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唐代禅诗的界定
禅是宗教，诗是文学，禅诗是两者的结合，既有禅的内涵，又有诗的特点。“禅人以诗寓禅，诗人以禅入诗”[1]，禅诗在整体上宣扬佛禅哲理，表现禅机理趣，描写禅意禅境。参禅者用禅诗表达理解禅、修习禅、参悟禅的心得体会。广义的禅诗指佛教诗歌，狭义的禅诗指禅宗传入中国后产生的具有禅意的佛教诗歌。本书研究对象是广义的禅诗，既包括唐代文人禅诗，亦涉及佛教僧侣所创作的诗偈。唐代禅诗集中收录于《全唐诗》（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全唐诗补编》（陈尚君编，中华书局，1992），亦有僧人禅诗散见于《景德传灯录》（宋·道元撰）、《五灯会元》（宋·普济撰）、《祖堂集》（五代·释静、释筠编）等佛教经典。笔者在《全唐诗》中甄别、收集到文人禅诗2100余首，僧人禅诗1100余首（《全唐诗》中共收录僧诗2700余首，其中有禅意的作品1100首），另有《全唐诗》中未收录的王梵志禅诗390首。本书所引用分析到的唐代禅诗千余首。
目前将文人与僧人禅诗合编的禅诗集有杜松柏《禅门开悟诗二百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韩进廉《禅诗一万首》（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周嘉向《禅诗三百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云门居士注析《佛家唐诗三百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杨咏祁、陈国富、唐粒编《悟与美——禅诗新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冯学成《明月藏鹭——千首禅诗品析》（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百科全书·诗偈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收录186首禅诗，其中唐代禅诗75首。专门的僧诗集有艾若、林凡、郁贤皓主编的《中国历代僧诗全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收集了上起东晋、下至辛亥革命时期数千僧众诗人的10万首僧诗。杨镰总主编的《中国历代僧诗总集》（广陵书社，2017）收录历代3000多位诗僧的诗作13万余首。
唐代是诗歌艺术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特色的禅学发展至成熟的时期。印顺法师指出：“禅在北朝时尚属佛教不太重要的一流，在唐代进入崭新的时代，得到了彻底的中国化。”[2]吕澂先生说：“我们不能把中国佛学看成是印度佛学的单纯‘移植’，恰当地说，乃是‘嫁接’。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3]印度佛教倡导“心性本寂”，而禅宗倡导“心性本觉”，这是决定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根子”之所在。六祖开创禅宗南宗，标志中国化佛禅思想的确立。慧能曹溪禅、神会菏泽禅、马祖洪州禅先后开派立说，标志着禅宗得到了充分且迅猛的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几乎所有唐代文人或多或少受到了佛禅思想的浸润，他们或研读佛禅经典，或践行禅宗修行方法，或证悟佛禅精髓，禅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诗人的处世哲学。魏晋以降，诗与禅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唐代达到了巅峰。禅宗思想精神提升了诗歌境界，诗歌开拓了禅宗的表现形式，诗与禅的融合孕育了独特的禅诗。
禅宗在中国生发的内涵早已超越了宗教，对文学、美学等艺术领域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钱穆先生指出：“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4]朱光潜先生说：“诗虽然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它的后面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5]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学对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影响与互渗，不亚于它的宗教价值”[6]。那么为什么独独在中国作诗与参禅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季羡林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东方（中国）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则是综合的。”[7]中国文化重视天人合一的“整体概念”，而“禅浓厚的文学性质就是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赋予的”[8]。禅宗参禅斗机锋重在参悟，含义模糊，与诗歌朦胧模糊的语言相得益彰，对诗或禅的体验都需要超越语言，妙悟其中奥义，这为诗与禅融合提供了可能性。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载道，而禅虽源自宗教，所探究的却是自性本心之大道，这是禅门引诗寓禅的根本所在。
禅诗多为诗人阐述参禅心得之作，既表达对自然宇宙的观照，也阐述对社会人生的内省。唐代诗人的佛禅体证不仅丰富了唐诗创作的内容，开拓了诗歌体裁形式，还提高了诗歌的意志理趣，赋予了诗歌空灵透脱的审美境界。对于在家的文人，他们参禅并非为了成佛作祖，而更多是裨补人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唐代诗人参禅成风，他们援禅入诗，在诗中表述自己的禅悟感受。另外，唐诗的兴盛促进了禅门偈颂的流变。禅宗重视对诗人的艺术思维、思想层次以及诗歌境界的探寻，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儒家诗教传统的诗学体系。禅者是直观的，与艺术者的意境相近。所以禅者的文学，跳出了说理散文的窠臼，更多地采用诗偈的形式。周裕锴先生认为中国是诗的国度，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所以“佛教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佛教的诗化”[9]。印顺法师说：“唐代新文学——诗的日渐隆盛，中国佛教的应用偈颂，也就受影响而盛行起来。”[10]唐以前的佛教偈语较为抽象枯燥，让人望而却步；唐以后的诗偈则多以形象生动的意象呈现，“一方面，它们都有着空灵的、玄妙的象征意蕴，它们的背后是渊深而神秘的禅本体，它们的价值指向在于宗教领悟；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披戴’着诗的形式，采用诗的意象，具有很大的审美感染力”[11]。“以诗寓禅”使禅学更广泛的流行，使禅在扬眉瞬目、棒喝扑打之外，有了风雅的表达方式。唐以前的偈颂重在直说教理，枯燥乏味，而在诗的熏染下，禅门涌现出诗意越来越浓的偈颂，将思辨的偈颂推向了审美的诗禅。诗人能禅，禅人能诗，唐代佛教与文学互相影响渗透，“诗思禅心共竹闲，任他流水向人间”（李嘉佑《题道虔上人竹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