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中国从行政控制型经济到市场决定型经济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财产权利界定、交易与保护的变革，使得资源配置从等级规则过渡到产权规则。市场经济是产权经济和法治经济。会计在市场经济的良序运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会计与财产权利、法律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本书旨在挖掘财产权利与会计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财产权利的保护、会计理论的产权解释、财务会计信任功能、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会计制度设计、会计制度变迁、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优化以及会计计量与列报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贡献新知和解决方案。全书分为两篇：上篇为财产权利与会计理论解释，涵盖科斯定理、会计本质、会计目标、会计对象、会计要素、会计等式和会计职能等内容；下篇为会计制度的产权分析，涵盖财务会计信任功能、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会计制度设计、会计制度变迁、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优化以及会计计量与列报六个方面，并以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 BTD）为切入点检验了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差异的程度。

上篇包括五章（第2～第6章） ，分别为：“财产权利、科斯定理缺陷与会计学弥补”“会计本质与会计目标：产权及外部性分析”“会计对象：从资金运动到财权流动”“会计要素、会计等式与产权关系”“会计核算与监督的产权含义” 。本书认为，财产权利溯源于产权经济学理论和财产法理论。会计学中的配比思想完善了专业化、一体化、企业边界理论以及产权制度选优准则，可以拓展科斯定理的应用范围。会计的本质是外部性内部化，会计的目标是内部化外部性，现代会计的对象是财权流。会计要素与产权要素具有天然的同源性。会计等式演进史强调了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产权主体的财产权益由主导产权关系决定。会计核算过程体现了会计界定产权具有基础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突出优势；会计对模糊产权的界定是先“化整为零” ，再“归零为整” 。会计监督过程及特征体现了会计保护产权具有内部性、基础性和制衡性特征。

下篇包括六章（第7～第12章） 。第7章是“财务会计信任功能：原因、制度基础与维护路径” 。本书认为，财务会计是人类低成本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的信任机制，其信任功能源于信息不对称、会计本质与目标、会计职能与计量属性以及复式簿记方法。财务会计信任功能的制度基础是建立以正当会计行为规则为基础、以准确界定产权和有效保护产权为目标的会计法律制度体系，该体系须属于良法，且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特征。本书还从准则制定、国际趋同和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优化维度分别讨论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财务会计信任功能的维护路径，并分析了我国财务会计信任功能维护路径的特殊性。

第8章为“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及其产权基础”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层级形成的产权动因是清晰界定并有效保护产权主体的财产权利。具有共性的会计习俗和会计惯例的逐渐演化是统一会计制度形成的根本原因。在开放进入社会秩序中，采用民间职业团体准则制定模式是最优选择；而在有限进入社会秩序中，最优会计准则制定权是由政府或立法机构主导的。会计对称实质上就是要求会计制度对财产权利增减变动的规制一致性。会计信息真实性悖论根源于依据程序理性生成的会计信息却导致了结果虚假，跳出悖论要求提高会计准则对会计域秩序的遵从度，形成法律遵从型会计准则。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应定位于“结果理性优先，兼顾程序理性” 。会计信息先天性失真归因于会计域秩序偏离产权域秩序，现实性失真则主要发轫于会计制度偏离会计域秩序。

会计制度设计与变迁涉及第9章“产权保护、‘三域’秩序与会计制度设计”和第10章“产权保护、公共领域与会计制度变迁” 。会计制度的相对静止与会计域秩序的动态生发决定了会计制度变迁具有必然性。经济史中的会计制度变迁遵循着从法律遵从型到金融预期型的演进路径，本书勾画了会计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最优会计制度变迁路径原则就是以最低的交易费用实现新的会计制度高度遵从会计域秩序。对于开放进入社会秩序而言，最优会计制度变迁路径细则是“诱致性变迁为主，强制性变迁为辅” ；对于有限进入社会秩序而言，最优会计制度变迁路径细则是“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 。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最优路径是“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 。

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优化涉及第11章“产权保护、适应性效率与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优化” 。会计法律制度体系在市场经济产权保护制度安排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其优化旨在实现对财产权利的一体化和基础性控制，确保产权法律制度体系的一致性与统一性。国际趋同引致的会计制度与民法、商法、税收法规等法律制度的分离、冲突等不兼容问题，使得会计法律制度体系的优化显得尤为迫切。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BTD）的经验证据表明：BTD确实存在，且应税所得的变异程度高于会计利润，说明公司很可能存在较强烈的规避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冲动。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引发的不良经济后果进一步凸显了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优化的紧迫性。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优化主要针对大陆法系国家，优化的指导原则是最小化改革成本，优化路径是：若坚持本土特色，最优选择是“先制定或修订法律制度条款，同时启动单独制定或修订补充会计制度条款程序” ，次优选择是“先对新经济业务规定应急临时会计处理条款，同时启动会计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同步修改程序” ；若坚持国际趋同，应选择以趋同后的新会计制度为基点，当会计制度属于正当会计行为规则时，须逐步渐进补充（兼容或未规定时）或修订（冲突时）法律制度条款，反之则建议采用附注披露或三重列报方式为法律制度体系运行提供基础数据源。

第12章讨论了“产权保护、双重计量与三重列报” 。如何实施三重列报方案，将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优化落到实处，需要依赖会计计量和财务报表列报。准确界定产权是有效保护产权的前提，计量是会计的核心，现代会计计量的对象是财权流。财权可以划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在财权的构成内容中：实体财权是“通用财权为主，剩余财权为辅” ；虚拟财权则是“剩余财权为主，通用财权为辅” 。与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匹配的计量基础分别是历史成本和现行价值。实体财权的计量基础是“历史成本为主，现行价值为辅” ；虚拟财权的计量基础是“现行价值为主，历史成本为辅” ，由此形成双重计量（对每一项资产或负债既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又采用现行价值计量）与三重列报（财务报表中分别列示历史成本、现行价值和准则要求数据） 。本书分别针对实体财权和虚拟财权提出了三重列报操作方案，该方案可以解决决策有用与受托责任、相关性与如实反映、信任功能与估值功能、会计稳健性的存废、会计法律制度体系冲突等难题，是财务会计适应性变革的可行路径。

在本书的最后，汇总了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