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府州折氏与党项族的关系——兼论唐末五代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变迁

高建国

（男，陕西府谷人，延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

陕北地区在历史上是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激烈碰撞、水乳交融发展的“绳结区域”。据周伟洲先生《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与民族融合》一文研究显示，历史上曾活动于陕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即有鬼方、猃狁、白狄、义渠、匈奴、鲜卑、敕勒、丁零、高车、羌、西域胡（包括月氏胡、龟兹胡）、高丽胡、卢水胡、稽胡、突厥、铁勒、吐谷浑、党项、女真、蒙古、回等二十多个民族；①根据近年出土墓志来看，其实还有部分吐火罗人、回纥人、契丹人在陕北也留下了生活的足迹。可以说，陕北就是中国民族熔炉的一个典型缩影区域。这种民族融合性至今的外在表现都很明显，比如陕北的呼延姓、拓姓、慕姓、折姓比比皆是。

在以上活动于陕北地区的历史民族中，党项族是以羌族为主体，融合了西北各地所居的其他民族而形成的，它在陕北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个在隋唐时期只被中原王朝称为“小蕃”的部族，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繁衍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新的民族，并且在唐末五代以及宋金时期独立于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北宋时期，陕北因宋夏关系的曲折发展，战事频仍，而党项族内部也分裂出附宋守边和抗宋自立的两种政治力量。前者的代表是立足麟府、前后传承达十代之久的折氏家族，后者的代表是立足朔方、最终自立的夏州李氏集团。

府州折氏与夏州李氏既为一族，俱列党项“五大姓氏”之属，但是为什么在后来的发展上却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呢？庆历元年（1041），建国不久的夏王元昊率军围攻府州，时任知州折继闵率军誓死抵抗，明言“吾州世与寇为仇”, ②折继闵所谓的“世仇”，到底是什么仇恨？概言之，府州折氏与党项族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看似一个小问题，其实有关唐末五代以来陕北地区的民族变迁。为此，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拟对折氏与党项族特别是与夏州李氏的关系做一探究，同时对唐末五代时期的陕北民族面貌进行简单研究。

一、府州折氏的族源

府州折氏是唐末五代时期崛起的地方土豪家族，从五代至北宋时期，这个家族一直忠于中原，为国守边，从而取得了永安军节度使的藩镇地位。北宋建立后，因折氏领袖折德康展现出的臣服姿态和较强的军事力量，宋太祖特许其子孙世袭“知府州事”，继续戍守中原王朝西北大门。府州折氏家族绵延近300年，是北宋时期独一无二的世袭知州家族。这样一支特殊的力量，却是少数民族——宋代士大夫认为折氏是党项族，在北宋流行的姓氏书和正史当中就有反映。但是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折氏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目前来看，有关折姓族源的观点，至少有匈奴、鲜卑、党项及汉族四种说法。

第一，源自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据《史记·卫青列传》记载，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陇西，“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③。《汉书·霍去病传》提到这次胜利时，再次确认了“杀折兰王”的战况。④后代学者如曹魏时的张晏、南朝的裴姻认为折兰是匈奴国名，而唐代张守节、颜师古则以为“折兰”为匈奴姓氏。颜师古特别提道：“折兰，匈奴中姓也。今鲜卑有兰姓者，即其种也。折音上列反。”⑤颜师古不仅指出匈奴折兰姓后来演化为鲜卑是兰姓，还指出折姓的读音为“蛇”。如今的折氏后人多有相信其族源来源于此的，但有关匈奴折兰姓的记载，史书中只此两处，难以辨清折兰一姓与后世折姓的渊源关系。

第二，源自汉族张姓。《后汉书》载有广汉洛人折像，称其先“张江者，封折侯，曾孙国为郁林太守，徙广汉，因封氏焉。国生像”。⑥古人姓氏得名不一，既有因官而姓，也有因封改姓。如据《后汉书》记载，则折姓来源于汉姓张氏因封而改姓；并且由郁林（今广西桂平）迁居广汉（今四川广汉），这就把迁徙路线也说清楚了。但有关汉姓折氏后裔情况不明，唯《晋书·沮渠蒙逊载记》有名“折裴”者，不知其为汉人抑或是匈奴人。⑦有日本学者就相信府州折氏是汉族，不过不知他指的是五代汉化还是很早前就来源于汉族。⑧

第三，源自党项族，并为党项五大姓氏之一。这个说法来自《新五代史·党项传》:“其大姓有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拓跋氏为最强。”唐末党项族崛起陕甘一带时，“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⑨。两宋之际的邓名世撰有《古今姓氏书辩证》一书，其指“羌族有河西折氏，世居云中，为北蕃大族”。⑩后世学者多据此二书认为府州折氏出于党项族，但实际上比《新五代史》更早的《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的党项传记部分，只有党项八大姓氏且无折氏的记载。研究西夏史的一些学者，多认可折氏族源自党项的说法。

第四，源自北方游牧民族鲜卑。相较前述三种说法，这种看法不仅文献记载多，出土墓志的记载也较多。最先记述折氏源出鲜卑的是《晋书》:“鲜卑折倔送马于（赵）凝（前凉西平太守）。”该书明确提到的折氏人物有南凉王后折屈氏、右卫将军折倔奇镇；还有一位鲜卑部落首领叠倔河内，周伟洲先生认为叠倔与折屈、折倔为一音之转，是同一姓氏。⑪北宋人邵思满编撰的《姓解》也指出，府州折氏族源是鲜卑折倔氏：“折屈，虏复姓也。南凉秃发傅檀立其妻折屈氏为后。今府州折氏，盖折屈氏之后也。”⑫其实比《姓解》更早成书的宋本《广韵》已经注意到府州折氏与折屈氏的姓氏渊源关系了。而明确说明折氏源出鲜卑族的墓志资料，多来源于陆续出土的府州折氏家族成员墓志。清朝乾隆时，府谷县曾发现麟州刺史折嗣伦碑，志文称其为“魏孝文皇帝廿七代之孙也”。检之以北宋岢岚折氏折可适的墓志铭，即称“其先与后魏道武俱起云中，世以材武长雄一方，遂为代北著姓”，两方墓志镌刻时间相差两百多年，而在族源方面，均将折姓来源指向古老的鲜卑族。府谷县新近出土的折克臣墓志又称：“维折屈氏，世奠西土”，则又指出折姓原本为复姓折屈氏。佐之以史，府州折氏的族源应该为鲜卑族。所憾者，全面记录鲜卑族姓氏的《魏书·官氏志》却并没有记载到任何有关折姓的单姓、复姓。

从后世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来看，折姓在历史上不单单有府州折氏一支，在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出现的折姓部落首领即有多人。如唐代时期的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党项族首领折遇明、折七移、折之正及以“折思”为族名的部落；北宋时期出现的折姓人物除府州折氏外，还有代州刺史折仁理、尚食使折彦赞、岢岚军使折令图，麟州三族砦首领折御乜、折八军及折罗遇、折埋乞，府州管界大首领折文御、折突厥移，麟州浊轮寨折勒厥麻等族、府州属官折谏、军贼折高留、延州折马山及其族属、泾源路熟户折密桑及不知名的折固、折仲强等多人；而且其来源可能并非仅仅由折倔氏简化而来，如2002年陕西省耀县新区出土了一方唐代永隆元年（680）刊刻的《折娄惠墓志》，志文载志主“公讳惠，字文，北海阴山人”⑬。志文明确说明，志主复姓折娄，郑樵《通志·氏族略》“代北复姓”下就记有“折娄氏”，并自注曰“本鲜卑，随魏南徙”⑭。除此折娄氏外，《通志》还记载了一个莫折氏，郑樵注曰“本西羌，世居渭州襄武县”，这个莫折氏也可能是折氏的一个来源，历史上北魏时期曾有羌人莫折念生、莫折大提等历史人物。⑮《北史·蠕蠕传》还记载了一个鲜卑姓氏“折豆浑氏”。⑯而五代至宋时期，凉州一带还有一支土豪折逋氏，有学者说是源自吐蕃族。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们得到以下几个认识：第一，虽然《魏书·官氏志》没有记带折字的姓氏，但从传世文献和出土墓志来看，鲜卑族中确实存在诸如折倔氏、折娄氏、折豆浑氏等部落。第二，源自羌族的吐蕃、党项等族中，也存在着诸如北魏时期的莫折氏，唐代以来的凉州折逋氏，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首领折遇明、折七移、折之正，代州刺史折仁理，岢岚军使折令图，麟州三族砦首领折御乜、折八军及折罗遇、折埋乞及麟州浊轮寨折勒厥麻等族。而如《杂字》《文海》《文海杂类》等西夏文书籍中，也保留了多个带折的党项姓氏。第三，折突厥移这一支，从名字上分析，可能来自突厥族。当然，突厥族在北宋时期早已消亡，而突厥族成分也相当复杂，不排除这一支折氏也来自鲜卑。第四，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不仅存在府州一支折氏，在代州、岢岚军、麟州、延州、庆州、泾原路甚至西夏境内也存在着多支折氏，只是相较于府州折氏的世袭知州特权看，其他折氏既无显宦名世，又无家族延续传承，故而姓氏族望不显。

基于以上认识，结合党项族的民族成分、府州折氏的崛起时间等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折氏的族源，应该是古老的鲜卑族。折姓在《魏书·官氏志》中没有记载的原因，当是在魏书成书时代，折姓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姓或还没有形成。

二、府州折氏与党项族的关系

隋唐以来，陕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既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北方草原民族如稽胡、鲜卑、突厥等族，又有东迁而来的羌族分支党项族、鲜卑分支吐谷浑族等；另外还有一些来自北方草原的铁勒、回纥人，西域来的胡人如吐火罗人等。当然，还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人口。

稽胡是北朝以来以匈奴屠各部为主形成的一种杂胡。匈奴族是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它活跃于秦汉之际的北方草原地区，包括今天陕北北部在内的“河南地”，不仅在很长时间内是匈奴人的牧场，很有可能这里就是匈奴人兴起的地方。但自公元91年以来，匈奴人势力衰弱，部分西迁，部分内迁。自西晋以来，内迁匈奴不断分化，并且形成多个分支，如屠各胡、贺赖胡、赤沙胡等；在屠各胡基础上，北朝时又形成了一种融合了西域胡和山居土著的胡人即稽胡。稽胡在北朝时期的聚居地，“白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⑰。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唐代时期，陕北地区是稽胡聚居的重要地区之一，从富平、宜君往北到鄜州、延州再到丹州、绥州、银州，一直存在稽胡的踪迹。宋人引《隋图经杂记》谓：“丹州（今陕西宜川）白窒，胡头汉舌，即言其状似胡而语习中夏。白窒即白翟（狄），语伪耳，近代渭之部落稽胡，白言白翟后也。”⑱可见，“胡头汉舌”的稽胡，在宋代时期已经融合当地汉人中间了，只在体貌上仍然留有胡人踪迹。

鲜卑也是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其起源地在东北大兴安岭深处，它的前身是与匈奴同时的东胡族。自北匈奴西迁后，鲜卑人逐渐西迁并占据了蒙古高原。鲜卑人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许多匈奴族，形成了一些杂胡，如宇文鲜卑、拓跋鲜卑以及铁弗匈奴等。其中，拓跋鲜卑西迁后居住于代北、云中一带，其势力范围可能初入陕北北部，就如府州折氏的前身代北折倔部以及折娄部等，折倔部号称“世居云中”，折娄氏称祖居“北海阴山”。而与鲜卑的另一分支铁弗匈奴与陕北的关系非常紧密，十六国时期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就是铁弗匈奴。至今在陕北的靖边县，有赫连勃勃修筑的统万城，而在延川县、延长县，还有赫连勃勃的衣冠冢等遗迹。陕北的鲜卑人在隋唐时期融合党项族中，在宋夏关系紧张对峙时期，就有部分拓跋姓“蕃部”，一直亲附北宋而与西夏对抗。至今，陕北人姓氏中拓跋、拓、元这些姓氏还很常见，延川县还有拓家塬等地名。

突厥人是继匈奴和鲜卑之后蒙古高原上的又一强大游牧民族。突厥源于阿尔泰山，原为柔然役属，在公元6世纪中期，突厥迅速强大起来并一举灭掉了柔然，从而建立政权，并活动于隋唐王朝的北部边疆，其中就包括陕北的一些地方。为了有效地防御和分化突厥人，隋文帝采用了“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并于开皇十九年（599）封启民可汗，许其进入河南夏、胜二州之地游牧。夏是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则；胜州治所虽然在内蒙古准格尔旗，但属于其所辖的银城、连谷二县，均在今陕西神木窟野河上下。这当是突厥人进入陕北之始。突厥人大批进入陕北，是在唐代贞观四年（630）灭亡东突厥以后。其时，唐太宗派大将李靖出定襄、白登道，唐军大破东突厥，并俘获其颉利可汗，另有十余万众突厥归附唐朝。李世民最终将突厥降户安置在河南之地，并设羁縻庸州管理。其中，在今陕北境内的有定襄——高宗时又分置桑乾、云州共三个都督府，下设十三个羁縻州。“羁縻府州”是唐代的一项民族政策，设置的府州虽多，但其领地有极大差异，大者几百里，小者仅领几十户，官职大小也依实力大小而定，“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这个政策在五代至北宋时期也得到传承。在宋夏沿边地区，存在大量诸如府州折氏的世袭蕃官家族。突厥人在开元九年（721）还曾在陕北发动起义，“攻银城、连谷，以据粮仓”。北宋时期，麟州、府州境内的蕃族中有名为“突厥罗”“折突厥移”的首领名称，周伟洲先生认为这些名字“透露出突厥融入党项蕃部的信息”。

突厥人与西域各族关系密切，其部属中就有来自西域的、包括粟特人等在内的昭武九姓胡人。唐朝在安置突厥部族时，一部分西域胡人也一起迁徙到了陕北各地，其中就有后来的康待宾等部。⑲

在突厥人时代，草原上先后出现的政权还有铁勒、回纥等汗国。铁勒，是南北朝时期敕勒或高车的讹称，东突厥衰亡后，铁勒分支薛延陀强大起来，最后与唐朝矛盾加深，终为唐太宗所灭，铁勒所部纷纷降唐；而在之后的发展中，铁勒诸部也不断南迁，唐朝将他们安置在凉州、灵州、夏州、丰州、并州等地。而在永隆二年（681）以来，唐朝又在夏州都督府下设立了达浑、安化州、宁朔州、仆固州共五个羁縻都督府专门安置铁勒部众。如唐代镇压安史之乱的名将浑瑊，“本铁勒九姓之浑部也，世为皋兰都督”，浑瑊后来因功受封咸宁郡王，封地就在今延安宜川县东南部，时称咸宁县，死后也葬在该地。作为铁勒人，浑瑊在大历十四年（779）曾任单于大都护，充振武军、东受降城、镇北大都护府绥、银、麟、胜等州节度使，管内营田度支等使；而他的次子浑镐，在元和四年至六年（809—811）间，曾任延州刺史，主管延州境内的蕃汉各族事务。至于回纥汗国，原本与唐朝关系密切，但是在会昌时期，回纥汗国突然崩溃，其部众四散，有西迁者，有南下者，其中就有迁往陕北等地者。如唐末时期府谷镇的设置，就是为了防御回纥部众犯边而增设的，而直到五代时期府州折氏崛起后，折氏与回纥的关系还是较好的，折从阮曾经招回纥归国，因而受封府州副使。

根据文献记载和后些年出土的考古资料可知，就在铁勒人浑瑊、浑镐父子主政陕北前后，还有部分西域人迁居陕北，诸如吐谷浑人、吐火罗人等。1993年，延安南郊虎头峁曾出土唐代《李良僅墓志》一方。⑳根据墓志可知，李良僅家族本为青海一带的吐谷浑人，其祖李义，因军功为玄宗赐姓为李。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逐渐强大，并蚕食河西、陇右的吐谷浑和党项诸部。吐蕃的逼迫，使得部分吐谷浑和党项部落率部内迁。李良僅的父亲李如暹当时是吐谷浑一部落首领，他振臂一呼“而同归我朝者万余蹄，屈膝请事者千余帐”。唐代宗将李如暹所部吐谷浑安置在延州的浑州川，并授其延州刺史的官职；而在德宗贞元十年（794）又以其“所部蕃落赐名曰安塞军，以如暹为军使”。李如暹之后，其子李良僅在守孝期满后的元和六年（811）袭职为延州刺史，兼领所部，直到大和元年（827）。其后裔就是北宋时期延州有名的金明李氏，仍有十几万人马的力量。

就在吐谷浑人李氏家族迁居延州时期，也有部分吐火罗人迁居到了陕北。2010年，延安南郊虎头峁出土一方《罗何含墓志》。㉑根据墓志，罗何含先祖是西域古国吐火罗的王族，其祖祁斯约在乾元元年（758）人唐。罗何含有可能曾作为浑瑊部属而随其征战，从贞元十五年（799）到会昌元年（841），罗何含一直在延州生活，曾短暂任延州刺史兼安塞军使，官至延州防御安塞军都虞侯兼教练使。

另外，据元和时期的宰相李绛、马浑等人记载，就在吐谷浑人李氏、吐火罗人罗氏主政延安时期，延安蕃部中还有沙陀族的成分在内。《新唐书》载：“元和中，延州沙陀部苦边吏贪，震扰不安。李绛建言，宜选才职相称者为刺史。乃入镐延州。”㉒

唐末以来，陕北最负盛名的当属党项族。党项人初迁时期，还只是一支“小蕃”势力；但随着党项民族逐渐发展和形成，陕北地区历史上其他民族如稽胡、鲜卑、突厥、铁勒、回纥、粟特、吐谷浑、吐火罗、羌族等族或者汉化，与当地汉人融为一体；或者党项化，成为党项人的重要组成力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新、旧唐书中看到党项族有八大姓，而到新五代史中只留下五大姓并且有了折氏一姓。这个变化，充分反映了党项族在发展和形成中，不同民族成分、新旧部藩、姓氏力量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而五代以来的汉文文献，又将西北各族笼统称为蕃族，称多数党项姓氏为“河西大姓”。宋代的河西，不仅仅指历史上和今天我们认为的祁连山下河西地区，也泛指整个河东路以西地区，如府州、麟州、绥州、延州，在宋代也属于河西地区，府州知州折御卿被冠以“河西折御卿”的称呼，绥州大姓高氏，被冠以“河西大姓”的定位。

当然，在延安南部靠近关中一带地区，还分布着大量羌族人群。

综上，隋唐时期，陕北地区分布着大量少数民族，诸如稽胡、鲜卑、突厥、铁勒、回纥、粟特、吐谷浑、吐火罗、党项、羌族等。当时的陕北，是汉族与北方民族杂居的区域，唐代在陕北地区既设正府州县管辖，又设立了大量的羁縻府州笼络各族。在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党项族势力的崛起，历史上陕北地区的其他民族或者早已融合汉民族中，或者被纳入党项族内，成为党项族的重要组成力量；而中原王朝的史书记载，又加强了人们对河西党项族铁板一块的简单印象。因此，族源不一的各支折氏力量诸如折兰氏、折倔氏、折娄氏、折豆浑氏、莫折氏，也就成了党项族，成为该族五大姓氏之一了。

三、府州折氏与夏州李氏暨西夏的关系

《新五代史》称，党项“大姓有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拓跋氏为最强”㉓。拓跋氏就是后来的夏州李氏，是党项族中的主要力量，其在动迁后依托夏州地利迅速发展起来，并在安史之乱中参与唐朝平叛的军事行动，从而获得合法政治地位，迅速取得定难军节度使地位，成为据有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的一方强藩。而党项族中的其他姓——细封氏、费听氏、野利氏后来在夏州暨西夏王朝内都有分布，成为党项族中的重要力量；而折氏，虽然在夏州暨西夏王朝内也有分布，但最为显赫的一支即府州折氏，虽然掌管麟、府、丰地区的党项、藏才各族，但却在逐渐汉化中。不同的发展趋势，让这两支同为党项族的军政力量，走上了截然相反的政治道路。

根据本文第一节叙述，我们已经弄清楚了折氏的族源是鲜卑族；在党项族发展、崛起的过程中，折氏逐渐党项化，出现了不同支派的党项族折氏力量，在府州、麟州、绥州、延州以及更西的地方，都有分布。其中最显赫者，就是府州折氏。府州折氏自唐末时期折宗本取得振武军缘何五镇都知兵马使一职以来，迅速发展，其子折嗣伦就获得了麟州刺史地位，孙折从阮在后汉时期获得永安军节度使地位，成为与夏州李氏一样的藩镇力量。

府州折氏自崛起之初就与夏州李氏发生了利益冲突。折氏刚获节镇，夏州李氏就出兵阻隔了永安军与后周使臣往来的道路。显德二年（955），夏州李彝兴以土壤相接府州，恶其与己并为藩镇，乃扼塞道路，阻绝使臣。㉔李氏自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就获得了定难军节度使一职，而折氏在显德元年（954）重获永安军节度时，比李氏晚了七十余年。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相互兼并的战争屡见不鲜。唐代在陕北地区设置的节镇，先后由定难军夏州节度使、保大军鄜节度使节制，而李氏在发展过程中，一度掌握了定难军、保大军两个军镇，也就是说夏州李氏自唐末以来一直是名副其实的“陕北王”。所以在面对新兴的府州折氏这个“小兄弟”时，夏州李氏的态度很傲慢，直接出兵阻绝道路。

李氏阻绝折氏朝见道路，相关论著都有涉及，但并未深入展开；笔者以为此事事关唐末时期陕北交通问题，值得深入分析。

唐代以来，从陕北进入中原的道路，最重要的两条是：第一，从夏州经延州通往关中；第二，从夏州顺无定河而下，经绥州过黄河至太原，然后通往洛阳等地。除此而外，黄河两岸还有很多渡口，如延州乌仁关、延水关，绥州定胡寨、麟州合河关等处。而府州地处黄河西岸，河东即为北汉所属的定羌军（今山西保德），东西往来也有渡口。府州折氏如果要进入中原，最便捷的路途，当是直接渡河，取道定羌、岢岚直达太原，或者沿河而下至麟州合河关，渡河后经岢岚直达太原。再次，经麟州抵绥州，既可从定胡寨渡河抵达河东石州，也可取道延州抵达关中或从延州各沿河渡口渡河经河中府进入中原。后周时期，刘崇占太原等地，是为北汉。与府州、绥州沿河而阵的定羌军、石州等地，均为北汉控制，而河西麟州一度也为北汉所有。府州折氏要想抵达中原，河东的路是不能够通达了，只能是取道麟州、银州、绥州、延州，然后经延州各路交通中原。而银州、绥州又是夏州李氏的控制区，因此笔者推测，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阻绝折氏与后周的交通，应该就是阻绝了绥银与麟州之间的通道。

面对夏州李彝兴的傲慢无礼，后周意见不一，朝臣们以为没有必要为区区一府州而得罪势力庞大的夏州李氏；而周世宗柴荣则坚持回击夏州，保护一直勤劳王事的府州折氏。最终，府州折氏与夏州李氏的初次对抗，因后周政权的介入而得到解决：新兴的府州折氏得以巩固其势力，而夏州李氏不得不认可了折氏这个“小兄弟”的存在。

从折从阮开始，到折德扆、折御勋期间，折氏不断入朝中原，有时甚至是举族入觐。折氏的这种姿态，既可以认为是为了生存向中原王朝俯首的政治态度，也可以说是面对夏州李氏的逼迫而选择的自保之计。无论如何，折氏在五代至宋初，还是有着较强的战斗力，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因此，经历过首次不愉快之后，夏州李氏与府州折氏之间倒也相安无事；而随着麟州归降后周和北宋建立后向麟州直接派任知州，府州折氏与夏州李氏之间也有了缓冲地带，此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双方之间不会直接兵戎相见。

入宋以后，折氏与李氏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西夏建国而分为两个阶段：折氏随宋军征讨李氏和西夏王朝侵略府州。

第一个阶段，西夏建国前，府州折氏紧随北宋步伐、随军征讨夏州李继迁。宋太祖时期，与夏州李彝兴关系尚好，折氏与李氏同朝称臣，并没有发生冲突。宋太宗在消灭北汉之后，开始将目光转向夏州，引发夏州李继迁的强烈反抗，宋朝准备以武力解决问题。淳化五年（994），宋军大举伐夏，府州观察使折御卿率军助战，收银夏等州蕃汉户八千帐族内附，马牛羊以万计。㉕此役宋军虽暂时获胜，并毁弃了夏州城，朝廷升折御卿为正任节度使以示褒奖。府州折氏以随军打击李氏获得嘉奖，必然引发李氏的强烈怨恨。党项族“部无君长，不相统一”，虽然同为一族，但有仇必报。就在次年，夏州李继迁就两次伙同契丹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人寇府州，结果为折御卿打败于子河汊。

从至道元年（995）至宝元元年（1038）李氏正式抗宋建国这段时期，夏州李氏经略重点在灵州等方向，对于宋朝沿边仅是不断袭扰，包括麟州、府州也多次遭到李氏侵犯。如咸平二午（999）八月李继迁围攻麟州，府州知州折惟昌率众赴援，结果惟昌从叔折海超、弟折惟信战殁。九月，李继迁再犯府州，折惟昌与宋军将领宋思恭、刘文质于横阳川击败之。㉖双方之间的这种拉锯战及人员伤亡，会强化彼此政治敌对的立场。

从宝元元年（1038）西夏建国至北宋灭亡的靖康二年（1127），这是宋夏双方激烈对抗的时期。府州折氏作为宋朝的属地，虽然世袭了知州一职，但随着朝廷控制力的加强，折氏的实力也在不断削弱。这一阶段，府州折氏是依托于宋朝的力量，不断反击李氏的侵略和随宋军主动出击西夏。

明道元年（1032），元昊即位后开始积极活动，准备建国。从明道三年（1034）起，元昊不断派兵袭扰宋朝边界。该年六月，府州上报，“元昊自正月后数人寇”㉗。而折氏与西夏最大的一次冲突是庆历元年（1041）的府州城保卫战。该年七月，元昊乘好水川之战的胜利，在当地蕃部作为向导之下，率军数万包围了府州城。对于其时的军情，府州知州折继闵虽然年轻，但有着极高警觉性。他在元昊到来之前，就警告管勾将领康德舆，结果对方反诬称折继闵通敌。无奈之下，折继闵只好训练军队，与通判张旨加强州城戒备，抢在元昊大军到来之前构筑了防御工事。府州城依山而建，又有水门直通黄河，折继闵早就做好坚壁清野之计，元昊围城数重，自度攻城无方只好撤退。㉘据《折继闵神道碑》，为了稳定人心，折继闵对城内军民动员讲话：“吾州世与寇为仇，城破，当甘心焉？唯以死守耳！尔曹世受国恩，宜思所以报者。”㉙元昊亲率军督战西门，危急之际，折继闵一箭射杀夏军阵前指挥，此举令夏人闻风丧胆。

折氏府州城保卫战取得最终胜利，这个结局与折继闵的坚定、果敢和指挥有方是分不开的。就在这场战役中，折继闵明确说出了“世与寇为仇”的历史，而从这一战的失败中，夏州李氏的后裔即西夏王元昊也明白了与折氏的裂隙是不可弥补的：双方已经走在了两条完全相反的政治道路上，元昊已经独立建国，而折氏誓死报国。而在此后的北宋中晚期，随着宋夏关系的复杂发展，双方之间战争频发，争斗不断。但府州折氏与西夏的关系就定格在庆历元年（1041）府州城保卫战所形成的格局基础之上，作为宋朝唯一的世袭知州、边将世家，折氏始终与北宋王朝保持一致，并听命于朝廷调遣，坚决、坚持反对西夏王朝的独立和侵略。而在宋夏多次战役中，府州折氏率领的部落子弟兵是作为先锋部队率先奔赴战场。

折氏这种坚决反对的态度，终使西夏一直忌恨于心。西夏在宥州设立左厢军监军司，专门抵挡来自麟府路折家将的冲击。当北宋灭亡、折氏失去庇护、最终降金之后，西夏军最终不顾“礼不伐丧”的儒家信条和不惜开罪于金国的危险，率军攻破了府州城。府州折氏与夏州李氏之间近二百年的世仇暂告一段落，恨之入骨的西夏军，甚至“夷折氏坟垄而戮其尸”，完全不顾同为党项族的事实和他们所信奉的儒家礼仪，可见双方这种结怨仇恨之深。㉚

四、结语

隋唐时期，陕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胡汉杂居，历史上北方民族的支裔如稽胡、鲜卑、突厥、铁勒、回纥，来自西域的昭武九姓、吐火罗和来自青甘一带的吐谷浑、党项羌等民族，都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留下活动的足迹。这些来自异域的少数民族与从中原迁来的汉族相互学习，融合发展，出现了所谓的“胡头汉舌”的文化现象，这是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发展的一种趋势。当然，民族融合发展还有其他趋势，如汉族融合在少数民族中，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这两种趋势在唐代中晚期党项人迁居陕北后形成了势力，遗留在陕北的各少数民族及部分汉族，最终融合于党项民族，在陕北黄土高原地区形成了一支极具影响力的新的民族。

府州折氏与夏州李氏的关系，真实地反映了隋唐至五代北宋陕北民族的变迁。府州折氏与夏州李氏并不同源，前者的族源是古老的鲜卑族，从大兴安岭地区西迁而来；后者虽然标榜族源也是鲜卑，但它的族源应该是古老的羌族，从青甘一带东迁而来。在党项人聚居陕北并形成一定势力以后，它融合了陕北各地的其他少数民族，包括正在汉化中的府州折氏，使得折氏与拓跋氏（李氏）一样，成为党项族中的大姓之一。但正是这种同族不同源的历史，造成了折氏与李氏在认同和发展上的差异。李氏建节时间较早，当折氏建节之始，李氏态度傲慢、无礼；而中原王朝的强力支持和保护，更坚定了折氏依靠中原、反对李氏的决心。在这种历史基础之上，折氏与李氏暨西夏王朝的关系，自然演变为中原王朝与夏州李氏暨西夏王朝的斗争与冲突。而在宋金战中，府州折氏实力消耗殆尽，失去中原王朝的保护并且自身难保；西夏抓住机会，不惜开罪金人，攻陷了府州城。折氏后人一直在积极谋求恢复祖业和报复西夏，但在新的政治格局之下，折氏失去了新兴的金朝的支持，最终家族四散、融合于汉族当中。府州折氏与夏州李氏同为党项族却成为世仇关系，并走上了截然相反的政治发展道路，究其原因，还在于族源不一的历史差异。

注释：

①周伟洲：《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与民族融合》, 《西北民族论丛》（第1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4—52页。

②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第68—69页。

③《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929—2930页。

④《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中华书局，1962，第2479页。

⑤《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第2479页。

⑥《后汉书》卷八二上《折像传》，中华书局，1965，第2720页。

⑦《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中华书局，1974，第3196页。

⑧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据烟地正宪《五代、北宋的府州折氏》, 《食货月刊》复刊第5卷第5期，1975，第247页注释。

⑨《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中华书局，1974，第912页。

⑩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593页。

⑪周伟洲：《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34页。

⑫邵思满：《姓解》卷一“手六”, 《古逸丛书》，光绪十年黎氏影印本。

⑬潘萍、王菁：《耀县出土唐永隆元年（折娄惠墓志）小考——兼论北朝胡姓“折娄”氏的族源递嬗》，《文博》2013年第6期。

⑭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五》，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第177页。

⑮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五》，王树民点校，第182页。葛承雍先生在《府州文物古迹》序言中称：“折太君也是来白西羌莫折氏，本为关西羌中强族，后分封亲属驻守边城，既有显宦也有武将，代代相传与汉族错居融合。”（见谭玉山：《府州文物古迹》，文物出版社，2014）葛先生谓折太君源于莫折氏，并没有指出证据，但这个说法也提示我们：莫折氏既有可能改姓为莫，也有可能改姓为折。

⑯李延寿：《北史》卷九八《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3265页。

⑰《周书》卷四九《稽胡传》，中华书局，1971，第896页。

⑱《太平寰宇记》卷三五《丹州》，中华书局，2007，第744页。

⑲陈玮：《中古时期的粟特与党项关系》, 《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⑳姬乃军、范建国：《唐李良僅墓志铭考释》, 《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陈根远：《李良僅墓志考释质疑》, 《文物》1999年第3期；韩香：《唐代吐谷浑的迁徙及其在陕北地区的活动——延安市出土（李良僅墓志）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午第1期。

㉑段志凌：《陕西延安新出土唐吐火罗人罗何含墓志》, 《文物》2014年第8期。

㉒《新唐书》卷一五五《马浑传》，中华书局，1975，第4895页。

㉓《新五代史》卷一五《党项传》，中华书局，1974，第912页。

㉔《资治通鉴》卷二九二，中华书局，1956，第9522页。

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五月丁巳”，中华书局，2004，第785页。

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九月”，中华书局，2004，第964—695页。

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正月”，中华书局，2004，第2662页。

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九月壬申”，中华书局，2004，第3179页。

㉙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第68—69页。

㉚《金史》卷一二八《张奕传》，中华书局，1975，第2761页。

（原刊《西北民族论丛》第1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