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祁言毕，心中便涌起一阵懊悔。
他明明盘算得好好的，怎的又一次在于谦面前情绪失控，对其动怒？
此番欲诛王骥，本意原是为保全自身与于谦的不得已之举，只是碍于穿越者的身份，这番护持之心，终究难宣于口。
可纵有千般缘由，也不该如此失态。
思及此，他不禁以手掩面。
原来史书所载景泰帝之喜怒无常，时而优柔寡断如妇人之仁，时而刚愎自用似独夫之心，哪里是天性使然？
分明是被这位置给逼出来的！
张祁五指用力揉搓面颊，似要将满心郁结尽数抹去。
尔后，他霍然起身，再次伸手搀扶于谦。
王骥虽不能明正典刑，却可暗中贬谪。
但无论如何，于谦必须与他同进同退。
于谦见张祁再次前来相扶，并不执意推拒，而是轻叹一声站起身来，沉声道，“殿下，就是因为太祖皇帝屠戮功臣过甚，以致靖难之时，建文朝中竟无可用之将，曹国公李景隆献金川门迎燕师入金陵，未尝不是因其父李文忠之故。”
“李文忠乃是太祖皇帝的亲外甥，生前曾屡次上疏，力劝太祖皇帝‘宽待功臣、慎用刑戮、抑宦官之权’。”
“然因其直言触怒龙颜，洪武十六年时，太祖皇帝不但对其厉声叱问，还将其府中幕僚尽数诛杀，李文忠遂惊惧成疾，不久便暴病而亡。”
于谦正色道，“若太祖皇帝泉下有知，见得建文朝将星零落、靖难时无人可用的窘境，必当悔悟当年屠戮功臣之过，而今土木一役，我朝折损将帅何其惨烈。”
“英国公张辅，乃河间王张玉之子，四朝元老；泰宁侯陈瀛，系陈圭曾孙；驸马都尉井源，仁宗皇帝爱婿；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皆靖难功臣之后。”
“更有成国公朱勇，东平王朱能之子；西宁侯宋瑛，开国功臣宋晟之后；武进伯朱冕、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永顺伯薛绶，俱是将门虎子。”
“这靖难勋贵、沙场名将，已是十不存一，若此时因王振余孽之故，再诛王骥，三军将士岂不寒心？他日也先铁骑来犯，这北京城头，还有何人能执戈守卫？”
张祁在内心反复告诫自己，绝不能气急，绝不能气急，于谦他不是穿越者，他对此中隐情一无所知，自己断不可意气用事。
心思电转间，他忽而展露温厚笑容，状若孺子受教般颔首道，“少司马所言极是，是本王思虑欠周了。”
继而又换上忧心忡忡的神情，叹道，“其实本王何尝不知王骥才兼文武，老成练达，用兵如神，临机善变，只是当年麓川之役，实乃王振好大喜功所致。”
“彼时上疏直谏的何文渊被迫告病归乡，刘球更遭肢解之祸，如今若要肃清王振余毒，为受屈者平反，王骥的功绩便不宜过分彰显。”
果然，当提及刘球遭马顺肢解一事时，于谦神色骤变。
他轻咳一声，略整衣冠道，“殿下所言确有道理，依下官之见，王骥既不可治罪，亦不当褫夺爵位，其过往军功更不可一笔勾销。”
“不若依殿下之意，令其转战湖广，平定苗乱，朝廷既需倚重其讨贼之能，既往不咎亦是常理。”
于谦稍作停顿，又一次正色强调道，“只是王骥有功无过，此事当为定论。”
张祁见自己的目的总体已经达成，心下稍安，眉间郁结稍解，他不动声色地朝于谦微微颔首，道，“好！好！自当如此定论。”
待二人重新落座后，张祁自觉先前表现太过糟糕，忍不住为自己找补道，“其实，也先大军压境在即，本王何尝不愿召回王骥，令其坐镇京师？”
“只是此人受王振恩惠太深，而今皇太后殿下已立皇长子为储，本王唯恐其不能为本王……为朝廷竭诚效力啊。”
张祁虽一时寻不得王骥错处，然念及其在“夺门之变”中终究倒向明英宗的事实，心下总是不痛快。
他暗忖道，纵使眼下无由惩处，亦须在于谦面前稍作警示，令其提防王骥才是。
于谦虽觉张祁对王骥的嫌恶来得莫名，仍耐心劝解道，“殿下不召王骥回京，便是已显疑忌之意，以王骥之精明，又岂能不觉？”
“待王振余党尽数伏诛，为求自保，他必当竭力与王振划清界限，届时，为博殿下青睐，他必当勤勉王事，故下官以为，殿下实不必过虑。”
张祁嘴角勉强扯出一丝苦笑，暗忖道，当年景泰帝力保王骥之时，想必也是这般思量。
岂料王骥非但不念君恩，反倒一门心思向着皇帝的败家子哥哥，甚至不惜举家相随，也要助其复辟。
张祁望着于谦诚恳的面容，终是未将这番话说出口。
因为按照封建社会的逻辑，王骥确该竭力逢迎新君才是。
谁能料到，明英宗竟有那样大的魅力，连这般常理都能打破？
“若论施恩结信、抚慰臣僚之能，本王实难及陛下万一。”
张祁说了句心里话，“若陛下此番不得归朝，王骥念及旧恩，或于湖广举兵作乱，或以‘救驾’之名率部驰援九边，届时该当如何是好？”
于谦闻言，面露诧异之色，“殿下何出此言？”
张祁心道，历史上真郕王尚不能收服王骥，我一个假郕王岂不是更摆平不了他了？
然面上不显，只肃然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此事不可不防。”
于谦凝视张祁片刻，忽而展颜一笑，朗声道，“殿下勿忧，只要兵部在下官手中，王骥纵有异心，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张祁闻言一怔，未料于谦竟如此直抒胸臆，不禁脱口问道，“此话当真？”
于谦轻啜一口茶，向张祁认真解释道，“公侯伯爵虽尊居勋贵之列，然其权虽重，却自有界限。”
“我朝祖制，公侯伯虽位列五府，总戎六军，入朝可参机务，出镇可领节钺，居留都则钤辖漕纲、统兵守门，然九卿政务，概不得预。”
“大明立国之初，太祖皇帝为防将帅专权，故设五军都督府以总中外兵马，虽曰总制天下军旅，然调兵之权则专归于上。”
“五军都督府分领京外卫所，掌武官袭替、军伍操练、粮械调配诸务，却无调兵之权，兵部虽可铨选将领、发令调遣，然不得统兵，二者各不相属。”
“凡有征伐，必由天子亲授将印，事毕即归，非奉旨节制，断不得擅动一兵一卒，至若武选诰敕、军屯漕运诸务，皆需会同有司共议，此乃太祖皇帝‘以文制武，分权制衡’之良法。”
“而今时移世易，五军都督府权柄日削，兵部威权日重，军国大计，终须仰承圣断，公侯伯爵固可担任都督，临战亦可为总兵，佩印统军，然其权皆系于皇命之下。”
“漕运之责，亦可委之勋臣，然九卿部院之事，断不容其置喙，更不得染指分毫，祖宗成宪，划疆明界，防武臣干政而已。”
“譬如王骥，即便总兵在外，其军需调拨需经兵部，粮草供给需会户部，将校任免更需天子朱批，这般环环相扣，纵有异心，又能如何？”
张祁闻言，顿时豁然开朗。
他终于明白为何历史上景泰帝与于谦对王骥，以及参与“夺门之变”的那一群勋贵毫无戒心了。
因为按照一般封建王朝的情况，似王骥这等统兵大将若要造反，唯有在地方拥兵自立一途。
而这条路径，早被明太祖朱元璋精心设计的层层制度堵得严严实实。
兵部掌调遣，五府司统辖，战毕即归印，就算你是百战名将，是百年一遇的文武全才，也难翻出什么浪花来。
可谁又能料到，明英宗复辟竟全然不走寻常路。
那“夺门之变”，不过几个内官、武臣暗中串联，一夜之间便改天换日，什么兵符将印、什么调兵流程，统统都没用上！
张祁眉头微蹙，似有所思地追问道，“那私兵呢？倘或帅私养家丁，又当如何？”
于谦认真解释道，“殿下所虑不无道理，然我朝军制之精要，正在于平战分治、兵将分离。”
“我大明立国之初，地方兵政分设都指挥使司统辖卫所，都司掌一省军务，下辖诸卫，每卫五千六百人，设指挥一员，下有五个千户所，每所千余人，再分百户、总旗、小旗，层层设官，兵制严整，自户而千户，自指挥使而至都指挥使，皆依卫所隶属之序。”
“平时训练、守御、屯田之事，皆由都指挥使、千户、百户分等而治，都指挥使，乃一方之最高武官，管辖之下，军伍自给，职掌分明。”
“兵籍则采军户之制，世袭为兵，丁男为正军，余丁为助，屯守并行，边地七分耕、三分守，内地则八分耕、二分守，可自给而减国赋，此乃太祖皇帝‘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之良法。”
“若战事骤起，则由朝廷临时择将，兵部奉旨调兵，遣总兵出征，印信一授，军令如山，调发数卫之兵，专任征讨，战罢即解印归建，士卒复归本卫，如此则兵将分离，以防跋扈。”
“然若边地重镇，如镇守辽东、大同、蓟镇等地之总兵官，则常佩印信，长居其职，不以一役而罢，其权责远非临时出征者可比，不独整兵备、练军伍、修堡垒、理屯田，亦掌钱粮筹措、军械供应，实为一镇之主帅，诸都指挥皆受其节制。”
“然自陛下登基以来，为防九边总兵专权，又特设巡抚文官共议军务，复置总督协调各方，如今总兵凡事须与巡抚共议，事权分割，凡军机要务，须会同巡抚呈报总督，彼此节制。”
“故而九边总兵，虽可常驻一方，然其权柄亦受多重制衡，一则需与巡抚共议军务，二则粮饷器械皆仰朝廷供给，三则卫所军士终归军籍，非其私属。”
“大抵而论，自太祖皇帝建制以来，军政之权皆以分权制衡为要，层层设防，不使一人独专，而今之总兵，虽佩将军之印，实则仍须依制而行，调兵需奉兵部勘合，粮饷必经户部核准，行军更有御史监军。”
“两宋军制，训战分离，将不识兵，兵不知将，今则平战结合，自平时而战时，自将领而文臣，并用交织，使总兵既司操练，又掌征伐，将领既训且战，士卒熟习号令，主将知兵性情，战则合拍，胜算自高。”
“且总兵虽统三军，然上有总督节制，旁有巡抚监察，下有都司分权，总兵统兵而不专饷，都司治军而受制于巡抚，总督总揽却又受兵部节制，这般层层节制，纵有枭雄之心，亦难逞割据之志。”
“故而私兵之患，实不足虑，朝廷既有军籍之制以限其源，复有粮饷之控以断其脉，更设文武相维以制其势，此等疥癣之疾，岂能动摇社稷根本？”
张祁一时语塞，竟再寻不出半分辩驳的余地。
大明的军制，犹如一张精心编织的天罗地网，严丝合缝地堵住了所有拥兵自重的可能。
这已非“以人御事”，而是“以制御人”，就算你有韩信之才，在这套体制之下，也只能循规蹈矩，难有僭越之机。
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明末流寇四起，满清在关外虎视眈眈之时，崇祯皇帝仍死死攥着天子的统兵大权，宁可坐视江山倾颓，也不肯放手让地方自募团练。
无他，只因这套制度实在太过精妙，精妙到哪怕它已不合时宜，那龙椅上的帝王，仍舍不得亲手将其打碎重建。
正因如此，他对王骥的种种厌恶与不喜，终究只是无根浮萍，根本寻不到扎根的土壤，在牢不可破的体制面前，他的猜忌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连他自己都难以说服，更遑论让于谦信服。
就在张祁无言以对之际，于谦反倒微微一笑，温声道，“其实下官心里明白，殿下真正所虑者，并非王骥一人。”
“而是如今朝中勋贵、九边总兵，皆是陛下亲自简拔之人，殿下初掌监国，难免忧心他们心存观望，未必倾心效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