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研究
“一带一路”下培养复合性非通用语人才的思考
——以亚非学院“亚非地区研究”学科建设为例[1]
米良[2]
摘要 2013年，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逐步形成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得到“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积极回应，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该战略也是我国对“大国责任”的回应和我国和平发展的证明和体现。一年多来，随着“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项目的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正稳步推进。这个战略将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可能是数十年的时间，对我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新的形势，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培养复合型人才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它既直接关系到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否满足国家战略的需要，又关系到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能否具有竞争力，能否具有发展空间等重要问题。本文将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亚非地区研究”二级学科建设为例，对“一带一路”战略下培养复合性非通用语人才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一带一路 非通用语人才 培养 复合性
一 非通用语人才的优势及其局限性分析
（一）非通用语人才的局限性
非通用语是指那些使用人群较少、使用地域狭小的国家或地区的语言。这些语言多达数百种，虽然每一种非通用语的使用人数不多，但使用非通用语的人数众多，并且涉及的国家众多、地域广阔。这些国家或地区通常经济落后、社会封闭，许多国家和地区尚未融入国际社会，有的甚至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这样的特点给每一个学习非通用语的人从就业到人生价值的实现都带来了局限和挑战，也许他们一生都不得不和世界上某一个落后的国家打交道，当国际关系的变化导致我们和这个国家的关系断绝或交往急剧减少的时候，他们还会面临失业的巨大风险。因此，许多人觉得选择这样的专业前途有限，风险极大。“嫌贫爱富”的普遍性观念是许多人不愿意选择非通用语专业的一个原因。在现实中，我的许多学习非通用语的同行就有因为国际关系的变化而改行，改行后长期不能适应工作、适应社会的。有一个例子，我国与周边某个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多年的时间里关系良好，根据国家的需要，许多人都去学习了这个国家的语言，毕业后大显身手，如鱼得水，炙手可热，前程似锦。可是有一天，我国与这个国家的关系突然破裂，这些人突然发现无事可干了，纷纷改行，有的人改行成功，但也有许多人郁郁不得志，而当我国与这个国家关系改善和好，这种语言再次成为香饽饽时，这些人早已青春不再，只能望洋兴叹。的确，上述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得不去面对。
（二）非通用语人才的优势
从哲学上来讲，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即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并且有利与不利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换。优势有时会变成劣势，而劣势有时也会变成优势。和通用语人才相比，非通用语人才的优势可以用“物以稀为贵”“奇货可居”这样的俗话来形容。非通用语由于其使用人群有限、通行的地区有限而被冠以“非通用”的字眼，唯其如此则学习的人少，少则稀，稀则贵。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也是非通用语的优势之所在。
（三）如何发挥优势，规避劣势
在分析了非通用语的优势与劣势之后，有一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被提出来，即如何发挥优势，规避劣势？孔子曰：“趋吉避凶者为大丈夫。”古人云，“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有备无患”，“狡兔三窟”，等等，中国古代智者为我们解决非通用语人才的局限性提供了智慧。培养非通用语复合型人才成为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
二 非通用语人才复合性的内涵
（一）人才复合性
所谓人才的复合性，是指人才具有宽阔的专业知识和广泛的文化教养，具有多种能力和发展潜能，以及具有和谐发展的个性和创造性，俗称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也就是多功能人才，其特点是多才多艺，能够在很多领域大显身手，不仅在专业方面有突出的能力，还具备较高的相关技能。复合性包括知识复合、能力复合、思维复合等多方面。当今社会的重大特征是学科交叉，知识融合，技术集成。实际上复合型人才应该是在各个方面都有一定能力，且在某一个具体的方面能出类拔萃的人。很多专门型人才离开其熟知的领域便手足无措，甚至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一无所知，这不仅限制了用人单位对其才能的挖掘，也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的教学理念需要更新，教育模式需要改变，教学内容需要革新。
（二）非通用语人才复合性的含义和要求
非通用语人才的复合性与一般人才的复合性是特殊和一般、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其共性是，都要求一专多能、多才多艺。但非通用语人才的复合性也有其自身的个性或特点，主要是，非通用语的非通用性。“非通用”的特征对非通用语人才而言，意味着社会对其使用范围的有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你只能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离开了这个领域，你就毫无用处。但也有其优势，即你干的活谁也干不了，无可替代。然而当今社会正处在迅速的变化之中，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变化，你掌握了某种非通用语，可能今天炙手可热，但明天可能就成为烫手的山芋。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许多学生不愿意选择学习非通用语的原因。因此，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复合性就成为我们必须要花力气去研究的重要问题。
非通用语的复合性的含义，应当是既掌握、精通一门非通用语，同时又具备其他专业的知识、技能。当你所掌握的非通用语因为人才过剩或国际关系在某一时期的变化而不能发挥作用时，你还可以在另外一个专业上发挥作用。
这里的复合性并非两个专业知识简单的相加，如“数学+外语”等，而应当是具有内在逻辑性和关联性的，也就是说，非通用语人才的复合性应当是非通用语与另外一个或多个专业知识之间具有内在的密切的联系，这样的复合性才符合经济与效益的原则，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同时去学习两个互不关联的专业，不可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也就失去了“专”，蜻蜓点水、撒胡椒面的学习方案同样不可取。所以，我们的非通用语学生在往复合性方向发展时必须考虑所要选择的另一门知识与自己所学的非通用语之间的关联性，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样可以做到触类旁通、事半功倍。
（三）非通用语人才复合性的理想状态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我们培养出来的非通用语人才应当是既要精通非通用语言，能够完成不同层次、各种类型的翻译工作，还要精通、熟悉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甚至对于对象国所处的地区的局势、对象国与世界上主要大国间的关系等属于地区研究领域的问题也要有深入研究。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既能从事口语、文字翻译工作，又能从事外交、对外投资、贸易等工作，还能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达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的学生就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 亚非学院在培养复合性非通用语人才上的努力与尝试
亚非学院多年以来，在亚非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成绩突出，尤其是在非通用语新语种的建设方面尤为突出，建设了一批新语种专业，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新语种人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对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亚非学院不但需要保持传统，更需要与时俱进、继续改革、顺应潮流。现代高校的发展潮流是教学与科研并重，高校既担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创新知识，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充当智库的角色。高校既是知识的传授者，也应当是知识的创造者，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可偏废。而多年以来我国外语院校形成的重教学轻研究的“传统”已广受诟病，需要改变。逐步从单纯的外语教学向集教学、研究、智库等综合性、复合性方向发展应成为我校的未来目标。
我校目前仅有一个一级学科，即便与国内其他外国语大学相比，也并不乐观。学科建设对我校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充分发挥我校现有的一级学科的作用，为建设新的一级学科打下基础，也许是我们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2014年下半年，亚非学院新班子成立以来，在这个方面做了新的尝试并取得进展。学院经过充分论证分析，考虑到学院长期以来的科研基础、人才队伍状况，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目前和今后的人才需求等情况，决定在我校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下自主设置“亚非地区研究”二级学科。该二级学科的设置获得学校支持，经上报国务院学位办公示，已获得通过。目前，该二级学科的建设正在进行当中。
（一）对“亚非地区研究”学科的内涵的思考
亚非地区研究（Area Studies on Asia and Africa）是以亚洲和非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新型学科。该学科主要运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文学、国别研究等学科知识，研究亚洲、非洲的历史及现实问题，为我国制定相关对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决策参考，为我国与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开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对外开放服务，同时丰富我国社会科学的内容。
虽然亚非地区研究学科以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文学、国别研究等学科的理论为基础，但因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而具有独特的价值。亚非地区研究学科兼具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复合性特点。既要从理论上发现、总结亚非国家和地区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语言文学、民族及其对外关系领域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也要运用这些规律，为我国与亚非国家发展关系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亚非地区研究学科兼顾历史性和现实性。作为一个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该学科既着眼于对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使该学科的研究具有深度和广度，也着眼于对其当代政治、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使该学科的研究具有服务现实需要的现实性。以对亚非地区的历史性的人文学科的研究作为基础，对亚非地区现实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则是关键，二者相辅相成，体现出该学科交叉性、复合性的特点，这也是该学科存在的另一个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发展同亚洲、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对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具有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将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我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为我国今后的对外战略指明了方向。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共有48个国家，非洲有53个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地处亚洲和非洲。显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重点在亚洲和非洲。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亚洲正在崛起，世界权力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我国的长期亚洲战略就是始终把亚洲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努力维护有利于亚洲和平与发展的地区环境。在经济、文化领域，我国将着力实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为亚洲其他国家扩大对华出口提供重要机遇；着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多投资亚洲国家，增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着力参与区域合作，提升本地区互联互通水平，推进同亚洲国家在旅游、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加深中国人民同亚洲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在当今世界格局中，非洲的地位日益重要。非洲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非洲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正在释放巨大发展潜能：非洲作为世界文明发祥地，拥有多样性文化和深远影响，是人类文明多彩的一极。50年前，周恩来总理就将非洲看作中国外交“破高墙、走出去”的重要方向，并在访问非洲时提出了发展对非关系基本原则。50年来，中国一直秉承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对非合作。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非时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关系原则。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包容性增长和“461”合作框架，打造中非关系的“升级版”。中非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中非合作是推进中非休戚与共、共同发展、文明互鉴关系的重要动力。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与亚洲、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交往的实践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使亚非地区研究这个交叉学科有了丰富的内涵，而亚非地区研究这个学科的建设又会反过来促进我国与亚非地区的友好合作交往。发展与亚非地区的友好合作关系，既有过去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可以总结，也存在诸多理论、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如亚非地区宗教、文化的冲突，民族种族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政治制度的多元性，领土及海洋权利争端，亚非各国之间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共同面对的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疾病防控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我国同亚非国家间的关系的发展，也必然成为亚非地区研究学科的内涵。
（二）对“亚非地区研究”学科理论的分析
“地区研究”（Area Studies）这门学科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与美国的广泛介入促使美国联邦政府、三大私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和众多学者意识到了解外部地区的重要性，着手推动以非西方世界为考察目标、强调跨学科分析、明显带有工具取向的“地区研究”。随着“冷战”的爆发，在美苏对抗的大背景下，美国于1947年建立了举国一致的国家安全体制，国家安全战略空间迅速扩展至全球，为联邦政府提供地区专家和对外决策咨询成为许多地区研究计划新的使命。在美国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大量科研资金的催化下，地区研究一跃成为社会科学家族中的显学。[3]“9·11”事件后，美国的地区研究，特别是中东研究引人注目，为了推进反恐大业，打赢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联邦政府投入大笔资金推动以中东研究为主的地区研究，而为了确保地区研究计划，反映国家在本土安全、国际教育和国际事务方面的需求，2003年9月众议院决定建立国际高等教育顾问委员会。
我国长期以来并不关注对外国的研究，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逐步把目光投向外国。可以说，我国的地区研究特别是对亚非国家的系统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全国各地分别建立了地区研究机构，如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云南建立了“西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等，它们为我国与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谊关系提供了智力支持，也为我国的地区研究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地区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美国开始，历经近70年的发展，业已成为一门“显学”。美国加利福尼亚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坦斯曼（Alan Tansman）指出：“地区研究是一种谋求通过一个跨学科的透镜来了解、分析和阐述外国文化的事业。”[4]根据我国学者唐世平等人的观点，“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是指“综合了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个研究角度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结合上述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给“亚非地区研究”下一个定义，即“亚非地区研究”是综合历史学、地理学、语言文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学说对亚洲和非洲地区进行研究的学科。这个定义也为“亚非地区研究”这个学科的理论基础确定了范围和内容，也就是说，亚非地区研究学科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学、地理学、语言文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学说的综合。这种综合并非简单的堆砌或叠加，而是有机的结合。[5]
总体上，亚非地区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亚非地区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涉及的跨学科理论，包括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文艺学等学科的理论；二是地区研究作为一门注重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的学科，需要专门的理论知识，如发展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跨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等理论；三是与西方相对的东方视角下的、有中国特色的亚非地区研究理论体系和知识。
（三）“亚非地区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及内容的思路
亚非地区研究学科拟设立三个研究方向：一是东南亚地区研究；二是南亚地区研究；三是非洲地区研究。该三个研究方向并未涵盖亚洲和非洲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是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目前的人才队伍和研究基础而设置的，随着我校人才队伍的完善和研究的深入，将来将设置覆盖整个亚洲和非洲的研究方向。
1.东南亚地区研究方向
东南亚地区因地处亚洲东南部而得名，该地区由中南半岛上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和马来半岛上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岛国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10个国家组成。东南亚地区的陆地面积达45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该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宗教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政治体制多样，与欧洲等其他地区文化、经济、社会的趋同性形成鲜明对照。该地区与我国的关系渊源深厚，在历史上既有密切的交往，与某些国家也曾发生剧烈冲突。“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我国与该地区的友好合作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东盟“10+1”“10+3”等合作机制使中国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疾病防控、反恐等多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但我国同该地区的部分国家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矛盾，如菲律宾、越南等国对我国拥有主权的南沙群岛，甚至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这成为影响我国与东南亚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也严重阻碍这一地区的和平发展。恐怖组织在这一地区势力强大、不少国家间存在领土纠纷、部分国家内部的民族武装长期存在、泰国等一些“民主”国家政局长期动荡，这些问题都是现在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影响我国同这一地区关系发展的因素，需要我们从政治、历史、文化、宗教、经济、法律等方面深入研究，发现这些问题背后的本质并提出对策。
该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
（1）东南亚历史，东南亚地区各国古代、近代、当代历史及其演变；
（2）东南亚社会文化，包括东南亚地区各国经济、社会、宗教、文学、艺术等；
（3）东南亚政治、法律，包括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政治、法律、军事、国家安全；
（4）东南亚国际组织及国际关系，包括东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东南亚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东南亚地区各国与区域外各主要国家间的国际关系，东盟及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等；
（5）南海问题，包括领土主权、海洋资源开发、航行自由及安全；
（6）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及东南亚地区其他热点问题。
2.南亚地区研究方向[6]
南亚地区国家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既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佛教和印度教等主要宗教的发源和流传地区。南亚以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多样的民族文化传统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南亚地区与中国毗邻，在历史上与中国之间存在频繁和深入的文化交流。对南亚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既是全方位了解世界文化构成的需要，也可以帮助我们从文化交流的视角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自身文化的发展和演进历程。近年来，南亚地区国家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框架之下，不断加强经济、贸易和文化等领域的协调合作。中国作为南盟观察员国家，与南盟各国均保持密切往来，希望在南盟各国的对外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积极作用。印度与中国同为金砖国家，在经济互补合作方面前景广阔。从孟加拉国到斯里兰卡再到巴基斯坦，南亚诸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南亚地区也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宗教极端势力突出和一定程度的地区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发展变化，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稳定发展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与中国的利益攸关。从历史文化、宗教源流、政治生态、经济发展和法律制度等多角度对南亚地区进行深入研究，极具必要性和迫切性。南亚地区研究以语言文化为基础，以南亚国别研究为引导，对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进行综合性研究。
南亚地区研究的主要内容为：
（1）南亚国家历史（南亚地区各国古代、近代、当代历史及其演变）；
（2）南亚宗教文化（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南亚主要宗教的历史、教义及其社会影响等）；
（3）南亚国家政府与政治；
（4）南亚各国法律；
（5）南亚地区国际关系（包括南盟、中国与南盟关系、南亚各国与海上丝路经济带，南亚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南亚地区各国与区域外各主要国家间的国际关系等）；
（6）印度洋问题（包括海洋资源开发、航行自由及安全）。
3.非洲地区研究方向[7]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非洲大陆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自然地理单位，其历史文化形态与政治经济特征，都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性、整体性与一致性。这些内在的联系性与整体性，使得非洲大陆具有一些明显有别有于外部世界其他文明与文化的共同特征。非洲地区研究可以从学术的角度对非洲大陆进行整体性研究与把握，探究非洲大陆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全面理解和把握非洲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培养具有开阔学科视野与综合学科背景的非洲地区研究人才。
该方向基于对非洲政治、历史、法律和社会文化展开的交叉学科研究，其中，非洲本土语言与非洲传统文化研究是该方向的特色所在。该研究方向主要依托北外亚非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等单位的力量，并聘请国内外非洲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学者。该研究方向关注中非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及当代中非政治与经济关系、非洲各国法律、非洲历史嬗变及其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特别强调通过使用本土文献和本土知识获得对非洲原始风貌的认知，从而形成客观和公正的中国非洲学研究特色。同时，强调非洲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之间的相互结合和互动，注重对非洲实地进行田野调查，进而为快速发展的当代中非关系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要。
该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非洲国家历史、非洲各国法律、非洲国家政府与政治、非洲社会与文化、中非关系、非洲宗教、当代非洲经济等。
（四）亚非学院在培养复合性非通用语人才方面的其他尝试
1.调整教研室结构
为了适应培养复合性非通用语人才的要求，亚非学院组建了“地区研究教研室”，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教师，开展地区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亚非地区研究”二级学科的建设服务，为学院的教学、科研服务。
2.调整课程设置
2014年以来，亚非学院已开设了地区研究的平台课程，包括东南亚历史与文化，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西亚概况，丝绸之路与中国-西亚文化交流，区域研究方法论，区域研究案例，日本社会研究，朝核问题纵横谈，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等，为使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朝着复合性的方向发展做了尝试和努力。
3.从以教学为主向教学科研并重转变
近年来，亚非学院在搞好新语种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科研工作。仅三年来，我院教师担任主持人申报、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两项，教育部项目有一项，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有一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中国-东盟安全机制的构建》等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的有近20篇；出版《语言与权力：殖民地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东盟国家法律制度研究》等专著多部。亚非学院逐步从以教学为主向教学科研并重的方向发展。
4.加强对外合作交流
2014年以来，亚非学院先后与英国、法国等高校亚非教学研究机构签署了多项协议，每年派遣教师、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到上述机构交流，访学，攻读硕士、博士，请上述机构的专家学者到亚非学院讲学等，开阔教师、学生的视野，这对亚非学院培养复合性非通用语人才意义重大。
In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One Road”，the Thoughts about Cultivating Compound Talents in Less-commonly Used Languages
Abstract In 2013，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building “economic belt of silk roa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21st century” successively. The strategy “One Belt One Road” is gradually formed and positively responded by the relevant countries and welcome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strategy is also China’s response to the “responsibility of great powers” and the proof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For more than one year，as the project including the “silk road fund”，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so on implemented，“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is steadily advanced. The strategy will last for quite a long period，probably tens of years，and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n the new situation，especially when the national strategy “One Belt One Road” is implemented，new requirements about the goal and model are put forward to cultivate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mong those above，to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for i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whether the talents we cultivate can meet both the needs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who can be competitive and promising.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secondar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Area Studies on Asia and Africa” in the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for example. Problems about cultivating compound talents in less-commonly used languages in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One Road” will be discussed.
Keywords “One Belt One Road”，Talents of Less-commonly Used Languages，Cultivating，Compound.
[1]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研究会”上的主旨发言稿。
[2] 米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 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世界知识》2010年第9期。
[4] David L.Szanton，“The Origin，Nature，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Digital Collection，2003，http：//repositories.Cdlb.Org/uciaspubs/ediedvolumes/3/1.
[5]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
[6] 该部分资料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佟加蒙老师提供。
[7] 该部分资料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孙晓萌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