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对旧制度时代的税收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当时的财政史联系在一起。早在18世纪50年代，一个叫福尔博内的人就曾出版6卷本的《1595～1721年的法国财政研究》；此外，当时的一些政论家也写过这方面的著作，比较著名的如老米拉波、勒·特罗内和内克等人，[24]他们的著作都有很强的论战性，或试图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出谋划策。这些著作后来成为研究旧制度财税史的重要参考文献。[25]

19世纪一些有关大革命的著作中曾论及旧制度时代的税收问题，如泰纳和米什莱等都对革命前夕的税收特权进行了抨击，但基本属于描述性的。[26]对旧制度时代财税史（主要是18世纪）的研究在第三共和国前期成果甚为丰硕，其中三位专家的著作仍被当代的研究者视为重要参考，这三个人是勒内·斯图尔姆，夏尔·戈梅尔和马塞尔·马里翁，[27]三人当中，马里翁最受重视，其著作被引用的频率远高于二战以前任何这方面的专著。但是，对马里翁等人来说，再现旧制度时代特别是18世纪法国的财税状况并不是件轻松的工作，因为档案史料毁坏严重。1737年和1776年，巴黎审计法院和税务法院（旧制度时代两个重要的财政和税收机构）的两场大火烧毁了大量材料；大革命期间，革命议会曾将部分留存文献编入国家档案，分散于各种序列中；但在1797年，君主制时代的15000多份原始账册被销毁；1811年，司法大臣公署（chancellerie）和总包税所的档案被毁。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杜伊勒里宫的大火烧毁了原财政总监们的部分文件，财政部和审计法院中的档案也遭毁坏。[28]因此19世纪和第三共和国的学者们只能搜寻其他各类材料，特别是私人档案，来弥补这些缺失；当代研究者莱利也做过此类的努力。[29]

由于课题的难度，也由于马里翁的影响和权威，“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敢去研究税收问题，更不用说挑战马里翁了。”[30]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旧制度时代的直接税》，主要内容是有关18世纪的；另一部是《法国财政史》的第一卷，从1715年叙述到1789年，此外还有一些论题更为细致的专著。[31]马里翁的前一部著作实际上主要是旧制度在最后一个世纪内有关直接税问题的王家宣言、政府法令、各高级法庭的诤谏书（remontrances）和行政通信的汇编（本书引用的一些材料即来自这部著作），作者自己的论述篇幅相对较少，但仍较清晰地勾勒出了旧制度最后近百年内的直接税的发展历程。而《法国财政史》第一卷更具影响力，论述的问题也更为全面。马里翁论述旧制度的财税史与探究大革命的起源有直接联系（斯图尔姆和戈梅尔也是如此），而且他笔下的财税史与旧制度时代的制度史和政治交融在一起，展现了他渊博的学识，这是他著作的一大优点。他的基本观点是，特权阶层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抵制王权的征税努力，并将国家负担转嫁到穷人头上。他们的不合作导致政府普遍直接税政策进展不利，国家于是只能继续维持低效、专断和明显不合理的税收体制，并被迫采取灾难性的借款措施。在他看来，特权阶层的抵制导致了王权的财政破产，从而引发了革命。在王权所有的对手中，马里翁尤其谴责高等法院的作为，把它视作政府改革最大的绊脚石，特权制度最顽固的捍卫者；而18世纪中叶的财政总监马肖则被他视为反特权制度的英雄。当代学者认为，马里翁代表的是这样一种见解：旧制度避免灾难的唯一希望在于君主制的改革（其中暗含的命题即大革命根本不应该发生），因而高等法院的抵制是不可原谅的。[32]

依笔者所见，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还有一位学者的成就值得一提，虽然他的著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引用。这个人是莫里斯·维涅，他于1909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法国税收学说史》的论著，副标题为“从税收原则看法国革命的起源”。[33]该书的着眼点是17世纪末特别是1707年沃邦元帅（Maréchal de Vauban）发表《王家什一税》（La dîme royale）以来法国税收理论以及税收平等观念的发展，从而说明特权制度到革命前夕是如何成为公众声讨的对象的。本书搜集的18世纪有关税收理论的文献十分丰富，笔者以为，在这方面尚未有能出其右者。不过这部著作的一个缺点是未能详细考察这些文献在公众中的具体影响到底如何。

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后，有关旧制度时代的税收特权问题的研究，到1960年代成为争论的课题。1963年，英国学者贝蒂·贝伦斯发表了一篇颇具挑战性的论文——《法国旧制度末年的贵族、特权和税收》，[34]它的发表正值大革命史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论战进入高潮之际。[35]她在这篇文章中论证说，18世纪的法国贵族不仅缴税，而且他们负担的税率也许是欧洲贵族中最高的；因此，贵族不是像托克维尔、马里翁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个自私的等级；法国的免税特权也不是像阿瑟·扬在那部著名的游记中说的那么简单，许多资产阶级和城市市民也享有相当广泛的税收特权。几年以后，她又扩展了自己的论点：革命前夕的法国不存在一个完全垄断税收特权的社会集团，众多社会成员都以某种方式而成为特权者，资产阶级是特权制度最大的受益者。[36]

这篇修正派文献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指出了贵族纳税这一历史事实，因为此前法国很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马里翁的著作早已为我们描绘了旧制度末年各特权阶层（当然包括贵族）缴纳普遍直接税的状况；传统的左派革命史专家也提到过这一史实。勒费弗尔在其《89年》（该书曾长期被视为有关大革命起源研究的经典著作[37]）一书中说过，贵族负担人头税和1/20税；[38]索布尔也没有否定这个看法，只是说贵族的这两种负担“极端轻微”。[39]此外，也没有人否认城市中的第三等级享有相当的直接税豁免权。实际上马里翁的研究已经相当全面。贝伦斯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贵族的纳税额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低。她论文的真正意义或许还应放在当时“修正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战中才能理解：贵族并不像马克思主义史学或“经典解释”认为的那样自私顽固，资产阶级也同样是特权的受益者；同样，贵族与封建主义并没有必然联系，并不必然是没落阶级的代表，而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也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把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取代贵族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封建主义的传统解释是站不住脚的，革命对贵族的打击的历史意义并不像革命者和左派史学家们所宣称的那样大——如果这种打击还有积极意义的话；而且这两个阶级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它们在旧制度末年开始逐步融合成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4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贝伦斯开启了对旧制度时代的贵族及整个精英阶层的新研究；另外，她的观点还提醒人们注意到马里翁等人曾强调的旧制度的税收体制的复杂性和特权的广泛性，后来的学者，如欣克尔、莫里诺和霍夫曼等人也都特别指出了这一点。[41]

贝伦斯的修正观点自然引起回应。1974年，卡瓦诺夫对她的修正进行了“再修正”。[42]他认为贵族在财产申报和纳税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舞弊现象，1/20税对贵族地产收入的影响十分有限，远低于官方规定的税率；人头税同样如此。这些看法与索布尔和马里翁无异。

不过，无论贝伦斯还是卡瓦诺夫，他们的论证都缺乏严谨的材料支持，多是依据其他研究或18世纪留下的著作。后来贝伦斯在回应卡瓦诺夫时也承认，就贵族在直接税方面的特权来说，“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无法确定真相”。[43]没有人怀疑贵族在缴税，但缺乏具体的定量研究。这种情况直到2000年前后终于有了突破。美国的青年学者科瓦斯依据18世纪卡昂财政区的档案材料，对各特权阶层负担的直接税做了比较翔实的研究。[44]他的结论是，就卡昂地区而言，普遍直接税，尤其是旧制度最后30年间的1/20税对贵族带来了相当的负担，他们缴纳的1/20税最高可以达到其地产收入的10%左右，但这是在行政工作有了重大进展（如1/20税的核查）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另外，总的来说，特权者们基本能缴纳分摊的税款，有组织的抗税行为比较少见。不过普遍直接税并没有根本改变纳税不平等状况，农民的负担仍是最重的。

法国学者阿兰·布朗查尔的看法与科瓦斯比较接近，甚至更为乐观。他从事的同样是地方研究，选取的是18世纪的苏瓦松财政区。不过他的长篇研究仅发表了一个纲要。[45]作者的结论是，直接税的总体负担和个人负担在18世纪都有上升，但它仍在大多数人可以承受的范围。行政官员对纳税人有了更多的了解，纳税人也相对顺从。税收方面的相对公正和更大的公平是显而易见的成就。从这种改善中得益最多的是城乡最富裕的居民，但这并不损害大多数贫苦人。18世纪的税收公平取得了进展，当局对纳税人的关注更多了。旧税收结构的不公正得到明显改进。

但是，一些重大问题仍基本停留在定性描述的阶段，或是只有地区研究中的零散数字（如对卡昂和苏瓦松两个财政区的研究）。比如，与特权制度最大的受害者农民相比，各特权阶层的税收特权到底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实际利益？他们各自缴纳的总税款到底在其可支配收入中占多大比例？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农民负担的多样性（除了国税外，还有教会和领主的征收）以及间接税的杂乱状况，这些问题一时仍难以解答，科瓦斯也认为许多重要研究“仍付阙如”。[46]不过，一些传统的认识目前仍未受到挑战。例如，没有人认为贵族的税收负担会比农民重。就笔者所见，农民总被视为特权制度中最不幸的人，而法国教会和各高级法庭总被认为是特别顽固的特权团体。但这方面系统的定量研究目前看来仍有很多困难。

对18世纪税收问题的研究一直与对大革命的起源的研究密不可分，[47]贝伦斯1963年的论文就直接与这一重大课题的论战有关。1960～1970年代，在“修正主义”的攻击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学完全处于劣势。传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形态解释模式不仅被多数英美学者抛弃，一些法国学者也纷纷提出质疑。1979年，修正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乔治·泰勒在一次会议上说：“关于法国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论点已经死亡……讣告还没有发出，但阶级斗争论无疑已经死去，埋葬在被批判性研究暗杀的过气的理论范式的墓地中。”[48]他的这一说法并非妄言，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柯林·琼斯慨叹道，过去20多年来的“修正主义”浪潮“扫荡”了以勒费弗尔和索布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大革命史学，他们认为大革命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观点要么被人不加理会，要么被认为是个“很不恰当的问题”（question mal posée），“资产阶级革命一说现在成了笑柄”。[49]

60～70年代的修正主义者（特别是科班和泰勒等侧重于社会史的学者）从事的毋宁说是一种破坏工作，他们摧毁了关于革命起源的传统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式，而认为大革命的起因基本是政治性的而非社会性的。但他们的成就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大革命的起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且即使大革命只是一场权力斗争的话，权力斗争的根源又在哪里？显然修正主义者的工作还未完成。稍后一批更具哲学头脑的学者，如凯斯·贝克、罗杰·夏蒂埃，特别是弗朗索瓦·孚雷开始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究革命的起源。[50]他们的一个重要研究手段是话语分析：18世纪流传日益广泛的“公民”“自由”“民族”“专制主义”等话语不断批判现存社会制度，侵蚀了王权的基础，并成为政治激进化的动力。这种研究方法曾风靡一时。同时，凡克莱、梅里克、迈尔等学者则从政治史特别是宗教争端来剖析王权走向衰亡的原因，而18世纪的詹森主义运动尤其受关注；[51]而另一些学者则集中探讨旧制度末年王权与高等法院（尤其是巴黎高等法院）之间的关系，[52]因为过去马里翁和科班等人都认为法院贵族对改革的抵制是导致旧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于这些努力，过去20多年中关于旧制度末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更加深入了。

美国学者在探讨旧制度或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时，一度很推崇政治文化的研究，今天人们熟知的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和凯斯·贝克等人堪称其中的翘楚。[53]但是，关于革命起源的社会研究并非无人问津，近年来甚至有人认为社会史研究有复兴的势头。[54]小威廉·休厄尔、蒂莫西·塔克特、斯蒂芬·卡普兰、约翰·马科夫以及英国的约翰·麦克马纳斯等人的重要研究，几乎从未忽视过社会史的分析。[55]而在法国，社会史的研究亦未中断过，不过法国的研究更具地方色彩。[56]这可能是学术本身发展的一个规律。像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这样复杂的课题，应该以多种理论维度去思考，而不能过分倚重于某一种研究路径。例如，大家都知道，大革命前夕，有一群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对另一群被称为贵族的人发动了一场舆论战争，但在单纯的话语分析和事件描述中我们难以看清这场战争的起因，因而又必须回头看当时的社会背景。就像科瓦斯所说的，革命的话语分析有严重忽视社会现实的倾向，[57]或者说这些研究回避了话语赖以产生和发生影响的社会基础。

科瓦斯在自己的研究中试图以卡昂财政区所在的诺曼底地区为例，将政治事件、具体的制度运作、税收问题所牵涉的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和话语分析结合起来考察，以探究革命舆论的起源及其具体的影响。他试图表明，革命前夕各种口号的提出并非单纯的思想现象，传统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仍具有不可或缺的解释力量。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传统史学方法的回归，因为事件史和制度史的结合在马里翁那里已经很明显。这一回归还体现在制度（institutions）史领域，不仅是具体的政治制度设置，而且包括社会观念等方面的沉淀和演变的历史，因为只有把税收问题放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才能理解由它引发的各种斗争。类似的工作实际上1980年代起就有人在做，戴维·宾和盖尔·波森加关于当时财税制度的一些重要论文就是从具有长期性的制度入手的一种结构性分析。[58]根据他们的看法，旧制度远非要从根本上打击免税特权，它的财政体系与特权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国家财政与税收特权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复杂画面，以及旧制度走出财政困境、废除免税特权的艰难性。最近一位法语学者阿尔诺·德克鲁瓦在考察旧制度末年的财政危机时，非常详尽地搜集了当时各种出版物，但作者并没有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制度背景，而是设法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互动关系。[59]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成为一项真正具有国际规模的课题，有关革命起源的各种争论无疑大大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书写作的立意自然也离不开这一大的学术背景。基本上说，史学界有关的争论主要是在解释的层次上进行的。例如，科班所谓“法国大革命的神话”并不是否认革命本身，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解释是一种“神话”。同样，旧制度末年王权改革的失败和财政危机是导致革命的直接原因，对这一点学界也没有异议，但各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60]科班的观点接近于过去马里翁的看法，[61]认为法院贵族的抵制是导致旧制度最终未能走出困境的关键原因，他们都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只要王权能克服贵族的抵制，便能避免那场灾难性的大动荡，因而旧制度的崩溃责任在于抵制改革的贵族（必须指出的是，这种“革命可避免论”源远流长，19世纪的法国史学中即已广泛存在[62]）。但道伊尔、戴维·宾的研究表明了王权改革的局限和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63]而诺尔贝格则认为1788年的财政危机根源于旧制度的宪法制度的危机。[64]笔者认为后三人的研究从视角上说不同于马里翁和科班，因为三人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是否有摆脱危机的能力？而这一点是马里翁和科班忽视的，他们都强调法院贵族的抵制阻碍了国家的改革，但并没有深入考察实施改革的王权的困境及其摆脱困境的意愿与能力。如果旧制度能够避免财政危机，那它必须能够贯彻它的新税收政策以增加收入，说服特权阶层负担更多的捐税，但是王权无法说服这些特权者，没有接受后者提出的政治要求。诺尔贝格认为，1788年的危机同时也是法国宪法制度的危机，但笔者觉得王权的税收政策在1760年代就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我们不妨把这称为“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危机”，这场危机最直接的起因就是那些免税特权受到威胁的特权阶层的抵制。到这个时候，国家首先应摆脱这一危机，才能为自己的政策赢得公众的支持。具体而言，如果王权的新税收政策能够贯彻下去，它应首先解决税收的合法性问题，而不能仅凭专断的“朕的意志”来征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它还继续过去的强权做法，那么它的改革都必将是“专制主义”并遇到强烈抵制。变革政治体制是推行改革的前提。然而，从莫普和泰雷到旧制度最后两年的布里安和拉穆瓦尼翁，他们的政策都背离了这个方向，加剧了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危机，他们改革的失败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旧制度解体的制度性原因，它的政治体制已经过时了。

诚然，政府的普遍直接税政策有某种平等化的趋向，甚至可以说有一些积极意义，因为它打击了免税特权，宣扬了平等观念，虽然很多时候这不一定是官方的真实意图。不过，虽然政府开征新税时总是许诺“减轻人民负担”，重建财政秩序，但实际上，普通纳税人看到的是政府不断开征或延长新税，政府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因而国家无法赢得公众舆论的信任。在这种局面下，王权的政策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声讨，旧制度陷入了绝境。所有这一切归结到一点，这就是：绝对主义王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脱离法国社会的要求，旧制度最后20年的改革本质上说仍是试图延续这一旧的政治体制，是困兽犹斗，而不是使国家重获新生的根本出路。

1788年的法国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一个相当繁荣富庶、思想活跃的社会和一个捉襟见肘、寸步难行的国家，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从税收问题着手，从旧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寻找国家财政为什么会弄成这样一种糟糕局面的原因，并试图证明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革命的必要性，从而回应科班和肖努等人革命可以避免的看法。[65]

如前所述，修正主义者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大革命起源于一场政治危机，而非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他们的这一观点主要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大革命是社会形态变革的说法。但本书倾向于认为，修正派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解是片面的。1776年，巴黎高等法院在抗议杜尔哥的道路劳役捐税改革的诤谏书中宣称人生而不平等，[66]而1789年的人权宣言则宣称人生而平等。本书认为这是一场社会组织原则或曰关于社会秩序之构想（representation）的根本性变革。革命前夕反贵族、反特权的言论不仅是平民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的反映，也表明了后者打碎因循千百年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愿望。资产阶级和贵族并非像诺加莱等修正派认为的那样，[67]正在逐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他们在社会立场、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上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发动的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必要的和无法避免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当然，这些想法还需体现在对免税特权的具体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