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书写的几个方法论问题[4]

梁树发[5]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中，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值得大书特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书写的方法论，本文着重谈以下四点：客观性原则三个环节——客观形势、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科学把握与合理运用；实现由文本形态到理论形态和由单一理论形态到综合理论形态的转化；把“理论事件”作为理论发展的要素；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系。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 书写方法论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70年的历史中，后40年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伟大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40年。40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同我们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分不开，同与这条道路相联系和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不开。无论是4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史，还是4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都值得大书特书。

本文仅就新中国70年中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的书写，从方法论角度，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 把握客观性的“三个环节”

1.从客观形势出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问题，是一个理论史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史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的科学方法论。概括地说，就是从所处客观形势出发。从客观形势出发，着眼于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客观根据或现实基础。用哲学基本问题的话语来说，它是存在。在历史观意义上，它是社会存在，亦即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它是自然物质条件和社会物质条件的统一、是实体性物质条件和结构性物质条件的统一。它的主要构成是物质生产方式，即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在社会结构意义上，生产力构成一定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它决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维护它的存在和功能发挥。就社会生活过程来说，人们遇到的和所处的就是这两种基本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把它们称为“社会基本矛盾”[6]。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造成社会变革的形势，提出社会变革的任务，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样，静态的社会结构意义上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适应问题就成为动态意义上的，即在革命变革中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客观形势的适应问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与革命的客观形势不是两个东西，它们之间的转化只是意义的转化，而不是本体的转化，而赋予其意义转化的力量正是寓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演变中的实践和行动的必然性。就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言，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列宁把无产阶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面对的客观形势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以及作为其表现的“各个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第二个层次是由此决定的特殊时期的“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和“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7]这两个层次的客观形势也在相应的层次上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这里，列宁仅从第二个层次谈到客观形势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影响。他指出，俄国革命在接近1910年的几年中，“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8]

从现实客观形势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方法论原则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理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说，作为其根据的现实客观形势虽然有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但是概括起来，就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下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面对的总的客观形势。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9]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转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根本任务没有变。

2.从实践出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作为认识基础和对象的存在，总是作为过程来理解，认为物质生活条件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在社会生活领域把存在理解为过程，意味着对对象、现实的观察贯彻了主体性原则，即观察不仅是辩证的，而且是实践的。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的观察缺乏实践的眼光。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0]而一旦把人们的存在当作“现实生活过程”[11]来理解的时候，无论是对于作为一般存在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还是对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就看到了它们的实践意义，意识到它们都是包含着主体因素的客观形势。所谓从实践出发，与从客观形势出发，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只是着眼于理论的来源和认识的基础。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说，从社会实践出发，就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出发，从40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出发，就其性质和内容来说，它们是一致的。在具体性上，它们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阶段性内容和特征，而呈现其阶段性特征，即形成各具体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们虽有形态差异，但本质一致，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思想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在一般意义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史，是理论史、思想史。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的产生与发展，还是其整体的形成与发展，其根据、动力、必然性都存在于它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中，包括在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现实伟大实践中。所以，在方法论上，它告诉我们，始终要从历史的逻辑、实践的逻辑中寻找和理解理论的逻辑。

但是，理论史毕竟是理论史，不是客观历史，不是实践史、运动史。理论史研究要求发现理论发展的逻辑，发现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理论既是同时存在的理论之间的联系，又是不同时期的理论之间的联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就是既要研究、发现现时代其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又要研究、发现它与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理论的联系，研究、发现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联系。从而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不会是一个仅仅停留于发现这一科学思想体系形成、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的过程。由此，可以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研究的方法论的科学的和完整的表达，应该是客观与主观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研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书写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中的理论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指新产生的理论，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这种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要求，是说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前的和产生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来理解其形成的必然性，它的理论内容、理论特征、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二是指作为新理论产生的基础的理论，它们既作为新理论发展和新的实践发展的指导思想存在，又作为新理论产生与发展的思想资源存在。贯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研究方法，目的是要在作为其形成基础的先在的理论与其指向的实践的关系中，理解新理论形成的逻辑。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来说，是其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来说，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首先是其与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是它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研究的目的是从作为其基础的理论体系形成的经验（实际是它们分别与实践的关系的经验）中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同时发现其与作为其形成的基础的各具体理论形态之间的具体的联系。理论史、思想史的研究不能揭示理论之间、思想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说是完成了的研究，也不成其为理论史、思想史研究。

综合以上观点，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无论是对一种一般的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理解，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特殊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解，其方法论原则都是这样三个环节的科学把握与合理运用，即客观形势、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它们是一个以各自的内在规定性而具有递进关系的方法论整体。

二 实现理论存在形态的“二次转化”

1.实现由文本形态到理论形态的转化

一般说来，任何理论、思想的存在，都有它的一定形式的载体。具体形式的载体是变化的，比如现代著作不仅具有纸质文本还有电子文本。电子文本具有携带方便、便于保存、储存量巨大的优点。我们这里所说的文本形态不是作为一定思想、理论的载体的具体形式，不是类似纸质文本或者电子文本以及其他文本形式的问题，而是一般的思想、理论与它的载体的关系问题。这个载体，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把它叫作文本。这个文本可能以完整的著作的形式出现，也可能以不完整的片段性的笔记、札记、短文的形式出现，还可以存在于书信等其他文本形式中。总之，一定的思想、理论总是要有它的载体。它即使存在于思想家、理论家的头脑中，也不能说没有载体，头脑即为它的载体。

凡理论、思想都有其文本形态，但我们在谈论理论或理论形态与文本形态的关系时，必须考虑理论的存在状态。就单独一个理论来说，可能在理论家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这一理论，他的工作只是要把这个理论通过著作的形式展示出来。尽管他在著述过程中对这个理论可能还有修正、完善，但这个理论的基本面貌是形成了。这是先有理论后有著作的情况。那么，对于一位理论家的整个一生的总的理论，或者他的理论体系来说，那一定是存在于他的全部著作中的，因而是需要从他的全部著作中综合、提炼、概括出来的，无论这项工作是理论家自己完成，还是其理论的研究者完成，都是一种先有著作后有总体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情况。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理论的文本形态向理论形态转化的问题。

所谓理论的文本形态向理论形态的转化，指的是把以自然的形式，零散地、偶然地甚至不那么准确地存在于文本中的理论集中起来，加以选择、梳理、提炼、修正、概括，使其完整地、有序地、准确地展现出来。这个理论相对于在文本中以零散的偶然的自然的形式存在的若干单个理论来说，是一个各个理论部分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是一个理论体系。原创的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笔记、书信等的总和）中综合、提炼、概括出来的，是对他们的理论、思想的文本形态研究的结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又首先存在于他们的著作中。毛泽东的著作和邓小平的著作是我们研究、发现、把握和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文本形态。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著作中以及相关文献中研究、发现、把握和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文本形态转化为它的理论形态，通过研究发现、概括、阐释这些文本中包含的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各具体理论形态，这是我们认识和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的第一步，也是基础的一步。

2.实现由单一理论形态到综合理论形态的转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种综合的或复合的理论形态，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具体理论形态构成的。它们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具体理论形态的认识而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的认识。另一方面，辩证法的总体性观点认为，部分的性质和意义总是由它所属的总体规定的。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具体理论形态的性质、特征和意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规定的。这就决定了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历史的认识与书写中，必须把这两个方面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首先，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具体理论形态，建构具有总体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从部分到整体、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与转化。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各具体理论形态的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各具体理论形态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其各具体理论形态有机联系的整体，这种有机联系表现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守正与创新、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在于各具体理论形态以其特有的理论规定性而在这个总体中有其相应的地位与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史的书写中，要正确阐释各具体理论形态之间的理论关系。一方面要正确说明其中的每一具体理论形态与其以前的各具体理论形态，特别是它继起的那种理论形态之间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要特别说明该理论形态对其继承的各具体理论形态的创新与发展。

再次，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各具体理论形态为基础，但这个理论体系不是这些具体理论形态的罗列。它有着不同于任一具体理论形态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说，它有特定的逻辑起点，有从各具体理论形态中发现、选择、提炼出的具有整体意义的范畴体系，有其特定的结构体系，但是，在这方面理论界尚缺乏深入探索。

三 把“理论事件”作为发展要素

1.什么是“理论事件”

在我们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史、科学社会主义史中，都有相关的理论活动贯穿其中。这些活动既可能由实践引起，又可能由理论问题引起，既具有理论的性质、贯彻理论的主题和内容，又具有理论的影响。但是，它们不是一般的理论活动，而是具有特殊意义和特殊影响的理论活动。简言之，它们是特殊的理论活动。为了同一般理论活动区分开来，我们把这种理论活动称为“理论事件”。“理论事件”作为特殊的理论活动，是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活动。它一般集中在一定时间发生，由特殊的原因引起。它对理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限于理论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直接实践的和政治的影响。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以下理论活动称为“理论事件”。20世纪2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内部开展的对卢卡奇、柯尔施和格拉齐阿德伊的“理论上的修正主义”的批评；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发生的德波林学派与被称为“正统派”的以米丁、尤金为首的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哲学部的一批年轻人的论战；1947年苏联哲学界开展的对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的批评；8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哲学与生活”“哲学与科学”圆桌会议。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1964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80年代初发生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等。

另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具有影响并具有连续性的特殊理论活动也可以被看作“理论事件”，如在我国举办的国际性的大型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纪念活动（特别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不仅连续性的会议或纪念活动具有“理论事件”的意义，而且一次性的会议和纪念活动也可能成为“理论事件”。

2.“理论事件”的意义

“理论事件”首先是具有理论性质和理论意义的活动。这不仅是在相关意义上的，即不仅是关于理论的，而且是作为过程的“事件”本身具有的。一句话，“理论事件”是理论的。“理论事件”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经验事实。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自始至终贯穿着“理论事件”。关于“理论事件”的研究，正如作为“事件”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一样，不能停留于对作为事实与具体过程的“事件”的历史记述，而应在此基础上发现、揭示其承载的理论意义，即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本质意义和发展意义，它提供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与规律。所以，解析每一具体的“理论事件”，说明其表征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原理、理论观点的存在状态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之一。

经验表明，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最好诠释的是它的历史本身。这正体现出“论从史出”的道理。一部真正的具有科学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著作，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件”的考察与研究。所以，一方面，完整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书写不仅是在对作为其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研究中完成，而且是在贯穿其中的理论活动，特别是在其“理论事件”的解读、研究中完成。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谈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书写的方法论的客观性原则的“三个环节”——客观形势、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这里提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书写的方法论的主观性原则的“两个环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与“理论事件”的解读。把这两个方面的“环节”结合起来，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的书写，就其方法论原则总体而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书写，我们在发现对“理论事件”的无视或遗忘（一般是对某一或某些“事件”的有意识的回避）的同时，还发现了书写中存在的另一倾向，即用“理论事件”的追述代替理论逻辑本身的阐释，缺乏“事件”阐释后的综合、概括和提升环节。因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不是一部具有一定理论高度和科学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而是一部关于理论的历史“事件”记述的实证的“半”马克思主义史著作。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中的“理论事件”

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经过的“理论事件”最主要的是发生在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一个应该载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的“哲学事件”。

构成这场大讨论的完整画面的是这样几个现象的联系：一个人，一篇文章，一种哲学主张，一场大讨论。“一个人”是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当时的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正是他发表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上的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主张”，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直接冲击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带来一场全面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启，扫清了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障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意义，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创新的理论、观点。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我们随便在哪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都能找得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它的意义在于，在一个特殊时期对这一基本哲学观点的重申适应了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正是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进程使这一特定的哲学观点具有了极大的现实意义。所以，正是事物的历史联系和客观进程，决定了在一个为人熟知的朴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上发生的这场大讨论，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实践的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只是哲学家们之间，而且是一切科学领域的学者和各社会岗位中的广大干部之间，在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哲学问题上发生争论这一现象。

所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生学的意义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理论事件”，并且是一个必然被载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的“事件”。它以鲜明的、现实的和生动的形式演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哲学基础。

作为一种“理论事件”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供了这样一个经验，即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不能没有“理论事件”的陪伴。同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一样，它同样是我们理解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形成与发展和总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线索。客观历史事实和“理论事件”总是构成一定的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背后故事。讲好这个故事，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基本功，是写好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著作的必要条件。所以，这一“事件”给予我们的启示，首先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的书写方式问题。它的要旨是科学说明“理论事件”的发展史意义，即不仅把“理论事件”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定形式，而且把它看作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看作实现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客观性的“三个环节”与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主观性的“两个环节”的链接的实际形式。其次是“理论事件”对于理论发展的意义的内化问题。“理论事件”起于理论，但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关于理论问题的事实。在发现它推动、影响理论发展的同时，发现、解读孕育其中的、潜在的理论元素（包括理论发展的元素），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者的实际的研究工作。所谓“内化”，就是“理论事件”向理论的转化，包括理论的发现、整理、提升和意义阐释。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者是“论从史出”的实现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重要的纪念活动，包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0周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4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其中有的纪念活动直接是理论性的，有的则是意义全面的，比如十月革命10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种意义全面的纪念活动不仅包括专门的理论领域在特定理论主题下开展的纪念活动，而且本身也具有理论的意义。所以，以上列举的这些纪念活动都具有“理论事件”的性质。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我们对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纪念活动关注不够，不仅缺乏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理论事件”的总体意识，而且缺乏对“理论事件”的具体认识。因此，有的“事件”是以偶然的形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有的很少或没有进入过研究者的视野。笔者在2008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马克思逝世周年纪念性话语及其启示》一文，虽曾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并且有学者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纪念性活动的研究，但是总体上关于这一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学者们还缺乏认识。为了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论的广阔思路，笔者以为提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纪念学”是必要的。笔者初步发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纪念性活动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形成的话语，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经验、规律的认识，是发现马克思主义新理论的宝贵资源。我们应该重视这一研究。

四 处理好经典作家与理论家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著作编写中，我们还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系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一般在于编写者较多地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而较少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用。理论家的缺位甚至给读者造成一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发展史的印象，从而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主体结构、作用方式、作用性质、理论家缺位原因等问题。

1.经典作家与理论家作用分析

经典作家和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两类主体。这里所说的经典作家指的是兼有政治家和理论家双重品格并著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无产阶级政治领袖，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具有同样品质与作为的其他政治领袖。在我国，还有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处于各届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地位的领导人，即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政治领导作用的发挥，指导和推动了理论的发展；或者直接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造了新理论、提出了新理论，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用。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上，他们的实践经验、政治领导地位，使他们具有强于职业理论家的优势。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者，而理论家只是他们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被动接受者。理论家是具有深厚专业知识和理论修养，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才，理论创新是他们的本分和内在要求，有作为的理论家本应该是创新型的理论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学术造诣以及马克思主义专门研究的机会，则是理论家实现理论创新的优势条件。所以，理论家同样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者。但是，专业理论家与实践的联系的间接性，对宁静、沉寂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环境的追求以及抽象思维方式，又可能成为他们实现理论创新的障碍。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是实践-理论家，正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理论-政治家一样。

2.问题的实质与理论家作用的书写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书写，理论上讲，确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理论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他们是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个不同的独立主体；他们如何因其品格、地位、结构的不同，而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形式和作用性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二者具有怎样的不同特点、不同结构状态和作用性质。这些问题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书写中，当然这些问题有在书写中得到解决的可能。

考察发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发展史的书写，还是马克思主义部门发展史的书写，其所包含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部分的书写，国外和国内则是两种不同的境况。并且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当代马克思主义部分的书写中，而不存在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书写中。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代表的原初马克思主义阶段和以列宁的思想为代表的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是政治家与理论家兼具的人物，即他们或者是政治-理论家，或者是理论-政治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一般的国内外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著作，除了着重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伟大领袖的思想进行阐释外，对于他们的战友、学生和同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关注。这些人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考茨基、梅林、罗莎·卢森堡、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在俄国，理论家色彩更浓厚一些的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等也得到了适当关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除了着重阐述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外，同时期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的思想、理论也得到了充分关注，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思想、理论。问题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凸显出来的。情况是，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的领袖的思想关注不够、研究不够；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的书写中，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活动与贡献关注不够。原因大体有以下三点。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借助战后总体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新技术革命而进入一个较快发展时期。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运动虽然时有发生，但其规模和活跃程度总的看呈下降趋势，对资本主义构不成太大威胁。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这种衰退状态，既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的领袖政治作用和影响力发挥不够的表现，也是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发挥的一个障碍。

二是，当代工人运动和政治组织领导人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一般都不太高，完全不能同以往时期的政治领袖相比。

三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在工人组织中的渗透，一些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和政党领袖的政治面貌的模糊和多变等，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者对他们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表现的性质作出明确的判断和评价。

但是，同一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运动却空前活跃起来，并且明显带有反对现行资本主义体制乃至制度的激进性质。而投入这种激进政治运动的相当大的一批知识分子则具有“学院派”性质，即他们一般不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组织内，他们是一批具有专业性质和一定独立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他们对其生活的国度的和世界的消极现象表达反对的意见，这种意见甚至包含改变现实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诉求，但并不在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体系允许范围之外见诸行动。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无不如此。国内外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著作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部分并没有忽略这种“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他们甚至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主流，因为除此之外，在他们的著作中西方并没有其他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苏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中，他们也没有被忽视，不过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出场的。他们的理论被看作“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在苏联学者眼里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杂烩”。[12]而在苏联学者眼里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则是“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部分是非党派的职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部分是在共产党或其他名称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3]可以说，在苏联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完全是由不同的人物组成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西方学者开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单倒是比苏联学者开列的名单更熟悉些。那么，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认同来说，哪一份名单更可靠些呢？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确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辨别和认同问题。这里面既有一个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现状熟悉与否的问题，也有一个中国学者的理论立场与判断标准的把握问题。马克思主义观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不同，对于对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会作出不同的判断，有不同的认同选择。比如，对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的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就有不同评价，并且这种不同评价不仅出现在国外学者中，而且出现在国内学者中。国外学者不仅把他们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看作有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国部分学者虽然对他们的理论观点有所保留和批评，但不否认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而有些学者仍然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因而也就不承认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了。

3.当前的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当前阶段，从较大阶段划分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阶段。所以，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书写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的书写。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书写者中还是在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中，都出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思想和历史作用是否应该得到反映和如何反映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以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著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同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与贡献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因为从理论原则讲，不可能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因为这种回答是不合理的。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著作，是不能不反映、不表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贡献的。然而，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使其有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从而产生了该不该反映和如何反映的书写问题。这些模糊认识如下。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作用已经包含在经典作家和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作用中了，因而这些理论家的思想、作用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作用已经包含在经典作家和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作用中了，这种认识和说法原则上不能说是错的。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的主体，在关系党和无产阶级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全党在意志、理论和思想上必须保持高度一致，其中就包括理论家的意志、理论和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也是有个性的理论家，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无产阶级的党性高于每个阶级成员和党员的个性。经典作家和党的领导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志、理论和思想的代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的意志、理论和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和党的领导人的意志、理论和思想的一致是毫不奇怪的。但是，这种一致又不能成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的书写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以被忽视、可以缺位的理由。他们作为共同的无产阶级事业主体的一部分，其意志、理论和思想在对阶级、党的意志、理论和思想总体的具体表现中，同样可能带有创新的要素，具有理论创新的经验。对它的研究，可以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总的主体的意志、理论和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更彻底的贯彻。

第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总是区分为主流和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总是与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相联系，从而得出结论说，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定与知识分子、理论家的非主流马克思主义相联系。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被作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陪衬和补充写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因此，如果说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史来书写的话，那么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具有独立资格。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书写中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被忽略的命运就是难免的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与非主流实际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来划分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各流派所持基本理论主张和思想体系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实践发展的关系为根据的。所以，以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为借口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排除在主流马克思主义之外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并不天然地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相悖，而是完全可以取得一致，也应当一致。这不仅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总是力求同经典作家的思想趋于一致，而且因为他们的事业和实践根本说来具有一致性。

第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专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当代形态可能有自己的认识与态度，但一般不去做专门的表达。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保持对“原本马克思主义”的更清醒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时状态能够作出更客观的观察。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则专注于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解读、阐释和宣传中他们可能有对问题的独立思考和认识，但是这种思考和认识可能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具体理论形态的思想、观点不一致，但这不影响他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总的认识与态度。他们总是力求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保持一致性。而对一致性的这种追求不是使自己有意识地失去理论的独立判断能力，失去其应有的原则性，而是一种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的理论立场，又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全局和根本利益出发、从发展着的客观世界出发的价值立场的表达和自觉选择。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两支队伍存在的合理性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的书写，被忽略的则往往是后一种理论家，以为他们终究缺乏理论个性，缺乏可圈可点的理论成就，以为他们的存在意义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具体理论形态的阐释与书写中得到表达。那么，对于前一部分理论家呢？由于他们的研究往往缺乏现实性，以为不适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书写中有所反映，因而命运同后一部分理论家是相同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的编写中，我们又一次遇到上述问题，在摸索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如下。

第一，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这种区分当然会涉及一些具体人物的理论取向和身份认同。但是，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不以经典作家与理论家之间的关系为根据，因而不成为理论家可以被忽略的理由。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被忽略是没有根据的，个别理论家或部分理论家处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非主流和边缘的状况，理由在于这部分理论家的个别表现。

第二，发展史著作与原理性著作不同的是，它的内容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直接阐述，而是基本原理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总是与一定的人物的思想和事件相联系，既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优秀领袖人物，即我们所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离不开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家对于无产阶级事业发展的意义在于理论本身对于无产阶级事业发展的意义。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当然主体，对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作用的肯定与客观反映，是由理论家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事实决定的。因而，理论家缺位的马克思主义史不会是完整的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基于此，“理论家站位”就成为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书写，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的书写的一个原则，一个当然的选择。

第三，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作一个整体，并且关注思想发展的总体趋势，不拘泥于对理论家的个人表现的阐述。为避免在个人思想与贡献的评价上产生更多的纠葛与争议，可以采取综述方式。此外，对于在世的理论家的书写与贡献的评价需要更谨慎些，因为对他们的“最新”书写可能具有不确定性，就是说，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随着他们本身的理论研究的深入，其思想可能有所变化。所以，在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的书写中，对在世的理论家的评价有一个“沉淀”过程，保持一定的滞后性，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Several Writing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Theoretical His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In the 7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t is quite worth writing the theoretical his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writing methodology of the theoretical his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mainly discuss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scientific grasp and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objective principle reflected in objective situation，practice，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realize the form transformation from text to theory and from single theoretical form to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orm；take “theoretical events”as the elements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d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and Marxist theorists well.

Keywords：7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oretical His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riting Method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