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走向日常：古代小说物象描写的演变史

第一章
先明小说的尚奇传统与平常之物的浮现

早在殷墟卜辞里就有“物”这个字，本义为用于祭祀的“杂色牛”[76]。然而，这个本义在西周时期的文献中便很少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含义更广的“万物”之意。《周易》六十四卦中，乾、坤两卦居首，共同解释宇宙的形成。乾象征天，坤象征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77]，充盈天地之间的是万物。战国早期的道家经典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78]（《道德经》）。万物是天地共同的创造，与天地并立，而万物中包含了人类。

战国中后期的《庄子》和《荀子》都对“物”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在他们的论述中逐渐浮现出人类独立于万物之外的清晰意识。《庄子·大宗师》中南伯子葵向女偊请教如何延年益寿，女偊告以其方：“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79]郭庆藩注“物”曰：“物者，朝夕所须，切己难忘。”[80]“外物”的观念是中原文化中“物—我”二元论的雏形，即人类主体开始距离化地审视“万物”，将“万物”客体化，并最终导致了人与物的分离。由于“物”不再内在于“我”，而与“我”呈现出独立紧张的关系，故而庄子才发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81]（《庄子·山木》）的感慨。“物物而不物于物”，即“视外物为世之一物，而我不为外物之所物”[82]，“物物”即驾驭和把握外物，“物于物”是相反的被动状态；而一旦陷入被动，则难免“身”为“物”累。《荀子·解蔽》曰：“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83]从语言学角度看，《庄子·大宗师》中的“外物”还是一个动宾短语，但到了荀子的论述中，“外物”成为一个偏正合成词，与“中心”相对，接近于认识论中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

主客体关系的明晰化，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提供了可资依傍的概念工具。刘勰（465—520）将“心—物”二元论引入对文学创作的论述中，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尽而情有余”。[84]在“诗言志”的抒情传统中，“情”与“物”对举，更突出主体的精神与情感向度。“辞”的引入，即文学创作的参与，使原先僵硬的“物—我”二元对立关系变得丰富、灵动起来。“情”与“物”通过“辞”即文字的媒介再度交融，“情以物兴”，“物以情观”，[85]最终达到“体物写志”[86]的目的。古代诗歌传统中，“物”与“情”和光同尘，不可分割；“物”不仅具有抒情功能，同时在儒家语境中，还被赋予伦理化品格。[87]“物”不再等同于客观物质，而是文艺形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的“物—辞—情”关系模式，与王弼（226—249）以玄学注《周易》时所总结的“象—言—意”关系模式有某种对应关系：“言”与“辞”是媒介，“物”与“象”仅为工具或表征，“情”与“意”才是目的，所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然而，若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二者在逻辑上并不一致：王弼的模式应该修改为“意—象—言”，而刘勰的则是“物—情—辞”。王弼的关系模式中，“象生于意”“言生于象”，“意”处于价值链条的上游，“言”是末梢，“得意”是溯流而上的过程，“意”与“象”是单向决定的关系。在刘勰的模式中，情感的萌生往往乃受外物之感召，而言辞则为情感的升华与结晶。

有意思的是，诗歌中的形象以及由形象构成的场景，被命名为“意象”和“意境”，而非“物象”“物境”，这正是受魏晋玄学思想影响的结果，后来经由唐宋诗学理论的发挥而定于一尊。

与“意象”的玄学色彩形成对比的是具有艺术色彩的“物象”的观念。《说文解字》“象”的本义为“长鼻牙，南越大兽”[88]，亦即大象。段玉裁（1735—1815）注曰：“古书多假象为像。人部曰：‘像者，似也。似者，像也。’”[89]也就是说，“象”又是“像”的假借字，有相似的意思。作于战国中期的《周易·系辞下》亦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90]小说创作中的物象描写，就其渊源而言，与雕塑、绘画等空间形象的出现和发展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春秋左氏传》宣公三年载楚庄王向周定王问鼎一事：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91]

所谓“铸鼎象物”，即模仿万物的形态并将其铸造在青铜鼎上。“象物”这一艺术创造的过程直接导致“物象”的出现，可以算是早期艺术活动中空间形象的代表。此外，对绘画的界定也涉及“物象”的概念。战国史书《世本》曰“史皇作图”，东汉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92]汉刘熙《释名》卷六曰：“画，绘也，以五色绘物象也。”[93]在这两则记载中，“画”与“图”的形制虽则有别，但它们所创造的都是视觉形象；“物象”既是艺术活动的对象，也是艺术作品本身；它的内涵既指自然界中的物质形象，又指以线条、面积、色彩等表现的审美形象。

绪论中已经提及，艺术形象包括空间形象与时间形象。古代的“图”与“画”有别，但无论是留诸“图”上还是见诸“画”上的“物象”，都是空间形象。相比之下，以语言为媒介所塑造的“物象”——时间形象的一种——却出现得较迟。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的物都有资格进入书写。那么，在哪些情况下，物可以进入书写？古代小说对物的书写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