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翻译的界定与译本的选择

在研究译本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翻译的概念，弄清楚什么样的文本算翻译。小说翻译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忠实的翻译，从传统的以原著为标准的翻译观来说，翻译小说的目的是创造出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尽量忠实于原作的译本，而不是根据自己或读者的喜好或需求重写或改编，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既不是极端的归化也不是极端的异化。另一种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翻译，包括节译、改述等。从广义上讲，由他人口传自己笔录的译作也是翻译，比如林纾的译本。其特点是承认自己在翻译他人作品，译本基本上保留原作的故事情节，保留原作的人名、地名等，但是文笔比较自由，译者以个人的文体代替作者的文体，有一定程度的增删。茅盾认为林纾的翻译只能算“歪译” ( distorted translation)，因为他不通外语，由口译者将原文译成口语，再由林纾将口语译成文言，这是双重歪曲。“何况林氏‘卫道’之心甚热，‘孔孟心传’烂熟，他往往要‘用夏变夷’，称司各特的笔法有类于太史公，……于是不免又多了一层歪曲。”¹ 但是如果用现代翻译理论来看待林纾的翻译，他的译本应该算是翻译。

图里把翻译当作是以译入文化为中心的再创作活动，所以他认为翻译可以包括伪译、隐蔽的翻译和改编。² 平穆觉得图里的翻译概念有些过于宽泛，他认为与其定义什么是翻译，不如说说什么样的文本不算翻译。他提出两个标准，符合这两个标准的文本就是翻译：一、 看副文本。译著的副文本与原著的副文本不一致可以说明一个文本是译本。比如像林纾那样的，在序和封面上都特别注明是翻译。二、看文本是否被作为译文出版和接受。从现实需要出发，翻译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³ 玛丽· 斯奈尔-霍恩比在论文学翻译的多媒体交流时指出，文学作品正在被翻译成其他的艺术形式，这种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快节奏生活的人们消费的需求。⁴ 在斯奈尔-霍恩比看来，这些翻译形式是对传统形式的补充和拓展，因而就成了她研究的对象。

根据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翻译行为是一种行动，任何行动都是有目的的。翻译的目的是创造出译者心目中的译本，因此译者有权决定原著在他的翻译行动中起什么样的作用。⁵ 根据这个理论，林纾的译文便是翻译的一种，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译入文化的具体情况所做的改动也是合理的。如果像图里说的那样以译入文化为中心，或者说以译入文化的读者为中心，一切为那个文化的读者服务的话，也许伪译、隐蔽的翻译和改编都可以称为翻译；如果译者是以原著为中心，或者像施莱尔马赫所说的为了给译入文化的诗学增加养分，只有完整的、忠实的翻译才算翻译。当然还有为了译者自己的理想或实验而翻译的，这种译本要么与原著相去甚远(如庞德译的中国古诗)，要么过度忠实，令人难以接受，但也还算是翻译，还有自己的特色和优点。根据译入文化对译出文化的了解程度，翻译的策略也不相同。歌德提出，如果译入文化对译出文化不熟悉的话，一开始不妨先把诗歌译成散文，先让译入文化的读者熟悉故事，等译入文化的读者对译出文化有较多的了解之后，再连同原著的形式一起介绍进来。⁶ 这种把诗歌变散文的翻译也算翻译。其他的翻译理论，包括劳伦斯·韦努蒂的“归化”理论、⁷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折射”理论、⁸菲利普·E． 刘易斯的“差异”理论，⁹也注意到译者的决定最终影响到译本的形态，忠实的翻译和不那么忠实的翻译都是翻译。

本书拟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英国19世纪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汉译本，探索文学翻译中社会文化因素与形式变化之间的关联。文学翻译的语言没有单一的标准，不能以简单的对错来衡量译本。从翻译的实践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由于译者不同的选择，翻译的效果各不相同。曾经，作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狄更斯的文学成就在我国常常被人低估，即使有人研究狄更斯的写作艺术也基本停留在人物思想分析上，对其小说的形式关注不多，从小说叙述角度来研究的更是少见。¹⁰现在，当人们不再仅仅以单一的眼光看待狄更斯的时候，正是我们能够客观、全面地了解这位作家的时候。我们对狄更斯的小说形式及其思想了解得越多，对狄更斯小说的汉译本就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就能够从中西方不同的语境出发审视中国现代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对狄更斯小说的态度与反应。

我国对狄更斯小说汉译本的研究始于对林纾小说翻译的研究。《林纾的翻译》一书收录有钱锺书、郑振铎等人对林纾翻译风格与成就的评价，他们两个人都提到过林译的狄更斯小说，钱锺书还对《滑稽外史》第十七章的部分译文做了详细的评说。¹¹ 在《林译小说研究》中，韩洪举评论过林译的《块肉余生述》，他主要采用郑振铎的观点，认为林译《块肉余生述》比原著更出色，因为“林纾能准确地表达出作家的风格，甚至连幽默都能如实表达”¹²。韩洪举的评论总的来说是印象式的，缺乏坚实的文本依据。刘宏照的《林纾小说翻译研究》在阐述译者操纵小说时列举了《块肉余生述》删节的例子，说明因为原著细致的心理与人物描写“与本土文化产生一定的冲突”，译者可能觉得文字拖沓，且内容无关紧要，于是干脆删除。¹³

单独评论狄更斯汉译本或译者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一些，但大多是介绍性的或技巧性的论说。王治国的《谈新译〈大卫·科波菲尔〉》¹⁴ 介绍了张谷若1980版的《大卫·考坡菲》的一般性特点。金绍禹的《文学翻译漫谈》¹⁵ 以董秋斯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为例论人物语言、人物外貌描写、幽默、景物、“舞台提示”等的翻译技巧。顾延龄在《浅议〈大卫· 科波菲尔〉的两种译本》¹⁶ 中把董秋斯(1978年再版) 、张谷若的译本(1980年版)与原文做了比较，在选词酌句、形合与意合、添词与引申、人物语言的表达、四字词组的运用、注释，以及译名、方言和土语等七个方面较详细地对比了两个译本的长处与不足。

此后出现了更多研究翻译技巧的论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 David Copperfield ( 《大卫· 科波菲尔》 )的汉译本。仅举以下几篇近年来的论文为例。杨建华的《句法严谨 选词精妙——评张谷若的〈大卫· 科波菲尔〉》¹⁷ 一文主要分析张译的翻译特色，作者认为张谷若译文地道，能紧扣原文而又不被原文所限，摈弃了欧化语言与翻译腔；善用四字结构，使译文生动活泼、通顺达意。李莹莹的《论翻译的损失与补偿——兼评张谷若的翻译技巧》¹⁸ 一文谈到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灵活的手段对幽默、方言、谐音典故、时态转换、修辞等的损失进行补偿。肖石英的《翻译腔的句法结构探析》¹⁹ 通过对董秋斯与张谷若译本部分译句的比较，揭示翻译腔在结构层面上产生的基本原因。有些文章以David Copperfield 为例专门研究译者，研究张谷若的最多，²⁰ 也有个别研究董秋斯的²¹。刘明明探讨了张谷若译作中的注释，把张译的687条注释分成三类：社会背景、民俗典故，作者思想感情，特殊翻译技巧。他认为集翻译技巧与研究为一体是张译注释质量的保证。研究张谷若的学者一般都赞同他的归化译法，对其做较细致的分析，但研究仅限于译文的文字归类分析，没有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用各种理论研究David Copperfield 汉译的文章，讨论的话题也包括了文化、社会思想观念、规范等社会历史研究方面的课题。应用传统修辞理论和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有《修辞格的翻译与风格的传达》和《再论语域理论与翻译批评》。²² 两篇文章的作者各自从修辞格和语域的角度比较了董秋斯和张谷若的译本，张霞认为，由于采用了直译的手法，董秋斯几乎忽略了所有修辞格的翻译；刘晓华的研究表明，尽管董秋斯的译文简洁晓白，张译在语音、词汇上的传达更为忠实。相比之下，翻译理论与文化批评方面的研究更多一些，用翻译理论来进行个案研究的有刘芳的《论规范对翻译案件的影响——董秋斯个案研究》。²³刘芳借助翻译规范理论找出了董秋斯译本不受重视的原因。那就是他对翻译工作的自主选择违背了当时的主流规范。由于董秋斯的策略倾向于贴近译出语文化，不了解原文在句法结构等方面的束缚，难以被普通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运用翻译理论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论文更多的是通过比较 David Copperfield的多个译本来说明不同译本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与文化策略之间的关系[张羽(音译，英文为 Yu Zhang), 1992； 李莹莹，2005；陈启， 2005；姜秋霞等，2006] 。²⁴这些研究者所用版本数量不同：李莹莹用两个(董秋斯译本与张谷若译本)，姜秋霞用三个(林纾、魏易译本，张谷若译本与庄绎传译本)，陈启用四个译本(林纾、董秋斯、张谷若与庄绎传译本)，张羽的最多，有五个译本(林纾、许天虹、董秋斯、林汉达、张谷若译本)，他们主要研究两个问题：译文的质量和文化思想观念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李莹莹从信、达、雅三个方面对比董译与张译，认为张译在各方面都更胜一筹，张译给了原著第二次生命。张羽谈到了翻译的准确度与文化适应的关系，他关心的是译者本人的译法，通过译文与原著的比较来判定为了迎合译入文化/译者的趣味与观念，译者究竟牺牲了多少原著的形式与内容。陈启的研究角度与张羽的基本相同，他关注的是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和译者的影响以及在译本中的体现，因此涉及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姜秋霞的论文也是探讨译入语社会思想观念对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对改写的方式与程度的影响。除李莹莹赞成张谷若的归化策略外，其他三个人都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程度及其原因。在分析原因时，研究者或用统计学手段或以归类举例的方式列出文本遣词造句上的一些异同与文字的增删，当然他们也对某些附加文本如注释等做了一些归类分析。他们的研究富有成果，但研究范围和切入点仅限于现代翻译理论，限于个别译者的选择或译者、译本间的比较，没有从中国翻译传统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角度来解释或说明这些译者与中国文化的渊源，没有考虑文学批评对狄更斯汉译的影响，也没有采用文体学、叙述学的理论来深入分析文化思想观念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本书所讨论的译本多采用老一辈翻译家的作品，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译本，这样的选择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林纾是最早把狄更斯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译者，他的译文极具代表性，所以林纾的译本是必须关注的；二、老一辈翻译家的译本各具特色，原创性强，更能体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三、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但翻译小说，还研究翻译理论，有自己的一套翻译策略和方法。四、研究老一辈翻译家的译本体现了小说翻译研究的历史感，能够从源头追溯狄更斯小说翻译的发展与变迁。五、有些译本(如张谷若的《大卫·考坡菲》)到现在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林纾和伍光建两位译者是狄更斯小说汉译的源头，后期的译者数张谷若和董秋斯最具特色。本书研究的林纾和伍光建的译本有林纾、魏易合译的《贼史》(《奥立弗·退斯特》)、《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和伍光建译的《劳苦世界》(《艰难时世》)。之所以选取这两位译家的译本是因为他们是20世纪早期中国小说翻译的开拓者，林纾、魏易翻译用的是古文，而伍光建用的是白话文。当时除了林纾，翻译严肃小说的译家数伍光建最有成就。在《林纾严复时期的翻译》一文中贺麟指出：“除林译小说外，各书馆所出版的长篇小说，大都系侦探冒险之类，无甚价值。且多未注明原作者及翻译者姓氏，无从考查。唯伍光建所译的大仲马的《侠隐记》(1907)甚好，且系用语体文译出，可算是此期白话翻译的代表。”²⁵ 林纾、魏易译有五部狄更斯小说，它们分别是：《滑稽外史》 ( Nicholas Nickleby, 1907年),《孝女耐儿传》 ( The Old Curiosity Shop, 1907年),《块肉余生述》 ( David Copperfield, 1908年),《贼史》 ( Oliver Twist, 1908年),《冰雪姻缘》 ( Dombey and Son, 1909年);²⁶ 伍光建译过两部狄更斯作品：《劳苦世界》 ( Hard Times, 1926年)和《二京记》 ( A Tale of Two Cities, 1934年，英汉对照本，选译，共六章45页) 。²⁷与林译的其他狄更斯作品不同的是，《贼史》是林纾以中国史传文学和野史小说的文本框架塑造出来的译本，《孝女耐儿传》的省略翻译反映了林纾的女性观，其他三个译本虽然也各具特色，但是不如这两部有个性；伍光建的《二京记》是一个英汉对照的节译本，篇幅过短，不适合单独研究，而《劳苦世界》虽有省略却是个完整版，《劳苦世界》的写实译法省略了原著的象征性意象系统，是研究社会文化观念与形式变化的一个理想文本。张谷若译的《大卫·考坡菲》通俗易懂，以山东方言译书，是广为流传的通俗译本，而董秋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则尽力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忠实于原著，精神可嘉，但是译文有时会有生硬之嫌。张译和董译是全译本的两个极端，极有研究价值。张玲、张扬译的《双城记》采用的是张谷若的通俗译法，是直到现在都极具影响力的译本。

1 茅盾：《直译·顺译·歪译》，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第351页。

2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pp. 40-41.

3 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p. 62.

4 Mary Snell-Hornby, “Literary Translation as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On New Forms of Cultural Transfer,”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ed. Susan Petrilli,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03, p. 485.

5 Hans J. Vermeer, “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227.

6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Translation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ed. Douglas Robinson,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p. 222.

7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24.

8 André Lefevere, “Mother Courage's Cucumbers: Text, System and Refraction in a The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 2004, p. 240.

9 Philip E. Lewis, “ 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 in Diference in Translation, ed. Joseph F. Graha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p. 39.

10 具体参见赵炎秋：《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及赵炎秋：《中国狄更斯学术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在《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代绪论部分，赵炎秋总结了1949年以来三个时期狄更斯学术研究的特点：(第17-31页)
1949-1966：侧重思想内容的分析，而在思想内容方面又侧重社会一政治层面的分析
1966-1976：紧跟时代的批判言论
1977-1996：从内容的角度考查，社会一政治层面的分析仍是这个时期狄更斯研究的主要方面，但呈现多元化趋势赵炎秋本人在此书中也讨论了狄更斯小说的艺术成就，但是基本停留在理论概述层面，如创作的基本特征、人物塑造的基本原则、叙事模式、结构特点、人物内心世界的特点、幽默等，没有从技术层面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有人研究狄更斯小说的叙述艺术，如王力：《狄更斯小说的视点与小说叙述观念的衍化》,《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第85-89页。
孟志明：《狄更斯与欧洲小说叙述学》,《青年作家》,2014年第22期，第144页。
陈紫云：《现代小说叙述维度下的狄更斯小说再研究》,《学术评论》,2012年第4、5期合刊，第137-140页。
这些文章介绍了叙述学在狄更斯小说研究中的应用，不是具体分析。

11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载钱锺书等著《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页。

12 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160页。

13 刘宏照：《林纾小说翻译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23-224页。

14 王治国：《谈新译的〈大卫·考坡菲〉》,《读书》,1983年第9期，第85-86页。

15 金绍禹：《文学翻译漫谈》,《外国语》,1982年第4期，第19-23页。

16 顾延龄：《浅议〈大卫·科波菲尔〉的两种译本》,《翻译通讯》,1983年第8期，第40-43页。

17 杨建华：《句法严谨 选词精妙——评张谷若的〈大卫· 考坡菲〉》,《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17-19页。

18 李莹莹：《论翻译的损失与补偿——兼评张谷若的翻译技巧》,《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98-202页。

19 肖石英：《翻译腔的句法结构探析——以〈大卫·科波菲尔〉的两种译本为例》,《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00-102页。

20 孙迎春编著：《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刘明：《试析张谷若先生的翻译风格》,《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87-88页。
李慧：《翻译家张谷若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5年。
王建丰、刘伟：《张谷若方言对译评析》,《淮北煤炭工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95-97页。
郑明明：《浅探张谷若先生译作中的注释》,《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68-69页。

21 郑贞：《思索着的“再创作者”——董秋斯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简介》,《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56-60页。

22 张霞：《修辞格的翻译与风格的传达——对比 David Copperfield 两个译本所得启示》,《外国语》,1992年第5期，第43-47页。
刘晓华：《再论语域理论与翻译批评——兼论〈大卫· 科波菲尔〉的两个汉译本》,《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89-93页。

23 刘芳：《论规范对翻译事件的影响——董秋斯翻译个案研究》，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24 Yu Zhang,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David Copperfield”: Accuracy and Acculturation, Ann Arbor, Mich.: UMI, 1992. Doctoral disertation.
李莹莹：《试析David Copperfield的两个中译本》,《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29-31页。
陈启：《从文化角度对〈大卫· 科波菲尔〉四个中译本的比较》，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5年。
姜秋霞、郭来福、金萍：《社会意识形态与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以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的三个译本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66-175页。

25 贺麟：《林纾严复时期的翻译》,《清华周刊》,1926年，纪念号增刊，第236-237页。除了狄更斯的《劳苦世界》(《艰难时世》)和《二京记》(《双城记》)，伍光建还翻译了斯威夫特的《伽利华游记》(《格列佛游记》)、夏落蒂的《孤女飘零记》(《简·爱》)、布伦忒的《狭路冤家》(《呼啸山庄》)，萨克莱的《浮华世界》(《名利场》)，雨果的《海上的劳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恶与惩罚》(《罪与罚》)、塞万提斯的《疯侠》(《堂吉诃德》)等，以通俗译法著名。

26 俞久洪：《林纾翻译作品考索》，载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资料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348-371页。

27 伍蠡甫：《〈伍光建翻译遗稿〉编后记》，载伍蠡甫编《伍光建翻译遗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