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正始改制
在正始年间掌权的这个小团体中，也并非都是只知道享受而不想有任何作为的人，夏侯玄的想法就与曹爽等人的不太一样。魏晋玄学有三个公认的核心人物，分别是王弼、何晏、夏侯玄，王弼的主要精力在学术上，何晏的精力一半在学术、一半在官场，而夏侯玄的精力比他们似乎都要旺盛，既在官场，也在学术，更在改革。
在学术上，夏侯玄的成就不如王弼和何晏高，因为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对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思考与实践方面。《三国志·夏侯玄传》裴松之注引《世语》（《魏晋世语》，下同）对夏侯玄的评价是：“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这说明夏侯玄不是一个“书呆子”，也不是一个在官场上混日子的人，他有一定的行政才干，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
汉末是一个新思潮兴起的时代，起始于对传统儒教和经学僵化的反思，连年战争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是促使新思潮兴起的基础。汉末的政治人物善于把握这种潮流和方向，巧妙地为己所用，在这方面最成功的无疑是曹操。曹操认为“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可惜的是，曹魏立国后，魏文帝和魏明帝未能沿着曹操既定的战略方针继续走下去，魏明帝更是通过“浮华案”对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玄学思潮进行打压。
夏侯玄认为现在正是一个好时机，曹爽执掌大权，可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于是，在正始年间，在曹爽的支持下，在夏侯玄等人的大力推动下，曹魏政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正始改制”。然而，这场改革起于何时、终于何时，有哪些具体措施、效果如何，这些在史书的记载中都有些模糊。这是因为，参与正始改制的骨干们仅仅几年之后基本上都被杀了，他们倾注了政治理想的改制运动被扣上“背弃顾命，败乱国典”的罪名。
幸好现在还保留了一篇夏侯玄所写的《时事议》，描述了这场改革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司马懿的。作为这场改革的总策划者，夏侯玄深知争取各方面支持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出于长期以来对司马懿的敬重，以及对其在朝野中巨大影响力的考虑，夏侯玄给已不怎么过问时事的这位有姻亲关系的长辈写了这篇文章。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夏侯玄等人推行的改革由于力度过大，一时间造成了政局的动荡，朝中不断有人反对，社会上也议论纷纷，为了全面描述改革的总体思想和措施，夏侯玄写了这篇文章，以表明改革的决心，希望得到包括司马懿在内的朝臣们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时事议》的内容并参考其他有关史料记载可知，夏侯玄等人推行的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举措。
一是改革九品中正制。两汉在用人上实行察举征辟制，这种主要靠推荐的选人用人制度存在很大弊端，推荐的标准重所谓品德而轻才能，于是造成了各种形式主义和大量庸才的出现。曹操打破了这样的人才标准，更重才干而不拘泥于人品如何，取得了成功。然而，魏文帝和魏明帝出于对世家大族的拉拢，迅速向两汉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回归，重新推行察举征辟制，并由陈群等人正式固化为所谓的九品中正制。
尚书台的吏部曹是负责选官的机构，而各州、郡、县，以及朝廷各官署有成千上万的官吏要选用、升降和考核，吏部曹不可能忙得过来。这就得将选人用人的职责进行划分，尤其是将物色、推荐人才工作放权给一定的机构或人员。根据九品中正制的设计，专门负责考察官员人选的叫“中正”，具体做法是，选择一些“贤有识鉴”的朝廷官员兼任其原籍所在的州、郡、县的中正官，其职责是发现本州、本郡、本县范围内的各类人才，通过德才、门第等定出“品”和“状”，供吏部曹选官时参考。“品”是考察人才的品德、门第等，评定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个等级，相当于给后备官员考察打分；“状”是中正给被考察人最后做出的评语。有考察，考察也有标准，考察的结果既有量化指标，也有定性的结论，这种官员考察机制应该是很先进的了。但是，按照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的标准判断人才，很容易走向重门第而轻德才的局面，最后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不公。
夏侯玄认为，由于“分叙参错，各失其要”，所以导致了“机权多门”的问题，中正官、地方行政长官在选人用人上有很大的话语权，却职责不明，造成吏部曹选官上的被动。夏侯玄改革九品中正制的核心是明晰尚书台、地方行政长官、中正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明其分叙，不使相涉”，尤其是在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之间形成制衡，谁都不能说了算。
简单地说，过去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联合考察人才，他们通过商量，给吏部曹报来一个“品”和“状”的考察结论，对于这个考察结果，吏部曹没有不接受的理由。他们在商量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作弊。而现在通过明晰职责，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各拿出一个考察结果，同时报到吏部曹，由吏部曹综合这两份结果再进行考察。明眼人一看便知，事情还是那个事情，方法还是那个方法，只是简单地由“面对面”改为“背靠背”。这样一改，吏部曹便把选人用人上的主导权从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手里抓了过来。
二是改革行政层级。秦汉实行郡县制，中央以下为郡，郡以下为县，两汉最夸张时，全国有108个郡级行政单位，如果都由中央直接管理，的确有点儿管不过来。于是，两汉增设了“州”，一开始却不是行政设置，而是为监察郡县官员所设，长官为刺史，品秩远低于郡太守。汉末时局动荡，州刺史权力越来越大，后来刺史改为州牧，州变成了一级行政机构。夏侯玄认为增加州这一级行政单位，造成了机构重叠、官众事繁，不仅导致行政资源浪费，而且容易产生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等弊端。为此，夏侯玄提出应该精简机构，减少中间层级。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夏侯玄提出的具体方案却让人意想不到，他主张撤销郡一级，由州直接管理县。夏侯玄在《时事议》中提出：“若省郡守，县皆径达，事不拥隔，官无留滞，三代之风，虽未可必，简一之化，庶几可致，便民省费，在于此矣。”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不仅前无古人，而且也后无来者。但这仅仅是设想，连夏侯玄也没能把它推行下去。
三是改革官场繁文缛礼。玄学主张“因物自然，抱朴求真，与民省力”，反对官场的形式主义和繁文缛礼。《时事议》写道：“文质之更用，犹四时之迭兴也，王者体天理物，必因弊而济通之。时弥质则文之以礼，时泰侈则救之以质。今承百王之末，秦汉余流，世俗弥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彩之服，通于贱人，虽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于下矣。欲使市不鬻华丽之色，商不通难得之货，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在这里，夏侯玄发挥了他既是玄学家，又是改革家的特长，提出了“文”和“质”的概念，认为它们像一年之中的四季一样交替出现，君王应效法上天形成的这种规律来治理天下百姓，对当时的弊端加以改变和革新。夏侯玄认为，如果风俗过于质朴粗陋，就用礼仪来修补；如果时代风尚过于奢侈，就用质朴来补救。具体到曹魏政权，夏侯玄认为其社会风气有秦汉以来留下的影响，总体看有点儿奢侈，所以应该大力革新风俗习尚。
如何革新呢？夏侯玄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按朝廷规定，三公、列侯以上官员可以穿绫锦、罗绮、纨素，佩戴金银雕刻的装饰品，而以下的官员可以穿多种颜色的衣服，虽然根据上下等级也有一定差别；但实际情况却是，朝廷大臣的服饰越来越华丽，甚至可以与皇帝相比，玄、黄两种颜色按规定只能官员穿，现在老百姓也能穿，如此一来，想让市场上不卖华丽色彩的奢侈品、商人不经营那些难以得到的珍宝、工匠不做精细雕刻的工艺品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夏侯玄提出大臣们的车舆服饰应遵照古法，禁止奢侈之服，形成朴素之风，对于那种因过分讲究而形成的奢华之气，夏侯玄称之为“华丽之事”，认为都应当予以革除。
夏侯玄向司马懿介绍改革的设想及相关措施，对此，司马懿则总体上持否定态度。在司马懿看来，何晏、夏侯玄等倡导的所谓新思潮虽然有一定新意，但这主要是与传统儒学相对比而言，如果上升到政治和治国理政的层面，这些思想还相当稚嫩。夏侯玄的三大改革主张就不如他们的学术思想那么有创新性，说到底都是在复古而已。改革九品中正制表面上看是要打破门阀世袭，但仍然突破不了《礼记》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原则，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说得更直白些，只是换了个选人用人权力的行使部门罢了。
而撤郡的建议更为荒唐，秦始皇创郡县制，因为当时天下只有36个郡，经过两汉的发展，郡一级行政机构超过百个，朝廷直接对其进行管理确实很吃力，于是增加了州一级行政单位。一个州通常管理10个左右的郡级单位，大的郡级单位下面有20多个县，小的也至少有七八个县。撤郡后，平均一个州管理的县就有100多个，用州直接管理县，在交通、通信等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根本管不过来，非乱套不可。
改革服制、抑制奢华的想法是好的，但这些只是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些事，反倒没有必要。况且，这几件事要真的办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改革选官制度就不用说了，九品中正制强调中正在选人用人上的话语权，中正是谁？中正是大大小小的朝臣，他们不仅是士人，还是地方上的大族。经过多年的耕耘，他们在家乡都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担任中正后，这种影响力不仅停留在思想上和舆论上，而且可以对地方治理、人才更迭产生直接干预。现在，削弱或者让他们淡出这项权力，必然会招来最强烈的反弹，涉及的不是哪一家、哪一族，也不是哪一个地方，而是系统性反弹。
撤郡之议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撤掉数十个郡，意味着自郡太守以下成百上千的官位不存在，精减官员固然可以为朝廷节省支出，为百姓减轻负担，但这些被撤下来的人如何安置、如何保证他们不闹事便成了问题。这些被裁撤的人与朝廷官员、世家大族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谁要砸他们的饭碗，他们就会跟谁拼命。司马懿很清楚夏侯玄等人提出的改革举措都是书生之见。《三国志·夏侯玄传》记载，司马懿给夏侯玄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
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礼乡闾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间一相承习，卒不能改。秦时无刺史，但有郡守长吏。汉家虽有刺史，奉六条而已，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治，吏不成臣，其后转更为官司耳。昔贾谊亦患服制，汉文虽身服弋绨，犹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
司马懿在信中对夏侯玄说，审核官员、选拔人员、撤掉重复的官职、改革服饰制度等都很好，朝廷对官员进行考核，大致也应该像你所说的那样，然而现行制度中有习惯上的继承，不能一下子全部改掉。司马懿认为，秦朝时没有设刺史一职，只有郡太守及长吏，汉代虽然有刺史之职，只不过是根据“刺史六条”来行事，没有固定的治所和府衙，以后才变为行政长官，现在保留它而省去县一级行政单位，是不妥的。对于改革服制的问题，司马懿谈到过去贾谊也担忧过这个问题，汉文帝采纳了，但实行的效果却不好，即使身穿粗衣仍不能使上下满意。司马懿对夏侯玄说：“恐怕你所说的这三件事现在还无法彻底改变，应该等贤能的人来解决。”司马懿显然认为夏侯玄的改革目标虽然是对的，但缺乏可行性措施，改革难以推行。夏侯玄看了司马懿的回信，又写信给司马懿，对自己的改革思路和措施进行了解释。信中写道：
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内外有僭拟之服，宠臣受无限之赐，由是观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踪上古，将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于上，则化行于众矣。夫当宜改之时，留殷勤之心，令发之日，下之应也犹响寻声耳，犹垂谦谦，曰“待贤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窃未喻焉。
夏侯玄认为，汉文帝虽然自己穿绨袍，然而却不改革、修正法制，使得朝廷内外有模仿越职的服饰，宦臣得到没有限制的赏赐，从这些方面看来，大概他的宗旨只在于修立自己的声名，并不在于治国。现在的情况不同，如果上面定下礼仪制度，下面的人就会遵行，在适宜改革的时候应该尽忠竭诚，勇于改革，而不是等待贤能。见夏侯玄固执己见，司马懿不再回复。
夏侯玄主导的这场改革是如何推行的？缺少正面记载的史料。但是，这些改革措施的确曾经推行过。《晋书·天文志》记载，正始八年（247）八月发生了日食，蒋济抓住机会上疏皇帝，对夏侯玄、丁谥、邓飏等人的所谓改制提出批评：“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子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塞变应天，乃实人事。”蒋济认为无论是大舜还是周公都特别注意不能让朝臣们结党营私，现在上天对有些事情不满，通过日食发出了某种惩戒，必须引起警醒。这些话无疑很大胆，也只有蒋济这样的老臣才敢说。蒋济接着写道：
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
蒋济认为，如今吴、蜀未灭，将士们征战已数十年，社会负担沉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法度需有大才来确立和调度，现在却找了一帮中下之才来，怎么有能力做改制这样的事？如果执意改下去，不但不能垂名于后世，而且会劳民伤财，有害无益。蒋济建议文武百官各自按照过去的制度办事就行，严守岗位，按部就班，天下自会清平，祥瑞自会呈现。蒋济的话很刻薄，也很尖锐，但无疑代表了相当一批朝臣和世族的心声，在他们看来，夏侯玄这些人能力平庸，窃取高位，作威作福也就罢了，千万别再瞎折腾，动了祖制，让天下永无清宁。可惜的是，尽管蒋济“旨譬甚切”，但“君臣不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