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中国”的域外生成：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系统演化
- 范劲
- 14168字
- 2025-03-17 19:23:42
第二节
西德汉学与中国文学专业的形成
一、二战后西德汉学的转型
二战后，德国汉学分裂为东、西德两支。对于少数留在西德的汉学家来说，情况变得十分困难。福兰阁和佛尔克两位老大师一个退休一个辞世，许多一流汉学家在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迫移居国外，有的汉学家则因为和纳粹的关系而被解除教职或难以获得教授席位，汉学研究和教学处于青黄不接、难以为继的状态。海尼士因为在战争时期和纳粹保持了距离，是唯一政治上可靠的老一辈汉学家。1946年，海尼士由柏林大学转入新建的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和语言学讲席。在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入主汉堡大学汉学系之前，他是战后初期西德（1951年前）唯一的汉学教授。海尼士是第一个经过了完整汉学培养的德国汉学家，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者是顾路柏，教授论文指导者是高延。海尼士执掌慕尼黑的汉学教席，自然也延续了战前柏林汉学的语文学传统，这使得西德汉学在起步阶段，就和东德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在方法和取向上都有很大不同。语文学传统轻视现代汉语，故慕尼黑的汉学教学将重点置于文言文和古代中国，现代普通话的训练居于次要地位，对于新中国社会情况的研究根本不被承认是学术课题。另一个因素也加剧了脱离时代的封闭倾向，即当时和中国的实地接触几乎完全不可能（一直到6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学者和学生到中国台湾留学和进修）。但是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有多年在华学习和研究（1937—1950）的经历，和中国当代学者交往密切，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属于新派的汉学家，他的研究重点虽然是明史，但高度重视当代中国。他批评说，西德的汉学研究已经落后于时代，因为它拒绝专业分工，还顽固地坚持过去那种“乌托邦式”的整体汉学。[74]因此，二战后德国汉学可以说分为南北两派：南方的慕尼黑大学和北方的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的重点为中古历史和文化史，汉堡大学则主要研究从14世纪到当代的中国历史。
在困难环境中，新生代汉学家还是迅速成长起来。1953年，二战后西德首批6个汉学博士在慕尼黑、汉堡、哥廷根毕业，其中的葛林（Tilemann Grimm）、鲍吾刚（Wolfgang Bauer）、德邦后来都成为讲席教授。战后初期，西德汉学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海尼士在慕尼黑大学的继任者傅海波（1949年完成教授论文）。傅海波出身于语文学传统，和海尼士一样以治元史著称，但他更强调经济、文化、社会背景，要求重视当代中国和现代汉语。能否研究文学，其实也是新旧汉学传统转换的标志，因为学科分工也意味着文学研究的合法独立，傅吾康1954年的汉堡大学东亚研究建设规划中，已提到“语文学、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宗教学、艺术史、考古学、法学和国家管理学、医学”的综合[75]，而傅海波在60年代末对汉学专业的设想是：“我们的学科变得范围巨大，从孔子到《金瓶梅》，从李白到毛泽东。”[76]同时傅海波在1964年提醒说：“汉学中还没有哪个领域像文学史这样急需补课。”[77]其次是海尼士的弟子鲍吾刚。他继承了海尼士研究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传统，但主张新旧兼收：“中国学是在和一个既古老又生机盎然的文化打交道，因而不可能清楚地划分为一个‘古代’中国学和一个‘现代’中国学。”[78]思想和文化必然涉及文学，中国传统文人兼诗人、画家和官员于一身，中国现代文学又和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这决定了鲍吾刚的思想史研究大量采用文学材料，尤其在中国诗人的自我问题的探讨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德邦以治中国诗学和诗歌翻译而著称，他的慕尼黑大学博士论文题为《司马迁〈史记〉101到102章》（1953），教授论文则转向了中国古代文论，对于《沧浪诗话》的研究成为德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
根据毛泽东1964年在接见法国议员时提到的“中间地带理论”，西德（和苏联阵营的东德一样）属于“中间地带”，本来也在争取之列，反过来，出口导向的西德也向往中国市场，但冷战壁垒的坚冰并不容易打破，两国的文化交流因此长期中断——中国革命的现实必须被阻隔于西德公众意识之外。一开始，库恩的大量中国古典文学译本成了现实的替代，他所传达的传统中国图像政治上无害，又迎合核战争阴影下西方人精神逃避的需要，故而广受欢迎。到了20世纪60年代，林语堂和赛珍珠所塑造的充满智者精神的田园中国，又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符号，维持着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想象和情感联系。在此期间，德国汉学一如既往地忽略当代中国，成为所谓“幽兰学科”，感伤地追忆昔日中国的辉煌文化。冷战造成的隔离和汉学家对当代中国的逃避倾向造成了认识上的真空地带。1968年学生运动的爆发，扭转了这种状况，对于战后西德汉学的转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心目中，中国不再是铁幕那边的敌对制度，革命中国的政治、文化理念恰恰成了新的福音，不但要解放第三世界，还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联邦德国掀起革命。中国是新的乌托邦——“除了在中国，哪里也找不到一种模式，能将人民在政治上组合排列，在文学上使其革命化，以便文化成为主宰。”[79]
受此情绪鼓舞，汉学系学生的兴趣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形势。对那个激进年代的西德左派学生来说，关注传统的文化中国还是当代的革命中国，教授文言文还是现代中文，成了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革命浪潮席卷之下，德国汉学界也发生了以白话代替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1974年制定的教学计划草案中，“传统的东亚科学”被批判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学术立场，其反动性就在于，它把古代美化为伊甸园，把封建诗人说成人类先知，宣扬统治阶级文明有礼、劳动人民消极落后，最终目的在于“对旧有统治状况的理想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合法化以及对东亚人民大众的贬低”[80]。另外，随着联邦德国经济腾飞，大学汉学专业的建设规模从60年代开始迅速扩大，在慕尼黑和汉堡之外增设了新的汉学教席。兼顾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学”理念也开始为西德汉学界接受，对于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兴趣取得了平衡。1964年，波鸿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成立是迈向专业化的重要一步。东亚所下辖中国、日本、朝鲜三个方向，学科有哲学、历史、思想史以及“东亚经济”，设4个正教授讲席，中国2个，日本2个，两个中国讲席分别为“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历史”。
作为西德汉学界首个专门的文学讲席，波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设立，对于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系统建构意义重大。首任教授霍福民是最早在德国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汉学家，20世纪30年代就翻译了冰心的《超人》、鲁迅的《孔乙己》以及胡适、顾颉刚、蔡元培、阿英等人的论文。1940年到1947年，他先后在北京和南京从事学术和外交工作，在此期间开始了对于词曲历史的研究。回到德国后，他1949年在汉堡大学颜复礼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李煜的词》（1950），博士论文经扩展又被马堡大学哲学系接受为教授论文（1952）。他在1961年至1963年担任柏林自由大学讲席教授后，1964年转为波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席教授。顾彬回忆自己70年代初在波鸿大学的求学经历，对于霍福民教授的解析唐诗的破、转、结三步法念念不忘。
1972年，中国和西德正式建交，为西德汉学家打开了通向现实中国的大门。1973年，中方提供了首批10个西德学生的留学名额，此后交换规模日益扩大，赴华留学、交流和研究成为可能，这对西德汉学在80年代进入“相当程度的成熟”阶段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于70年代留华（尽管时间一般并不长）的学生得以脱离之前的“纸面研究”，对于现代中国的问题更能感同身受[81]，也为西德汉学接替东德成为中国文学介绍的主力创造了条件。首批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资助来华的学生中，顾彬、艾伯斯坦（Bernd Eberstein）、罗梅君、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等日后成为讲席教授，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成为首任北京歌德学院院长，都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播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马汉茂回顾：“70年代的特征是关于古代中国的出版物大幅减少。至少那些通过大型出版社获得的广泛德国公众，首先想读的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书籍。”在现代中国的阐释者中，又分为温和与激进两种态度，“右派”对6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策发展持批评态度，“左派”则支持中国的倾向，也更受公众和媒体的欢迎。但在70年代末以后，许多“左派”转而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马汉茂认为，虽然这些被视为机会主义者的激进学者和政论家很少进入大学汉学专业，他们的议题却对汉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了对于中国学的“社会任务”的重视。[82]
二、左派的中国乌托邦
毛泽东在西方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实为继专业化之后对于西德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推动，直接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关注热点。毛泽东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象征资本，标示着古老世界自我更新的潜能，把所有的西方观察者从沉睡状态惊醒，汉学的“古今之争”由此而获得最后裁定——中国从静态转向动态，由古代进入现代，最形象的说法就是“从老子到毛泽东”。在此意义上，当代德国的整个中国文学接受都可以看作毛泽东接受的注脚。
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需要一个中介环节，毛泽东诗词满足了这一需要。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认为，毛泽东站在了中国诗歌艺术的顶峰，其诗歌表达的“深沉感情”和“极为完美的形式”尤值得称道。如《七律·长征》“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就隐藏了红军战士不畏天险，冒死夺取对岸阵地的史诗场景。整个中国新文学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革命现实，它是“人类历史的豪迈篇章”，代表着“人类经验、英雄行为、无限意志、爱与苦难——常常也是牺牲的生命”[83]。
毛泽东诗词的气吞山河，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感伤气质的对立面，也启发人们如何克服感伤。葛林是较早关注毛泽东的文学成就的西德汉学家，他在《毛泽东诗词：介入文学和古代词在中国》说，毛泽东诗词是东亚新文学中“介入”（Engagement）精神的榜样，其介入“推动了世界历史”[84]，而这又植根于他的本性——自古以来中国政治诗人就胸怀天下。葛林的评论因此重在政治方面，也就是“直接介入的领域”[85]。他提到，《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两首皆从正面写战争，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的基本特征，而战场风景构成框架，白云、山头、枫林染红、苍茫河水、碧山，都是高度程式化的惯用语。然而，“这种诗的非程式性和咄咄逼人在于事件，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在程式之中来描绘事件，在程式之中，日常的和现实政治的名字和事物被嵌入中古诗艺的规则中”[86]。形式尽可程式化，单是内容已足够激动人心，诗人从自己的丰富生活体验取材，描绘形象和回忆，自会造成最高的诗性美。
左翼评论家什克尔（Joachim Schickel）在60年代率先将毛泽东诗词译介到西德。什克尔认为，毛泽东的文学实践和理论代表了1949年后文学，即他所谓“文学革命”第五、第六阶段。他高度评价中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的文艺路线。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就是文学要符合“社会主义要求”，反映革命现实。浪漫主义又分两种：旧的浪漫主义是“纯粹否定的市民幸福”，梦想远方和异域，逃避苦难，憧憬极乐世界；新的浪漫主义者则像布莱希特和毛泽东那样，从不遁入抽象，而始终执着于具体，在认识中掌握历史：
这一时期，莫斯科方面批评中国文艺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统一原则，将毛泽东诗词视为纯粹“浪漫主义夸张”[88]。什克尔却认为毛泽东每一首诗都符合中国革命现实，忠实再现了从长征以来的斗争历程。毛泽东诗词虽是标准的古典形式，内容上却完全跳出了旧规则，并不违背新文学的要求。[89]
左派之所以能突破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视域，推动文学认知的范式转变，因为他们关注能导致历史变化的新因素，给文学交流带来了动能——“革命”母题的功能就是引入动力，让凝滞的变为活泼的，文学由此才成为问题，即成为复杂性的制造者，而文学的本义就是差异和复杂性。什克尔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解为中国革命史，毛泽东诗词作为革命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样本，就代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精神。要了解他和学院派汉学家的视角差异，不妨比较一下什克尔眼中的毛泽东词和霍福民阐述的李煜词。[90]
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在中国70年代末曾风靡一时。李淑一是杨开慧生前好友，她的丈夫柳直荀也因为投身革命被国民党杀害。1957年，长沙第十中学女教师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随信附上她写于1933年的纪念丈夫的《菩萨蛮》词。毛泽东则在回信中附上一首《蝶恋花》，表达了自己对于杨开慧的思念和对李淑一的安慰。这首词在德国汉学界颇受关注，什克尔以其为例展示毛泽东的文学风格：
这首词原名《游仙》，什克尔强调，“仙”并非代表基督教的永恒，或是道家的长生，而是革命者的归属，杨、柳二位烈士皆因中国而永生。吴刚、嫦娥是偷服长生药的受罚者，永久孤独是自私行为的结果。杨、柳却理应得到另一种命运，他们听到革命胜利（“伏虎”）的消息，人间有了新秩序，逝者也升入“幸福者的团契”，获得了成仙的光荣。然而他们喜中亦有悲，因为鹊桥不复有，生死两界的伴侣再难重聚。[91]
而霍福民呈现的李煜词是另一氛围，以他欣赏的一首《更漏子》为例：
霍福民认为，该词的每一句都呼吸着真的词的精神，是真正的杰作，反映了中国妇女不变的灵魂和思想方式。晚春的暮色中，妇人凭窗眺望，长的柳丝提醒她，春天即将逝去。雨点敲出单调的乐声，让人越发感到孤独和失落。她的思想移至远方的良人：
这一妙不可言的境界在左派看来，却是无生命的沉寂，是“纯粹否定的市民幸福”。由此可知，为什么霍福民成为学生运动时代波鸿大学激进学生的眼中钉，他仿佛就是汉学旧时代的象征。霍福民陶醉于词的氛围，他的李煜词翻译和阐释首次将词的体裁引入德语区汉学视域，在当时的西德读者和他的学生辈如顾彬等的眼里，也就代表了中国古代诗词的基本面貌。
顾彬对汉学门外汉什克尔大为不屑，指责什克尔版本“逐行”可见翻译错误。[93]然而，他和什克尔对毛泽东诗词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顾彬分析说，毛泽东诗词是其文艺方针的体现。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号召中国知识分子摆脱西方影响，走独立的中国道路。50年代末开始，中国又开始追求摆脱苏联影响，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取代以苏联为样板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毛泽东诗词成为新理论的榜样，一方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是完全中国化的形式，代表了摆脱外来影响的独立品格。毛泽东诗词在传统形式中注入新的内容，内容的新就体现在对于现实的新理解上。毛泽东坚持人定胜天，把现实理解为人创造的、可改变的现实；相反，以往的中国文学盲目顺从于宇宙秩序，带有“生命的悲观主义、遁世倾向”[94]。
顾彬以苏东坡《赤壁赋》和毛泽东《沁园春·雪》相对比，展示两种不同的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他说，中国文学史上，人从来不是历史和现实的主宰，而历史呈现为“不停的和不可阻止的没落”。宋代文人看似成了世界的主人，但也只是和世界实现了消极和解，宋代文学的欢悦、超脱不如说是自我委弃的表现。而这正是毛泽东和中国古代诗人不同之处。苏轼《赤壁怀古》中，伟大豪杰随历史浪涛而逝去，令人无限惆怅；可对于毛泽东来说，“俱往矣”绝不是悲伤的理由，因为风流人物的时代不在过往，而是“今朝”。他认为，自然在苏轼和孔子那里是“思义场所”（Ort der Besinnung），江河象征人类生命的易逝；而毛泽东笔下的自然是“行动场所”，人类要征服自然，而不是像三千年中国历史中那样依赖于自然。[95]顾彬又对照了毛泽东和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他认为，陆游词充满了没落和感伤的情绪，体现了典型的传统中国思维，将现实分为高低两个层面，一个是生存竞争的低的层面（百花的争妒），一个是远离斗争的美的世界。诗人是美的传递者，而美在“争”的世界中不仅寂寞而不为人知，且因为对立无可调和，必然走向没落，即“零落成泥碾作尘”，只作为“理念”（“香”）得以留存。但现实的这一二分结构，在毛泽东的改作中消失了。如果引导世界的不是竞争，而是共同体，精神就和现实获得了和解：“时间不是沉沦，而是自然中永恒的、不必哀悼的变迁，变迁具有舞蹈般的欢快的特征。”[96]梅花不会在争妒环境中沉沦，而成为平等环境中“丛中笑”的部分。两首词一沉沦一欢快的迥异结尾，最好地诠释了旧的和新的社会和文学的差别。
由此对比，顾彬得出结论，毛泽东代表了新中国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的要点是欢欣、和解，人成为自己创造的新世界的主人，而尚存的障碍也终将被历史进程和新人扫除。这种精神造就了中国文学的新面貌，贺敬之的诗、浩然的小说、户县农民画都是新的文学精神的产物。[97]
顾彬也对《蝶恋花·答李淑一》作了详解。李淑一的《菩萨蛮》未脱离旧文学的影响，正好和毛泽东词所昭示的传统的现代化相对比，从而具有了文学史的特别意义。顾彬分析说，李淑一词让人联想到李煜、杜牧，词作者始终停留在主观性痛苦中，哀诉因“征人”离去而生的“索寞”，而没有将痛苦化为那个时代所有共命运者的痛苦。[98]反之，毛泽东答词通过对痛苦的普遍化和克服，实现了对于传统的自主加工。《蝶恋花》中只开头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提及伴侣的失去，且通过扩展及李淑一的烈士丈夫实现了话语的客观化。
顾彬说，这是一首游仙诗，吴刚和嫦娥的欢迎代表了对于“忠魂”的致敬，仙界也有着人间没有的超脱与和平，然而，烈士牵挂的终究是革命的成功与否。最终“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忽”字泄露了逝者对于革命的忠诚，虽然身在没有“忽”的超越时间的天界，却始终关怀尘世，奔涌的眼泪已不代表一己痛苦，而是人的集体情感。现在，一方面李淑一“征人何处觅”的提问得到了回答；另一方面，烈士的死被赋予意义，从而给予了李淑一安慰。顾彬认为，答词的意义不只是痛苦的客观化，还在于体裁的现代化更新。毛泽东1957年回信中提道：“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顾彬解释说，《蝶恋花》成为传统游仙诗和七夕词的混合形式，此为形式更新。游仙者是革命烈士，他们和仙人的聚会从远处被描述，正如七夕词中所见到的那样。而这一混合形式和革命的结合则是内容革新：仙人世界并非遗世独立，而和人世的发展、改造密切相连。此生和彼岸是一个统一体，永生的获得不取决于长生不老药和修炼，而是为革命事业献身。[99]
西德左派歌颂毛泽东，以他来象征一种带来解放希望的中国力量。从大的冷战格局来说，这种态度正是西德和西方外交政策所需要的。在西德政府看来，中国虽属于敌对阵营，然而和苏联还是“不一样”。故政治学者梅纳特（Klaus Mehnert）热销的《北京和莫斯科》（Peking undm Moskau）（1962）一书颇代表了一种战略性期待：由于人口和领土的不平衡，中国必然和苏联发生冲突，成为终结苏联霸权的关键因素。西方要争取中国，西德更需要在统一问题上赢得中国的同情；反过来，由西德这样一个不显眼的北约国家出面向中国传递友好信号，对西方也是有利的。故而从60年代中苏矛盾显现开始，西德政府感到了培育人民亲华立场的迫切需要。中国当代问题受到重视，大众汽车基金会、波恩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会出台项目鼓励高校学者、学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和决策结构。1967年波鸿大学设立中国政治的教席。政治和文学、历史学科在组织上的共存，暗示了一种共同的系统需要：有了政治的外部兴趣，才会对中国的文学、文化等内在方面发生兴趣。
这种向当代中国和社会政治的转向，典型地体现在海德堡大学的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G.Wagner）身上。瓦格纳最初研究王弼，后来转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关注新中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波鸿的汉学家马汉茂也是如此，以李渔研究成名的马汉茂，在汉堡大学亚洲事务研究所期间（1972—1979）转向毛泽东思想的译介和研究，出版了7卷本《毛泽东文集》、专著《苏联的中国研究》（1972）和《崇拜和经典：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1935—1978）》（1978），这一经历使他在后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高度重视政治。但他显然不属于左派，他编译的毛泽东未刊文集《从内部看毛泽东》欲呈现一个偏离左派理想的“非官方”“未加修饰”（unfrisiert）的毛泽东形象[100]，一经出版，就受到左派的激烈批判。
也正是对于革命中国的崇敬和向往，导致鲁迅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受到重视。鲁迅注定和毛泽东在符号命运上紧密联系——在左派眼里他是毛泽东的文学化身。什克尔一再强调二者思想上的亲缘性，视鲁迅为“具有毛泽东式思维的革命者”[101]。1968年，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主编的著名左派杂志《航向》（Kursbuch）第15辑收入了由什克尔选编的鲁迅论文学和革命的四篇文章，是鲁迅符码在德国知识分子圈升起的一个明显信号。一个新的文学革命框架基本成型了，它在时间上有两个界标，文学革命始于五四，而以“文化大革命”为新的出发点；中心人物有两个，即鲁迅和毛泽东。胡适和鲁迅两大符码的地位被重估，前者未能将文学和革命相结合，故而被时代抛弃，唯有鲁迅在1935年将文学和政治带入“革命的联合”[102]。极“左”立场导致了什克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过激认识，不仅鲁迅完全取代了胡适的地位，甚至文艺界领导周扬在他眼中也成了胡适一流的“反革命文人”，只因为周扬“没有完全放弃艺术标准”。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热
霍福民虽是西德的第一位中国文学专业教授，其政治和学术立场却不合时代主潮。马汉茂1979年接掌波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席后，德国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才有了真正作为。马汉茂是一位意识敏锐、精力充沛的组织者，在其主持下，波鸿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研究繁荣一时，获得国际声誉。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德国出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热，通过这些被称为“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文学作品，德国公众希望了解一个重新和国际社会接轨的中国的社会情形。宗福先《于无声处》、戴厚英《人啊，人！》、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方舟》以及顾城、北岛等的朦胧诗等作品，都受到德国读者欢迎，张洁写工业体制改革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德文版1985年由慕尼黑的汉泽尔出版社出版，1987年就印出了第7版。西德的文学杂志《口音》（Akzente）1985年第2期和《时序》（Die Horen）第138、155、156号都刊出中国现代文学。一批新的汉学专业刊物应运而生，《东亚文学杂志》为中国文学的新译本提供了发表场所，《袖珍汉学》《东方/方向》杂志（还包括只出了两期的《龙舟》[Drachenboot]杂志）主要刊登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方面的论文。在东德方面，著名的《魏玛评论》（Weimarer Beiträge）也在1988年第6期集中介绍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进展，刊登了梅薏华（Eva Müller）、葛柳南（Fritz Gruner）、尹虹（Irmtraud Fessen-Henjes）的5篇论文和文学批评以及中国学者何西来介绍1985年中国文学理论界情形的文章。
短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成熟、反映新变化最及时的部门，也是国外汉学家理解起来最容易的文本对象，因此对短篇小说的接受最能体现真实的认识水平和态度立场。顾彬的当代作品选本《百花齐放：中国现代短篇小说1949—1979》和尹虹、葛柳南、梅薏华的《探求：中国小说十六家》（Erkundungen.16 chinesische Erzähler）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专门的现当代中国文学史出现之前，这类选本以一种更直观的方式，为德国公众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全貌。
《百花齐放：中国现代短篇小说1949—1979》共收小说15篇：方纪《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师陀《前进曲》、艾芜《夜归》、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汶石《春节前后》、方纪《来访者》、秦兆阳《沉默》、赵树理《锻炼锻炼》、李准《李双双小传》、西戎《平凡的岗位》、周立波《新客》、王亚平《神圣的使命》、刘心武《爱情的位置》、李陀《香水月季》、石默（即北岛）《归来的陌生人》。顾彬1980年出版的这一选本位于西德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开始时期，他的看法和选择具有某种坐标意义。在序言中顾彬提到，五四以来在西方文学影响下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在德语区几乎无人熟知。东德的翻译潮在60年代中期终止后，一直到70年代末，都很少再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作出现，也没有能提供这方面信息的行家。除了信息的缺乏，造成这一窘境的原因也包括中国的文化政策，中国自己组织的外译作品数量不多，主要是英译，且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多于文学价值。在顾彬眼里，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三种趋势：1.消除西方影响，回归中国的民间传统，同时遵循党的路线；2.所要描写的现实逐步受到限制，观念世界却日渐扩大；3.人为的雕琢（如浩然）增长，同时却消解了艺术形式（尤其在工农兵业余作者那里）。至于1976年后对新形式的寻找，他能看到的，暂时还只是50年代那种现实主义和后来的理想主义的混合。最后，在如何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问题上，他认为，1949年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用人民的语言写，让人人都能懂，以人民为行动载体，按党的精神展示人民的转变潜能。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五四文学革命一样成为德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标志性事件，顾彬承认，其一大成绩是让文学重新回归大众的语言和视角，而五四后中国现代文学虽用了白话，却仍属于智识阶级专有，有的作品过于西化。不过，新方向也使现实的概念日渐变化——不是描写整个社会，而是描写作为社会一部分的“人民生活”；不是对于人民的全面反映，而是反映其好的品质，且是在党的指导下去反映其好的品质。这当然不同于西方对于文学现代性的理解。顾彬说，西方现代文学有三个最重要的标准：1.取消词和物的同一性；2.主人公的危机；3.放弃情节。这三个标准对1949年之前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文学是适合的，却不能用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语词当然要符合现实，主人公当然不能解体，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具体的也是可以扬弃的，人作为历史的主体，还需要在传统的情节框架中行动的能力，以便最终融入政治秩序。[103]
中国现代小说选本的另一部是吕福克（Volker Klöpsch）和帕塔克（Roderich Ptak）合编的《迎接春天：中国现代短篇小说1919—1949》。在导言中，两位编者强调，政治和文学的紧密结合，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学的特点。政治的过度干预，会导致文学语言的僵化，而五四文学革命就开始于胡适倡导的对传统文言文的反叛。启用白话文这一便于普及的语言媒介，是为了“将人民从习惯性麻木中拽出，最终开始负责任的行动”[104]，鲁迅《狂人日记》第一个实现了这一要求，因此也成为选集的第一篇，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编者特意提出一个生平事实：因为“他在一张幻灯片上看到，一个中国人怎样麻木顺从地等待处决”，鲁迅在日本放弃了医科。实际上，《藤野先生》中鲁迅回忆仙台的课间电影时，强调的是一群中国人在围观被枪毙的中国人，“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尽管编者描述有误，但并不影响其修辞功能，他们认为，这一情节透露五四一代作家的总体精神，即文学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成为传播消息的宣传工具。[105]二三十年代则是带有“文学复兴”性质的文化生产活跃期。在编者看来，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仍称得上杂色的“调色盘”，故所选小说在主题上既有对传统的批判、脱离传统造成的内心冲突、文人谋生的不易、作家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的献身，也有意选入了表示资产阶级意识的茅盾的两篇作品——即便茅盾这样的社会控诉者，也会描写资产阶级的婚姻危机，对于性主题不乏敏感。总体来说，社会批判仍然是共同的主题，最突出的就是吴组缃的《天下太平》。不过，选集以丁玲《夜》为殿后篇，暗示了新政权下也有不良社会现象存在——在这篇1941年发表于《解放日报》的小说中，男主人公以“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摆脱了邻家妻子侯桂英的勾引。
两部选集的标题设计本身就代表了西德学者当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看法，吕福克和帕塔克特别强调了标题的“悖论”。第一部标题“迎接春天”（Hoffnung auf Frühling）来自丁玲《在医院中》。女主人公陆萍在篇末离开医院（吕福克和帕塔克误认为离开延安）回延安学习时，抱着这样的心情：“她真真的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第二部标题“百花齐放”，则是1949年后文艺领域的标志性口号。[106]
韩尼胥（Thomas Harnisch）是鲍吾刚的学生，1978年到1979年作为交换学生在北京留学一年。他的《中国的新时期文学：1978年和1979年的中国作家及其短篇小说》的用意非常明显，即通过分析1978年和1979年间发表的短篇小说，掌握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和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动向。对于西方社会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需求。选择短篇小说为考察对象，乃因为短篇小说最为灵活，最具有时效性。
文学服务于政治，是西方汉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看法。但在文学和政治这一对既定关系中，作家和作品却是一种“创造性因素和推动力量”，因为作家在诠释政治路线时，必然带入自己的主观立场和个体经验，尤其是像中国70年代末这样的转型期，这正是韩尼胥的研究兴趣的关键所在，他的博士论文最初的标题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与政治：1978和1979年的作家和短篇小说》。[107]他从四个方面来考察70年代末的文学和政治关系：1.短篇小说创作情况，介绍了刘心武和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2.这类作品产生的文化政治前提；3.理论前提，包括文学功能的讨论以及创作方法的新看法；4.批评界对这些小说的接受和评价情况。
如果说新时期的中国批评界未跳出现实主义的窠臼，无法正确地理解作品中的新观念，问题出在哪里？他说，首先是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们理解问题的表面化。他以茹志鹃《草原上的小路》为例，这里的关键是鼎足的三个个体——石均、小苔、杨萌，三人未能实现上天昭示的和谐理想（大雁的“人字形”），因为他们之间未能建立一种真正的联系。不能建立联系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没有彻底弄清自身的问题，而且由于以往的经历变得多疑。而秦兆阳等批评家从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出发，忽略了这一基本主题，将小说内容看成仅是三个朋友间的问题。其次是如何理解对比视角的问题。一些新时期短篇小说（刘心武《相逢在兰州》、王蒙《惶惑》）超出了过去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简单对立，而采用了多元的对比视角，中国批评家仅仅看到了一种新技巧的出现。在他看来，多元对比视角是时代的产物，这一处境迫使作家重新思考个体生命的内容和意义：
归根到底，批评家和作家看待历史的方式不同，故而对文学提出不同要求。十年“文化大革命”在主流批评家眼中仅仅是进步途中的暂时偏离，而对于作家来说则是无法抹去的一段经历，因此作家关心的只是个体的人，而理论界仍希望通过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描述，对社会问题给出总体答案。
韩尼胥的结论是，抛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已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取而代之的是复杂人物或“中间人物”。按他的理解，“中间人物”脱离了中国的悠久传统，而体现了西方影响，在这一点上接续了之前的五四文学。对这一趋势，可能构成障碍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官方的态度，二是大众读者的趣味。最后他预测，今后的中国将有两种文学并存，一种面向大众和官方，一种则“吸纳西方影响，满足一小部分群众的需要”[109]。显然，在他眼里，后者才称得上真正的“现代派”。
这一时期备受关注的，还有中西方隔绝期间内中国国内的文艺政策和批评界动向。1966年，长期领导文艺工作的周扬被打倒。克勒纳（Makiko Klenner）以此事件为例，探讨1949年后中国文学界的批评方式和文学政治系统的自我纠错能力。他勾勒了1949年后文学批评演化的大致路线——从早期基于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批评，到60年代中期的让位于群众路线。这一转变始于“大跃进”时期对工农创作的鼓励。60年代初，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水准一度又受到重视。在群众和知识分子谁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上，周扬虽然赞同广大群众参与，但仍然坚持专家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正因此受到了激烈批判。然而群众参与并未带来真正的变化，克勒纳指出，群众路线乃是变相的中央路线。周扬的教条主义自然对文学创作不利，然而，对周扬的批判本身就是教条而武断的，而教条性的创作趋势一如既往。[110]克勒纳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态度，显然不同于过去西德左派的做法。
奥勃斯腾费尔德（Werner Oberstenfeld）以1954年到1965年间的关汉卿研究为例，揭示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方法。他的论文具体围绕《窦娥冤》和《金线池》的中国解读而展开，所选文献主要涉及文学评价和文本阐释，具体历史背景、生平、舞台角色的事实考证文章排除在外（因为从中无法看出意识形态立场和美学品位）。他认为，王季思的《关汉卿和他的杂剧》（1954）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化的关汉卿接受，其基本观点是，关汉卿作为现实主义大师，和其他小说、戏剧作家一样体现了中国的人民文学传统，可是长期被封建文人所漠视（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为“乃可上可下之才”）。《窦娥冤》则是典型的元杂剧，结合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提前启用了四年后才出现的“两结合”官方创作公式。奥勃斯腾费尔德尽量避免批判性介入，对于自己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这类研究有无科学价值——并未给出直接回答，但还是让人对当时文学阐释的图示化有了清晰认识。那个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服务于意识形态目的，把关汉卿塑造为人民文学传统的象征，有助于新建立的社会系统实现稳定。适应“大跃进”期间对民间文学的提倡，1958年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纪念成为一个暂时的高峰。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关汉卿热也中断了——批评家发现了他作品的“封建糟粕”因素。[111]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些考察可以看出，西德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采取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姿态。批评的态度相对谨慎，其中还含有一种未来的期待，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批判性越来越强。
对1977年到1997年间德国的中国文学译介，马汉茂曾总结过如下特点。他说，西方公众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兴趣还是有限的，译介活动和专业研究更多地受制于时代潮流；这20年间的翻译者主要是在校或刚毕业不久的汉学系学生，还未脱离业余爱好者状态，职业的翻译家即便在汉学家圈中也并不存在；所译作品多数出自20世纪，古代文学明显受到忽视；改革开放在80年代引发了中国热，翻译活动进入一个高峰期，到了90年代，公众对于经济关系的关注完全压倒了文化兴趣，翻译热情也随之降温；读者兴趣多属浮光掠影式的追逐时尚，80年代的著名译本到90年代中期就已淡出了公众记忆。另外，中国文学翻译缺少发表的平台，一般商业出版社根本不愿问津。因为发行数量有限，许多出版物甚至到不了东亚和东南亚文学的研究者手中，更不用说相邻学科如文艺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学者。他感叹说：“我们活动在一个完全另类的碎片化世界，‘后现代’这个含糊的概念正好与之匹配。”[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