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现实性与超越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名”与“实”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和研究近年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实际上，在汉语语境和学术研究中，“第一个伟大发现”至少存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三种不同表述和称谓，因此，从学理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流变之“名”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开掘并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观、哲学观和方法论层面的思想革命之“实”，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特别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都是一项具有前提性且意义重大的工作。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而且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国内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近年来，学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和研究持续升温，特别是随着“重新理解马克思”这一问题的复兴和流行，重新理解并给予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新”的阐释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实际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和争论，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厘清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流变之“名”或历史唯物主义名称的流变历程从学理上进行一番细致考察，在此基础上着力开掘并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观、哲学观和方法论层面的思想革命之“实”。笔者以为，这项工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特别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是必要而迫切的。

一 历史唯物主义流变之“名”

提及“唯物史观”，我们首先应该为“唯物史观”正名，这还得从国内理论界的研究现状说起。众所周知，在当前的汉语语境和学术研究中，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和共识，我们也知道，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至少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三种不同称谓，而且这些称谓似乎都是自明的，可以见诸不同学者乃至同一学者的著作和文章中，或择其一种，或交替使用，但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这些不同称谓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不同概念背后是否存在本质性差异？这些术语的交替使用是否具有合法性？为了消除心中的疑惑，避免研究中的“心虚”，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概念、术语及其历史流变分别予以考察。从经典作家写作的先后顺序来看，依次出现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

先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众所周知，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诞生，但正如巴加图利亚所说，在这里总是“形式落后于内容”，有其实无其名。1859年，“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的出现，标志着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获得了真正的“形式”和完整的“名称”。这一术语的完整形式首次是在恩格斯同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撰写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出现的。恩格斯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3]。同样是在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要点做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并就其实质给予了经典性的表述。马克思指出，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后来，这一表述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范本”和“标准”答案。正如巴加图利亚所说：“后来，这个序言已不再是历史编纂学的源泉，而首先成为从发展观点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后来又成为我们用以衡量被研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程度的标准。”[5]

实际上，我们已经烂熟于心的“唯物史观”这一术语的出现要晚于“唯物主义历史观”。1872～1873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正式使用了“唯物史观”这一术语，并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6]显而易见，“唯物史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和主旨都是完全吻合的。

相比之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的诞生与流行就更为晚近。19世纪90年代初，针对将“唯物史观”歪曲、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各种反动思潮，或者将其简单化为“经济唯物主义”的庸俗化倾向，以及工人阶级内部一些人（包括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内）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误解，晚年的恩格斯秉笔直书，留下了著名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7]，并开始启用“历史唯物主义”[8]这一新术语。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9]可见，经典作家认为物质的生活条件、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它们归根结底决定着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但是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一旦出现，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又会对物质条件、经济运动发生反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0]需要注意的是，作用与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11]。1892年，恩格斯在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写的《英文版导言》中指出，“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12]。实际上，恩格斯所捍卫的正是“唯物史观”，因为他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所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13]。在1892年6月，恩格斯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并于7月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在该杂志1892年第1期和第2期上，当时采用的标题就是《论历史唯物主义》。[14]可以说，自此之后，“历史唯物主义”便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另一种科学表述而通行起来。

由此可见，“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物史观”这两个术语的内涵与所指是一致的，后者不过是前者的简称或缩略语罢了；同样，在论战中，恩格斯坚决捍卫的“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代名词或别名而已，三种称谓的思想内容、理论实质都是完全一致的。巴加图利亚通过考察和研究指认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恩格斯晚年在与形形色色反动思潮的斗争中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唯物史观”的一个“新提法”而已。他说：“在恩格斯活着的最后几年，从1890年起，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一概念出现了一个新提法，而从1845年起，在马克思的一生中和几乎恩格斯的一生中，他们一直把这个新概念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大约从1890年起，‘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术语逐渐代替了旧概念而成为惯常用语。”[15]之所以替换，也许正是出于论战和斗争的需要，恩格斯首倡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对唯物史观的概念流变、术语转换的考察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作为马克思文本最初的读者和权威的解释者，恩格斯也是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最初命名者，“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首创者和最初使用者都是恩格斯。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恩格斯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呢？日本学者柄古行人指出：“如果没有恩格斯的天才，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则不可能拥有那种神话般的宗教性力量。”[16]当然，我们决不能否定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中的巨大贡献，但是，柄古行人据此断言“历史唯物论”就是恩格斯的哲学未免有些夸大其词，柄古行人武断地指出：“‘历史唯物论’，无非是离开马克思的文本而被生出来的‘意思’，也就是恩格斯的‘哲学’。”[17]可以说，这既是对马克思的极大误解，也是对恩格斯的极大误解。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恩格斯绝对没有离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阵地，而只是总结了唯物主义理论并使之具体化罢了。而且，恩格斯本人也曾多次强调，唯物史观的“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18]。在1870年《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的序言中，恩格斯不仅将唯物史观称作“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申明：这一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19]。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申明，“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20]。

因此，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可谓实至名归。恩格斯曾回忆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21]也就是说，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合作是建立在对基本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的基础上的，而这一点就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即“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22]。恩格斯也指出：“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23]实际上，当马克思成为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了。巴加图利亚敏锐地指出：“当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正是在历史观方面（费尔巴哈在这方面也不曾成为唯物主义者）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换句话说，马克思在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以前，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24]

二 历史唯物主义革命之“实”

回顾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历程，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唯物史观正是在一系列的批判、论战、斗争中得以阐明，进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他者而实现自我发展的，因此，我们只有真实而深切地领悟了马克思所正在反对的学说，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真意。相反，正如胡克所说：“如果不领会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所明确地或含蓄地提到的相反的立场，便不能理解他的任何著作。在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青年黑格尔主义的伙伴们的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论点。在反对费尔巴哈的消极的唯物主义时，马克思保卫了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的能动性和交互作用的原则。在反对绝对唯心主义和‘庸俗的’（还原的）机械主义的宿命论时，马克思宣称人类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然而，在反对词句上的革命者时，马克思又指出，历史并不是由整块布料作成的，而是在确定的、限定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25]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一系列重要论断都是针对特定的论战对象提出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感而发。列宁也曾总结性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26]事实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堪称人类社会历史上最深刻、最全面的变革，集中表现为历史观、哲学观、方法论的革命。

首先，唯物史观的革命表现为历史观的革命。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27]可以说，唯物史观消除了对历史的偏见，标志着一门“历史科学”的诞生。而在马克思以前，“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28]。由此导致历史与生活出现“两张皮”的现象，而与迄今为止一切历史观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唯物史观特别重视历史的生活底蕴和现实基础，从而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29]。自此，历史才真正从“天上”回到了“地上”，获得了现实基础，成为追求自我目标的人的活动。如此看来，实际上，“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30]。而且，唯物史观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重新归为历史的构成要素，从而消解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根本对立，确立了历史的现实基础，超越了对历史的唯心主义认识，真正找到了历史的唯物主义道路。而且，“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31]。恩格斯概括指出：“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32]

其次，唯物史观的革命表现为哲学观的革命。实际上，唯物史观的诞生不仅意味着历史观的革命，而且表现为哲学观的全面变革。从马克思哲学内部来看，唯物史观的诞生引发了哲学社会学的转向。巴加图利亚认为，马克思“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不仅是在纯哲学领域中，而且正是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实现的”[33]。就其哲学革命而言，“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34]。如此一来，根据恩格斯的分析，除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还存在于哲学中，其他一切都被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实际上，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以往的“独立哲学”终结了，而且引发了“实证科学”领域的革命。因此，可以说，哲学社会学转向实现了哲学与社会学的双重革命。“在战胜了旧的历史哲学之后，又战胜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所以，历史地形成了这样一个状况，即历史唯物主义应该同时兼有哲学科学和社会学科学的双重职能。”[35]因此，巴加图利亚也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所作的第一个哲学的或社会学的论证。”[36]

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不仅弥补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而且严正拒斥形而上学，并从根本上消解了思辨哲学。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曾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未能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情况以及正确评价这一活动的意义。列宁说：“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37]相比之下，历史唯物主义称得上是彻底的、全面的、生机勃勃的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或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地看，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可谓水火不容、此消彼长，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38]而与这种“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唯物主义理论”最终使“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但是，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又实现了理论上的复辟，因此，“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39]。在思辨哲学看来，“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40]。在反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41]，但终因自身的不彻底性而拒历史于唯物主义大门之外。只是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这种自诩为绝对科学的独立哲学或思辨哲学就从根基处土崩瓦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42]。

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来看，唯物史观有体系但非体系哲学，是方法却不是现成的方法，这已成为学界的一大共识。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从未被马克思使用过的术语，他对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表述甚至并不感到愉悦。他宁愿说‘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唯物主义的生产条件’，即它更多是被看作一种方法或研究，而不是一种充分发展的观念体系。”[43]胡克也认为，唯物史观之所以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最容易使人误解，“不仅是因为它的某些重要术语的含糊性，而且也是因为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其实是把这种历史观当作一种理解和创造历史的方法提出来的，而他的信徒却力图把它变成一种社会学的体系”[44]。实际上，体系与方法须臾不可分割，没有离开体系的独立方法，也没有不蕴含方法的体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唯物史观视为一种方法，但并不否认也无法否认唯物史观本身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和思想体系，关键在于它与那些以建构体系为鹄的体系哲学有着本质区别。毋宁说，“它本质上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方法，或方法的体系”[45]。正如巴加图利亚所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次成为社会结构和历史分期的完整的概念。由于使理论变成方法的一般的辩证规律，这个概念在这里已经不仅作为社会及其历史的理论，而且作为认识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的方法”[46]。须知，唯物史观绝不自封为永恒真理，也绝非现成的方法，而仅仅是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经验性描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结果的抽象性概括，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个人而被现成地提供出来，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47]出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48]。就其实质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49]。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再次强调：“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50]

最后，唯物史观的革命也表现为方法论的革命。根据经典作家的表述，历史唯物主义使哲学从天国回到了人间，从天上回到了地上，并转而追求现实的尘世生活。与之相应，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表现为“从人间升到天国”。马克思指出，与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即从意识出发的研究截然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要从人间上升到天国，这是一种从现实的人的生活出发、“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51]。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52]。

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唯一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但是，唯物主义方法绝不是现成的公式，而只是行动的指南。1890年，恩格斯在致恩斯特的信中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53]换句话说，就会变成一无是处的教条。实际上，早在《德法年鉴》时期的书信中，马克思就坚决反对树立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针对将共产主义观念教条化的做法，他指出：“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54]为了彻底肃清将唯物主义教条化、标签化的错误倾向，恩格斯在致施密特的信中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一观点。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55]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这种唯物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唯物主义”。难怪列宁曾提醒我们注意：“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56]相比之下，历史唯物主义属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其聪明或高明之处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57]。

因此，绝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混同于“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义正词严地指出，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58]，且妄诞地企求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而且，当他将这种歪曲的结论，即一切民族不管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并把这顶帽子戴在马克思头上的时候，马克思辛辣地反驳说：“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59]显然，来自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份称赞让马克思很不舒服，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不仅没有享受荣誉之乐、称赞之趣，反而倍受误解之痛、非难之苦。后来，列宁也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做法，为马克思辩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60]

如上所述，马克思绝不会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透视人类历史的一套一劳永逸的“哲学公式”，也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即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曾多次声明：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61]。如果一定要将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那只能适得其反。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62]。列宁分析指出：“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历史哲学理论就像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促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现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63]也就是说，使用“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把“万能钥匙”不仅永远不会开启历史之门，而且永远不能理解真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