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现代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在其最初的几十年中似乎忽略了两个基本现象：一是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反之亦然），一是急剧的社会变迁对人与制度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联系以及早期的相关研究才得到承认，而政治心理学则经历了漫长的“前学科”阶段，直至70年代才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所有政治学理论本质上都是心理学的——因为它们“常常含蓄地建立在有关人们如何思考和感受的基础上”1。有关政治和政治学的这种认识，实际上就是政治心理学发展的逻辑起点。人类心理在本质上直接导向或间接暗示了人类行为，对人类心理的研究也是对人类行为的研究。

一、寻求学科身份：政治心理学从一个概念到一门学科

政治心理学由一个概念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1860年，德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1826—1905）在其三卷本著作《历史上的人》（ Man in History）中第一次使用“political psychology”一词，而政治心理学在大约一百年后才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和比较明确的学科身份。政治心理学长达一个世纪的寻求学科身份的过程，是一个传统学术研究领域发展为现代学科的过程。它一方面从属于政治学寻求学科身份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诸多方面的独特性。

科学研究领域应是可以界定的，也是需要界定的。笼统地说，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心理学是在政治学和心理学这两个知识领域的边界进行探索。因此，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政治心理学具有一般交叉学科可能有的跨学科优势，同时也可能面临沦为边缘学科的窘境。政治心理学在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或问题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学科理论、研究结论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得界定这一学科非常困难。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心理学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知识领域和独立学科以来，界定这一学科所遭遇的问题，或学者们尝试界定的偶或有之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心理学所面临的学科困境。在这种意义上，对学科研究基本原则的明确表述或可理解为对学科本身的一种界定。有学者以政治心理学的五个基本原则回应了“政治心理学是什么”的问题：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焦点是政治现象与心理现象的相互作用，政治心理学研究应回应和关切社会问题，政治心理学应重视社会环境的影响，过程研究和结果研究同样重要，要接受资料获取方法的多样性。2

于是，研究者或将政治心理学界定为对潜在于政治判断和决策的心理过程的研究，或将其界定为有关人们如何思考政治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影响其政治行为的研究。3即使基于这样的界定，由于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政治心理学学科研究的范畴依旧非常庞杂。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对学科重要问题领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尚不成熟的政治心理学确立了基本框架，也绘制了初步的知识地图。其中，1973年由珍妮·克努森（Jeanne N.Knutson）主编的《政治心理学手册》（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涉及有关政治现象与心理现象之间内在联系的诸多问题和问题领域，引起了人们对政治心理学的广泛关注。自此，学者们围绕这些问题和问题领域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网络。1974年，威廉·斯通（William F. Stone）的《政治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出版。这本书虽然只是围绕政治心理学的若干主题进行讨论，但仍被认为是确立了政治心理学学科地位的重要文献。其后，出版于1986年的由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G. Hermann）主编的《政治心理学：当代问题与争论》（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也是影响人们对于政治心理学学科本身的理解并为这一学科定位的重要研究集成。4由此，政治心理学不仅已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诸多重要问题领域的研究也日渐丰富。

心理分析一直是政治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于政治学诸分支与政治学的关系，政治心理学是一个较为疏离的研究领域，与政治学学科整体的关系似乎并不明确。特别是在课程设置及教学等方面，政治心理学远没有像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那样受到重视。政治心理学已经发展为政治学的一门独立分支学科，或只是从属于政治学的某一分支学科？这似乎仍是一个处于争论中的问题。于是，自政治心理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花费了大量时间为政治心理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学科身份辩护。5围绕学科名称“政治心理学”的诸多争论就与这一问题相关。

政治心理学既是一个学科名称，也是一个重要的专业术语，在形式上则是一个复合概念。作为一个偏正复合名词，“政治心理学”中的“心理学”是被赋予了更为实在的名词地位的中心词，“政治”则是“心理学”一词的修饰语。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心理学似乎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985年，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1928—2015）在国际政治心理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ISPP）会议的主席致辞中提出，政治心理学不过是一个赘语（a pleonasm）——并非所有心理（学）都与政治有关，而政治则完全是心理的。6在1992年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会议的主席致辞中，詹姆斯·戴维·巴伯（James David Barber）则使用了心理政治（学）（psychological politics）的概念，以强调通过心理（学）视角理解政治和处理现实问题的重要性。7其后，与政治心理学学科名称相关的“心理政治学”（psychological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以及“足够政治的政治心理学”（sufficiently political political psychology）等诸多概念常常出现于有关政治心理学学科定位的讨论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研究者对于学科功能与使命的期待和理解。8

在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早期，学科研究虽然有过政治学与心理学各领风骚的时期，但基本没有形成像社会心理学中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之间那样的对立与竞争。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心理学要么依附于心理学，要么依附于社会心理学，在很长时间里都未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关。政治心理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人性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政治心理学将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政治分析中，同时更关注政治背景。这种研究有助于推进政治学学科研究的目标，即理解政治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如何发展以及为什么，等等。政治心理学的母学科究竟是政治学还是心理学，对于理解政治或是政治心理可能并无太大影响，但对于学科的界定及学科发展而言则至关重要。

政治心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的数十年间，其发展过程伴随着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重要趋势。将科学心理学（scientific psychology）与政治现象联系起来，是人们对政治心理学的基本学科定位，也符合人们对这一学科的一般期待。实际上，从心理学的视角理解政治行为只是这一学科功能及价值的一个方面。对政治心理学学科特征的完整理解应该是，政治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是双向的：通过心理学的透镜理解政治，通过政治学的透镜理解政治心理。政治心理学学科的产生本身即已提示了一种跨学科努力，而学科的发展也受惠于这种跨学科努力。

二、跨学科合作与多学科互惠

从学科名称——政治心理学——来看，其本身已经揭示了这一学科的跨学科性质。政治学和心理学的关系，以及政治心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是认识政治心理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维度。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政治心理学的产生就是政治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互惠关系的一个结果。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对政治现象的分析。解释政治行为的心理基础、根源和结果，是有关政治心理学学科定位、研究内容及学科功能的常见表述，而将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和分析，则被视为政治心理学的一般研究路径。

跨学科合作是政治心理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这种跨学科合作不仅仅是政治学和心理学的合作。政治心理学植根于政治学和心理学，并积极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传播学、教育学等）的概念、理论或方法。在确立学科独立地位的过程中，人格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改变、信念、动机、选举与投票、知觉、认知、信息处理与加工、学习策略、政治社会化等成为政治心理学的常见研究领域，诸如领袖角色、公共政策制定、投票态度与行为、民族主义、战争和种族屠杀、群体冲突、政治极端主义等现象和问题则是政治心理学研究集中关注的重要主题。近年来，自然科学如神经科学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也为政治心理学所吸收，并被用以解释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心理现象（如情绪）。不断扩展的研究主题和不断丰富的研究方法，不仅塑造着政治心理学学科的基本轮廓，也使这一学科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

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领域，政治心理学领域研究者的构成在不同时期也有明显变化。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即政治心理学的所谓“前学科”时期，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主要是政治学家。以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 1902—1978）为代表的政治学家，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运用于分析和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奠定了现代政治心理学的基础，也带来了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高潮。其后，心理学家取代政治学家，成为政治心理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1902—1994）、詹姆斯·戴维·巴伯等人的研究，将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大规模引入对政治现象的分析，构筑了政治心理学早期发展的坚实基础。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行为主义在美国蔚然成风，政治心理学成为一个吸引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学科研究者展开广泛合作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也是政治心理学从其他学科引入理论、方法最为活跃的一段时间。

今天，活跃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大多数是政治学家，他们对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关注甚于关切为心理学做出普遍性理论贡献。此外，相对于心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政治学似乎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也表现出更大的跨学科热情。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国外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常会聘用心理学专业的研究者，但是很少有心理学系聘用政治学专业的教师。这种状况不仅让政治心理学长期处于一种从其他学科引入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入超状态，也使它经常陷于围绕学科名称而产生的学科身份困扰。在这种意义上，关注和挖掘政治心理学的资源潜力和价值，将有助于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累积心理学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知识，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有些失衡的跨学科交流状况。

就学科名称主要涉及的政治学和心理学这两个学科而言，虽然有学者认为政治心理学研究根本无需为学科的这种入超状态感到遗憾 9，但也有学者提出，只有改变两个学科之间单向交流的局面，才能使政治心理学家成为与心理学家平等的合作者，并避免政治心理学可能存在的自卑情结 10。实际上，从对学科诸多相关概念如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和“心理政治学”（psychological political science）的辨析中可以看出，政治心理学研究无疑应服务于两个方面的目标：（1）理解政治；（2）建构基础心理学理论。如果这一学科只是服务于第一个目标，那么政治心理学就应该是“心理政治学”了。11学科名称之所以是政治心理学而非“心理政治学”，正是因为如此。同时，政治心理学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忽略了学科在后一方面的目标。

政治心理学学科名称与这一领域研究之间某种程度的错位，增加了界定这一学科的复杂性，甚至可能使学科陷于与之相关的争论。同时，与作为整体的政治学学科一样，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始终是由社会现实引导的，并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开放性。不仅如此，基于政治心理学在政治学领域比在心理学和其他学科领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认同和接受，以及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现实状况，将这一学科理解为“政治的心理方面”（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politics）应该是一个较为公允的表达。12因此，对政治心理学与其他学科间关系的讨论，应置于学科功能与使命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将政治心理学理解为一个多学科互惠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政治心理学不同发展时期的研究主题、理论和方法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从发展早期对心理学的借重和依赖转向对更多学科进行积极借鉴的过程，实际上还是学科研究重心从心理学向政治学转移的过程。政治心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互惠，也将在其他学科对这一交叉学科的自觉关注以及不同学科的积极互动中实现。

三、问题驱动的学科传统

将科学心理学运用于对政治现象的分析，是人们对政治心理学的一般理解。于是，科学取向似乎成为政治心理学学科最为显著的研究取向，而政治心理学学科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这一学科不同于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以及这两个学科间的学术关系。

在政治心理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人格分析、精神分析是探析政治现象的常见路径，学科发展在总体上更依赖哲学和政治理论，学科自身既没有明确的学科界定，也缺乏规范的方法。其后，科学而系统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学科规范也逐步确立。随着政治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知识领域逐渐成熟和巩固，学科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研究方法日趋丰富；与此同时，政治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学科关切与科学心理学日渐疏离，而其作为一个成熟学科的边界则由此变得模糊。

政治心理学的这种变化，与其被理解为作为学科的政治心理学发展的一种倒退，还不如说是其作为一个学科之外的其他维度的特征和功能日趋显现的结果或表现，即除了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心理学还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资源。

政治心理学拥有问题驱动的血统（problem-driven lineage）13，其社会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令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成为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政治心理学及时回应现实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学科特征，使其获得了超越学科的关键特性，即关注社会与政治变化，并通过研究或研究的外部性引导和塑造社会变化。

学科内容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相关联，其中研究者的研究取向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界定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或内容。不同时期突出的时代问题会影响研究者的研究兴趣，甚至成为那一时期的主导性研究议题，从而使政治心理学自产生起就背负了超出学术的社会与政治使命，政治与社会现实也因而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政治心理学学科史上，对人类命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在不同时期都发挥过这样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其中，极端右翼问题、冷战、地区冲突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型问题，以及近年来主要表现为难民潮的人口大规模跨国迁移现象等，都引发了研究者的集中关注与研究，扩展了学科研究范畴，使政治心理学成为“一个持续扩张的领域”14。

政治心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社会心理学的很大影响，也在很长时间里与社会心理学共享学术渊源。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常被提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系列影响人类命运和世界发展进程的相关研究，都是对当时特定现实需要的回应，也为一些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枕戈待旦：一个人类学家眼中的美国》（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1942）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1946），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美国政府之邀而进行的研究，为美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也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和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经典。在政治心理学领域，人格研究的重要经典《权威人格》（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1950），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JC）的支持下，由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弗伦克尔-布伦瑞克（Else Frenkel-Brunswik）、莱文森（Daniel J. Levinson）与桑福德（R. Nevitt Sanford）等学者为探求反犹太主义的心理根源而对其背后的人格因素进行的合作研究。

此外，在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学研究中，同样可以看到研究者基于社会现实关切而对政治心理相关问题予以关注。二战后，政治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密集关注，催生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其中，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1917—1980）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 1958）和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1916—2003）的《经济增长的阶段》（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1960）等，就反映了研究者因应二战后新国家大量产生的现实，对政治发展过程中社会-心理诸多方面问题所产生的研究兴趣。

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正是直接投身政治的经历和体验引发了其对政治心理学相关问题的兴趣。早在政治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 1858—1932）利用其从伦敦市政选举中获得的经验，以及作为伦敦教育委员会和伦敦郡议会的活跃成员所获得的洞察力，完成了《政治中的人性》（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1908）一书。改革开放后，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政治心理学》则是著者威廉·斯通卷入政治的一个直接结果。15

就学科本身而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心理学（如拉丁美洲的政治心理学）在整体上常被理解为是回应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16实际上，学科产生的特定现实背景即已凸显了政治心理学的社会取向与资源意义。

四、政治心理学的资源意义

政治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不仅在很长时间里共享学术渊源，社会心理学本身就是政治心理学的重要学科渊源。社会心理学滥觞于群体心理研究，而群体心理研究则始于19世纪中期的德国民族心理学派。19世纪中后期欧洲社会所经历的急剧社会变迁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群体现象，社会心理学研究也由此萌芽。这一学科渊源提示了被忽视或尚未获得充分重视的政治心理学的资源维度。因此，将政治心理学视为一种资源的认识，其实并不算什么新鲜的见解，而是对政治心理学这一重要认识维度的重新确认或强调。

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心理学本身就可理解为，用于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并将心理与社会政治现象联系起来的一种理论范式和方法论资源。实际上，政治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命题已成为诸多相关理论的重要基础，或其本身就是相关学科知识积累的一部分，一些特定问题领域的研究还可为政治学理论及其他学科相关研究提供实证验证。

时代问题对于政治心理学学科的现实影响，使政治心理学承载了不同时期特有的社会和政治信息。在历史维度上，不同时期政治生活中得到集中关注和研究的心理现象和问题，大体反映了当时的一般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氛围。正在流行的社会心态和政治心理，同样是不同研究者关注的重要主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及其变化，感知不同时期人类精神与心理层面上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与变化。这是政治心理学学科因其社会取向而获得的一种社会记录功能或档案文献功能，也可以理解为学科的信息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心理学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

政治心理学还是一种重要的策略资源。通过政治心理学研究，了解并把握流行的政治心理和社会心态，是有效社会沟通与管理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由于心理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这一领域的相关知识日渐成为人们的生活常识。人们可能知之甚少的政治心理学各知识领域日益变成非专业领域，普通个体能够从中学到相关知识或技巧，从而实现自助和掌握个人命运。以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相关知识指导社会实践，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教育或公民教育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普通个体习得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技巧的过程，因而还是一个获得政治生活策略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将政治作为一种教育”的理念的实现过程。

政治心理学对于政治生活中的个体所具有的策略价值，也体现于社会管理过程。对流行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绪氛围的及时了解和把握，不仅可以为公共权威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提供重要的信息，更为其选择适当的管理和沟通策略以进行有效的社会干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日益多元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政治心理学的沟通价值和策略价值弥足珍贵。

现代社会日益表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恐怖袭击、战争、难民潮等都可能在个体或群体层面给人们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对创伤性事件进行政治心理学视角的分析，将有助于丰富人们对此类事件的跨学科理解，也有助于及时设计和调整相关社会干预措施，以减轻这些事件给人们带来的不幸。更为重要的是，源于政治心理学的一些见解，还可能有利于避免或减少某些创伤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消极影响。17最近二十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创伤性事件在强度和频度上急剧增加，进一步凸显了政治心理学在这一维度上的潜在价值。

政治心理学的资源价值，还体现于一些特定心理现象本身所具有的资源意义。心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一般可以理解为社会与政治现实在人们意识中的投射。在这种意义上，特定的心理亦即特定现实问题的反映。政治心理学可捕捉人们敏感的政治心理和变化不定的情绪反应，有助于人们洞察现实社会与政治问题，特别是激烈的心理反应所折射出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其中，情绪，特别是社会情绪的信息价值、沟通价值和适应价值，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心理学与作为一种资源的政治心理学绝非泾渭分明，也不可能截然分开，更不要说在宽泛意义上，学科本身即意味着它是一种重要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论资源。非但如此，作为一种资源的政治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学科规范意义上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心理学，以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心理学作为其基础。资源维度上的政治心理学更强调学科的社会取向，强调学科整体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并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动力。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分析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时概括了多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决策者很少将政治心理学视为公共政策问题相关知识的来源。18很大程度上，这一观点提示了政治心理学在学科维度与资源维度上的相互影响。

具体而言，政治心理学的学科维度突出了这一学科的基本特征及其心理学渊源（譬如对政治心理的生物基础的关注），包括基本概念、研究范畴、基本理论和命题等；资源维度更关注心理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在由政治心理学基本概念、理论所确立的框架中思考、理解和认识现实问题，并寻求或提示针对现实问题的解释甚至是可能的应对方案。对政治心理学的这种关注和研究还是政治人类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心理学角度解释政治现象，是对于政治心理学的一个非常宽泛的界定。这一界定意味着，尽管在普遍意义上发展心理学理论也是政治心理学的重要学科目标，但对大多数政治心理学研究者而言，寻求对政治环境的理解才是其兴趣所在；换言之，增进对政治环境的理解是其首要目标。政治心理学家关注现实问题，努力运用已有的心理学概念来解释政治现象，通过政治行动者不可观察的心理过程来研究政治决策、政治行动和政治态度。因此，政治心理学研究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走出实验室、在真实世界进行的研究则有助于使学科研究相关发现的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最大化 19，从而实现政治心理学处理社会现实问题的潜力。

五、政治中的人性与理性

早在一百多年前，格雷厄姆·沃拉斯就非常精辟地概括了对政治中的人性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和面临的问题——对政治中的人性进行研究，不仅会加深和拓宽我们对政治世界的理解，而且“还会打开一个未被发掘过的政治创造力的宝库”；但是，“在政治中要抵制对感情经历作理智解释的习惯，要比在宗教、道德或教育中不知难多少”。20情感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本能，不观照人类情感与心理世界的政治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获得对现实世界的真正理解，也难以处理好变革时代不断出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人性与理性之间充满了张力，也构成了理解政治的重要范畴。过去几十年，源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政治学研究中大行其道，但相关模型预测却主要以辅助假设（auxiliary assumption）为基础，而并非建立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说，如果没有能够证明辅助假设的广泛的经验研究，理性原则几乎没有对政治现象做出预测的能力。21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人（ Homo politicus ），与其说是理性选择理论所假定的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还不如说是认知心理学中的心理人（ Homo psychologicus ）。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就是心理政治。因此，关注人性，关注人们的态度、情绪及观念从哪里来，关注人们的心理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对于理解现实政治并有效地应对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至关重要。相对于将人视为理性人的观点，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认为，个体生来是一张可由训练和经验书写的白纸，即人性可以改变。这样的观点更为务实也更乐观，还使得政治心理研究更有意义。

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探索离不开政治心理学研究。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心理学研究就是探索理想政治秩序的没有终点的旅程——可能令人沮丧，但更会带来希望。

1 David O. Sears, Leonie Huddy and Robert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1.

2 Margaret G. Hermann, “What Is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Margaret G. Hermann,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86, pp. 1-10.

3 James H. Kuklinski, “Introduc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James H. Kuklinski, ed.,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20; Kristen Renwick Monroe, William Chiu, Adam Martin, et al., “What Is Politic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4, 2009, pp. 859-882.

4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William F. Stone,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74; Margaret G. Hermann,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86, pp. 1-10.

5 Deborah J. Schildkraut, “All Politics Is Psychological: A Review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yllabi”,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2, No. 4, 2004, pp. 807-819.

6 Stanley Hoffmann, “On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Peace and War: A Critique and an Agenda”,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7, No. 1, 1986, pp. 1-21.“政治完全是心理的。”——这一表述被认为过于“大胆”，以至于“听起来像是还原论”。参见Robert R. Holt, “Bridging the Rift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An Open Letter to Stanley Hoffman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7, No. 2, 1986, pp. 235-244。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E. Marcus）的相关表述可能更容易被接受——“每一种政治都至少有某些政治心理维度”，因此涉足政治心理学领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George E. Marcus,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Psychology” (book review),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 No. 2, 2003, pp. 411-412.

7 James David Barber, “Today’s Relevance of Psychological Politic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4, No. 3, 1993，pp. 529-535.

8 Jon A. Krosnick, “Is Political Psychology Sufficiently Psychological? Distinguish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from Psychological Political Science”, in Jon A. Kuklinski, ed.,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87-216.

9 Wendy M. Rahn, John L. Sullivan and Thomas J. Rudolph,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Jon A. Kuklinski, ed.,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55-186.

10 Jon A. Krosnick, “Is Political Psychology Sufficiently Psychological? Distinguish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from Psychological Political Science”, in Jon A. Kuklinski, ed.,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87-216.

11 G. E. Marcus, “Psychological Political Science versus Political Psychology True to Its Name: A Plea for Balance”, in Kristen Renwick Monroe,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2, pp. 79-94.

12 参见Shanto Iyengar and Williams J. McGuire, eds.,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

13 Kristen Renwick Monroe, William Chiu, Adam Martin, et al., “What Is Politic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4, 2009, pp. 859-882.

14 Cristian Tileagă, Political Psych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

15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美〕威廉·F. 斯通：《政治心理学》，胡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6 参见Maritza Montero,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Latin America”, in Margaret G. Hermann,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86, pp. 1-10。

17 参见Cheryl Koopman, “Political Psychology as a Lens for Viewing Traumatic Eve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8, No. 4, 1997, pp. 831-847。

18 Robert Jervis, “Political Psychology: Som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0, No. 3, 1989, pp. 481-493.

19 参见Jon A. Krosnick, Tobias H. Stark and I-Chant A. Chiang, “The Two Core Goals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Jon A. Krosnick, I-Chant A. Chiang and Tobias H. Stark,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Exploratio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7, pp. 1-11。

20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页、第45页。

21 Herbert A.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2, 1985, pp. 293-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