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摹物不倦:物象与明清小说日常叙事的展开
- 刘紫云
- 5694字
- 2025-03-28 11:52:02
序
刘勇强
我在大学读本科时,看了狄更斯的《大卫·科坡菲尔》,印象十分美好。大约和刘紫云、林莹等学生说起过,她们从美国访学回来时,特意送给我一本英文版的David Copperfield。得到此书后,我随手翻到记忆犹新的第二章结尾:
它的大意是,我坐在那里,朝皮果提看了一眼,同时心想:万一她像童话中说的那样奉命把我遗弃,不知我能不能沿着她落下的纽扣回到家呢?
关键是“纽扣”(button)。在这一章前面,狄更斯已两次有意提到了女仆皮果提的纽扣,先是描写了皮果提对小大卫·科坡菲尔的爱怜,当她张开双臂抱住大卫时,由于胖而且用力,长衫背后的扣子就会飞出去一些,有两颗扣子蹦到客厅的那一头去了(……some of the buttons on the back of her gown flew off.And I recollect two bursting to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parlour, while she was hugging me)。接着又描写了他们在大哭时,大卫说他还记得她衣上的扣子一下全飞了(I remember, and must have become quite buttonless on the occasion)。正因为有了这前两次描写,“沿着她落下的纽扣回到家”这句话,才充满了异常强烈的感情色彩,同时又带着童稚特点。
在格林童话中,有一篇《亨塞尔和格莱特》叙述了一个樵夫在饥荒年间想把一对小儿女遗弃在山林中,小男孩亨塞尔提前装了一口袋白石子,一路扔下做标记,这样,他们又顺着石子路回到了家。大卫·科坡菲尔想沿着皮果提落下的纽扣回家,应来自亨塞尔的小石子。而与小石子相比,纽扣更接近日常生活。由于狄更斯的三次有意点出,纽扣又不单纯是一个生活物品,而具有更丰富的艺术意义。没有什么比纽扣更适合表现胖女仆的身材、身份特点,也更适合表现小大卫·科坡菲尔与她的亲密关系及其细腻的观察和天真的想象。也就是说,狄更斯成功地将纽扣提炼成了一个极具表现力和情感内涵的日常物象。
之所以想到这个温暖的细节,是因为刘紫云那时正开始对明清小说中日常物象的探讨。
实际上,在我粗浅的观感中,明清小说中的物象描写确实是大量存在的。可以说没有物象,一些小说的情节可能无从展开,比如《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听到曹操说天下只有他们两人算真正的英雄,惊而失箸,随即巧借闻雷来掩饰。这一副普通的筷子,不但让曹操改变了对刘备的看法或戒心,甚至可以说后来三国局面的形成也与此相关。而在《红楼梦》第四十回中,凤姐捉弄刘姥姥以取悦贾母的一个重要细节,也有赖于一副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在这两部不同题材的小说中,筷子对情节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样,没有物象,人物形象也难以得到完整的刻画,最简单的事实是,人物必须穿衣服,而服饰作为一类重要的物象,必然成为人物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是像《西游记》这种神怪小说,也能找到相关的真切描写,第十四回孙悟空刚从五行山下脱出,小说写他将唐僧脱下的一件“白布短小直裰”“扯过来披在身上,却将那虎皮脱下,联接一处,打一个马面样的折子,围在腰间,勒了藤条”,走到师父面前问这等打扮如何,唐僧连声道好,说:“这等样,才象个行者。”“徒弟,你不嫌残旧,那件直裰儿,你就穿了罢。”悟空则唱喏道:“承赐!承赐!”其间有一种师徒相得的温情。同一回稍后,《西游记》又描写了“光艳艳的一领绵布直裰”和一顶嵌金花帽,唐僧打“诳语”骗孙悟空“是我小时穿戴的。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经,就会念经;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礼,就会行礼”。孙悟空遂脱下旧白布直裰,将绵布直裰穿上,把帽儿戴上,从此便饱受紧箍之苦。两件直裰,一为纯朴白布,一为光鲜绵布,人物心理与关系俨然可见。不用说,与人物相关的物象远不只服饰一项。
与此相关,通过物象描写,人物的心理也可以得到更具体的呈现。这方面,《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描写很能说明问题,除了珍珠衫的功能性作用外,作品在所依据的文言小说本事基础上,还增加了红纱汗巾和凤头簪子这两件小物件。陈大郎因不知蒋兴哥是王三巧之夫,托他带情书及一条汗巾和一根簪子给王三巧。蒋兴哥生气地把情书扯得粉碎,又折断玉簪。后来为了留作证据,才忍辱带回。而当他交给王三巧时,王三巧并不知是陈大郎送来的,她只能猜测:“这折簪是镜破钗分之意;这条汗巾,分明教我悬梁自尽。他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是要全我的廉耻。”这两个小物件先是强化了蒋兴哥的愤怒,后又表现了王三巧的内疚,将人物不便明言、作者也难以复述的心理表现得真切动人。
另外,物象描写也往往能够成为小说家构建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如《红楼梦》第四十回叙贾母带了一群人在大观园各处转,进了宝钗蘅芜苑,“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朴素无华的室内陈设,正是与宝钗性格极相吻合的环境布置,与不像“小姐的绣房”而好似“哥儿的书房”的黛玉屋子,以及反过来,精致得如同“小姐的绣房”的怡红院室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此等等,可见物象描写的作用不一而足。正因它如此普遍、重要,它还有小说类型、小说史等多方面的意义。从类型上说,不同题材的小说有不同的物象;从小说史上说,物象描写的阶段性特点既与物质文化的发展与自觉相关,也与小说家对物象运用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娴熟有关。
应当说,对上述现象研究者都有所探讨,不过,我以为至少还有两个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一是在各种小说理论著作中,物象似乎都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概念被阐释,从而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度与理论化水平。二是在小说研究中,其实践意义也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的梳理与充分的讨论,一些相关研究还局限于具体作品艺术特点的分析上,而物象运用与描写无论就其表现、演变或是内涵来看,都可能反映着某种艺术规律。
正因为如此,当刘紫云以《古代小说日常物象描写研究——以明中期至清中期世情题材小说为中心》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之初,就致力在上述两方面有所推进,她初步而卓有成效的努力得到了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之后,她又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下,不断提炼、拓展,最终成就了眼前这部更为扎实而新见迭出的专著。
统观本书,我以为有如下几点贡献最值得称道。
第一是对日常物象描写的理论探索意识。
在小说的艺术世界中,物象之重要,不下于人物、情节、语言等其他构成要素,小说作者因知识修养及作品题材特点、语体风格、文体类型等的差别,物象描写及其功能运用也各有不同。通过物象分析,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小说形象体系的构建细节和叙述线索与过程,为审视与评价具体作品提供一个参照。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物象,虽间有论及,但多以民俗学、文化学的描述性评述为主,从文体学、叙事学等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理论思考尚待起步。而由于物象描写散见群书,具体描写又十分驳杂、水平不一。如何做到不刻意回避名著,而又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如何做到个案分析和立论角度既有代表性,而又不流于表面的、琐屑的陈述,都有赖于高度的理论概括与提炼。刘紫云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提出了一系列有探讨价值的命题,如“百姓日用”之学与物象描写的日常化及其内涵(当代性、地域性、专门实用性)、焦点物象与线索物象、“物象群”与“单物象”等,进而努力发掘这些新命题的学术内涵并构建其合理的逻辑关系。
本书的理论探索意识不只表现在对重大命题的发现与概括中,也体现在对具体描写的深究与阐发中,如在论述《金瓶梅》《红楼梦》时,刘紫云敏锐地注意到两部小说物质细节与思想主题间的反差,她认为:
这些探讨既有对小说史自成系统的周到考察,又有对经典名著的深度审视,无论宏观把握,还是微观分析,都颇具理论启发意义,有效地拓展了古代小说研究的空间,有助于对古代小说形象体系的总体把握,为物象描写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二是物象描写研究的小说史意识。
事实上,从魏晋南北朝小说,到唐代传奇、宋元话本,物象描写由少到多,由略到详,由单纯物品到具有叙事意义的物象,渐进发展,有迹可循,至明中叶以后,白话小说兴盛,特别是世情题材作品流行,其间物象描写具体而充分,已成为小说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对此,刘紫云有一个基本认识,她说:
我以为这一看法是持论有据的,在全书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与此同时,基于物象描写的特点,刘紫云又自觉地“以微观小说史的横向梳理为主线”,不仅揭示了物象描写的相承相续、不断更新,也阐发了不同作品间的细微差别,比如在论及“物象群”与“单物象”时,她结合具体描写指出:
这一观点即从物象角度揭示了作品间的异同,有可能成为小说史整体演进的又一“物证”。
第三是对物象描写精细的艺术分析。
如前所述,以往学界对古代小说的物象描写的艺术成就不乏讨论,本书对明清小说中诸多具体物象描写进行了翻熟为新、化细为深的分析,其不俗之处首先表现在物象例证的撷取独具慧眼,往往有人所未及处。同时,刘紫云又将良好的艺术感悟和解析与深刻的理论思考相结合。我们知道,每一部小说作者的知识修养、题材特点、叙事重点、语体形式、表现风格等不同,在物象的描写及其功能的运用上,也各有不同。通过物象分析,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小说作品形象体系的构建细节和叙述线索与过程,为审视与评价具体作品提供一个参照。而这正是刘紫云对物象描写的精细艺术分析所致力追求的方向,在讨论“焦点物象”时,她就将其与“节点性情节”放在一起考察,揭示出物象在表现情节冲突、人物关系等中的作用,如书中分析《红楼梦》第八回、第十九回的相关物象时,刘紫云指出:
基于这一抽丝剥茧、逐步递进的分析,豆腐皮包子、枫露茶、蒸酥酪这些琐屑物象所具有的功能作用昭然若揭。书中通过物象描写对宝黛关系中黛玉心理的把握以及黛玉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人物场域比较,也入情入理、深中肯綮。
当然,刘紫云的研究既给人带来了眼界大开的欣喜,也带来更多的憧憬,昭示了日常物象描写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仅从本书的阅读而言,就有几点我觉得大有可为的。
一是书中提出了诸多内涵丰富的命题,诸命题在互为印证与补充而相得益彰方面,犹有发挥的余地,一些概念如“物象群”等的意义实具普遍性,本书已有阐发,但限于篇幅,目前仍较多集中在《金瓶梅》等若干名著的个案分析中,为了充分彰显其理论价值,还可以推而广之,并在推广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二是物象描写与小说文体的关系研究也有待开掘。本书下编第七章即是从篇幅、结构、语言与创作观等小说文体要素入手,探讨物象与诸文体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物象对小说文体风格形成的意义,这一研讨目前还是提纲挈领式的,还有值得深究的地方,同时,可以也应该引入的相关问题可能也还有一些。
三是如何在物象描写研究中,处理好跨学科研究的关系,也许还可以找到新的结合点、生长点。比如近些年,名物学、物质文化的研究较为热络,出现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成果,刘紫云对此颇有所好,在本书中已有较成功的运用与发挥,如有关马盂、银鱼、眼纱、眼罩、瓦楞帽、头巾、纱帽等等的论述。她的研究也是一种启发,即在这方面也许还有更多可以展开的地方。
四是中外小说物象描写比较。回到开篇我提到的《大卫·科坡菲尔》中的“纽扣”,由于物质文化发展的特点与程度不同,中国古代服装似乎还没有普遍使用狄更斯笔下的那种“纽扣”,当然也就不会有相关物象,但传统的布制纽扣小说中也不时有所描写,如《红楼梦》中的如下例子:
如此等等,或实写,或比喻,都能反映出特定情景下人物的性格与关系。如果不是因了狄更斯的纽扣,我们可能只专注于宝钗的那个神秘的金锁,不会特别留意她还曾“解了排扣”,而其中的艺术内涵,或许值得玩味。比如第十八回我们又看到,黛玉误以为宝玉把自己给他的荷包送人了,赌气铰了宝玉烦她做的香袋儿:
同样的珍重配戴,一个仿佛用慢镜头拍摄款款解开排扣,金玉良缘渐渐呈现,一个却忽略解扣,直写动作而活现情急之态,木石前盟情意满满。前后参照,中外对比,各呈其趣,俱见匠心。
如此看来,物象描写可能是我们打开小说宝库的一个“纽扣”。这也是我乐于向同好推荐此书的原因。
2023年12月3日于奇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