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乡关系波动复杂，二元结构矛盾凸显

一、城乡关系

1949—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期，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此时国家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中国社会急需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计划性的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当时我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中央政府针对经济发展提出调整政策。首先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次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在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农村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允许资本的自由借贷，允许城乡私营工商业的自由发展。⁽¹⁰⁾这一时期的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较为自由，城乡关系总体上相对缓和。⁽¹¹⁾

1953—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中央政府正式确定了对全国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并采取了多项经济调整政策和土地政策。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随之活跃起来，在国家控制不严的情况下，出现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据统计，在1952—1957年期间，我国城镇人口从7163万增加到了9949万，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提高了2.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量的城镇人口也向农村流动，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城乡双向流动的态势，城乡流动人数大约为1∶1.8。⁽¹²⁾通过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一五”计划的前中期（1956年前），我国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城乡关系相对缓和，城乡之间差距较小，城乡二元结构不明显。

但是从1956年底开始，我国发展的重点转向重工业，并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限制多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把农业定位成为工业服务的角色⁽¹³⁾。从1958年开始，国家为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14)(15)，城市和农村开始被人为割裂。同时，农民进行自由择业的权利被剥夺，农民被限制在农村土地上。⁽¹⁶⁾由此产生的城乡关系趋向紧张，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逐渐凸显。国家根据当时的实际社会经济状况，为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行政手段实行统购统销⁽¹⁷⁾。当时的制度安排也是在服务于“农村支持城市”的总体思路下形成的，强调发展重工业，国家对重工业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并因此造成诸多严重影响和后果。

从投资政策的倾斜和农、轻、重投资比例看，我国农村的建设投资在前五个五年计划时期不断减少，轻工业投资徘徊不前，所占比例较少，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增长，占有绝对的优势比例（见图3－1），体现出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思路。

从城乡劳动力人数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52—1978年间，城乡劳动力对比系数⁽¹⁹⁾整体下降，在整个就业系统中，农村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见图3－2），农村劳动力增长率明显低于城市劳动力增长率（见图3－3），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向城市。

由于历史原因，1949—1978年与城乡居民收入对比系数⁽²⁰⁾相关的多项数据缺失，因此只对现有相关研究中的分散化数据进行分析。根据李景刚、张效军、高艳梅等（2011）对1978年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情况的研究，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均增长缓慢⁽²¹⁾，但二者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比）有所缩小。另根据历史资料显示，该阶段城镇以及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都未能实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城市和农村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随之降低。

从城乡二元对比系数⁽²²⁾来看，除1958年（0.37）出现异常，1952—1978年的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值偏低且变化较小，在0.13～0.3波动，表现出城乡二元经济较为显著（见图3－4）。随着1956年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收回农民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在农村实行按劳分配，国家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实行统一的配置和管理，农民失去自主安排劳动的权利，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²³⁾，于是出现了1958年城乡二元结构畸高的现象。

从城镇化率变化趋势看（见图3－5），1949—1977年城镇化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949年城镇化率为10.64%，1957年城镇化率为15.39%，1997年城镇化率为17.92%。该时期的城镇化率较低，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性差，城乡之间的人口交换和各项物质的流动性极差，城市和农村之间逐渐割裂，城乡二元结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