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萨迦达钦时期政教合一制度》：萨迦派与昆氏家族

萨迦达钦政权，是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扶持下建立并由萨迦派与昆氏家族主政的西藏地方政权；同时，又是藏族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教合一制度。至于“达钦”这一概念，是藏文“bdag nyid chen po”（达尼钦布）的缩写或简称。从字面上理解，含有“主人”“座主”等意义。元朝帝师虽然统领西藏地方政权，是萨迦政权的最高领袖，但是八思巴之后的帝师在地方政权中实际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或是名义上的。而历来一直坐镇萨迦寺的住持，即历任座主，方为萨迦政权中有着重要影响力、发挥关键性作用、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实权派人物。因为萨迦寺的住持（达钦）享有整个萨迦派的宗教地位和主导萨迦地方政权的权威，故人们喜欢称“萨迦达钦政权”。萨迦昆氏家族子孙享有继任传承萨迦寺住持这一要职的特权，外族或外人不可干涉，更不许争权篡位。

从历史上看，萨迦派由昆氏家族创立并形成在家族内部世袭继任教主的习俗，在此基础上大力推演和发展教派与家族相互渗透的地方政教势力。至元代正式建立萨迦达钦政权，使萨迦派和昆氏家族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创建政教合一制度的藏传佛教宗派和藏族望门贵族。

萨迦派（sa skya pa）为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由昆·贡却杰布于1073年创立。其法脉源于卓弥·释迦益西；后经贡噶宁布、索南孜摩、札巴坚赞、萨班·贡噶坚赞和八思巴即萨迦五祖发扬光大；萨迦派以推崇、阐扬和修持道果法（lam vbras）著称。萨迦派的政教势力自元末明初开始逐渐萎缩，至清代则趋向衰落，主要在佛学领域多有成就，以西藏日喀则地区的萨迦寺（sa skya dgon）为宗派祖庭或萨迦派中心寺院。

而昆氏（vkhon）家族是萨迦派的缔造者，与该宗派结成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渗透、荣辱与共的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换句话说，昆氏家族的精心培育和建设壮大了萨迦派，而萨迦派又维护和衬托着昆氏家族的悠久传统世系。

（一）昆氏家族

根据历史文献，萨迦派创始人昆·贡却杰布是吐蕃时期的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特别令萨迦派自以为豪的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的大臣（内相）昆·班波切的儿子、吐蕃时期的七觉士（ser mi bdun）之一，即昆·鲁旺布（vkhon klu dbang po）成为昆氏家族中第一位出家僧人，而与之同期的僧人也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批僧侣。关于昆氏家族的历史渊源，《红史》记载：

古代，当蕃地遍布天神与罗刹娑之时，雅隆东面的岈邦杰和司礼玛二者交会，那些罗刹娑虽无热血但对她又贪恋，因而对他们的交会产生仇怨，他们在（罗刹娑们的）仇怨中生下了一个王子，取名叫觉卧昆巴杰（意为仇怨中出生的王子），由此传出昆氏家族的系统。在赞普赤松德赞时任内相的昆·班波切有四个儿子：赤则拉勒、泽拉旺秋、昆·鲁旺布松瓦、泽真。第三子鲁旺布松瓦为“七试人”中的第六人。第四子泽真的儿子多吉仁钦传出的后代依次为：喜饶云丹、云丹迥乃、慈臣杰布、多杰祖道、格嘉、格通、泊布、释迦洛哲，他们都是精通旧派密宗的人。释迦洛哲有两个儿子，长子喜饶慈臣坚守梵净行，次子昆·贡却杰布生于阳木狗年，在水阳鼠年修建了萨迦寺，享年六十九岁，逝于水阳马年。[3]

昆氏家族不仅有一个声名显赫的族系，而且为佛教的传播和藏传佛教的形成做出过重要贡献。昆氏家族自前弘期（吐蕃时期）至后弘期一直信奉藏传佛教旧密系统。也就是说，昆·贡却杰布未创立萨迦派之前，昆氏家族一直信奉宁玛派。至昆·释迦洛哲的两个儿子（喜饶慈臣和昆·贡却杰布）时代，这一家族的信仰对象发生细微变化。喜饶慈臣是昆·贡却杰布的兄长，是一名宁玛派出家僧人，而且学识渊博、持戒严谨、精通密法，他当时既是昆氏家族中的教主，又是昆氏家族自信奉宁玛派教法以来最后一位大师。因此，藏传佛教史籍以喜饶慈臣为节点，他以前昆氏家族信奉宁玛派，他之后从昆·贡却杰布开始建立并信奉新派萨迦派。

可以说，昆氏家族调整信仰对象的决策者，是喜饶慈臣和昆·贡却杰布。喜饶慈臣认为当时是自决信仰对象的好时机，决定将昆氏家族原先拥有的旧教典、旧神佛和旧法器等供奉对象，均封存起来，以成为伏藏。然而，传说他们在付诸实施、封存旧密法的过程中，马头明王和金刚橛二尊护法神，由于法力无比、神秘莫测而没能降伏。至今萨迦派依然供奉或修持这二尊从旧密续中一直传承下来的怒相护法神或本尊，同时还保留了白品日月姊妹施食仪轨。因此，萨迦派依然传承向号称白色护法神的日月姊妹神抛掷朵玛食子等宗教仪轨，并成为萨迦派特有的一种季节性的宗教仪式。

特别是喜饶慈臣身为昆氏家族的教主，他劝告小弟昆·贡却杰布去亲近当时在后藏地区享有盛名的卓弥·释迦益西，学习藏传佛教后弘期内兴起的新派密法或新密续，为昆氏家族建立新的宗派法系做好准备。后来昆·贡却杰布实现了兄长的意愿，为昆氏家族创立了新的宗派或教法体系，即萨迦派及其“道果法”（lam vbras）。

（二）昆·贡却杰布

根据《萨迦世系史》记载，昆·贡却杰布（vkhon dkon mchog rgyal po，1034～1102），从小跟随父亲释迦洛哲和兄长喜饶慈臣学习佛法，在两位座前得到昆氏家族的密法传承灌顶。然而，昆·贡却杰布长大后，则对当时流行的新密法很感兴趣。有一次，昆·贡却杰布去参加在卓举行的大型庆典会，该庆典会不拘一格，热闹非凡，就表演的节目而言，名目繁多，使人眼花缭乱，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些持密咒师们表演的剧目，他们头戴28位自在母面具，手持各种法器，简直是一群女性装扮，甚而以散发天女之鼓舞姿态，手舞足蹈或翩翩起舞。昆·贡却杰布回家后，将看到的情景如实告知兄长，并请教为何出现这种现象等问题。兄长回答道：现在旧密法正处在没落时代，将来很难在修持旧密法中产生德才兼备的大成就者。[4]

当昆·贡却杰布遵照兄长喜饶慈臣的举荐，前往卓弥·释迦益西处学法时，在途中遇到一位名叫钦译师（vkhyin lo tsav ba）的大德，便决定先在这位大德处学习新密法。钦译师向他授予喜金刚灌顶，并讲授其密续。当密续尚未全部讲授完毕之时，钦译师不幸逝世，昆·贡却杰布才不得不直接赴后藏拉堆地方的聂谷隆寺，亲近在那里传授佛法的卓弥·释迦益西。最初昆·贡却杰布在卓弥处，继续学习在钦译师处未完成的喜金刚密续。之后，昆·贡却杰布将自家的部分田地出售后，购买17匹马，连同一串作为饲草款项的珍珠，一起献给卓弥作为传法的报酬，希望给他传授完整的大宝经论。卓弥给昆·贡却杰布传授了部分大宝经论，特意传授了密宗三续的经论。因而昆·贡却杰布成为卓弥五大弟子中最优秀的教法继承者。此外，昆·贡却杰布还拜其他大师学习新密法，在桂译师（vgos lo rsav ba）处学习有关密集的教法，在邬杖那的班智达智密（shes rab gsang ba）处学习关于五明点（thig le lnga）的教法，在玛译师（rma lo tsav ba）处学习有关胜乐等教法。所以，昆·贡却杰布成为当时通晓新旧密法的著名人物。[5]

昆·贡却杰布在佛学上取得成就后，首先在香域绛雄（zhang yul vjag gshong），为已故父亲和兄长建造了一座灵塔。塔内供放具有加持力的檀香木金刚橛。之后，在札沃隆（bra bo lung）创建了一座小型寺院，后来被称为萨迦果波寺（sa skya gog po）。昆·贡却杰布在该寺居住数年，有一次师徒一起外出休闲，突然发现波布日山（dpon po ri）酷似一头卧象，其腰间右侧有一块吉祥之白点，前面还有一条向右奔流的小河，整个地方充满吉祥福泽的景象。于是，昆·贡却杰布想到如在此地建一座寺院，会使教法兴隆，给众生带来好运，并将此建造寺院的想法，首先向当地总管东那巴（gdong nag pa）做了请示，得到允许，接着又特意与土地拥有者香雄古热巴主人、四部僧庄，以及施主七村等协商，愿出资购买这块充满瑞祥之土地。幸运的是，这些与土地有关的主人们，不但没抬高价格，而且将土地赠送给昆·贡却杰布。为了今后不出任何意外，昆·贡却杰布还是向他们赠送一匹白骒、一串珍宝念珠和一套女装等作为回赠礼品，并划界摩卓以下柏卓以上所有土地，归自己使用。[6]

1073年，昆·贡却杰布在犹如卧象腰间白点般的这块灰白色之土地上破土兴建了一座寺院，这就是著名的萨迦寺。该寺位于今后藏仲曲河谷北岸的波布日山脚下，因这一寺院建筑位置正好处在一块灰白色的土地之上，因而取名为萨迦寺。“萨迦”一词为藏语“Sa skya”两字的音译，意为灰白色的土地。以此体现建筑寺院的地方，是一块充满吉祥之土地。然而，许多学者以萨迦寺围墙等建筑物上刷红、白、蓝三种颜色为由，将萨迦派俗称为“花教”，而且该称呼大量出现于各类论著之中，这种称呼极其不妥。

昆·贡却杰布就以萨迦寺作为昆氏家族的家庙和自己传教的场所，开始向以昆氏家族为主的信众传授新密法，并逐步建构以道果法为密法传承的新的教法体系，从而建立了藏传佛教萨迦派。也就是说，昆·贡却杰布在萨迦寺任寺主并传法近30年，为萨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昆·贡却杰布自身而言，他遵循昆氏家族的世袭制度，没有正式出家为僧，始终保持居士身份。因而昆·贡却杰布娶有两位妻子，大妻子无子后，又娶小妻子才得一子，他后来成为萨迦派的教主。根据史料记载，萨迦派是从昆·贡却杰布开始就决定其法位以家族相传的形式继任，其政教两权都集中在昆氏家族手中。因此，在梳理萨迦派的历史传承时，掌握萨迦五祖的历史事迹极为重要。而且，萨迦五祖为萨迦派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他们在藏传佛教史上享有盛誉。除了萨迦派寺院外，还有不少其他宗派的寺院供有萨迦五祖的塑像和唐卡，这充分说明萨迦五祖在藏传佛教史上占据显赫地位。

（三）萨迦五祖

萨迦五祖是萨迦派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五位著名人物，通过他们的生平事迹大致可以了解萨迦派在藏族地区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根据藏文史料，萨迦五祖中的前三祖称为白衣三祖，因为他们都没有正式出家受比丘戒，而是身着俗衣以居士身份自居，故称白衣三祖。后二祖称为红衣二祖，因为他俩正式出家为僧，受过比丘戒，身着红色袈裟，故称红衣二祖。萨迦五祖之后，仍有许多高僧大德为萨迦派的不断发展做出贡献。

1.萨钦·贡噶宁布

萨迦五祖中的第一祖是萨钦·贡噶宁布（sa chen kun dgav snying po，1092～1158），他幼年时随父亲学法，但他是昆·贡却杰布晚年时期出生的，长到10岁时，父亲便与世长辞。当时萨迦寺主持由拔日仁青札译师暂时担任，而贡噶宁布的主要任务则是学习佛法，他广拜印、藏名师，遍学佛教显密二宗包括“道果法”在内的全部教法仪轨。当时贡噶宁布主要拜拔日仁青札译师为师，修习佛法，他在修持文殊法时，亲自面见文殊菩萨之显身，由此导师给他特别传授了《离四耽著》等般若教法。《离四耽著》后来成为萨迦派的一种教诫，也就是一种修心而远离四个执著的教法。如耽著今生非佛徒，耽著轮回非出离，耽著自利非菩提心，耽著实执非正见。另外，贡噶宁布拜章德达玛宁布为师学习《俱舍论》，拜琼仁钦札巴和党美朗材两位大德为师学习《中观》与《因明》，拜南库瓦兄弟为师修习《密集》和《大黑天》等密法，在居曲瓦札拉巴座前修习《喜金刚》法，在贡唐瓦麦罗座前求学《胜乐》和《明王》教法，在布尚洛琼座前修学《胜乐》等密法，特别在香顿座前居留四年，专心修学教言（道果法）教法。此外，天竺大成就者布瓦帕，为了开启法门，亲自抵达萨迦，向贡噶宁布传授七十二部密续之教法，尤其传授了不越围墙之十四部深奥教法。总之，天竺大师向贡噶宁布传授了丰富圆满的近传深奥教言大法，即道果法。最后，贡噶宁布学业有成，果然成为一名神通广大的密宗大师，如他能一身显现六种不同之神相，从而被公认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红史》记载：

贡却杰布的儿子萨钦·贡噶宁布曾亲眼见到文殊、毕尔哇巴等菩萨。并从菩萨处听受经教，身体变轻能够幻化。他生于阳水猴年，住持夏尔拉章，享年六十七岁，死于土阳虎年。[7]

贡噶宁布20岁时，接任萨迦寺住持，行使萨迦派教主之权力，大力宣扬显密教法，尤其重视教言道果法的教授。贡噶宁布住持萨迦寺达47年之久，为萨迦派的教法体系趋于完善以及宗派势力不断壮大，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后人将贡噶宁布尊称“萨钦”（sa chen），即萨迦派的第一大师。可以说，由于贡噶宁布的不懈努力，萨迦派这一时期，得到飞速发展，并在藏传佛教界崭露头角。换句话说，萨迦派不仅其宗派势力急剧增强，而且其社会影响力也迅速扩大。

贡噶宁布在世弘法期间，培养了诸多弟子。诸如获得最殊胜成就者三名、获得能忍成就者七名、通达经论讲说之心传弟子十一名、精于讲解文句之心传弟子七名等。

贡噶宁布也是以居士身份自居的一位大德，他有四个儿子，依次是贡噶跋、索南孜摩、札巴坚赞、柏钦沃波。贡噶跋赴印度求法，22岁时卒于天竺摩揭陀；索南孜摩继任父亲贡噶宁布的法位，成为萨迦派第二祖；札巴坚赞继任索南孜摩的法位，成为萨迦派的第三祖；柏钦沃波（1150～1203）没有出家为僧，他娶妻成家，繁衍昆氏家族后嗣。

2.索南孜摩

萨迦派的第二祖索南孜摩（bsod nams rtse mo，1142～1182），幼年时期跟随父亲贡噶宁布学习萨迦派教法，年长后赴桑浦寺拜噶当派高僧恰巴·却吉僧格为师，学习慈氏五论及因明学等显宗教法。贡噶宁布去世后，索南孜摩继任父亲法位，成为萨迦派第二祖。但继任法位后不久，又将法位让给弟弟札巴坚赞，不问政教事务，集中精力，专心修习佛法。索南孜摩主要在前藏的桑浦寺研习佛学奥义，因而博通显密教法，成为一代宗师。他尤以注重密宗修炼和严守佛教戒律而誉满当时藏传佛教界。同时，索南孜摩娴熟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即五明学科，为推动佛教文化在青藏高原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札巴坚赞

萨迦派第三祖札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1147～1216）继任兄长索南孜摩的法位后，为萨迦派的发展付出毕生精力。札巴坚赞幼年时期，跟随父亲贡噶宁布学法至12岁。他8岁时在绛森·达瓦坚赞处受梵行优婆塞戒，至10岁时能够闻记《律仪十二颂》《修法·莲花》等，从小养成在睡梦中修习三续密法之习惯，冠以不学自通之神童称号，自11岁时向众人宣讲《喜金刚》等密法而震惊远近佛教学僧，尤其修习道果法而使其产生很深的感悟。据史料记载，札巴坚赞13岁时继任萨迦寺住持，自幼年就肩负起萨迦派的教务重任，且尽职尽责，先后主持增建佛殿，扩大寺院规模，用金汁书写大藏经《甘珠尔》部。

札巴坚赞不食酒肉，严守佛教戒律，将广大信徒布施的财物全部用于建造佛像、佛殿和佛塔以及救济贫困农牧民。他住持萨迦寺长达57年之久，对萨迦派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多有贡献。当他去世时，其财产只有一个坐垫、一套袈裟，别无他物，表现了一个严守清规戒律的出家僧人所具备的高尚品德。

4.萨班·贡噶坚赞

萨迦派第四祖是贡噶坚赞（kun dgav rgyal mtshan，1180～1251），他是贡噶宁布最小的儿子柏钦沃波的长子，从小跟随叔叔札巴坚赞学佛习法，打下良好的佛学基础。比如，贡噶坚赞幼年时，在叔叔札巴坚赞座前受了优婆塞戒，同时深入学习佛教文化。贡噶坚赞在24岁那年（1204年），从克什米尔大师释迦室利处受了比丘戒，并学习法称的《量释论》等因明七论以及《现观庄严论》等经论，同时还学习工艺学、星象学、声律学、医学、修辞学、诗歌、歌舞等印藏文化。因此，贡噶坚赞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内的一位博通藏族十明学科的大学者，他既娴熟因明学、医药学、工艺学、声律学和佛学（包括般若、中观学、戒律学、俱舍论等显宗经典）以及行、事、瑜伽和无上瑜伽密宗四续，又精通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当时藏族地区称精通十明学科的学者为班智达，意即学富十明学的大学者。贡噶坚赞因获得这一称号而成为第一位享誉整个藏族地区的大班智达，被尊称“萨迦班智达”。

贡噶坚赞获得萨迦班智达这一大学者称号后，印度南方的绰切噶瓦等6名婆罗门学者，闻声前来西藏同贡噶坚赞辩论。他们当时在芒域吉仲的圣瓦第桑布寺附近的一个集市辩经13天，最后6位印度学者败北，他们以削发出家为僧的方式来承认自己的失败，并皈依藏传佛教。从此，萨迦班智达的名声在藏族地区传扬并家喻户晓。

萨迦班智达作为一名大学者，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有关佛学和文化方面的论著。诸如《三律仪论》《正理藏论》《贤哲入门》《乐器的论典》《修辞学》《声明学》《萨迦格言》等名著。其中《三律仪论》是萨迦班智达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判定当时佛教界存在的各种佛学观点的是非，阐述自己对佛教的理解或见解，此书一直是萨迦派僧人必读的经论之一；《正理藏论》是萨迦班智达以陈那《集量论》和法称的以《释量论》为主的七部因明经典为重要依据，并运用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思维体系，撰写而成的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因明学著作，在藏传佛教因明学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另外，《萨迦格言》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格言集，其内容主要是结合佛教义理论述社会伦理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在藏族地区流传范围广大，并深受藏族人民的喜欢。

萨迦派第五祖是八思巴·洛哲坚赞（blo gros rgyal mtshan，1235～1280），他作为元代第一位帝师，其主要事迹在元代萨迦达钦政权时期。故在本章第二节中做具体介绍。

（四）萨迦班智达与蒙古阔端王

萨迦班智达不仅是一名博通佛学的高僧，而且是一位帮助元朝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对西藏地方管辖和治理的重要政治人物。由于萨迦班智达在藏族地区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当时的元朝统治阶级看中，遂成为西藏与元朝中央政府之间建立隶属关系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1.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王会晤

阔端王是成吉思汗之后的继位者窝阔台汗的第二子。1229年，窝阔台即位蒙古大汗后，集中精力攻灭金朝，遂将西夏故地及甘青部分藏族地区封给阔端，阔端率部驻守河西走廊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1235年，窝阔台出兵大举南下，攻打南宋，又命其子阔端负责指挥西路军，于是阔端率领的军队攻入成都后，又不得不退回到凉州驻屯。1240年，阔端王派遣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队进入西藏境内。当蒙古军队抵达拉萨河上游的智贡寺时，其宗教首领京俄扎巴迥乃感到军事上无法与蒙古军对抗，便把西藏木门人家的户口名册献给了多达那波，以使地方获得安宁。不久，多达那波率军北返，向阔端王如实汇报了西藏地方的政教格局。《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将军多达那波采用武力进攻和招抚相结合的办法将全藏纳入统治之下后，按照王子阔端的命令在西藏对各派高僧进行考察，并写信向阔端报告说：“在边地西藏，僧伽以噶当派最大，最讲脸面的是达隆的法主，最有声望的是智贡派的京俄，最精通教法的是萨迦班智达，从他们当中迎请哪一位，请颁明令。”阔端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今世间的力量和威望没有能超过成吉思汗的，对来世有益的是教法，这最为紧要，因此应迎请萨迦班智达。”[8]

实际上，阔端王派遣多达那波领兵进入西藏地区，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其目的并不在攻城略地或武力征服，而是想深入实地考察西藏地区的政治格局和宗教情况，从互不统属的各个地方势力中寻找一位可代表西藏全局的著名人物，并与其商谈西藏地区归附蒙古大汗的事宜。当时阔端王召请萨迦班智达的令旨中说：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晓谕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与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西方众僧。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大升，镶缀有六千二百粒珍珠之珍珠袈裟，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子，整幅花绸二匹，整幅彩缎二匹，五色锦缎二十匹等。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赍送。

龙年八月三十日写就。[9]

萨迦班智达接到阔端王的召请函后，高度重视，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为了全藏区民众的利益，同意前往凉州阔端王驻地，并做积极准备，同西藏各个地方势力的政教领袖型人物沟通，谋划归顺蒙古大汗的大计。《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

萨迦班智达动身前委派喇嘛威佑巴·索南僧格（vo yug pa bsod nams sen ge）和夏尔巴·喜绕迥乃（shar pa shes rab vbyung gnas）负责萨迦派的宗教事务，委派囊涅（nang gnyer，内务管事）仲巴·释迦桑布（grum pa shakya bzang po）负责萨迦派的总务，代摄法座。当时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年仅10岁，恰那多杰年仅6岁，萨迦班智达还是带着他们二人于藏历第四绕迥木龙年（1244）的年底从萨迦动身去内地。在他们抵达前藏时，智贡巴、蔡巴、达隆巴等宗派的首领人物会见了他们，各自赠送了大量礼品，并希望萨迦班智达为了西藏的佛教及众生的利益前去蒙古地方后，在宗教方面对自己加以护持。[10]

萨迦班智达一行经过近两年的长途跋涉，于1246年8月抵达凉州，当时恰逢阔端去参加贵由继位蒙古大汗的庆典，他们在凉州暂且等候。1247年初，阔端返回凉州，即与萨迦班智达会面，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商谈。

2.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萨迦班智达应蒙古阔端王之邀请到达凉州时，已经66岁高龄了，他同阔端王共同商定西藏归顺蒙古大汗国的条件，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萨迦班智达立即向西藏各个地方势力写信，劝说他们接受条件归顺蒙古大汗国。这封告吐蕃（西藏）人民的信，在《萨迦世系史》中有详细记载：

具吉祥萨迦班智达致书乌思、藏、阿里各地善知识大德及众施主：

我为利益佛法及众生，尤其为利益所有讲蕃语的众生，前来蒙古之地。召请我前来的大施主（指阔端）甚喜，（对我）说：“你领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等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你是用头来归顺，他人是用脚来归顺，你是受我的召请而来，他人是因为恐惧而来，此情我岂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知吐蕃的教法，可以让八思巴依旧学习，让恰那多杰学习蒙古的语言。只要我以世间法扶持，你以出世间法扶持，释迦牟尼的教法岂能不在四海之内普遍宏传！”

这位菩萨汗王对于佛教教法，尤其是对三宝十分崇敬，能以善巧的法度很好地护持所有臣下，而对我的关怀又胜于对其他人，他曾对我说：“你可以安心地讲经说法，你所需要的，我都可以供给，你作善行我知道，我的作为是不是善行有上天知道。”他对八思巴兄弟尤其喜爱。他怀有（为政者）自知法度并懂得执法，定会有益于所有国土的良善心愿，曾对我说：“你可教导你们吐蕃的部众习知法度，我可以使他们安乐。”所以你们众人都应当努力为汗王及各位王子的长寿作祈祷法事！

当今的情势，此蒙古的军队多至无法计数，恐怕整个赡部洲都已归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与他们同心者，就应当与他们同甘共苦。他们性情果决，所以不准许有口称归顺而不遵从他们的命令的人，如果有，就必定要加以殄灭。（由此缘故）畏兀儿（回纥）的境土未遭涂炭而且比以前昌盛，人民和财富都归他们自己所有，必者赤、财税官都由他们（畏兀儿人）自己担任。而汉地、西夏、阻卜等地，在未被攻灭之时，（蒙古）将他们与蒙古一样看待，但是他们不遵从（蒙古的）命令，在攻灭之后，他们无处逃遁，只得归顺蒙古。不过在那以后，由于他们听从（蒙古的）命令，现今在各处地方也有任命他们中的贵族担任守城官、财税官、军官、必者赤的，我等吐蕃的部民愚钝顽固，或者希望以种种方法逃脱，或者希望蒙古人因路程遥远不来，或者希望（与蒙古军作战）能够获胜。凡是（对蒙古）施行欺骗的，最终必遭毁灭。各处归顺蒙古的人甚多，因吐蕃的人众愚顽之故，恐怕（被攻灭之后）只堪被驱为奴仆贱役，能够被委派担任官吏的，恐怕百人之中仅数人而已。吐蕃现在宣称归顺（蒙古）的人很多，但是所献的贡赋不多，这里的贵族们心中颇不高兴，这很关紧要。

从去年上推的几年中，西面各地没有（蒙古）军队前来。我带领白利（bi ri）的人来归顺，因看到归顺后很好，上部阿里、乌思藏的人众也归顺了，白利的各部也归顺了，因此至今蒙古没有派兵来，这就是归顺已经受益。不过这一道理上部的人们还有一些不知道。当时，在东部这里，有一些口称归顺但不愿很好缴纳贡品的，未能取信于蒙古人，他们都遭到攻打，人民财富俱被摧毁，此等事情你们大概也都听说过。这些被攻打的往往是自认为自己地势险要、部众勇悍、兵卒众多、盔甲坚厚、善射能战，认为自己能够抵御蒙古的军队，但是最终都被攻破。

众人通常认为，蒙古本部的乌拉及兵差较轻，其他人的乌拉和兵差较重，其实，与其本部相比较，反而是他部的乌拉和兵差较轻。（汗王）又（对我）说：“若能遵从命令，则你们地方各处民众部落原有的官员都可以委任官职，由萨迦的金字、银字使者把他们召来，可以任命为我的达鲁花赤等官员。”为举荐官员，你等可选派能充当来往信使的人，然后把本处官员的名字、民户数目、贡品数量等缮写三份，一份送到我这里，一份存放在萨迦，一份由本处官员自己保存。另外，还需要绘制一幅标明哪些地方已经归顺、哪些地方还没有归顺的地图。若不区分清楚，恐怕已归顺的会受未归顺者的牵连，也遭到毁灭。萨迦的金字使者应当与各地的官员首领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之外，不可擅作威福，各地首领也不可未与萨迦的金字使者商议就自作主张。若不经商议就擅自妄为，即是目无法度，目无法度者遭到罪责，我在这里也难以为其求情。我只希望你们众人齐心协力，遵行蒙古法度，这必定会有好处。

对金字使者的接送侍奉应该力求周到，因为金字使者返回时，汗王必先问他：“有无逃跑或拒战的？对金字使者是否很好接待？有无乌拉供应？归顺者是否坚定？”若是有人对金字使者不恭敬，他必然会（向汗王）进危害的言语；若对金字使者恭歉，他也能（在汗王处）护佑他们；若不听从金字使者之言，则后果难以补救。

此间对各地贵族及携带贡品前来的人都给以礼遇，若是我等也想受到很好待遇，我等的官员们就都要准备上好的贡品，派人与萨迦的人同来，商议进献何种贡品为好，我也可以在这里计议。进献贡品后再返回各自地方，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好处。总之，从去年起我就派人建议你们这样做最好，但是你们并没有这样做，难道你们是想在被攻灭之后再各自俯首听命吗？你们对我说的话只当作没听见，就请不要在将来说：萨迦人去蒙古后对我没有帮助。我是怀着舍弃自身而利益他人之心，为利益所有讲蕃语的众人而来到蒙古的，你们听从我所说的，必得利益。你们未曾目睹这里的情形，对耳闻又难以相信，因此仍然企望能够（抵抗住蒙古），我只怕会有谚语“安乐闲静梦魇来”所说的灾祸突然降临，会使得乌思藏地方的子弟生民被驱赶来蒙古。我对本人的祸福怎样，都没有可后悔的，有上师、三宝的护持和恩德，我可能还会得到福运。你们众人也应该向三宝祈祷。

汗王对我的关怀超过对其他任何人，所以汉地、吐蕃、畏兀儿、西夏的善知识大德和各地的人众都感到惊异，他们前来听法，十分恭敬，你们不必顾虑蒙古对我们来这里的人会如何对待，（他们）对我们全都关心和照应。听从我的人全都可以在此放心安住。贡品以金、银、象牙、大粒珍珠、银朱、藏红花、木香、牛黄、虎（皮）、豹（皮）、草豹（皮）、水獭（皮）、蕃呢、乌思地方的氆氇等物品为佳品，这里对这些物品都喜爱。此间对一般的物品不那么看重，不过各地还是可以用自己最好的物品进献。

有黄金即能如其所愿，请你们深思！

愿佛法宏传于各方！祝愿吉样！[11]

萨迦班智达不负重托，通过“致蕃人书”，圆满完成西藏归顺蒙古大汗国的政治任务。萨迦班智达在信中反复讲述阔端王尊重他们伯侄和信奉佛教的实例，以此解除西藏僧俗对蒙古统治者的疑虑；同时，又强调蒙古军队的强大势力，如不归顺蒙古人，只会遭到毁灭。这封充满肺腑之言的“致蕃人书”，奠定了元朝对西藏行使行政管理权力的基础。其结果是，经过萨迦班智达的不懈努力，西藏地区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归顺元朝中央政府。

另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给阔端治病，讲经传法，扩大了藏传佛教的社会影响。同时，在凉州新建一座寺院，命名幻化寺（sprul pavi sde），还调整了萨满教与佛教的地位。陈庆英说：“萨迦班智达在阔端宫廷中的活动，主要是传播佛法和商谈真正实现吐蕃归附蒙古汗国的办法。在他到凉州以前，阔端身边已有一些西藏、西夏和回纥的佛教僧人，但是佛教在阔端的宫廷中不占主要地位，在举行祈祷仪式时，是由也里可温（景教，古代基督教在东方的一支）教徒和蒙古的萨满坐在僧侣的上首。经过萨迦班智达向阔端讲经说法，使阔端对佛教增加了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为阔端治好了病，并在治病的过程中提出阔端是以前西夏的一位被臣下害死的国王转世，蒙古军在攻打西夏的战争中杀戮破坏，是为其前世复仇，阔端得病是因为触犯西夏地方神祇，可用佛教法事禳解的说法，从宗教的转世理论对阔端统治西夏故地提出了一种解释，对阔端统治西夏故地很有好处，因而得到阔端的信任。因此，阔端下令以后在祈祷法会上由萨迦班智达坐首位，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也就是在阔端的宫廷中，把藏传佛教的地位提高到也里可温和蒙古萨满之上。阔端还特地在凉州为萨迦班智达修建了一座幻化寺，作为萨迦班智达驻锡之地，此寺的遗址近年在甘肃武威市的白塔村被发现。”[12]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圆寂，享寿71岁。他虽然没能返回故里西藏萨迦寺，但是他为中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3.蒙哥汗在西藏分封诸王子领地

1248年，蒙古大汗贵由病逝；1251年，阔端王在凉州去世；同年，持续多年的汗位纷争以拖雷长子蒙哥获胜而继任大汗位，蒙古大汗的核心权力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阔端王后代只保持在凉州的封地，昔日的权势已削弱，不复存在，故不能管控西藏地区。虽然蒙哥汗即位后，还是采纳阔端时期的治藏办法，免除僧人的差税劳役，保护寺院及萨迦派统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权力，但是蒙哥汗将西藏地方分封给诸王子作为领地。藏文文献记载：

当窝阔台和贵由汗升天后，（蒙古）王室兄弟们集中在一起，磋商由谁继汗位，一致认为蒙哥汗适宜，于是拥立蒙哥汗登位。此时，西藏是由在凉州的王子阔端治理，（蒙哥汗）从阔端阿哈（蒙古语对兄长的称呼）那里迎取了供奉的喇嘛，由蒙哥汗管理智贡噶举派，忽必烈管理蔡巴噶举派，王子旭烈兀管理帕主噶举派，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隆噶举派。由四位王子分别管辖（西藏各万户）。

后来，在蒙哥汗升天后，忽必烈承袭汉地的皇位时，撤消了在西藏的蒙古（诸王）的守卫领地的军队。因为忽必烈和旭烈兀兄弟之间关系特别亲密，所以守卫我们（帕竹）地方的蒙古军全部留驻。王子旭烈兀（在西藏）管领的地方是：门地鲁果顶以内、上下聂（列）地、菊徐、洛若噶那、加尔波、叶切哇地区中迥巴在今哥甲地区内，叶琼诸部归我们领有……

王子旭烈兀还管辖下列地方：塘波且、琼洁、厥、门嘎尔青、喀达多渥、扎德、沃那囊协阿、桑耶寺东门以下、洛扎以东的雄泊、哇西农牧两部、阿里的果绒多以下博日拉山脚以上的地区。[13]

蒙哥继位大汗后，派人进藏清查户口，划定藏传佛教各派势力范围，在此基础上将西藏各地分封给自己和兄弟诸王。有学者认为：“蒙哥汗在西藏推行的分封制，符合蒙古取得一个地方后，即以该地的民户分赐宗室的传统制度，在当时教派林立、互不统属的情况下，这是实现按蒙古汗国的制度统治西藏的易行办法。分封制的推行，使西藏地方政教势力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争取蒙古王室的支持、放在与内地建立密切关系上来，而蒙古统治者也需要扶植和依托这些地方势力，保证边疆的安定和推进全国的统一，从而形成一种西藏地方和蒙古王室间政治上相互依托的利益机制。”[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