东牟利为目的”的“一般企业”，也有“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的“社会企业”，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中国以往的政策缺陷在于，不允许企业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大致根据“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划分领域，企业只许经营私人物品，不得经营公共物品。近年来政府开始修正以往的政策，允许企业逐步进入某些公共物品领域。

社会企业从何而来？社会企业部门如何壮大？

可以无中生有，可以从公益组织转型而来，也可以从企业转型而来。笔者的主张是以“从企业转型而来”为主，以“从公益组织转型而来”为辅。这是因为，其一，从公益组织转为社会企业的难度大于从企业转为社会企业。从公益组织到社会企业，由于社会企业毕竟是“企业”，因此，所有权性质、治理结构、专业能力、组织文化、外部环境、收入结构，均要发生革命性变化，可谓“脱胎换骨”，适应起来难度很大。从企业到社会企业，由于转型前后均为“企业”，因此，所有权性质、治理结构、专业能力、外部环境、收入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是需要对价值观和组织文化进行调整，所以，相对而言，转型会更加容易，更加顺畅，成功率也会更高。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中国，不是利己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不是利他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此应该增加的是利他，应该减少的是利己。公益资源本来就“不足”，不应该进一步减少，即“流向”商业领域。商业资源本来就“过多”，而且也需要注入更多的利他成分，所以，应该有更多的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即应该有更多的商业资源“流向”公益领域。有鉴于此，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倡导者，应该把自己的倡导主战场设定在商业领域尤其是资本市场，而不是公益领域。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理念的持有者和践行者应该是企业家和投资者，而不是公益组织的管理者与资助者。

实际上，社会企业对生存条件，或者说“生态环境”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其一，公益与商业均很发达，或者说，企业与公益组织在整体上均很发达。实际上，就“转型”而言，只有成功的企业或公益组织才有可能成功转型为社会企业。那些混不下去的企业或公益组织转成社会企业同样也不可能成功。要知道经营社会企业要比经营企业或公益组织难得多。其二，社会的问责能力与政府的监管能力均很强。较之于企业和公益组织，社会企业的监管难度更大。而只有杜绝“挂羊头卖狗肉”，让犯禁者得不偿失，甚至无法出现，才能避免“劣币驱除良币”。其三，社会在整体上道德水准很高。存在有利于社会企业的“文化环境”或“商业伦理”，所谓“有情怀的投资者”“有情怀的消费者”“有情怀的职业经理人”广泛存在。

五 批驳三个谬论

谬论1：只有主要收入来自出售服务和产品的公益组织才有可能是可持续的，依赖捐赠的公益组织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时下有一种流行的论调：通过向使用者或消费者出售产品或服务获取收入的“财务模式”是可持续的，或者说，“等价交换”是可持续的；而依赖捐赠的“财务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或者说，“无偿赠予”是不可持续的。这一论调的一个必然的推论就是，企业/商业模式是可持续的，而社会组织/公益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论调表面上是在讨论两种财务模式的可持续性，肯定的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商业模式，质疑或否定的是遵循不求回报原则的公益模式，实质上，是肯定利己的资源动员能力，质疑或否定利他的资源动员能力，说到底是对人性的不信任或缺乏信心。

早在这一论调出现之前，“志愿失灵”理论就已经指出了“捐赠不足”现象，即来自捐赠的资源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但是，“不足”与“不可持续”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足”指的是捐赠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公益事业）“难以为继”。而“不可持续”则说的是社会组织（公益事业）“难以为继”“活不下去”“死路一条”。

公益组织不能收费吗？

社会组织同样可以用自己的服务或产品换取有偿收入。一般说来，社会组织的收入由会费、捐赠、销售服务或产品收入、政府补贴、资产收益构成。这是常识，也是全球通行的惯例。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区别不在于“收费/不收费”，而在于社会组织的盈余只能用于目的事业，任何个人不得占有，而企业的盈余则归股东所有，股东拥有剩余索取权。相应地，社会组织不能吸引“投资”，因为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通过“提供资金”成为社会组织的“所有者”，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股东”。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提供资金”要么是“捐赠”，要么是“交会费”，要么是为所获得的服务或产品“付费”，要么是为使用社会组织的资产“付费”，要么是“政府补贴”或“政府采购”，唯独没有以获取财产所有权为目的的“投资”。而且，与企业一样，社会组织也可以“借贷”。由此可见，除了不能吸引以获得占有权、控制权、分配权、处置权为目的的“投资”，企业所拥有的资金获取方式社会组织一样不少。

无偿捐赠不可持续吗？

利己主义者无法理解等价交换之外的交往模式，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无偿地把自己的好东西给另一个人。相反，利他主义者根本不存在这种困惑。人性中有利他的一面，一些人就是愿意把自己的好东西无偿地、不求回报地给他人，唯一的期待就是他人因此更加幸福，而他们自己也从自己的行为中获得幸福。正是由于人的利他性，由于文明进程带来的更加充沛的利他性，慈善资源源源不断，而且越来越丰富，慈善事业也因此越来越发达。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近代以来，全世界的慈善捐赠的规模持续扩张；近40年来，中国大陆的慈善捐赠也持续扩张，而且近年来出现了高涨态势。笔者将这种历史趋势称为“人类向善”。人类向善，一是人性使然，二是社会发展使然。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提升，教育发达，社会保障发达，人们的低级需求得到满足，高级需求涌现，社会归属感提高，社会责任感提升，人性中固有的爱人之心、利他之心也随之扩充。这是马斯洛的需求等级理论的自然推论。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五类。马斯洛指出，在多种需要未获满足前，首先满足迫切需要，该需要满足后，后面的需要才显示出激励作用。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行为影响的程度大大减小。

马斯洛的理论把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当前关注点，与个人成长阶段和社会发展阶段关联起来，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随着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利他性需求上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低级需求不断满足的过程，就是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利他精神逐步丰盈的过程，就是利他精神越来越有力地约束、征服利己之心的过程。这就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最核心的内涵与本质。马斯洛理论也做出了明确的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将持续进步，利他性需求也将持续提升，慈善事业将越来越发达。这就是“人类向善”的内在动力机制。

企业的财务模式一定是可持续的吗？

任何一个具体的企业都面临资金压力，都面临亏损压力，都面临破产压力。这应该是常识吧！获得投资容易吗？获得贷款容易吗？把产品或服务以能够保障平均利润率的价格卖出去容易吗？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是巨大的，无所不在的，灭顶之灾随时都会降临。看一看企业的平均寿命就知道答案了，尤其是看看“世界500强”的平均寿命就更清楚了。所以，企业要获得财务上的可持续，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实际上，比社会组织更加困难。所以说，“企业的财务模式是可持续的”这一命题，逻辑上说不通，经验上没根据。不要以为社会组织就必然收入匮乏，死路一条，实际上，捐赠收入持续增加的社会组织比比皆是。也不要以为，戴上一顶企业的帽子就可以财源滚滚，高枕无忧，君不见亏损企业、破产企业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对于某个特定的企业来说，可能持续发展，也可能随时倒闭，但作为整体的商业部门却是可持续的。同样，某个特定的社会组织，可能持续发展，也可能衰败乃至消亡，但作为整体的公益部门却是可持续的。谬论2：公益的所有权形式和治理结构必然导致低效率，只有商业的所有权形式和治理结构才有可能带来高效率。

现代社会，广泛地实行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了专门从事公益的“公益组织”。公益组织是将助人者和受助者连接起来的“中介”。助人者，无偿地提供钱和物，提供时间和技能。而发现问题、确定需求、创建解决方案、动员资源、组织实施等职能，则由公益组织承担。捐赠者将资源交给公益组织，所有权发生转移，归公益组织所有，而公益组织必须将其用之于公共利益。

作为公益事业的“中介”，公益组织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能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公益组织的财产所有权，不能归任何个人所有，必须归社会所有；它不能有企业中的股东，任何人不能因为提供资金而获得决策权和剩余分配权；关闭、清算之后，剩余财产转交给宗旨相同的公益组织，以示对捐赠者意愿的尊重；理事会代表社会管理公益组织，理事也不是由出资人选举产生的。

上述安排，保证了公益组织能够忠实地执行助人者的委托，忠实地履行对受助者的责任；捐赠财产不会被任何人尤其是公益组织的管理者据为私有；并使捐赠者能够放心地把财产交给它，从而有效地开发社会的公益资源，释放社会的利他潜能。

时至今日，基于人类的利他性，已经建立了与之配套的所有权、治理结构、组织文化、专业技能，也建立了配套的法律体系、激励机制（税收优惠）、问责体制、社会价值。从社会到政府，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的组织体系，已经很完善了。

对于公益事业来说，“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恰恰是不可行的、不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企业以为股东牟利为目的，与服务于公共利益不相符。而且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归股东所有，捐赠资产进入企业，就等于交给了股东，他们有可能、有动机将财产据为己有，从而改变捐赠者规定的用途（服务于公共利益）。所以，企业难以获得捐赠和志愿服务，不能充分利用人类的利他性，更不能有效而充分地呵护、培育、发扬光大人类的利他性。这是企业“天生的软肋”。也就是说，企业不适于作为公共事业的“中介”。

谬论3：商业是最好的公益。

时下流行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商业是最好的公益！”或“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支持这一命题的人的论证方式是列举商业的种种贡献，例如，提供了多少有益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多少就业机会，提供了多少税收，推动了技术进步，为人类自由创造了条件，遏制了政府的专横……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这些无法证明“商业是最好的公益”或“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雄辩地论证，追逐一己私利的人们，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不但能够保证经济效率，而且能够使所有参与者受益。在市场体系中，个人的自私自利动机并不是坏东西，市场具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它可以使出于“利己”目的的行为产生“利他”的效果，个人的自利行为在市场中被整合为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行为。斯密指出：“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出于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公益与商业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动机”，“以……为目的”至关重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带来的“利他结果”，不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市场参与者自觉追求的结果，而是受“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结果。所以，再重复一遍，商业就是商业，公益就是公益，商业不是公益，更不是“最好的公益”或“最大的公益”。

实际上，要区别企业、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只能从“动机”入手，不能从“结果”入手。“以……为目的”至关重要，而且组织动机的体现，不能停留在口头或文字表达的层面，必须落实到组织的所有权以及相应的治理结构之上。但是，这种论调偏偏喜欢拿“结果”说事。若说“结果”，任何一个合法的盈利的企业，都为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就此而言，企业、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没有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动机”或“存在的目的”，例如企业为所有者自己谋利益，公益组织为社会谋利益。

公益的本质是利他。一般说来，利他行为的“要件”有四：其一，以造福他人为目的；其二，自己不求回报；其三，自己要蒙受一定的损失；其四，出于自愿。用这四个“要件”衡量商业行为，就可以得出清晰无误的判断。其一，市场的参与者，其行动的主观目的是自利，而不是“造福他人”；其二，一切付出都是为了获取回报，而且要最大限度地获取“净收益”；其三，在交易中要有所付出；其四，交易活动出于自愿。简单地比较就可以发现，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不符合利他行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要件”，所以不属于利他行为。由此可知，商业不是公益，更不可能是“最好的公益”或“最大的公益”。

六 主流公益模式批判

何为公益？公益何为？

公益是利他的事业。何谓“他”？“他”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个人，“他”是与我相对的一切，我之外的一切。“他”可以是个人、群体、社会，也可以是宇宙中的一切，可以是当下的，也可以是未来的，还可以是已经成为过去的。利他使人超越对自我的关切，自觉自愿地不求回报地为他谋福祉。所以，公益必然是超越性的，超越所有部门，超越过去与当下，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思考并行动。公益必须挣脱既有的束缚，保持人类创造的旺盛的活力，持续地开拓人类世界的新天地。公益的使命就是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公益是追求至善的事业。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义”与“利”是一对重要的范畴。“义”指“当然”“应当”。凡表现或发挥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行为，即应当的；反之即不应当的。“利”指能维持或增进人之生活者，亦即能满足人之生活需要者。利有“公利”与“私利”之分。凡仅能满足一人之生活需要，或且损害人群之生活者，谓之私利。凡能满足大众之生活需要的，则谓之公利。大体说来，“义”即为“谋公利”，“利”即为“谋私利”。尊重合理的私利，崇尚公利，但是并不反对合情合理的私利，所反对的仅仅是损公肥私的私利，概而言之，“义利兼顾，以义制利”，这就是中国传统义利观。

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公益与商业关系而言，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本主张是：利他与利己均是人类的天性；利他必须弘扬，合情合理的利己也必须予以尊重和保护；更为重要的是，要用利他之心驯化被市场释放和强化的贪婪，用公益驯化唯利是图的商业，此所谓“义利兼顾，以义制利”。

何为健康的公益与商业的融合？公益要素渗透商业领域，商业更加富有利他精神。与此同时，公益借鉴一些商业的技术，以提升管理水平和运行绩效。公益与商业的“融合”是不分主从的融合吗？

不是！不是不分主从的，而是有主有从的——公益为“主”，商业为“从”。公益在“用”的层面吸纳商业的要素，吸纳的是工具性的东西，吸纳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效率。在“体”的层面，公益没有丝毫妥协，不是越来越“利己”，而是更加坚定、厚实、有效地“利他”。公益借鉴商业的一些有用的做法，只是意味着公益注重效率，公益更加有效了，并不意味着公益丧失了利他精神，转而投入利己的泥沼。商业在“体”的层面吸纳公益的要素，在自己的“目的”中注入更多的利他的成分，吸纳的是价值性的东西，即所谓“以义制利”。就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而言，以利他为根基的公益是中流砥柱，毫不动摇，是为“主”；以利己为目的的商业是附从，越来越趋向利他，是为“从”。为什么公益应当引领商业，而不是相反？因为公益追求的是公利，商业追求的是私利，而公利高于私利。

然而，在现实之中，公益的处境极为尴尬。相对于权力和资本，公益是确定无疑的弱者。在日常运行中，公益主要发挥补台、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市场赖以运转的激励机制，不平等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必然结果，而新自由主义公益模式又是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想依靠它缓解、克服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可能吗？显然，这样的公益不能满足我们对理想公益的期待，不符合理想公益的标准。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一个超越新自由主义公益范式的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公益之蛙需要从温水中醒来。公益需要一套新的价值观、行动方式、组织形式、法律框架、社会支持体系。公益存在于更大的人类世界之中，公益受到它的限制，公益也可以为改变它做出贡献。所以，新的公益必须与新的世界一道出现。

公益“新纪元”是可能的吗？笔者宁愿相信它是可能的！那么，这种可能性源于何处？一是人性使然，二是社会发展使然。首先，同情心、恻隐之心、爱人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人能够爱，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这也是人类向善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其次，马斯洛的理论把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当前关注点，与个人成长阶段和社会发展阶段关联起来，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随着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利他性需求上升。

基于对人性的信心，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信心，一种乐观精神由此而生。这种乐观精神将鼓舞人类将公益事业推向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