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那年,这个年轻人,仅二十五岁。在香港,他当时既无头衔也无职称,人们只是简单地称呼他——查良镛先生。他是一位从浙江海宁袁花镇走来的青年,而且可以说是身无分文。他很简单、很单纯地跑到了南国之岛——香港,这也许是命运使然。当然,对他来说,他所经历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那时的香港,毕竟还没有回归祖国,还在英国的管辖下。

在鲜活的历史现实面前,如果我们把一九四九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当时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作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历史终结,在中国大陆,旧中国的一切意识形态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便随时间消逝着。

今日,我们还很难知晓,当时正在日本的梅先生,怎么会一眼就看中了这么一篇论文?(因为报纸的论文毕竟不能太长,还分两期刊完。)是梅先生独具慧眼,还是他和这位年轻作者“英雄所见略同”呢?

梅汝璈,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南昌朱姑桥梅村。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在清华学校学习,一九二四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项目,入读斯坦福大学,一九二六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一九二八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一九二九年春归国,曾任教多所大学,并曾担任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的助手。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受国民党政府派遣,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中国代表法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在抄家时,有人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他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抗争,并进行了巧妙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一九七三年,梅先生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带着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一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六十九岁。

梅汝璈法官

梅先生是国际法这个专业领域的佼佼者,特别是在新生的共和国,在这方面人才还比较缺的情况下,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国际法权威人士,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担任过东京国际战犯法庭的中国首席大法官,参与了对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的审判,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国、法国、苏联等盟国任过法官,在法学界可算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法学家。

当他出席国际性的大审判结束后,他转停香港应邀回内地,出任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外交部顾问。当时的外交部部长,是由周恩来总理兼任的,而后,由陈毅接替。

梅先生到北京后,在处理共和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工作中,发现新生的政权外交人才奇缺,具有外交和国际法方面专门知识的人员更少。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希望能有一位得力的助手来协助他展开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不知是缘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梅先生总时时想起那篇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论文,同时也常常想起这位有才华的后生。这个年轻人的文章观点敏锐、条理清晰,显示了其丰富的国际法知识及对国际政治时事的敏感触觉。查良镛当年正在香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写下这样一篇论文呢?他对新生的共和国抱有什么样的理想和希望?当然,梅先生兴许时时会闪过这样的念头。

梅先生从心里喜欢这位有外交才华的年轻人。他自己在北京工作甫定后,即电邀查良镛北上来外交部工作,并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做他外交事务上的研究助理。

梅先生从北京连续发出三封电报,向这位年轻人发出诚意邀请,希望他能早日来北京相见。这般地以诚相邀,三发电报,让查良镛意想不到,心中非常感激。在香港接二连三接到电报的查良镛,真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心潮澎湃,心想难道自己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模模糊糊在心中构筑起的一些理想之梦,时至今日,竟然就要如此快地起步实现了吗?

天赐良机,岂能这样错过?老实说,在查良镛的青年时代,心中就常常怀着一个儒家之“士”的梦,虽然仅仅是一个长长的梦,那么依稀,也那么模糊,却一直深藏在他的内心。

生逢十四年艰苦的抗战时期,长年的漂泊生涯,在查氏家族的书香门第中长期熏陶出来的这个梦,早已慢慢淡出了他的心间。可如今,梅汝璈先生突然从北京发来的三封电报,却像层层涟漪向他袭来,再次搅动了他宁静的心。心里潜藏的梦,倏忽间为这北来的召唤所萌动起来。

他激动、兴奋不已,似乎带着几分神秘的心情,又开始重新构建一个心中的天堂——那每一代年轻人向往的非凡的前程。特别是他一往情深地钟情于革命成功后的北京,故接电报后的几个晚上,他难以入眠,真的,他想着就要离开香港,去一个神圣的政治中心,他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

年轻人能够得到一位大学者的赏识,而且由于这位大法学家的推荐,竟然能使他走入古人所说的“庙堂”(政治核心机构)之中,这确实是他常常梦萦于心的理想啊!

他马上电告了正在北京的梅先生。在电报中陈述了自己的志向,并从心中感谢他,同时表述了他非常愿意做他的助手,去干一番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这,不正是年轻的查良镛梦寐以求的事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