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学东渐：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高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成为民族主义思潮不断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一）清末民初：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是传统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华夷中心观、华尊夷卑观和“夷夏之辨”观念。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局面，也使清政府从“天朝大国”的自我定位中清醒过来。西方列强的相继侵入，促使中国人开始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发现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通过这种发现，也促使中国人不断思考，缘何被中国人称为“夷”的西方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诸方面都比中国先进？经过对比认识中西方差距，使中国人产生一种民族危机感和民族忧患意识，这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情况下，中国人为谋求自救而被迅速激活，进而导向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目标。

有学者指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危机、国家政治结构中的秩序危机和民众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构成了一幅近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整体图景”，“要求新的救国理论和新的意义系统”[15]，进化论就承担了这一重要角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欧风靡一时，将此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被应用于人种论而广为传播，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起到了“吹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号角”[16]的作用。

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发表了《原富》一文，认为生物界的适者生存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种问题。在严复看来，“种”是指世界上存在的“黄、白、褐、黑”四大人种，而黄种人并不是弱的种族，但如果民无智、无德，“种将弱，国将贫，兵将弱化”，从而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之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1898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并以《天演论》名称出版，共30种以上版本在知识分子中间广泛阅读[17]，对当时救亡图存的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产生了推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形成的两种力量，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两派就中国的前途命运安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主张“帝国的臣民原本是没有种族之差别的，如果确立了立宪政治，就能形成多种族的统一的国民”，而革命派主张“虽然现在的中国是多种族的国家，但应该把这一国家重新建立为单一种族等于汉族的国家，因此必须排满”[18]；君主立宪派认为“汉满不分”，“黄帝是满汉共同的祖先”，而革命派认为中国是汉族的国家，应该从满族这个异族的手里恢复汉族统治。然而，不管两派如何争论，“其‘谋国’之心其实是一致的，即都为着民族的救亡”[19]，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当时日本摆脱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成功地走上了“脱亚入欧”的现代化道路，成为亚洲国家“西学东渐”的典型。留日中国人深受日本各种思想理论的影响，大量翻译有关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方面的书籍。在诸多思想理论中，对梁启超产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有关国民与民族的学说，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及其理论话语传到了中国。梁启超最早使用“民族”“民族主义”“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等概念，是近代中国宣传民族主义的第一人。

1901年10月，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梁氏指出：“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故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从梁启超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对民族主义寄予厚望，希望可以团结人心，抵抗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首次阐释建立民族国家问题，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20]1902年，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对于国民成分多元的中国来说，其解读“成为中国社会由传统王朝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中的关键词”[21]，因为它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还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国民，也决定着清王朝统治是否“正统”。1903年，梁启超访问美国，深感共和政体存在弊端，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改变，由原先力捧的民主共和与排满革命，转为君主立宪。同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对原先提到的民族主义做了很大修正，那就是民族主义不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唯一途径。由此开始，梁启超反对排满，认为联合汉、满、蒙、苗、藏，组成一个大民族一致对外，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

从梁启超的上述主张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国内各民族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目的是集合国内各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达到救亡图存目的，梁氏后来称之为“大民族主义”，该思想对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也是深刻论述民族主义的思想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将“种族革命”作为宣传和动员革命的策略，以“排满”为口号的民族主义话语，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心理需求。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均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上清政府日益腐败无能，一些人士将中国的积贫积弱归咎于清政府的少数民族政权性质，推翻清朝统治成为当时仁人志士实现强国之路的迫切愿望。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当时兴中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一直到广州起义的策动，再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这一阶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均持反满的态度[22]，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狭隘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窠臼之中。

同盟会成立后，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作为其纲领，并将《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主张，将民族主义放在其政治主张之首，足见其对民族主义的重视程度。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因为它“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23]。而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因为在孙中山看来，“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24]。此时其革命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可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初步具备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发表讲演，强调革命并非“尽灭满洲民族”，而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25]，“揭示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进步内质”[26]。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政治的大门。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7]在孙中山看来，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国内各民族间不再存在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能够相互融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但民族融合的实现途径，以及存在的问题，孙中山并没有给出回答。

从“排满”到“五族共和”，体现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从狭隘民族主义转向国家民族主义，建立独立、民主和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则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28]

（二）五四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广大市民、工商界等中下层人士共同参与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青年学生中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日本“脱亚入欧”目标为西方思潮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使西方思潮大量传入中国成为可能。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青年学生率先接受了这些新的思想，为他们后来在运动中成为先锋力量奠定了思想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就战败国问题进行协商，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之一参加了巴黎和会，与会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取消“二十一条”，但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的正义要求，全然不顾及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一经传开，青年学生群情激愤，随后工商业者、教育界和爱国团体纷纷谴责帝国主义国家的无理行径，并通过示威游行、罢工、请愿等方式表达爱国热情。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签字仪式。

从五四运动发生的国际背景看，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趁列强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之机，获得了独霸中国的机会，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尤其在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之后，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最大威胁。在国家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国内的民族情绪进一步被调动起来，全中国团结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同时明确了救国不仅要反帝，而且还要铲除封建军阀和卖国贼。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国人对和会标榜的公理、正义以及对威尔逊十四点和平计划的高度期许，变成了山东权益交涉失败后的失望，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点燃了国内早已炽热的民族情绪”，“国家主权观念和民族独立、领土疆域完整的责任感在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获得更多新的理解”[29]。

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中下层群众参与的运动，表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产阶级力量壮大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新的内涵，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转折意义。可以说，五四运动振奋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忱，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并作为升华了的爱国精神为后人传承。

（三）抗日战争：救亡图存背景下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觉”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经济萧条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日本趁英美国家忙于应付本国经济危机以及中国国内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机，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我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东北军民的抗日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国民政府为避免与日本冲突扩大，采取了妥协政策，致使日本野心不断扩张。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无论是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还是对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和“三光”政策，抑或是丧心病狂的细菌战、化学战，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民族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抵抗日本侵略成为该时期民族主义思潮的最强音。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华儿女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冰释前嫌，联合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政治力量，建立了全民族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广大学生进行游行示威，“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社会各界积极抗日，爱国人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艰苦的多年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及财产损失，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空前加强，国家观念也大大增强。

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使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各族人民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不断强化的“中华民族”认同，成为各族人民共同接受的民族实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30]。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中形成的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不畏强暴的拼搏精神、舍身救国的奉献精神、统一抗战的团结精神、坚持到底的自强精神，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掀起了新的高潮。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是伴随着中国大门被打开而传入中国的，它经过先进的中国人早期译介得到广泛传播，并随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不断形成、发展、高涨，“民族主义意识已经在中国深深地扎下了根：‘中国’已经是一个国家，‘中国人’这个字眼已经有了确实的涵义，而‘中华民族’则是把国家和人民联系起来的共同体”[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