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选题依据和研究目的

（一）选题依据

选择“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研究”这个课题做研究，有以下几个重要依据。

1.习近平有丰富的反贫困系列重要论述

从事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要研究某位政治家的某方面的思想观点，我们首先要考虑这位政治家是否有这种思想观点的相关论述。习近平有着非常丰富的反贫困论述，并且他的反贫困论述也非常深刻。

1992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习近平的文集《摆脱贫困》。该文集收录了习近平的讲话、文章共29篇。如果将这些讲话、文章的主旨作一个高度概括，其实就是四个字：摆脱贫困。换句话说，这本著作其实就是习近平的一部关于反贫困论述的文集。当然，习近平的反贫困论述不仅仅存在于《摆脱贫困》这部文集里。特别是2012年以来，习近平多次深入我国贫困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很多有关扶贫开发方面的新观点和新思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贫困思想。如今，习近平反贫困系列重要论述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导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笔者选择本课题作为研究的重要依据之一。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反贫困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遭受过曲折，但党的反贫困事业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3]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接管了城市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发展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要求“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4]，这其实就是主张消除贫困。在毛泽东看来，反贫困工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5]可见，他是把反贫困当成事关人民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来看待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了国营经济和新的经济秩序。紧接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土地改革和各项社会民主改革工作，全面推进恢复国民经济与各项建设事业的深入开展。1953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多重目的。对此，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说法。1953年12月，他在阐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基础之后说：“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6]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论述做一个简要分析，就很清楚，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目的有以下几个：一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借此推动技术革命，实现国家的机械化、工业化；三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四是巩固国防，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是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在这里，毛泽东提到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重要的反贫困思想。其实，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多次阐述中看出来。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该决议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7]这个决议中关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代表了毛泽东本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的主张。事实上，从1953年12月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就曾多次阐述过共同富裕思想。例如，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8]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同年的9月和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不少按语，其中指出：“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9]毛泽东这里提到的富裕，已经不单单是指农民的共同富裕了，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鼓励工商界人士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谈及地主阶级时，他指出：“他们在全国总共三千万人，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10]显然，毛泽东此处所说的共同富裕，还包含了正在改造中的地主阶级。这也说明，他所说的共同富裕是指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毛泽东也坦率表明自己找工商界人士谈话的目的：“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11]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要求工商界人士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后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胜利召开。由此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点包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2]刘少奇的阐述表明，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表面上并不包含“共同富裕”这几个字，但实质上暗含了要实现国强民富、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意思。从中共中央当时的一些重要文件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把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作为重要工作来抓的。例如，1958年8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就提出：“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13]1958年8月出台的另一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则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14]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认为，到了将来，“所有一切人都富裕起来”。[15]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虽然有时并没有提“共同富裕”这几个字，其实它一直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因为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所当然地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诚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艰辛曲折、教训深刻，但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一直没有改变过。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受到了很大冲击。反贫困事业自然也不例外。1976年10月，党中央果断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做出了正确的政治决断和战略选择，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事业得到进一步深入推进。从1980年起，国家设立了一系列专项资金，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例如，1980年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专门用于扶持包括革命老区和民族自治县在内的贫困地区；1984年设立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贷款；1984年设立为解决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以工代赈资金，等等。1983年，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三西地区”[17]农业建设计划，拉开了中国区域性扶贫开发的序幕。1986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工作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该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反贫困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实施扶贫开发战略。1994～2000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实施。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得到贯彻落实。201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指出制定该纲要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18]目前，该纲要正在贯彻落实过程之中。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致力于反贫困事业。事实上，新中国历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反贫困问题上，从来都是目标一致和接力奋斗着的。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他们及其所在领导集体都毫无例外地非常重视中国的贫困问题并为消除贫困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习近平的反贫困系列重要论述，不仅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实践相联系，而且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反贫困思想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反贫困思想是习近平反贫困系列重要论述的一个重要源头。

或许有人会质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反贫困事业，与笔者选取“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研究”作为研究课题关联性不大。应该说，这种质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站在中国共产党反贫困事业的角度来看，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反贫困事业与新时代反贫困思想就有非常明显和非常重要的关联：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反贫困事业，就不会有习近平的反贫困系列重要论述，因而也就不会有本研究所说的新时代反贫困思想这个研究主题；新时代反贫困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选择“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研究”这个课题做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的必然要求。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在广泛阅读、认真分析和研究习近平的著述、讲话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反贫困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弄清其形成的社会背景，考察其理论渊源，探讨其主要内容，归纳其基本特点，阐发其时代价值。总之，要力图将新时代反贫困思想比较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地展现出来，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