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达斡尔族

“达斡尔”是达斡尔民族自称。汉文史料有达呼尔、打虎儿、达瑚里、打虎力、达呼里、达古尔、达乌里、达乌尔等不同音译。[1]有学者认为“达斡尔”一词与其族源有关，即契丹大贺氏和大贺部的音译。有关达斡尔族族源，主要观点有两种：蒙古分支说和契丹后裔说。蒙古分支说根据其语言特点，认为达斡尔人是蒙古族的分支，早期分开。契丹后裔说认为达斡尔人是契丹后裔，有以下几点根据。首先，达斡尔语中保留着契丹语，比如khɑsoː“铁”。该词与契丹语同源，蒙古语族其他民族语言均无该词。其次，达斡尔族民间故事也说明了此点。比如民间故事里的领袖人物萨吉哈尔迪汗（sɑːʧkəltiː xan）及其事迹是契丹辽灭亡后部分部族西迁的口传史实。另外，民俗传承中反映了契丹特征。根据史料记载，达斡尔族传统体育项目曲棍球也是辽代朝野普遍爱好的体育活动。只有达斡尔族传承曲棍球，保留到现代，蒙古语族其他民族都不玩曲棍球。

17世纪中叶，达斡尔族由黑龙江北岸南迁，原以嫩江及其支流甘河、讷谟尔河、诺敏河、阿荣河流域为聚居地，后来由于清政府的调遣，部分达斡尔人移居瑷珲、海拉尔、呼兰、新疆伊犁（后迁居塔城）等地。现今的达斡尔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鄂温克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等地。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达斡尔族有13万人。

在历史上，达斡尔族经济形式多样。达斡尔人以游牧和游猎为主业，在黑龙江、嫩江等流域放牧生活，也善于打猎。清朝时期，达斡尔人开始定居，从事农业，种植大麦、小麦、燕麦、苏子、稷子、玉米等多种农作物。但狩猎依然是达斡尔人的重要经济活动。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部分达斡尔人以伐木、运输木材、贩卖木材为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开始禁猎，并禁止砍伐大兴安岭野生林木。随之，达斡尔人上缴猎枪，放下了砍伐工具。随着国内农业发展，达斡尔人逐渐放弃传统农业方式和农作物，开始种植大豆、玉米等经济作物。达斡尔人经济方式的改变对其语言的影响巨大，牧业、狩猎、林业、传统农业、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相关词语已大量流失。

二 达斡尔语研究综述

（一）达斡尔语概况

达斡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为布特哈方言、齐齐哈尔方言、海拉尔方言和新疆方言等四个方言。布特哈方言的使用人口最多，使用者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下简称莫旗），以及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族自治旗，黑龙江省甘南县、讷河市、嫩江县、德都县、瑷珲县等地。布特哈方言分为纳文土语、讷莫尔土语、墨日根土语和瑷珲土语[2]。齐齐哈尔方言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周围。海拉尔方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鄂温克旗等地。新疆方言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等地。在语言使用方面，已出现母语型、兼用型和转用（汉语）型等几种分化[3]，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正在转用汉语。本文研究对象为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纳文土语，纳文土语主要分布在莫旗腾克镇和阿尔拉镇。纳文土语为活力最强，使用人口最多的土语，也是20世纪80年代创制达斡尔语记音符号的基础土语。

（二）达斡尔语研究概况

在国外，从19世纪末起，俄罗斯人伊万诺夫斯基调查达斡尔语，发表《索伦语和达斡尔语范例》。1930年鲍培在列宁格勒出版《达斡尔语方言》。1986年，托达耶娃在莫斯科出版《达斡尔语言》。[4]20世纪初，俄罗斯学者鲁德涅夫、符拉基米尔佐夫、鲍培、桑杰耶夫等人先后出版或发表有关蒙古语族语言或达斡尔语研究论著，介绍达斡尔语。[5]在日本出版的《大百科事典》《东洋历史大辞典》等著作中，提出达斡尔语隶属满—通古斯语族。[6]这一时期研究焦点是达斡尔语的归属问题。也有人认为达斡尔语属于东部蒙古语群的布里亚特方言（伊万诺夫斯基），符拉基米尔佐夫提出达斡尔语是蒙古语的一个方言，包括在东支里，而桑杰耶夫首次提出达斡尔语是独立的语言。

除此之外，在《蒙古语族语言》（The Mongolic Languages）[7]的第六章，津曲敏郎利用俄罗斯和中国学者已调查的达斡尔语语料、Hitoshi Kuribayashi（1989）和Shigeki Shiotani（1990）等人的调查材料及其1985～1986年的田野调查语料（海拉尔方言区），对达斡尔语的音段音位、词结构、词法形式、词汇、句法进行了描写研究。

有关达斡尔语的大多数研究成果由国内学者完成。在国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调查达斡尔语，可总结为五个方面。

1.田野调查

1955～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人员进行全国语言普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五工作队达斡尔语调查组到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记录语料。巴达荣嘎、孙竹、刚苏和等人编写《达斡尔语简志》初稿，仲素纯、乌珠尔、清格尔泰、拿木四来发表文章，介绍了达斡尔语概貌。仲素纯1981年出版了《达斡尔语简志》。

1980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组织人员，按照统一大纲，对国内蒙古语族语言以及蒙古语卫拉特方言、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进行第二次调查。由恩和巴图带队到莫旗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语言调查，编写《达斡尔语调查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达斡尔语和蒙古语》[8]《达斡尔语词汇》[9]《达斡尔语话语材料》[10]《达汉小词典》[11]等著作。

从20世纪90年代到目前，丁石庆、其布尔哈斯、呼和等人从语言使用、语言本体研究或语音实验的角度进行调查，大部分调查都集中在莫旗布特哈方言区，还有一部分调查在海拉尔方言区（梅花）和新疆方言区（丁石庆）内进行。相比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调查，后期调查设备和技术有了明显的改善，更注重语料保存，更大程度上关注语言使用和传承。

2.语言本体研究

综合研究：《中国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概况》[12]在第四到第九篇中，描写蒙古语族各语言的语音、音系、语法以及词汇，包括达斡尔语。《达斡尔语概况》[13]专题研究达斡尔语，描写其语音、词法、句法。《达斡尔语简志》[14]介绍达斡尔语概貌，后附700多条达斡尔语单词。恩和巴图的《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描写达斡尔语语音、语法和词汇，对蒙古语和达斡尔语语音进行详细比较，分析达斡尔语中所保留的蒙古语族语言早期特征。《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比较》[15]用描写、对比等方法对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的方言、语音、词法和句法进行研究，后附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纳文土语4000多个单词、15则民间文学文本以及34条谚语。《达斡尔语概论》[16]系统描写达斡尔语系属、方言、语音、词法、句法，后附日常对话、民间故事等约1.4万词的语料。

专题研究：《达斡尔语元音和谐》[17]分析达斡尔语词内元音相互适应和排斥规律，跟蒙古语进行对比，提出了达斡尔语的元音和谐规则以及元音阴阳之分的理由。《关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同源词》[18]作者利用1990年在莫旗尼尔基镇和腾克公社进行田野调查所得的2500多个单词，进行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同源词比较研究，发现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单词里，与蒙古语有同源关系的词有1600多个。《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同源词词义比较研究》[19]作者2006年到2011年间在达斡尔语四大方言区进行田野调查，对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同源词词源问题进行对比研究。《达斡尔语的传据语用策略》[20]以传据范畴的概念，对达斡尔语传据形式及功能进行了分析。《达斡尔语中的满—通古斯语借词》[21]《论达斡尔语中的满语借词》[22]《试论汉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23]等文章分析了达斡尔语中的借词。斯仁巴图[24]、希德夫[25]、乌尼尔其其格[26]等人在达斡尔语和鄂温克语、维吾尔语之间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他涉及达斡尔语语法、语义等方面的论著还有《达斡尔语的亲属称谓》[27]《达斡尔语的领属后缀》[28]《达斡尔语的谓语人称范畴》[29]《关于达斡尔语的格》[30]《关于达斡尔语动名词》[31]《试论达斡尔语的“类指”范畴》[32]《达斡尔语名词语法成分的重叠》[33]《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同源词词义差异》[34]等。

3.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研究

《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35]结合达斡尔语和达斡尔文化，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研究达斡尔语，尤其对宗教词语、人名和地名的文化内涵、语言接触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莫旗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36]利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莫旗境内达斡尔人语言使用情况、转用汉语的模式以及语言传承和保留现状等做了研究。《莫旗达斡尔族语言发展趋势预测》[37]《达斡尔族早期狩猎文化的母语重建》[38]《论达斡尔族母语文化的物质层次》[39]等多篇论文用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了达斡尔语。

4.达斡尔族文献及文字研究

18～19世纪，达斡尔人借用满文字母书写达斡尔语，形成了满文字母的达斡尔文，到19世纪末期，其拼写方法基本规律化，对创立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及达斡尔族文学语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0]《清代达呼尔文文献研究》[41]将19世纪达斡尔族文学大师敖拉昌兴等人的51篇文学作品译为汉语，并做了注释。《清代“达呼尔文”研究》[42]从历史、语言文字系统，以及人类语言学的角度对清代“达呼尔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19世纪达斡尔人使用的文字》[43]《〈满达词典〉研究》[44]《论清代“达呼尔文”的历史文化价值》[45]等论著对清代达斡尔人所使用的文字进行了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前后两次起草创建达斡尔文字方案。20世纪50年代用斯拉夫字母创建达斡尔文字，因众多原因夭折。80年代以拉丁字母为基本字母，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参考方案，以布特哈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布特哈方言纳文土语为基础语音，提出达斡尔文字方案。后称其为“达斡尔语记音符号”。“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所用的字母如下[46]：

短元音字母6个：ɑ，e，i，ie，o，u

长元音字母6个：ɑɑ，ee，ii，iee，oo，uu

复合元音字母16个：ɑi，ei，oi，ui，ɑo，eu，uɑ，ue，iɑ，io，iu，iɑɑ，uɑɑ，ioo，uɑi，iɑo

辅音字母18个：b，p，m，f，d，t，n，l，g，k，h，j，q，x，s，r，y，w

借音字母11个：z，c，v，zhi，chi，shi，ri，zi，ci，si，ng

5.达斡尔语词典和词汇集

最早出现的达斡尔语词典是1892年达斡尔人顺泰编著的《满汉达呼尔合璧大词典》。这是一部分类词典，包括了达斡尔语36类语词。[47]从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30多年间，开英、恩和巴图、胡和、刚苏和、拿木四来、那顺达来、苏都日图木热等人前后出版或编写了达斡尔语各种词典或词汇集10部左右。

（三）达斡尔语语音研究情况

在达斡尔语语音和音系研究论著中，绝大多数为布特哈方言纳文土语语音研究著作，布特哈方言其他土语以及齐齐哈尔方言、新疆方言、海拉尔方言的语音研究著作较少。以下，以发表年份前后为序，介绍达斡尔语语音和音系研究概况，若无特别说明，研究对象均为布特哈方言纳文土语。

（1）《中国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概况》用俄文字母记录达斡尔语语音，认为①达斡尔语音系有5个短元音、5个长元音、8个复合元音、18个辅音、3个借词辅音和6种音节类型；②达斡尔语有辅音腭化和唇化现象；③重音在第一音节；④有元音和谐律，а、о是阳性元音，э是阴性元音，и、у是中性元音，规则是阳性和阴性元音不能出现在同一个词里。

（2）《达斡尔语概况》[48]认为①达斡尔语母语音位有6个短元音、6个长元音、6个复元音（前响）、18个单辅音、10个腭化辅音、9个唇化辅音；借词音位有2个长元音、2个复元音（后响）、3个单辅音；②m、n、l、r、b、k等辅音结合d、t、ʤ、ʧ、s、ʃ、k等辅音，形成复辅音；③有4种音节类型；④重音在第一音节，第一音节元音发音清晰，比其他音节元音略长；⑤没有全面的元音和谐，部分词有和谐，和谐规则是第一音节的元音决定后续音节元音；⑥有增音、减音、同化等语音变化。

（3）《达斡尔语简志》[49]基本坚持了《达斡尔语概况》的观点，但稍有变动，如：①有11个腭化辅音，多了一个pj；②有12个唇化辅音，多了mw、lw、ʤw等3个辅音；③提出了更多复辅音组合，如b、m、n、l、r、ɡ、k、ŋ后加d、t、ʤ、ʧ、s、ʃ、p、dw、sw、kw、tw、ɡw等辅音，形成辅音组合。

（4）《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比较》[50]提出，达斡尔语：①有6个短元音、6个长元音、10个复合元音、18个单纯辅音、14个腭化辅音和8种音节类型；②重音在词的第一音节，第一音节元音发音清晰，其他音节元音短、模糊；③元音和谐律复杂，中性元音多，有词干元音和谐和词干与词缀间的元音和谐等；④有同化、异化等音变现象。

（5）《论达斡尔族语言》（上）[51]根据布特哈土语纳文话（该文认为达斡尔语没有方言差别，布特哈只是土语），提出达斡尔语①有6个短元音、6个长元音、18个复元音、2个借词元音、18个单纯辅音、6个腭化辅音和6种音节类型；②重音落在第一音节，第一音节元音发音清晰；③元音和谐律不如蒙古语严整，一个词里可以出现很多种元音。

（6）《达斡尔语和蒙古语》[52]所做的语音和音系描写比较详尽，该著作也是达斡尔语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著作。文中提出达斡尔语①有6个短元音、6个长元音、6个复元音、8个借词元音、17个单辅音、11个腭化辅音、13个唇化辅音、2个借词辅音、6种音节类型；②m、l、n、r、b、j、ɡ、Ɣ和t、d、k、s、ʤ、ʧ、ʃ、p等辅音相互组合，形成复辅音；③有固定在第一音节的着力重音和落在末尾音节的音调重音；④元音和谐比较完整，有独立元音的和谐、独立元音与依附元音的和谐、词干元音与附加成分元音的和谐等几种；⑤有语流音变现象。

（7）《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异同比较》[53]认为达斡尔语①有7个短元音、6个长元音、7个复合元音、1个借词元音、16个基本辅音和1个借词辅音；②元音和谐律比较严密；③有音变现象。与其他论著不同的是，该文认为达斡尔语有ɔ、ɷ、u等3个圆唇元音，并提出达斡尔语元音和谐律比较严整。

（8）《新疆达斡尔语语音及其特点》[54]分析达斡尔语新疆方言的语音特点，并在新疆方言、布特哈方言和齐齐哈尔方言语音之间进行了比较，提出新疆达斡尔语已受到哈萨克语的影响。该文认为新疆达斡尔语有短元音、长元音和复合元音各6个，有19个单辅音，腭化辅音和唇化辅音各11个，词重音出现后移趋向。

（9）《达斡尔语概论》[55]根据布特哈方言和齐齐哈尔方言的特点，提出达斡尔语①有6个短元音、6个长元音、19个复合元音、20个母语辅音、4个借词辅音、6种音节类型；②有复辅音；③重音固定在第一音节，第一音节元音不会拉长，不会着力，重音没有区别词义功能；④元音和谐被限制在词根和词干里，有舌位和谐和唇形和谐；⑤有鼻化、腭化、唇化、同化、交替等音变现象。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该书作者提出腭化和唇化是一种音变现象。

（10）《达斡尔语与蒙古书面语语音比较》[56]认为达斡尔语①有6个短元音、6个长元音、3个复元音、19个母语辅音、5个借词辅音；②有腭化辅音和唇化辅音。

（11）《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语音特点》[57]在描写布特哈方言语音特点的同时又在达斡尔语四个方言语音之间做了比较，认为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①短元音、长元音、复合元音和借词元音各有6个，有17个母语辅音、2个借词辅音、11个腭化辅音、13个唇化辅音；②元音可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阳性和阴性元音内部和谐，同时各自与中性元音和谐。

（12）津曲敏郎（Toshiro Tsumagari）在The Mongolic Languages里根据达斡尔语海拉尔方言的语料，提出达斡尔语①有5个短元音、5个长元音、7个复合元音、17个母语辅音、2个借词辅音、11个腭化辅音、13个唇化辅音；②音节结构可描写为：（C）（G）V（V）（（C）C）（G），V为Vowel，C为Consonant，G为Glad，括号内的音可有可无，只有不在括号里的音是不可或缺的；③重音（stress）在第一音节，音高（pich）在最后音节；④有元音和谐律，元音可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等三种。

（13）《达斡尔语海拉尔方言元音声学分析》[58]首次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分析达斡尔语海拉尔方言区4名发音人（2男、2女）的发音语料（800个孤立发音的单词），得出达斡尔语海拉尔方言①词首音节有9个短元音，非词首音节有6个短元音，有词末弱短元音；②词首和非词首音节各有8个长元音音位；③有16个复合元音；④词重音不是固定在第一音节；⑤有阴阳和谐等观点。

（14）《达斡尔语的元音和谐》[59]研究达斡尔语元音和谐，认为达斡尔语的元音和谐规律比较复杂，元音可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三种，中性元音较多，有阴阳和谐现象。

（15）《音系规划及其在达斡尔语中的应用》[60]利用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生成音系理论，研究了达斡尔语音系规则。

（16）《达斡尔语词首音节短元音声学分析》[61]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分析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区1名男性发音人的发音语料，认为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词首音节有ɐ、ə、i、o、u、ε等6个短元音。该文对ɐ、ε两个元音的舌位描写和国际音标选用均不同于其他论著。

（17）《达斡尔语四种方言中的辅音k与x的对应的演变》[62]利用恩和巴图、开英、胡和、津曲敏郎等人的语料（各为布特哈方言、新疆方言、齐齐哈尔方言、海拉尔方言），基于津曲敏郎提出的“强音的影响”“擦音化”等概念，研究了达斡尔语软腭辅音的分布规则。

（18）《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的辅音同化》[63]统计作者2008年录制的1600个单词中出现的辅音同化现象，分析辅音同化规律，提出布特哈方言的辅音有顺同化、逆同化、半同化等多种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新疆达斡尔语小舌音浅析》[64]《哈萨克语对新疆达斡尔语语音的影响》[65]等文分析了达斡尔语新疆方言的语音特点。《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元音比较》[66]《达斡尔语海拉尔方言词首唇化辅音》[67]《蒙古语b、d、g、s音与达斡尔语r音之间的对应关系》[68]《达斡尔语海拉尔方言的非词首短元音的央化现象》[69]等论文对达斡尔语语音特点进行了研究。

（四）总结

有关达斡尔语短元音、长元音、单辅音、重音等问题，大部分人意见一致，认为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有/a、o、ə、u、e、i/等6个短元音以及相对应的6个长元音，少数人认为有5个短元音和5个长元音。人们一共记录了25个单辅音，其中/b、p、m、w、d、t、s、n、l、r、ʤ、ʧ、ʃ、j、ɡ、k、x/等17个辅音为大家意见一致的基本辅音，除此以外还记录了/ŋ、z、f、ʨ、ʨh、ɕ、Ɣ、ɡ[70]/等8个单辅音。大部分人认为达斡尔语有着力重音，落在词的第一音节。也有人提出达斡尔语还有音调重音，在词末音节。另外，有关复合元音、借词音、腭化辅音、唇化辅音、元音和谐律等问题，各家亦持有不同意见，而有关音节的研究较少，很少有人涉及音系规则问题。下面，以表1、表2、表3展示上述13部论著研究成果，以便互相对比。

表1 达斡尔语元音研究成果对比（以作者姓名第一字和年份区分不同的论著，下同）

表2 达斡尔语辅音研究成果对比

表3 达斡尔语超音段特征研究成果对比

总之，人们已对达斡尔语系属、方言划分、语音、音系、文字史、词法、句法、词汇等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已解决达斡尔语系属、方言划分等问题，并收集大量词汇和长篇语料，但存在不少问题。首先，研究领域覆盖面相对窄。词法、词汇、语义研究多而深入，音系和句法研究少。其次，方法相对单一，使用传统语言学的描写、对比、比较等方法较多，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使用得少。最后，各方言土语的研究不平衡。布特哈方言纳文土语的研究较多，其他方言土语的研究少，特别是齐齐哈尔方言研究很少。除此之外，虽然已有人关注到达斡尔语濒危情况，开始研究语言使用情况，收集语料，挽救语言，但力量薄弱，需要更多人力和财力。

从布特哈方言语音和音系研究情况来看，单元音、单辅音和重音的问题在共识上分歧少，但在复元音、腭化辅音、唇化辅音、借词音、复辅音、元音和谐律等方面意见分歧较大，在音系规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虽然有很多学者描写过达斡尔语音节模式，但未能深入分析其组合规律。大部分学者认同重音在第一音节，但没有人分析过布特哈方言词内音调模式及其重音之间的关系。有学者使用实验方法分析过布特哈方言纳文土语的元音，但只分析了词首音节短元音，对其他元音、辅音、超音段特征等语音现象，还未进行基于实验数据的量化描写。达斡尔语研究虽然已取得很多成就，但仍然需要使用实验音系学理论和方法，结合声学和功能分析，从音段音位、音段音位以下的区别特征和音段音位以上的超音段特征角度，全面而细致地分析达斡尔语的音系。

总的看，以往研究偏重语言归属和比较、搜集语料、分析同源词，而忽略了达斡尔语固有特点。传统研究偏重基础研究，忽略了语言研究的实践目的。就方法论而言，传统研究着重分科（语音、词法、句法）研究，没有充分注意语音现象同形态和词汇系统之间的关系、音段特征同超音段特征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很多语音现象解析不够。

三 研究意义、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意义和内容

鉴于以上研究概况，本文以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纳文土语的语料为研究对象，对其语音进行声学分析，量化描写该土语元音、辅音、词内音调模式，进一步用功能对立、语音自然类及区别特征理论分析其音系，归纳音系规则。

（1）基于现代实验语音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利用高质量录音器材和通用的语音分析软件，进行数据采集、声学分析和数据统计，量化描写达斡尔语语音现象，并用现代音系学理论分析达斡尔语音系，系统而全面地展现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纳文土语的音系建构。这类研究有助于解决传统语音研究中有争议的达斡尔语语音问题。词内音调模式研究是连续语流韵律模式研究的基础，该项研究也能够为以后的达斡尔语口语韵律研究奠定基础。

（2）达斡尔语元音、辅音、音节和重音的实验研究结果对蒙古语族其他语言相关领域的研究，甚至阿尔泰语系各语言语音、音系、音调、韵律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针对目前达斡尔语使用域萎缩的实际情况，本文所收集的语料、创建的参数库及词库对语言保护和保存具有较高使用价值，还可用于各种语言研究和信息科学研究，并能够促进达斡尔语的学习和应用。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系统论的描写方法。声学描写使用声学分析法。音系构建使用基于对立和分布的音位归纳法以及基于区别特征的音系规则形式化方法。音位变体描写、超音段特征的描写和音节研究多使用对比法。全部数据分析使用量化统计方法。

（1）基于语音实验方法，用语音声学数据描写音段特征和超音段特征。用元音前三个共振峰、音长和过渡特征描写元音。用元音过渡、辅音共振峰、辅音音长、辅音音强等数据描写辅音音质。根据音高、音强和音长的分布模式分析音节和重音的特征。设计专题实验，对于音节、重音、词末元音等疑难问题进行听辨实验。该研究用PRAAT语音分析软件获取实验数据。具体步骤为，用PRAAT软件进行语音标注后，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语言实验研究室为建立阿尔泰语系语言语音声学参数库所编写的脚本程序，自动采集数据，进行严格校对，保证数据正确性。声学参数采集方法如下。

元音时长：在词首和词末，元音的起始和结束以嗓音振动信号为标志。在词中，元音不清化时，以元音第二共振峰的起始和结束为元音的起始和结束标准，元音出现清化现象时，将元音清化段包含在元音部分里。

辅音时长：判定各类辅音的起始和结束时，一般以其标志性频谱的出现和结束为准。比如鼻音波形、清擦音的强能量乱纹、塞音和塞擦音的空白段或VOT、浊擦音或近音的能量变化等。

元音共振峰：在元音起始点、元音目标位置、元音结束点上采集了前4个共振峰值。元音目标位置选在共振峰无过渡，较为平缓或受前后音素影响较少的时间点上。

辅音共振峰、强频集中区频率：在目标位置上，采集浊辅音的前5个共振峰或清擦音的强频集中区频率。除了塞音和塞擦音外，其他辅音的目标位置一般选在辅音前1/3段的结束处。

音高：用PRAAT的Pitch菜单显示音高曲线，以音节为单位，在音高曲线的起点、折点、终点上各采集一个数据。针对部分数据，在音高曲线上等距等额采集多个数据。

音强：在元音音强曲线的最高处采集元音音强数据。在辅音目标位置上采集辅音的音强数据。对塞音和塞擦音，其爆破点，即冲直条出现位置为目标位置；对其他辅音，前1/3段的结束点是目标位置。

本研究中，不同发音人的共振峰数据和音高数据没有进行归一化处理，以原始数据的图谱化形式展现语音特点，并用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绘制图谱后发现，男女发音人元音格局之间具有较好的对应。统计声学参数用了均值（AVG）、标准差（STD）和变异系数（CV）等数据。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是将标准差除以均值而获得的百分比数据。当需要比较两组数据离散程度大小的时候，两组数据的测量尺度相差太大，或者数据量纲不同，如果直接使用标准差来进行比较就不合适，此时应当消除测量尺度和量纲的影响，而变异系数正解决了这一问题。

（2）文中主要用的图谱有三维语图、声学元音图、音高走向图、音长对比图、音强对比图等。本研究用了Joos型声学元音图，以元音第一共振峰F1为纵轴、以元音第二共振峰F2为横轴，绘制元音格局图。声学元音图纵轴（F1）刻度为线性刻度，男声从200Hz到1000Hz，女声从200Hz到1200Hz，横轴（F2）刻度为对数刻度，男声从500Hz到3000Hz，女声从500Hz到4000Hz。声学元音图与元音舌位图之间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元音声学图包括单个元音分布范围图、元音系统对比图、元音舌位三角图等。

（3）用区别特征矩阵归纳达斡尔语音系，并用形式化表达式描写音系规则。

四 语料和参数库

（一）语料

语料来自“达斡尔语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71]（下称“参数库”）和田野调查材料，见附录2。“参数库”语料收集于2008年7月和12月，包含两男两女发音人每人1900多个单词、300个短语和200个句子，共14000多词。从中选用7000左右孤立发音的单词采集数据。本书主要利用了3000个单词的语音数据。

发音人：M1，男，45岁，高中文化，莫旗博物馆干部，祖籍为讷河市，出生于尼尔基镇，没有长期离开过该地区，父母和配偶均为当地达斡尔族，达斡尔语母语能力良好，发音条件符合实验要求。M2，男，56岁，函授专科学历，公务员，祖籍为莫旗西拉金村，出生于莫旗腾克乡，居住于尼尔基镇，没有长期离开过该地区，父母和配偶均为当地达斡尔族，达斡尔语母语能力良好，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发音条件符合实验要求。F1，女，36岁，自考本科学历，达斡尔语播音员，祖籍为讷河市，出生于阿尔拉镇开花浅村，居住于尼尔基镇，没有长期离开过该地区，父母和配偶均为当地达斡尔族，达斡尔语母语能力良好，发音条件符合实验要求。F2，女，41岁，函授专科学历，个体经营者，祖籍为莫旗汗郭尔河，出生于阿尔拉镇拉力浅村，居住于尼尔基镇，没有长期离开过该地区，父母和配偶均为当地达斡尔族，达斡尔语母语能力良好，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发音条件符合实验要求。本研究以M2和F2的参数为主分析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语音，同时参考另外两位发音人的语料和笔者的田野调查语料。

语料录制设备：语料用IBM X40笔记本电脑、Creative Sound blaster 7.1声卡和SONY44B指向性话筒等设备录制于莫旗电视台录音室，用Cooledit 2.0软件整理语料，用PRAAT语音分析软件采集数据，用EXCEL进行数据统计。

田野调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2014年9月到11月（约50天），在莫旗阿尔拉镇、尼尔基镇等地搜集6000多条达斡尔语词和约3万词量的口语长篇语料，发音人为男性，88岁，退休干部，祖籍为莫旗绰尔哈屯（现黑龙江省甘南县境内），长期在阿尔拉镇工作。语料收集设备为联想笔记本电脑、SONY44B指向性话筒、SONY录音笔和SONY摄像机，用笔记本电脑和录音笔同步录音，并全程摄像记录发音人肢体语言。在此基础上利用SIL的Fieldworks平台建立了“达斡尔语词库”[72]。第二次田野调查在2015年8月1到15日（约15天）于莫旗尼尔基镇进行。这次调查是为“参数库”补充调查，结合语音学和音系方法，以调查和分析元音长短、词末元音、腭化辅音、唇化辅音、词内音调等为主要目的。发音合作人为莫旗阿尔拉镇、腾克镇和尼尔基镇的4男2女，年龄在57～68岁。调查词表由三部组成。（1）140条长短对立词，即以元音长短对立形成对照组，比如nər“名字”～nəːr“灶门上方”等。调查方法为发音人根据汉语对应词，直接用达斡尔语发音，并进行录制。（2）60条包含长元音或短元音的词，调查方法为询问、模仿、听辨，比如调查者将长元音词发为短元音词，询问准确度和自然度，让发音人听辨。（3）46条含有词末元音的词，词末元音前邻辅音设计为基本辅音、腭化辅音、唇化辅音、复辅音、重叠辅音等不同种类。调查方法：将这些词编入短语和句子中，调查者说汉语，让发音人直接翻译并说出达斡尔语。调查在较为安静的宾馆进行，用联想笔记本电脑、SONY44B指向性话筒、SONY录音笔录制。

（二）参数库

“参数库”包含 M2和F2发音人的3000多个单词参数，包含18个功能字段，17个辅音参数字段，14个元音参数字段，4个音高参数字段，2个词和音节音长参数字段，共55个字段。[73]

功能字段：18个功能字段可分为3类，即序号信息、词和音节信息、音素信息。序号信息包括2个字段，参数自然序号和声样的文件名。词和音节信息包括9个字段，即词的音标、词内音素个数、词内音素序号、音节音标、词内音节个数、词内音节序号、音节类型、音节内音素个数、音节内音素自然序号等。音素信息包括7个字段，即音素音标、音素分类属性、音素在音节内的分类序号、目标音素前邻音素、前邻音素的分类属性、目标音素后邻音素、后邻音素的分类属性。利用这些功能字段可以完成各类数据分类、排序、查找、筛选等工作。

辅音参数字段：辅音参数字段为17个，可分为音长数据、音强数据和频谱数据等3类。音长数据包括塞音和塞擦音的无声间隙（GAP）长度、嗓音起始时长（VOT）、辅音音长等3个字段。音强数据为记录辅音音强的1个字段。频谱数据字段包含13个字段，即清辅音共振峰字段5个、浊辅音共振峰字段5个以及清擦音强频集中区字段3个。

元音参数字段：元音参数字段包括元音音长字段1个、音强字段1个、前过渡共振峰字段4个、目标位置共振峰字段4个、后过渡共振峰字段4个，共14个。

音高参数字段：音高参数字段包括3个音高数据字段和1个长度字段。

词和音节音长参数字段：用2个字段计算生成了词和音节的时长。

---

[1] 《达斡尔族简史》修订编写组：《达斡尔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

[2] 恩和巴图：《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第23页。

[3] 丁石庆：《莫旗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商务印书馆，2009，第179～183页。

[4] 转引自恩和巴图《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欧南乌珠尔《达斡尔语概论》、丁石庆《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等论著。

[5] 恩和巴图：《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第18～20页。

[6] 欧南·乌珠尔：《达斡尔语概论》，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5～6页。

[7] Juha Janhunen，The Mongolic Languages，Routledge 11 New Fetter Lane，London，EC4P4EE，2003.该书第六章为Toshiro Tsumagari（津曲敏郎）所撰写的达斡尔语概论。

[8] 恩和巴图：《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9] 恩和巴图：《达斡尔语词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10] 恩和巴图：《达斡尔语话语材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11] 恩和巴图：《达汉小词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12] 清格尔泰：《中国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概况》（蒙古文），《蒙古语文》1957年第11、12期；《蒙古历史和语文》1958年第1、4、6、7、12期。

[13] 仲素纯：《达斡尔语概况》，《中国语文》1965年第4期。

[14] 仲素纯：《达斡尔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2006年由丁石庆修订再版。

[15] 拿木四来、哈斯额尔敦：《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比较》（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16] 欧南·乌珠尔：《达斡尔语概论》，哈尔滨出版社，2003。

[17] 仲素纯：《达斡尔语元音和谐》，《民族语文》1980年第4期。

[18] 乌力吉达来：《关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同源词》（蒙古文），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1991年。

[19] 其布尔哈斯：《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同源词词义比较研究》（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

[20] 丁石庆：《达斡尔语的传据语用策略》，《民族语文》2012年第6期。

[21] 朝克：《达斡尔语中的满—通古斯语借词》，《民族语文》1988年第4期。

[22] 丁石庆：《论达斡尔语中的满语借词》，《满语研究》1990年第1期。

[23] 塔娜：《试论汉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Z1期。

[24] 斯仁巴图：《鄂温克语和达斡尔语、蒙古语的形动词比较》，《满语研究》2001年第1期。

[25] 希德夫：《达斡尔语与鄂温克语语音比较》，《满语研究》2004年第2期。

[26] 乌尼尔其其格：《达斡尔语和维吾尔语谓语性人称附加成分的比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7] 仲素纯：《达斡尔语的亲属称谓》，《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

[28] 拿木四来：《达斡尔语的领属后缀》，《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29] 拿木四来：《达斡尔语的谓语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81年第2期。

[30] 恩和巴图：《关于达斡尔语的格》，《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1985年第3期。

[31] 丁石庆：《关于达斡尔语动名词》，《语言与翻译》1993年第2期。

[32] 丁石庆：《试论达斡尔语的“类指”范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33] 丁石庆：《达斡尔语名词语法成分的重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

[34] 其布尔哈斯：《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同源词词义差异》，《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2009年第6期。

[35] 丁石庆：《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36] 丁石庆：《莫旗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商务印书馆，2009。

[37] 丁石庆：《莫旗达斡尔族语言发展趋势预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8] 丁石庆：《达斡尔族早期狩猎文化的母语重建》，《满语研究》2004年第1期。

[39] 丁石庆：《论达斡尔族母语文化的物质层次》，《民族语文》1994年第3期。

[40] 恩和巴图：《谈满文字母的达斡尔文》，《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

[41] 恩和巴图：《清代达呼尔文文献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42] 郭蕊：《清代“达呼尔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2007年。

[43] 恩和巴图：《19世纪达斡尔人使用的文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44] 恩和巴图：《〈满达词典〉研究》，《满语研究》1994年第2期；恩和巴图：《〈满达词典〉研究（二）——满达词汇对照》，《满语研究》1995年第2期。

[45] 丁石庆：《论清代“达呼尔文”的历史文化价值》，《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3期。

[46] 恩和巴图：《达斡尔语记音符号》，《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47] 恩和巴图：《〈满达词典〉研究》，《满语研究》1994年第2期。

[48] 仲素纯：《达斡尔语概况》，《中国语文》1965年第4期。

[49] 仲素纯：《达斡尔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2006年由丁石庆修订再版。

[50] 拿木四来、哈斯额尔敦：《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比较》（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51] 孙竹：《论达斡尔族语言》（上），《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52] 恩和巴图：《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53] 巴达荣嘎：《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异同比较》，《民族语文》1988年第6期。

[54] 丁石庆：《新疆达斡尔语语音及其特点》，《语言与翻译》1995年第1期。

[55] 欧南·乌珠尔：《达斡尔语概论》，哈尔滨出版社，2003。

[56] 何日莫其：《达斡尔语与蒙古书面语语音比较》，《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4期。

[57] 丁石庆：《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语音特点》，《民族语文》2008年第6期。

[58] 梅花：《达斡尔语海拉尔方言元音声学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2009年。

[59] 仲素纯：《达斡尔语的元音和谐》，《民族语文》1980年第4期。

[60] 白纯：《音系规划及其在达斡尔语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1992年。

[61] 其布尔哈斯、呼和：《达斡尔语词首音节短元音声学分析》，第9届中国语音学会议论文，南开大学，2010年8月。

[62] 山田洋平：《达斡尔语四种方言中的辅音k与x的对应的演变》，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2013年。

[63] 其布尔哈斯：《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的辅音同化》，《中国蒙古学》（蒙古文）2007年第2期。

[64] 丁石庆：《新疆达斡尔语小舌音浅析》，《民族语文》1992年第5期。

[65] 丁石庆：《哈萨克语对新疆达斡尔语语音的影响》，《语言与翻译》1991年第4期。

[66] 阿如含：《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元音比较》，《赤峰师范专科学院学报》（蒙古文）2012年第2期。

[67] 敖云高娃：《达斡尔语海拉尔方言词首唇化辅音》，《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2008年第4期。

[68] 马银亮：《蒙古语b、d、g、s音与达斡尔语r音之间的对应关系》，《中国蒙古学》（蒙古文）2005年第1期。

[69] 梅花：《达斡尔语海拉尔方言的非词首短元音的央化现象》，《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2014年第3期。

[70] 不同人用同一符号记录不同辅音，该/ɡ/为浊塞音，而上述17个辅音中的/ɡ/记录的是清塞音。

[71] 该参数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北方民族语言实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由笔者完成。

[72] 该词库为中央民族大学包玉柱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蒙古语族语言语料库研制”的子课题成果。

[73] 该参数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语音实验室《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框架基础上增减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