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科研生产力影响因素

许多专家与学者都对科研生产力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概括而言，这些研究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个人层面上(内在层面)的研究；二是情境或环境层面上(外在层面)的研究。

3.2.1 内在层面上的影响因素

个人层面涉及个性、在科研上个人的能力与兴趣、种族与性别、年龄等。这些个人因素如个人能力和兴趣对教师科研生产力有直接的、显著的影响(Creamer,1998)。Crane(1965)认为，就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大小而言，个人的才能比其所在的研究机构的威望更有影响力。Blackburn & Lawrence(1995)指出，个人的兴趣、认同感、效能、心理特征、满足感和情绪等不同的心理因素对教师的科研生产力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种族与性别对教师的科研生产力虽然没有直接或显著的影响，但是在学术级别、学术领域、机构或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它们对教师科研生产力有间接的、长期的累积影响；在新闻学和社会学领域，教师的科研生产力确实存在性别差异，但是在物理学领域却不存在这样的差异(Creamer,1998)。Hamovitch &Morgenstern(1977)研究了学术中女性的科研生产力与其子女多少的关系，结果发现这两者并不存在相关关系。Abramo, Angelo & Caprasecca(2009)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在意大利大学系统工作的所有科研人员进行研究，发现科研生产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总体而言，男性的科研生产力要大于女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科研领域女性的科研绩效不如男性。

一些学者试图证明科研生产力与年龄存在相互关系。Pelz & Andrews (1966)按照年龄顺序，探究出科研生产力所呈现的是一条马鞍形曲线，即在50年中，最初科研生产力最高，随后慢慢降低，到达某一点后，又开始慢慢上升。职业经验也会对科研生产力产生影响，Bayer & Dutton(1977)认为，在刚开始工作的前五至十年，教师的科研生产力会达到顶峰，随后会慢慢下降。由于年龄与学术级别存在高度的相关性，Blackburn, Behymer & Hall(1978)在统计分析教师的科研生产力时选择了学术级别因素，但却忽略了年龄因素。Levin &Stephan(1989)对具有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进行了调查，发现虽然年龄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较弱，但在某些领域如物理学和地球科学中，年长的科研人员发表的文章比正值中年的科研人员要少。

3.2.2 外在层面上的影响因素

对科研生产力产生影响的外在因素包括资源、机构、奖励、学术级别、学术领域、科研人员的流动性等。

众多研究发现，资源是教师科研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Blackburn &Lawrence,1995; Creamer,1998)，大量的资源支持最有可能产生富有生产性的研究者(McGee & Ford,1987)。资源不仅包括研究经费，而且还包括图书馆、计算机设施、研究助手、学校的网络，甚至还包括时间。这些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将有利于激励教师在他们的科研领域有更大的追求。Pelz & Andrews(1966)的研究表明，教师与同事及团队的社会联系对科研而言至关重要。分配在科研活动上的时间越多，越能激发教师的科研生产力。

Crane(1965)通过研究发现，机构和教师科研生产力高度相关，对科研生产力有非常显著的影响(Wanner, Lewis & Gregorio,1981)。与小型的大学相比，大型的大学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更多的科研机会和智力激励(Crane,1965)，而大学内部对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对科研生产力会产生巨大影响(Baird,1991)。培训在科研人员的态度和行为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Alpert(1985), Baldwin & Blackburn(1981)通过研究发现，科研人员早期的职业经验对其以后的心理发展与适应有强烈的影响。Crane(1965)对一些大型大学和小型大学的科研人员进行了研究，发现那些接受了研究生机构培训的科研人员比那些没有接受该类型机构培训的科研人员的科研生产力高，并进一步揭示了机构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说明了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即富有生产性的科研人员拥有早期的科研经验，或已从机构学习中获得了成功的职业模式。Long(1978)用出版物的数量与其被引用数来衡量科研生产力，探讨了研究机构的威望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之前类似的研究都认为，部门的威望对科研生产力有很大的影响。然而，Long通过研究发现，研究机构的威望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是很微弱的，不过，当科研人员离开原来的单位而入职于一个新的部门时，这个新部门的威望对科研人员的科研生产力有显著的影响。

奖励是影响科研人员科研生产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薪资、晋升和任期是可能采用的奖励方式。与男性相比，这些奖励最有可能对女性的科研生产力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女科研人员在科研上往往缺乏外部的认同和经费资助(Creamer,1998; Long & Fox,1995)。

学术级别与科研生产力有直接的、显著的相互影响(Blackburn & Lawrence,1995; Creswell,1985)。总体而言，学术级别较高的教师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更多(Blackburn, Behymer & Hall,1978)，原因在于学术级别较高的教师通常所讲授的课程都是高水平的课程，如研究生课程，这对其科研生产力的提升是有利的。终身教授，尤其是在大学中，往往比非终身教授有更高的科研生产力水平(Long,1978)。然而，Creswell(1985)认为，终身制除了给教师自由的学术追求外，不会对其科研生产力产生有利影响。

学术领域对教师的科研生产力也会产生影响(Baird,1986; Blackburn, Behymer & Hall,1978; Creamer,1998)。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科研标准，提供不同的科研资源，如化学要求有研究实验室和财力支持(Baird,1986)、物理学需要科研团队的广泛合作(Becher,1989)、历史学强调练习及时间和资源的投入，而心理学注重时间投入和学生的实践(Baird,1986)。由于学科的不同，教师的出版率(publications rates)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学术领域的杂志有不同的接受率，必然会影响到教师的出版率。正如Hargens(1990)所观察到的一样，不同的学术领域对出版物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不同学术领域出版物需要修改的次数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会影响到出版物发表的时间，对教师的出版率有一定的影响，这个结论建立在1988年Hargens对30本期刊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不同学科的期刊的年平均接受率存在很大的不同，如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期刊的年平均接受率低至11%，而化学领域期刊的年平均接受率却高达80%。这与Ward & Grant(1996)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这些研究者指出，在一些取得高度共识的学术领域，期刊接受率是较高的，如在化学领域，有主要的研究范式，因此文章相对较短，且有多个作者。此外，教师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和频率是不同的。在化学领域教师每年发表10至12篇长度均不超过4000字的文章是很常见的，然而，与之相比，数学领域的教师虽然撰写的文章长度是其两倍，但是发表的文章数量仅是化学领域教师的1/2(Becher,1989)。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以思想为特征，较之一些学科更有可能出版著作(Wanner, Lewis & Gregorio,1981; Becher,1989)，而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更易获得科研资助，因此发表论文的能力会更强一些(Wanner, Lewis & Gregorio,1981)。美国于2007年对具有博士学位点的375所顶尖大学共217254名科研人员的科研生产力进行了调查，并对每所大学的科研生产力按照学科分类进行了排名[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领域对教师科研生产力的影响。

Heeringen & Dijkwel(1986)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于1980年对荷兰多所大学的435名科研人员的职业流动性及领域流动性与科研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虽然科研人员的两类流动性与科研生产力不存在明确的关系，但是，就科研生产力而言，不同类型的研究团队，其科研生产力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对研究团队的类型进行区分。这一观点也得到了Baird(1991)的支持。

3.2.3 科研生产力研究演化

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很多，其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产品(Blackburn & Lawrence,1995)。Orpen(1982)对多所综合性大学的36名终身教授和36名非终身教授的科研生产力进行了统计分析与对比，结果发现在年龄、工龄、学科或专业、之前所获得的学位上，这两组的科研生产力都不存在显著差异。Long, Crawford, White, et al.(2009)通过对比研究，分析了信息系统领域中科研人员所取得的学位、所属机构对其科研生产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从科研生产力的定量(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定性(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数)上而言，学术机构是科研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在信息系统中，科研人员的学术出身对其科研生产力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在信息系统中将学术出身作为教师受聘时的一个主要标准是不合理的。Hassan, Tymms & Ismail(2008)在网上对马来西亚六所公立大学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有利的科研环境，家庭动机、经验、可获得的知识与培训等。教师的科研生产力不仅与个人的动机和能力等有关，而且还与组织的背景、环境及其他能提升科研生产力的途径如提供培训机会、资源支持和其他支持等息息相关(Fox &Faver,1985)。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对科研生产力进行大量探究。在这一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Drew & Karpf(1981)、Laband(1985)、Saunier (1985)、Fairweather(1988)等。这一时期对科研生产力的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缺乏严谨的分析方法，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有所降低。

在此之后，对于科研生产力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以个别案例研究为主到以案例组研究为主，再到以通过大样本调查研究为主的一系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早期的研究主要是探索性的案例研究与案例组研究，把影响科研生产力相关的一系列因素概括为政府的支持、大学内部的支持、部门的特征、科研人员本身的情况、科研人员对组织的忠诚与承诺、亲密的学术关系、有利的学术环境等。但是案例研究的结论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狭隘性，不具有普适性和系统性。要对科研生产力做出系统识别，必须采用有效的分析方法。因此，许多学者在后期的研究中大多采用成对比较的系统的实证研究。由个别案例研究到采取成对比较的系统的实证研究，反映了对科研生产力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研究结果日趋系统化，且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普适性。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停留在较表面的层次，对科研生产力的一些特征还没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此外，对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也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过程中往往能产生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显示出了跨学科科研生产力的巨大威力，而目前却缺乏对此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