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专访录精编版（全3卷）
- 中国人民大学校报编辑部
- 5145字
- 2025-04-15 12:29:28
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李明珠
丁玲简历
沅水河畔，湘水之滨，临澧古城，是楚文化的重要传承地。这里孕育了许多文化名人，他们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意识感染着一辈又一辈的子孙，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丁玲就是这寰宇中渺小而又伟大的一颗明星，“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孙犁）。闪亮于历史的天空，照亮在中国的大地。
走出书斋，投入实际
丁玲继承了父亲的才气，自小熟读四书、四大名著，更受到母亲独立自强、进步民主、热心公益、为公忘私的影响，又接受了诸如岳云中学等开明进步学校的先进教育，结识了陈启明、杨开慧等进步青年，阅读《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了解中国的秋瑾和法国的罗兰夫人的悲壮而崇高的女杰故事，体悟鲁迅及《语丝》的作品思想，很快就成熟成长为一名有着巨大文学才能、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充满革命热情与活力的进步文人，其创作也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丁玲在国统区、苏区、边区，手执“纤笔一枝”，心怀满腔热忱，创作了一部又一部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人物，为陕甘宁边区原本力量薄弱的文艺运动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向群众、友军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为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1931年，中央宣传部决定要丁玲留在上海创办并主编《北斗》。在左联史上，《北斗》意义非凡，这是丁玲第一次接受组织分派的工作，是她走出书斋投入实际工作的转折。丁玲自己也说，在这之前，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编《北斗》期间，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秉持着“不要使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得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的宗旨和“愿意做一颗螺丝钉，党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热情，花心思动脑子，加强与工人作者、工人读者的联系，有意识地到群众中去描写革命者和工农。这一时期成为她的一个创作高峰期，《田家冲》《水》应运而生。丁玲在创编《北斗》中付出的坚毅与热心，使得《北斗》一度成为左联众多刊物中水平很高、影响很大、独树一帜的刊物。
服务战地，宣传革命
说起丁玲，人们的第一印象多是清瘦淡然的女文人形象，“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陕北十年，“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寡油少味的伙食，不洁的饮水”磨砺着她，革命战士影响着她。丁玲不消极、不沮丧，努力寻找着亮点和希望，逐渐蜕变为一名刚毅精干的革命者——“中间有一个较胖的，扬着清脆而尖锐的声音在滔滔不绝地谈着路上的情形。一颗头发剪得短如男子而且乌黑光亮的、衬着一张圆面庞的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在转动着。从她的姿态和那双生动乌黑的眼睛看来，使人感到她是一个活跃的中国女性。她身上穿的是一套灰色军装，一顶军帽已经给她卸在手中弄着”（朱正明描述在延安大街上与丁玲意外相逢的印象）。
1936年，丁玲到延安后，“为着联络各地的文艺团体、各方面的作家，以及一切对文艺有兴趣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筹备成立并主持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中共在苏区成立的第一个文艺协会组织。毛泽东说：“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是“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1936年11月23日，中国文艺协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推选丁玲为主任，并决定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出版《红中副刊》。《红中副刊》第1期在11月30日出版，丁玲写了《刊尾随笔》，这是她到陕北后的第一篇文字，简洁明快，风格有了很大变化。文章劈头就写道：“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推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一枝笔写下了汉奸秦桧，几百年来秦桧就一直长跪在岳庙门前，受尽古往今来游人的咒骂；《三国演义》把曹操写得很坏，直到现在戏台上曹操的脸上就涂着可怕的白色，那象征着奸诈小人的白色。所以有人说一枝笔可以生死人，我们也可说一枝笔是战斗的武器。”与此同时，丁玲参加了大型革命回忆录《长征记》的稿件编辑工作，每一本稿件她都改写得非常认真，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填满了细小的字。海伦·斯诺说，丁玲的武器是艺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丁玲找吴奚如商定组织战地记者团去前线采访，将抗战胜利的消息写成通讯，鼓舞士气。抗大青年文协会员们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并提议扩大宣传，不只是写通讯稿，同时也编排一些节目。于是，丁玲为主任，组成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纲领》说：“以戏剧、音乐、讲演、标语、漫画、口号各种方式向抗日战士及群众做大规模之宣传，使能彻底明了民族革命战争之意义与目标，借以唤起中华民族之儿女们的斗争情绪与求生存的牺牲精神。”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丁玲致辞：“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然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的流入大河，聚会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一个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水中。”随后，丁玲带着团员们陆续编写《重逢》《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等话剧，排演《送郎当红军》《打倒日本升平舞》《大战平型关》《三打雁门关》等曲艺节目。老百姓十分喜欢西战团的演出，有一次西战团在临汾演出结束后，“五千多观众仍不肯散去，群情激愤，高呼抗日口号，其中许多人喊哑了嗓子”。
西安，当时是国民党反共、“剿共”的前线指挥部，是“防共”“限共”的大本营。为了争取在西安的演出，丁玲“每天在国民党衙门前递片子”，“连天东奔西走，四方求见，在有卫兵站岗的门前，在传达室，在廊上，伫候的心情是不好受的”，但是她忍耐了，最后找到陕西省抗敌委员会，才勉强安排下来。西战团被安排的驻扎地——女子中学隶属省教育厅，住着战时青年训练班。西战团到达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屋子里却一片漆黑，一应食用全部没有，连水都没的喝。丁玲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她说：“越是不欢迎我们，就越要在这里站住脚跟，我们都是见过世面的，这点困难难不住！”第二天她又去交涉，搞到一些铺板，第三天又交涉到桌子板凳，但电灯却始终没有，西战团在西安期间一直点蜡烛，而邻室却灯火辉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西战团不妥协、不放弃，反而越挫越勇，这股韧劲感动了西安易俗社。易俗社为他们减免场地租金，保障服装道具，提供演出指导，支持演员力量，使得西战团在西安的演出格外成功。西战团临走时，易俗社还专门组织了告别的联欢会，在会上，易俗社社长高培支讲话说：“有人告诉我，说你们是共产党，让我们不要接近，可是我亲眼看见，你们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廉洁的队伍，不为钱，不图利，我佩服你们，尊敬你们！”他让人拿出一套衣箱，说：“这套剧装行头不是新的，新的我也送不起，你们回到延安演出，这些也够用了，算是易俗社的一点心意吧！”
《丁玲传》中写到丁玲回延安时正赶上陕北公学成立，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中国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不会亡。丁玲也应同学们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她套用毛泽东的句式说，中国有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国不会亡。当时在西战团工作、后来成为她的爱人的陈明说她太夸张。事实上，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向群众、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方面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1940年，边区文协副主任丁玲在《作家与大众》中谈到创作与生活、作家与大众的关系。她认为：首先，创作“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作家“的思想意志是生活对他的影响，是被决定于围绕着他的社会存在的一切东西”。其次，作品都“有政治作用”，文艺的价值“是应该以其为谁说话而决定，以其是否将人类的生活向光明推进而决定”，因此“文艺便必须是大众的”。再次，“要使文艺能成为服务大众的武器，就非熟悉大众的生活不可”，作家“要写出一些有价值的作品，那他就不能不到大众生活里去”，“如果赶不上生活，对生活没有正确的态度，作家是不能正确地描写生活，是写不出好的有价值的作品来的”。又次，“作家还得时时注意提高自己的技巧”，要写出大众喜爱的作品，“不特要具备大众的情操，同时也得运用大众的语言”。最后，丁玲对作家提出希望：“更深入生活些，深入生活更长久些，忘记自己是特殊的人（作家），与大家生活打成一片。”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引下，丁玲写出了《田保霖》《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等作品，得到了毛泽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后来，丁玲接受赵超构的采访时，赵超构犀利地说道：“我感觉这里只有共产党的文艺，并没有你们个人的作品。”丁玲却笑了起来：“我们个人的思想，和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呀，这里并没有什么对立！共产党号召我们去描写工农兵，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思想，我们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都应当放弃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写作，从个人的小圈子里面解放出来，到群众中间去，到最广大的人民中间去，为人民大众服好务！”她始终坚持着创作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始终维护着党的文艺主张。
1946年，国民党军队大肆进攻热河、绥远、冀东等解放区，组织安排丁玲赴晋察冀。晋察冀边区文艺界热情欢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在华北联合大学礼堂召开了联欢会。丁玲被邀去讲演，她在青年讲座上讲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围绕着人生观问题展开，她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向人民大众学习，向他们学习知识，也学习他们优良的品质”。她举了袁广发的例子，又举了几个延安医务工作者的例子，告诉青年们：“知识分子如不同群众运动、群众生活相结合，最好，也只可以起点小小的作用；但如果一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生活结合，则立即可以成为英雄人物。”这次讲演对华北联大的学生坚持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起到了重要影响。不久，丁玲与陈明和华北联大的逯斐，去了张家口东宣化，到森下瓦窑厂采访，写了配合清算反霸斗争的三幕话剧《望乡台畔》。当时华北联大文工团准备排这个戏，可惜因为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就没有排成。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丁玲就随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院长沙可夫去了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参加了1947年底华北联合大学组织的土改工作队。丁玲装束“很像一名冀中农村劳动妇女，手提花布包包，肩披蓝色围巾，穿一身土布衣服”，和师生一起到宋村搞了4个多月的土改，她决心用一次复查实践来检验自己长篇小说的构思，以及人物、情节的安排是否妥当。后来，丁玲就一直住在正定的华北联大继续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抽出时间来教华北联大的学生小说写作，也讲一些她的小说故事。学生们也参与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誊写工作中，对此书塑造的文学形象、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曾是华北联大学生的白航回忆说：“那个年代条件非常艰苦，华北联大还没有固定的教室和办公室，教员、学生都是住在当地老乡家里。誊稿子我们都是分散在老乡家里誊，丁玲也住在老乡家里。后来河北省正定县的一个大教堂，成了我们的校址，才算稳定下来。”经过反复修改，至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定稿。
“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像女人。”这是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初见丁玲的印象。以丁玲为代表的从“文小姐”变成“武将军”的女性革命者，大多在有形无形的硝烟战火中、若即若离的峥嵘岁月里，慢慢失去了自我，却也凭“纤笔一枝”，渐渐成就了自己。陈国良的诗作《有这样一群人》便对包括她们在内的革命先锋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讴歌：
（本文写于2019年，史料史实摘自李向东、
王增如著的《丁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