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晚饭在一种难言的、混杂着忧虑与隐约期盼的沉默中进行。饭后，父亲和师傅挪到了堂屋角落。油灯的光晕将他们低语的影子拉长，摇晃在粗糙的泥墙上。我竖着耳朵，捕捉到只言片语——“…能独当一面了…”、“…该自己支个门户…”、“…劳烦家里给打两口中柜子……”父亲的声音起初是惊讶，随即被一种巨大的、几乎要满溢出来的喜悦填满，连连应着“好，好！这是好事！柜子的事包在我身上！”
那一夜，我与师傅抵足而眠。黑暗中，他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反复叮嘱，像最坚实的磐石：“记住，不管往后遇到什么难处，天塌下来，还有师傅给你顶着。”这沉甸甸的承诺，将我心中那点因“出师”而起的飘摇感，暂时压了下去。
翌日清晨，师傅看我这边诸事已了，便起身告辞。临行前，他从褡裳深处摸出一本更显古旧的书册，书页卷了边，封面上是手写的《辩证施治》四个墨字。他将书郑重地按在我手里：“这书，嚼碎了，咽下去，化成你自己的本事。”书页边缘的毛糙感硌着我的掌心，带着师傅手掌的温度和某种沉甸甸的期许。
日子在期待中似乎过得飞快。院角堆起了木料，刨花带着新鲜木头的清香纷纷扬扬，两口药柜的雏形在木匠的斧凿下渐渐清晰。我每日下田归来，总要围着那初具形态的柜子转上几圈，指尖拂过尚未打磨光滑的棱角，仿佛已嗅到未来药屉里散发的、混杂着无数草木根茎的馥郁气息。心里盘算着，等柜子打好，得去镇上买些常用的药材，一点点将这空腔填满……
然而，那柜子才将将完成一半，父亲脸上的笑容却像被初冬的寒霜打蔫了。晚饭桌上，气氛凝滞。父亲放下碗，目光扫过闷头扒饭的老三和老四，最后落在我身上，声音干涩得像裂开的旱地：“老三老四…都大了。眼下…倒腾煤炭是个路子。得给他们一人弄台拖拉机。”他顿了顿，眼神躲闪了一下，“一台两千出头，两台…拢共得五千块。”
五千！这个数字像一块冰冷的巨石，猝不及防砸进我毫无防备的心湖，激起刺骨的寒意。家里哪来的钱？我的心直往下沉。父亲接下来的话，更是彻底将我钉在了冰窟窿里：“家里…一时凑不出。你…想想办法。”他避开我的目光，语气却是不容置疑的强硬，“实在不行…那药柜子，”他粗糙的手指点了点院角那未完成的木器，“劈了当柴烧，也能省点地方。”
劈了？！这两个字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我的耳膜，直刺心窝。一股混杂着震惊、屈辱和巨大荒诞感的血气猛地冲上头顶，眼前阵阵发黑。胸口剧烈起伏，喉头尝到了铁锈般的腥甜。原来父亲当初的应承，竟如此轻飘，轻飘到可以为了两个儿子所谓的营生，轻易将我刚刚萌发、甚至尚未完全成型的指望碾碎成渣。愤怒像野火燎原，烧得我浑身发抖，可那火焰底下，却是更深的、冰冷的卑微——原来在这个家里，我的所求所想，竟是如此廉价，廉价到可以被轻易牺牲、劈砍，化作他人路上的柴薪。
夜，沉得如同凝固的墨汁。我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眼睛睁得酸痛。父亲那句“劈了当柴烧”在脑子里反复捶打，每一次都带来新的钝痛。愤怒的火焰终究烧尽了，剩下的是无边无际的灰烬般的悲凉。还能如何？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留下几个血红的月牙印。天亮后，我像一具被抽走了魂灵的木偶，拖着沉重的脚步出了门。脸上挂着最卑微、最窘迫的笑，走向村东头，再转向村西口，敲开一扇扇或熟悉或半熟的门。
“李伯，手头…方便么？三十五十都行，救救急…”
“王婶，我…我爹那边有点难处，想周转一下…”
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干涩，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硬生生抠出来的血痂。赔尽了笑脸，说尽了软话，几乎要把脊梁弯折到尘土里。那些或同情、或探究、或带着几分了然的目光，像无数细小的针，密密匝匝地扎在我脸上、心上。东家三十，西家五十，甚至还有几个铜板…当最后一张皱巴巴的零钞攥在汗湿的手心，凑够了那沉甸甸的五千块时，一种巨大的虚脱感攫住了我。钱递到父亲手上时，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脸上那如释重负的神情，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又在我心口慢吞吞地锯了一下。
没过几天，村口就响起了拖拉机突突的轰鸣。老三和老四红光满面地坐在崭新的驾驶座上，意气风发，仿佛已经看见了煤山堆成的金山银山。那声音震得我耳膜生疼，也震碎了院子里最后一点虚假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