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西兰华侨的来源地及其移民模式

一 新西兰华侨的主要来源地

新西兰华侨主要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即番禺（尤其是上番禺[151]）、四邑、香山、增城、花县等地。奥塔哥华工淘金热初期的1868年，有报告称大多数淘金华工是四邑人，[152]这个说法确有依据。从华工到达新西兰的过程看，最先进入奥塔哥的华工来自澳洲金矿，而澳洲淘金华工以四邑人数量最多。1871—1872年大批直接来自广东的华工入境后，番禺人成为大多数。根据华工沈祥开[153]的自传，1871年他去新西兰时所乘坐的船上共有330名乘客，来自番禺和四邑者各有100多人，除此之外，鹤山人以及九龙的客家人各有几十人。[154]唐愿高于1896年制作的奥塔哥华侨人名录显示，1080名华侨的来源地分布如下：番禺67%、四邑17%、香山县3.5%、增城2.5%、花县2%。此外，尚有个别华侨来自东莞和福建省。[155]根据1896—1919年唐愿高日记中对所有新西兰华侨姓名和原籍的记录，其原籍分布如表1-5。

表1-5 在新华侨原籍分布统计（1896—1919）

由表1-5可见，番禺人占66.6%，四邑人占12.7%，增城人占13.7%。与1896年奥塔哥华侨原籍统计的最大差异在于增城人所占比例甚高。此一变化的原因在于，淘金时代结束以后华侨移民转向以种菜、开店为主要谋生手段，而增城人在新西兰以此为业者向来较多，遂通过链式移民方式将故乡的亲属招至，这个情况在陈民熙的《纽西兰增城侨裔》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根据陈民熙对新西兰增城裔中国移民的调查，确定增城有38个村子有新西兰移民，而最主要的来源是新塘的村落群。除此之外，新塘北面的朱村以及新塘西面的沙村，亦有新西兰移民。[156]陈民熙项目组对其中的12个村子进行了详细访问，采集了丰富的个案资料。从该项调查中可以看出，1880年代以后前往新西兰的增城人，基本上没有奔赴南岛矿区者，他们主要是去往奥克兰和惠灵顿，与业已在这些地方安家立业的亲属会合，并参与他们的菜园、店铺经营。[157]这个访问的结果与1880年代以后新西兰华人地域及职业分布的变化高度吻合。

唐愿高于1902年为麦沾恩的《广东乡村访问记》所作的序言称：在当时约3000名新西兰华人中，约有2500人来自上番禺村落群和增城村落群，前者约有40个村子，后者约有20个村子。西地的600名淘金工中，除20人以外，全部都是番禺人。旺加努伊（Wanganui）、北帕默斯顿（Palmerston North）、达尼丁凯科拉（Kaikorai）的菜农以及诺科迈（Nokomai）、怀凯阿（Waikaia）、奥雷普基（Orepuki）的矿工亦基本上是番禺人；而140名惠灵顿的水果商几乎悉数来自增城，达尼丁安德森湾（Anderson’s Bay）的菜农亦来自增城。另外，达尼丁、基督城（Christchurch）、惠灵顿的洗衣工几乎均为四邑人。[158]

传教士唐愿高、麦沾恩等人曾经多次到访新西兰华侨的故乡。在这样的旅程中，他们充当了华工与故乡亲人间的信使，帮助递送钱财和信件；他们也记录下沿途的所见所闻，这为我们今日考察新西兰华侨的来源地提供了数字以外的鲜活资料。1898年，唐愿高第一次来到上番禺，他首先访问了石马村，奥塔哥有数百名华侨来自此地，村中陈氏祠堂的建造款项全部出自奥塔哥和西地的陈姓华侨。[159]唐愿高从石马村走过桥头、龙湖等许许多多的村庄，有些村民是从奥塔哥回来的华工，对唐愿高非常热情。唐愿高落座于乡间餐馆时，有去过新西兰的村民接连不断地过来与他攀熟。[160]

广州乡村传教团的首位传教士麦沾恩于1901年11月7日自达尼丁启程赴中国，12月19日到达广州，随后于1901年12月30日至1902年1月13日先后到访上番禺和增城。在上番禺，麦沾恩走访了有华工远赴新西兰的高塘、蚌湖、高增、矮岗、人和、鸦湖、塘背、水沥、石马等村镇。在增城则访问了新塘、新街、沙头、白石、鹤海、郎下、白水、江南等村镇。[161]麦沾恩的记载反映了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麦沾恩随身携带着奥塔哥华人委托递送的32封家书和104镑钱款。他前往上述村镇，找到奥塔哥华侨在家乡的亲人，将所托带的钱款和信件一一交付。比如，在上番禺的矮岗村，麦沾恩将“东勇”（Eastern-brave）托带的给父亲和妻子的钱和信分别交付，父亲和妻子各有一英镑，“东勇”已经10年音信全无；[162]在增城的塘美村，麦沾恩找到“深林”（deep-forest）的妻子，交付了22英镑。[163]在江南村，麦沾恩找到华工“小平”（Little Peace）的家，带去一封家书和4英镑，而“小平”的母亲已于3年前过世。[164]第二，麦沾恩所到之处，显然有许多村民有过国外谋生的经历。麦沾恩经常遇到曾经去过新西兰的村民，他们用蹩脚的英语与麦沾恩攀谈，说起自己曾经在新西兰何地从事过何种工作，其中矿工、菜农、店主均有。麦沾恩还去了沈祥开的老家水沥村，希望与沈祥开的朋友会面。他在那里遇到一位30年前从新西兰回来的老人，向他打听皇后镇的情况。[165]第三，上番禺十分贫穷，矮岗村、鸦湖、蚌湖等地的贫穷令麦沾恩深感震惊。[166]麦沾恩显然更喜欢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优于上番禺、对他也更加友好的增城。

广州乡村传教团的另一位重要成员毛理顺牧师（Rev.William Mawson）1904年访问过上番禺和花县。他记载称，上番禺的移民主要去往美国、澳洲和新西兰。每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好像都试着用英语和他们打招呼，尽管听上去怪怪的。[167]

二 新西兰华人的出洋方式及移民性质

19世纪中叶开始的前往世界各地的中国海外移民潮中，除了极少数的自由移民外，多以契约华工为主体。由于中国移民进入澳洲远早于新西兰，澳洲华工的某些情形可资参考。华工赴澳洲之初，基本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华工。[168]澳洲发现金矿以后，中国移民的性质有所变化。澳洲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回广东后，有能力自付旅费的华工立即开始奔赴澳洲。1854年新南威尔士立法委员会所任命的亚洲劳工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华工状况时，有证人称：许多前来澳洲，尤其是到达菲利浦港（Port Phillip）的中国移民系自付旅费，而后进入矿区。[169]1857年维多利亚设立了中国移民问题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这些移民并非通常所说的苦力，而是由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商人和技工所构成。他们来此的旅费部分人是自付，部分人是向当地的银钱业者或村里的头面人物借贷，由其亲友提供偿债担保。”[170]上述信息表明，早期的澳洲淘金华工中，确实有一部分属于自由移民，通过借贷成行者中，应当区分单纯借贷和赊单制两类，前者应属于自由移民，后者则属于契约华工。在广东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华工的成规模出洋显然只能通过赊单制实现。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认为，如果加利福尼亚的经验可以提供某种指引的话，前往澳洲金矿场的华人，不借助贷款能够支付旅费者不超过二成。1853年起赴维多利亚，1859年以后赴新南威尔士，1870年代赴塔斯马尼亚、昆士兰和北澳的大批移民，系通过有组织的赊单制借贷。[171]1875年3月，英属圭亚那驻加尔各答招工代理费斯（H.A.Firth）前来中国，考察由中国向德麦拉拉移民的前景。他报告称，大多数自由移民是没有资财的人，有能力自付旅费者可能不到5%。这些贫穷甚至身无分文的人如何越洋成行？费斯如是描绘华工从广东移民到澳洲的整个过程：某澳洲华商需要千八百名华工到金矿工作，他向香港的商人朋友发出订单，后者设法组织劳工，租船、发船。获得劳工毫无困难。香港商人分发船票之前，华工需要将担保提供给他，担保人一般是华工的亲戚或同乡。移民一到澳洲便由发出订单的华商接收，在工头的管理下工作。其收入有部分被扣除，直至偿清入境前支付的费用。整个交易过程并无书面合同。尽管如此，雇主在垫付出洋费用时并不犹疑，因为相信华工不会违约。费斯认为，整个体制的运作依托于广东宗族制度以及行会的力量，以此保证债务的偿还。[172]

上述淘金热兴起后澳大利亚华工的出洋手段，与新西兰华工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新西兰华工淘金潮初起之时，香港赴新西兰的船费约为13英镑，1861—1873年，白银1两（海关两）约兑英镑6先令8便士，即1镑等于3两，[173]13镑等于白银39两。如果在香港长时间等船，或在墨尔本、悉尼长时间中转停留，都会令旅费增加。不同的中国移民群体如何筹措不菲的旅费，因受历史资料的局限，难以进行精准的定量分析，只能通过某些个案加以推断。兹将有关资料中所见的新西兰中国移民出洋资金来源的各种案例，分述如下。

（一）自费

所谓自费，应该包括自有资金及自行筹借两种情况。前者如沈祥开的例子。沈祥开是1871年前往新西兰的淘金华工。他在自传中说：17岁那年，他父亲建议他到新金山试试运气，给了他36两银子，他与同村的9个人一起前往广州，并从香港出洋。[174]后者如某位淘金华工后人的回忆。2002年5月在奥克兰“屋仑华侨会所”（Auckland Chinese Community Centre，ACCC）举行的人头税公众咨询大会上，一位老华侨回忆父辈的经历时说：“我父亲当时为了谋生而离乡别井到坦尼丁当矿工，可为了缴付人头税，只能到处向乡下的亲友借款，筹足一百英镑……来到纽国后，每周只取得五先令的微薄薪金，省吃俭用积蓄以清还债务。”[175]

（二）赊单制

以下几宗个案可以大致反映赊单制运作的具体过程。

1.John Ah Tong的证言。John Ah Tong是1871年向新西兰国会华人移民特别委员会作证的唯一一名华侨证人，曾经在金矿区居留过数月。他说，大多数来到这里的中国人，一般与主人订有三年之约。主人为其支付旅费，按年收回如此数目的黄金。期满后，很少有人余下足够的积蓄用以在此定居。[176]

2.有关Kee Chang的报道。1871年9月的《奥塔哥见证报》报道称，中国人Kee Chang刚刚以168镑在奥雷普基购买了一块金矿土地，将招其同胞前来开采。Kee Chang对该报记者称，不是合伙制，我是老板，支付工钱，提供食物。我去找达尼丁的商人，说需要20人或50人，费用几何？该商人告诉我，旅费、招工后的生活费、利润各是多少，每个华工的上述费用分别为20、30、50镑。华工在还清我为他们所付费用之前，是属于我的。我支付的工资为每周15先令，管吃。华工还清了钱，就是自由人，他可以为自己工作，或者有钱时像我一样购买华工。[177]

3.徐肇开父子的案例。达尼丁著名华商徐肇开父子曾经从广东老家带出数十位族人和朋友在自己的采金船和淘金地工作。根据唐愿高1906年的记载，船费和100镑的人头税由徐肇开之子徐金培（Choie Kum Poy）垫付，在矿坑工作每日工资7先令，用以偿还欠款。相比之下，同年新西兰华侨商店、菜园的雇工工资是每周20—22先令，工作6天，管食宿。另据伍德明先生的采访，1923年徐金培带出最后一批同乡共6人，其中的Choie Too多年后回忆说，徐金培为他垫付了船费和人头税。他偿还此款无时限，亦不从工资中扣除。他的工资是每周3镑18先令（1923年菜园雇工为每周2镑，管食宿）。他每周休息一天，有免费棚子可住，食物自付。4年半以后他还清了债务，而后用了18个月攒下足够的钱返回中国。[178]

4.唐愿高的记载。华工“尚林”（Noble-Forest）向唐愿高展示过他的契约船票（Contract Passage Ticket）。这是一份中英文文件，上面写有：1878年1月9日，香港—维多利亚，船费42元。当时约等于8英镑。[179]借鉴华工赴美的情形可知，这种船票的来源系租船者将全船客货舱位包下后，再行分租，舱位辗转经过各层级的经手人到达出洋者，[180]这应该就是“尚林”的契约船票。契约船票的背后，是担保、偿债、债务利息等要素。关于出洋费用的利息，唐愿高的记载中有所涉及。1884年，唐愿高提到有两名华人每人借了40两银子用于旅费，所付月息为2%。很多中国人都这样借债，负担着约25%的年息。1890年唐愿高提到旅费借款以实物担保者为年息18%，以人身担保者为年息72%。[181]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新西兰华工出洋过程中赊单制的运作方式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华工属于自愿出洋，由华商组织华工输出；第二，债务存续期间华工的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但与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工相比，不存在超出人类承受极限的残酷压榨；第三，偿债似无明确年限，契约或可表现为无形契约，这种偿债方式依托于广东宗亲家族制度以及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以顺利运作。Kee Chang、徐肇开父子和“尚林”的案例反映出新西兰华工输入的三种模式。Kee Chang属于定向招工，华工经中间商组织入境后，与雇主签约，这种方式应该具有合同制契约华工的意味。徐氏父子垫付移民费用，帮助同乡出洋为自己工作。“尚林”的案例中赊欠旅费的方式带有较为浓厚的借贷色彩。唐愿高在1906年有评论称：我常听人们说起淘金时代早期奥塔哥的“苦力输入”。我想说，我们新西兰从未有过苦力——有契约船费，但无契约华工。南非德兰士瓦（TransVaal）的1000名苦力无一出自新西兰华人家乡地区。[182]唐愿高的这个说法着眼于合同制华工与赊单制华工的区别，有一定的道理。客观地说，主要借助于赊单制前往新西兰的淘金华工，其处境与北美、澳洲的赊单制华工相类似，相较于古巴、秘鲁、南非德兰士瓦等地沦为奴隶的华工而言，他们属于晚清出洋华工中境遇较好的群体。

三 从家乡到新西兰的漫长旅程

新西兰华工淘金潮出现较晚，当“金讯”传来，华工们准备奔赴这个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国时，从中国东南沿海到海外移民目的地的漫长链条，早已环环相扣，发展成熟。

第一，广东华工的组织。广东三邑、四邑、香山等地的海外移民，是跨海远行的群体，除东南亚以外，其足迹更远布北美大陆、澳洲、夏威夷等地。当新西兰淘金热出现以后，从这个地区组织华工毫无困难。从1866—1872年淘金华工集中进入新西兰南岛的情况看，其背后有两大促成因素。其一，广东的家族、宗族制度助推淘金者的成行，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通过家族和宗族关系筹资或提供担保，从而获得出洋所需资费。其二，广东商人的有效组织。输出华工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大获广东商人的青睐。《邓斯坦时报》1869年10月的一则报道称，显然，中国当地的代理人正在劝告有意移民到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者，“奥塔哥是短时间内赚到钱的上选之地”。[183]与此同时，广东商人充当旅行代理，有时可能也是资助人。前所提及的何阿美、奥雷普基的Kee Chang以及徐肇开父子组织移民的事例均可证明，新西兰淘金华工的组织和输送，系有广东商人作为幕后推手。

第二，漫长的旅程。前已述及，19世纪中叶开始的华工出国浪潮中，按照起航港和目的地的不同，形成了几条主要航线。自香港出港者，主要去往北美、澳洲和新西兰。因此，1871—1872年运送华工直航奥塔哥的7条船，均系从香港起航。航程时间因风向不同而差异很大。夏季西南季风时节，需时约90天。冬季东北季风时节，季风有利于航行，需时50余天。[184]根据《奥塔哥见证报》刊登的查默斯港的船讯，运送华工的“金沙”号于1871年4月30日自香港起航，于7月25日进港，航行86天。三桅帆船“海鸥”号（Seagull）于1871年12月17日离开香港，于1872年2月6日进港，航行51天。上述报道中都提到乘客和船只的状况“尚称良好”。报道称，尽管“金沙”号载运300多名乘客，船只看起来干净整洁；“海鸥”号所有乘客均健康到达，中途未发生疾病，船上铺位安装得很好，而且很干净。[185]应该说，船上条件尚可。不过，长途海上航行的艰辛非这些报道所能反映。沈祥开在其自传中回忆称：离开香港后的第3个月，海上风大浪高，船上无法做饭。一根横桅和一侧舷墙被风卷走……我们的铺位位于底舱，积水1英尺深。所有乘客都开始呼号：“救救我们！”我听不清他们向谁呼救。我和一个来自四邑的12岁男孩是仅有的没喊救命的人。我同村的一个男子卷起铺盖想逃，不知道他想去往何处。[186]沈祥开的描述，应该是早期华工奔赴新西兰的漫长而艰辛旅途的典型图景。

第三，新西兰矿区的接应与安排。从淘金华工到达奥塔哥之后的行进路线可以看出，当地形成了完整的接应网络。达尼丁是第一个重要的中转站，1866年何阿美为了引进华工，曾经在达尼丁租用两个房子，以做接应华工之用。最初进入矿区的华工，由当地欧洲人接应。随着华工数量的增加，由达尼丁到矿区的华商接应网络很快形成，从当地的某些报道中可观察到此一网络的运作。《伊达山纪事报》报道过1875年Lee Guy如何帮助其侄阿李（Ah Lee）前往凯本（Kyeburn）。Lee Guy寄给侄子10镑，告诉他在劳伦斯可到Sun Gum Hop 商店寻求帮助。在玛努海里奇亚（Manuherikia）有Gim Lee、在豪埃伯尔尼（Hoyburn）有Chin Cheon的客栈。阿李到达目的地以后，与另外4名华工同住。他从某家华人商店收信，并到豪埃伯尔尼与相熟的华人抽烟聊天。[187]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怀凯阿的华人Li Hawk所说的情况。Li Hawk描述自己如何知晓新移民将至的消息：他在罗克斯堡（Roxburgh）花费多达24镑给自己的一位堂兄弟购置了衣服和装备，然后将其送去布莱克斯。借由信件和访客捎带信息而形成的联络网，从 Li Hawk位于北怀凯阿的采矿地辐射开来，不仅可达罗克斯堡，而且可达斯威泽思、劳伦斯、里弗顿（Riverton）、皇后镇，甚至墨尔本。“我先写信给斯威泽思的Sin Loon Ong，再写信给里弗顿的Li To，还写信给皇后镇的 Ah Toy、劳伦斯的Ah Chin，而后再写信给Chee Yee在墨尔本的兄弟。”[188]显而易见，新入境的淘金华工可以借助宗亲、同乡和华商构建的联系网顺利进入最终工作的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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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素致英国驻法大使考莱子爵等文》（1860年7月11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2页。

[2] Cecil Clementi，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Guiana：The Caribbean Press，2010，p.1.

[3] “Consul Elmslie to Dr.Bowring”，Aug.25，1852，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3，Coolie Emigration，Ireland：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p.17.

[4] 《上海领事阿礼国致包令的报告》（1852年9月1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24页。

[5] 《厦门领事馆第一帮办温澈斯特博士关于移民出洋问题的笔记》（无日期，应为1852年底），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13、15页。

[6] 《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致梅利维尔函》（1854年5月2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63页。

[7] 《包令致拉包契里文》（1856年7月26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150页。

[8] 《罗素致英国驻法大使考莱子爵等文》（1860年7月11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364页。

[9]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2—457页。

[10] 三邑指番禺、南海、顺德，四邑指新会、开平、台山、恩平，五邑指四邑之外再加上鹤山。

[11] 梅伟强、张国雄主编《五邑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12]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1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镇人民政府修编《龙归镇志》，编者2002年印行，第95页。

[14]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第143页。

[15] 《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致马姆兹伯里文》（1859年5月3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182页。

[16] 《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文》，《大清律例》卷20，载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17页。

[17] 《英国驻广州领事阿礼国致包令文》（1859年4月12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172—173页。

[18] 《斯陶本泽致国务大臣悉尼·赫伯特文》（1860年1月14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255页。

[19] 《各国驻广州领事官致英法联军司令官》（1860年2月11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338页。

[20] 《署广东巡抚柏贵告示》（1859年4月9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177—178页。

[21] 《劳崇光告示》（1860年2月4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345页。

[22] 《巴夏礼致卜鲁斯文》（1860年1月27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342页。

[23] 《斯陶本斯致联军统领衙门委员函》（1860年1月26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344页。

[24] 《中英续增条约》，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5页。

[2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20页。

[26] 吴凤斌：《契约华工史》，第496—497页。

[27] 陈泽宪：《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28] 谭乾初：《古巴杂记》，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2帙，著易堂1897年版。

[29] 吴凤斌：《契约华工史》，第245页。

[30] 瓦特·斯图凡特：《秘鲁华工史（1849—1874）》，张铠、沈桓译，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31] 《容闳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禀帖》，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3页。

[32] 吴凤斌：《契约华工史》，第270页。

[33] 《美国总人口和美国华人人口（1850—1980年）》，转引自陈依范《美国华人》，郁怡民、郁苓译，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34] 现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华人当时称为卑诗省。

[35] 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增订版），第43页。

[36] C.Y.Choi，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Sydney：Sydney University Press，1975，p.22.

[37] Results of a Census of the Dominion of New Zealand：General Report，Wellington：Government Printer，1925，p.118.

[38] 陈泽宪：《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39] 陈泽宪：《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40] Ta Chen，Chinese Migra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3，p.125.

[41] 陈泽宪：《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42] 《美国驻厦门领事布拉德莱致美国驻华特使马沙利函》（1853年3月25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页。

[43] 按，汕头开辟为通商口岸是在1860年1月，此前的华工输出在汕头附近的南澳岛和妈屿岛进行。

[44] 《美国驻厦门领事布拉德莱致美国驻华特使马沙利函》（1853年3月25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95—98页。另外，载运410名华工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船只因船上华工起事，该船返回厦门港。

[45] 《包令致威廉·莫尔斯沃士爵士文》（1855年10月6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149页。

[46] 此处统计标准均为成年男性。

[47] 《1861—1872年香港载运华工出国船只及人数统计表》，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3—540页。按，原表中多处加总数字有误，本处所引数字经过重新核算。

[48] 《1856—1873年经澳门出洋的中国契约苦力人数表》，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555页。

[49] 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

[50] R.H.Brown，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48，p.505；Murray McCaskill，“The Goldrush Population of Westland”，New Zealand Geographer，Vol.12，No.1，1956，p.40.

[51] 陈依范：《美国华人》，第13页。

[52] W.L.Tung，The Chinese in America，1820-1973：A Chronology & Fact Book，New York：Oceana Publications，1974，p.7.

[53] “Consul Elmslie to Dr.Bowring”，Aug.25，1852，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3，Coolie Emigration，p.17.

[54] 《安松复伯驾函》（1852年3月25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93页。

[55] 《伯驾致（美国国务卿）韦柏斯特 公文第24号》（1852年1月27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92页。

[56] 《安松复伯驾函》（1852年3月25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93页。

[57] 《包令致马姆兹伯利文》（1852年5月17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3页。

[58] 《怀特致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函》（1853年12月26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53页。

[59]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1877年），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258页。

[60]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1877年），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288页。

[61] 麦美玲、迟进之：《金山路漫漫》，崔树芝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62] W.L.Tung，The Chinese in America 1820-1973：A Chronology & Fact Book，pp.7-9；O.Gibson，The Chinese in America，Cincinnati：Hitchcock & Walden，1877，pp.19-20.按，参照中国方面的华工出洋数字，1849年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人数统计，可能有所滞后。

[63] E.A.Doyle ed.，Golden Years，1851-1951，Melbourne：Victorian Government，1951，p.47.

[64] Henry Gunstone，See Yup Gold Miners in Australia，publishing place unknown，2008，p.1.《五邑华侨华人史》一书则认为，最早传递消息的是台山人雷亚妹（又名雷亚梅），1851年以契约华工身份去澳大利亚，在维多利亚金矿区劳动。他写信将此消息告知家乡的亲人。1852年即有一批同乡与雇主订约到维多利亚矿区。参见梅伟强、张国雄主编《五邑华侨华人史》，第124页。

[65] 《怀特致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文》（1853年12月10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51页。

[66] 《包令致纽卡索尔文》（1854年4月21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144页。

[67] 《香港副总督凯恩致纽卡索尔文》（1854年5月4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145页。

[68]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149页；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38、101—103页。

[69] E.A.Doyle ed.，Golden Years，1851-1951，p.94.

[70] Murray McCaskill，“The Goldrush Population of Westland”，New Zealand Geographer，Vol.12，No.1，1956，p.40.

[71] “Victorian Year Book”，1915-1916，pp.238-239，in H.F.MacNair，The Chinese Abroad，Their Position and Protection，p.69.

[72]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in Official Year Book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1925，Melbourne：Commonwealth Bureau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1925，p.952.

[73] Andrew Markus，Fear and Hatred：Purifying Australia and California 1850-1901，Sydney：Hale & Iremonger，1979，p.67.

[74]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in Official Year Book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1925，p.953.

[75] 《1861—1872年香港载运华工出国船只及人数统计表》，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539页。

[76] 刘渭平：《澳洲华侨史》，第44—45页。

[77] 《包令致马姆兹伯利文》（1852年7月16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5页。

[78] 《上海领事阿礼国致包令的报告》（1852年9月1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23页。

[79]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290页。

[80] 《怀唐伊条约》亦译《威坦哲条约》，该约有毛利文和英文两个版本，512名毛利酋长签署了毛利文版本，49名毛利酋长签署了英文版本。两个版本在解释上存在重大出入，尤其是在统治权和酋长地位方面。

[81] 6省是奥塔哥、坎特伯雷、尼尔森（Nelson）、奥克兰、惠灵顿、塔拉纳基。省的数量和区划后来有所变动。根据1858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新西兰于1859年设立霍克湾省（Hawkes Bay）和马尔堡省（Marlborough），1861年设立南地省（Southland）。1870年南地省因负债累累，重新并入奥塔哥省。1874年设立西地省（Westland）；此前6年，西地是从坎特伯雷省分离出来的一个县（J.B.Condliffe and W.T.G.Airey，A Short History of New Zealand，Christchurch：Whitcombe & Tombs Ltd.，1968，p.139）。当时省议会（Provincial Council）具有“省政府”的职能。

[82] Alfred Simmons，Old England and New Zealand，London：Stanford，1879，p.55.

[83] 刘渭平：《澳洲华侨史》，第9页。

[84] William Tai Yuen，The Origins of China’s Awareness of New Zealand，1674-1911，p.22.

[85] William Tai Yuen，The Origins of China’s Awareness of New Zealand，1674-1911，pp.23，26-27.

[86] 《万国地理全图集》，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2帙。

[87] 马礼逊：《外国史略》，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2帙。按，从书中引用道光十九年（1839）资料及魏源的《海国图志》征引该书判断，其出版时间约在1840年代。

[88] 祎理哲：《地球说略》，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2帙。一般认为该书出版于1850年前后。

[89] 慕维廉：《地理全志》，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2帙。

[90] 徐继畬：《瀛环志略》卷2，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影印版，第40、41页。

[91] 魏源撰，王继平等整理《海国图志》卷16，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92] 此一“澳大利亚洲”是与现在的大洋洲相对应的概念。“澳大利亚”一语源于拉丁语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意为“未知的南方大陆”。16世纪以后欧洲航海家逐渐将此一地区勘测清楚，19世纪初将其命名为大洋洲。

[93] 邹弢：《地球方域考略》（三），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帙。按，书中对于澳洲境内各地点的说明不尽准确，又称“新锡兰在奥洲南境之西，其北岛屿甚多”。此处的“西”应为“东”之误，从书中所说新西兰以北岛屿为波利尼西亚群岛来看，所述位置无误。

[94]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2页。按，噶罗巴为今爪哇，婆罗洲为今马来群岛中部的加里曼丹岛。

[95]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

[96] 李提摩太：《三十一国志要》，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2帙。

[97] 邹弢：《万国风俗考略》，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2帙。

[98] 《详陈新金山设领情形及请设驻坎拿大领事由》，载孙学雷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49册，第20563页。

[99] 《新金山六省华商呈总理衙门之禀稿》，载孙学雷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13册，第5203、5205页。按，澳大利亚6省，指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南澳、西澳、昆士兰、塔斯马尼亚6个英国殖民地，1901年1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包括上述六省及北领地。首都初设墨尔本，后移至堪培拉。1901年以前，华人多称各殖民地为省，其后则多称为州。晚清官员有时说澳大利亚共五省，可能是未列入塔斯马尼亚岛。

[100] 《收驻英张大臣文一件》（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载孙学雷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49册，第20550页。

[101] 参见Appo Hocton：New Zealand’s First Chinese Immigrant，The Nelson Provincial Museum，2013。黄鹤廷之名几经变化，初为Wong Ah Poo Hoc Ting，后又改为Appo Hocton。其出生年月，也有1817年、1819年及1823年等几种推测。

[102] “Interim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Committee”（No.Ⅰ），Appendix to the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以下简称AJHR），1871 Session Ⅰ，H-05，p.5.

[103] G.H.McNeur，The Church and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Christchurch and Dunedin：Presbyterian Bookroom，1951，p.28.

[104] Julia Bradshaw，Golden Prospects：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p.17.

[105] Lily Lee and Ruth Lam，Chan Dah Chee，1851-1930：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Self-published，Auckland，2009，pp.3-4，33.

[106] G.H.ScholeField，New Zealand in Evolution：Industrial，Economic and Political，London：T.Fisher Unwin，1909，pp.89-90.按，货币单位为英镑。

[107] T.M.Hocken，Contributions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New Zealand：Settlement of Otag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198.

[108] J.H.M.Salmon，A History of Goldmining in New Zealand，Wellington：Government Printer，1963，pp.48-49.

[109] J.H.M.Salmon，A History of Goldmining in New Zealand，p.11；T.M.Hocken，Contributions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New Zealand：Settlement of Otago，p.199.

[110] Neville A.Ritchie，“Traces of the Past：Archaeological Insights into the New Zealand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rn New Zealand”，in Manying Ip ed.，Unfolding History，Evolving Identity：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31.按，莫利纽克斯河即克鲁萨河。

[111] G.H.ScholeField，New Zealand in Evolution：Industrial，Economic and Political，p.92.

[112] Andrew Markus，Fear and Hatred：Purifying Australia and California 1850-1901，p.67.

[113] G.H.ScholeField，New Zealand in Evolution：Industrial，Economic and Political，pp.91-92.

[114] Neville A.Ritchie，“Traces of the Past：Archaeological Insights into the New Zealand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rn New Zealand”，in Manying Ip ed.，Unfolding History，Evolving Identity：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31.

[115] Annual Report of the Dunedin Chamber of Commerce，Dunedin，1863，p.15.

[116] J.B.Condliffe and W.T.G.Airey，A Short History of New Zealand，p.128.

[117] J.MacKay，MacKay’s Otago Almanac，Dunedin，1869，p.177.

[118]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Ⅰ，p.123.

[119] R.D.Millar，Early Reaction and Attitudes to Chinese Immigrants in Otago，1866-1870，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Otago，1972，p.26.

[120] Otago Witness，Sept.23，1865，p.15；Otago Witness，Sept.30，1865，pp.13-14；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125.

[121] “The Pioneer Chinaman on the Otago Goldfields”，Otago Witness，Jun.10，1871，p.9.

[122] 何阿美忘记了确切的时间，认为是1月或2月，经与其他资料印证，应为2月。

[123] Tuapeka Recorder，Feb.23，1866，in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132.

[124]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Ⅰ，p.163.

[125] “The Pioneer Chinaman on the Otago Goldfields”，Otago Witness，Jun.10，1871，p.9.

[126] “The Pioneer Chinaman on the Otago Goldfields”，Otago Witness，Jun.10，1871，p.9.

[127] Julia Bradshaw，Golden Prospects：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p.17.

[128] 林爽：《纽西兰名人传》，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129] Otago Witness，May 8，1869，p.5；Dunstan Times，May 14，1869，in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109.

[130] Mount Ida Chronicle，Apr.23，1869，p.2.

[131] Otago Witness，Sept.18，1869，p.18.

[132] 新西兰南岛东南岸港口，距离达尼丁16公里。

[133] “The Pioneer Chinaman on the Otago Goldfields”，Otago Witness，Jun.10，1871，p.9.

[134] 《1861—1872年香港载运华工出国船只及人数统计表》，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539—540页。

[135]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164.

[136]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134.

[137] C.P.Sedgwick，Politics of Survival：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90.

[138] “Interim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Committee（No.Ⅰ）”，AJHR，1871 Session I，H-05，p.23.

[139] “Interim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Committee（No.Ⅱ）”，AJHR，1871 Session I，H-05a，p.13.根据该项统计，当时全新西兰华人总数为4215人。

[140] “Interim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Committee（No.Ⅰ）”，AJHR，1871 Session I，H-05，p.23.

[141] “Wardens’ Reports”，Otago Witness，Sept.18，1869，p.18.

[142]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Ⅰ，p.348.

[143] Murray McCaskill，“The Goldrush Population of Westland”，New Zealand Geographer，Vol.12，No.1，1956.

[144] Julia Bradshaw，Golden Prospects：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pp.17-19.

[145] “Interim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Committee（No.Ⅱ）”，AJHR，1871 Session I，H-05a，p.13.

[146] “Annual Report from the Harbour Master”，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1880-1881，Government Print，1881，“Emigration”.按，该数字明显低于新西兰方面的入境统计，应有相当数量华人系经澳洲中转而来。

[147] M.McNeur，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Otago，1930，p.19.

[148] Julia Bradshaw，Golden Prospects：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p.29.

[149] “Annual Report from the Harbour Master”，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1880-1881，Government Print，1881，“Emigration”.

[150] “More Chinese Immigration”，Otago Witness，Jun.24，1871，p.5.

[151] 根据今日之行政区划，所谓“上番禺”、“北番禺”（Upper Panyu）系指现广州市白云区。

[152] A.Blewitt，Report to Colonial Secretary，Nov.8，1868，in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12.

[153] 亦称沈占，英文名James Shum。

[154] James Shum，“Autobiography”，in M.McNeur，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55.

[155] A.Don，“Roll of Chinese in New Zealand（1883-1913），entries of 1896”，in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Ⅳ；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11.

[156] Henry Chan ed.，Zengcheng New Zealanders：A History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Tung Jung Association of NZ Inc.，Wellington：Echo Point Press，2007，p.2.另外，前述塞奇威克统计唐愿高日记为42个村，与此有出入。

[157] Henry Chan ed.，Zengcheng New Zealanders：A History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Tung Jung Association of NZ Inc，参见书中各人物小传。

[158] G.H.McNeur，Feeling the Way in the Canton Villages，Dunedin：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Zealand，1902，pp.1-2.按，唐愿高称增城村落群约为20个村子，该数字不准确。

[159] 参见A.Don，Under Six Flags，Dunedin：Wilkie & Co.，1898，pp.91-99，in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21.

[160] A.Don，Under Six Flag，pp.102-104，in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23.

[161] G.H.McNeur，Feeling the Way in the Canton Villages，pp.4-34.

[162] G.H.McNeur，Feeling the Way in the Canton Villages，p.14.按，麦沾恩的记载，华人名字取意译而非音译。

[163] G.H.McNeur，Feeling the Way in the Canton Villages，p.30.

[164] G.H.McNeur，Feeling the Way in the Canton Villages，p.34.

[165] G.H.McNeur，Feeling the Way in the Canton Villages，p.19.

[166] G.H.McNeur，Feeling the Way in the Canton Villages，p.18.

[167] Outlook，Aug.6，1904，p.14，in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33.

[168] 有学者将19世纪中叶赴北美地区的契约华工分为合同制华工（contracted labor）与赊单制华工（credit-ticket labor），这种区分可供参考。参见曹雨《19世纪中叶赴美合同制华工与赊单制华工的比较》（《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

[169] Sing-wu Wang，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1848-1888：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Emigration to Australia，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INC.，1978，pp.112-113.

[170] “The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Victorian Parliament by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ubject of Chinese Immigration in 1857”，in Jean Gittins，The Diggers from China：The Story of Chinese on the Goldfields，Melbourne：Quartet Books，1981，p.130.

[171] John Fitzgerald，Big White Lie：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2007，p.64.

[172] Cecil Clementi，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pp.168，179.按，费斯此处将赊单华工称为自由移民。

[17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卷及第三卷各种单位说明”。

[174] James Shum，“Autobiography”，in M.McNeur，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pp.16-17.

[175] 《人头税公众咨询大会侧记》，载林爽《纽西兰名人传》，第353页。坦尼丁，即达尼丁。按，该回忆中所说工资与其他资料相差较大。

[176] “Interim Report of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Committee（No.I）”，AJHR，1871，Session I，H-05，p.5.

[177] Otago Witness，Sept.23，1871，p.16，in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p.96-97.

[178]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97.

[179] A.Don，Nineteenth Inland Otago Tour，1905-1906，Dunedin：Reprinted from “The Outlook”，1906，p.16.

[180] 参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1877年），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288页。

[181] New Zealand Presbyterian，Jul.1，1884，p.3；New Zealand Presbyterian，Oct.1，1890，p.65，in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p.96，116.

[182] A.Don，Nineteenth Inland Otago Tour，1905-1906，p.16.

[183] Dunstan Times，Oct.1，1869，in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109.

[184] 根据1853年的资料，当时帆船从香港开往新西兰，10月至次年3月期间，需时75天，3月至9月期间，需时90天（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第143页）。1870年代以后，航行时间有所缩短。

[185] “Shipping”，Otago Witness，Jul.29，1871，p.12；“Shipping”，Otago Witness，Feb.10，1872，p.12.

[186] James Shum，“Autobiography”，in Ng Bickleen Fong，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A Study in Assimilation，p.15.

[187] “Letter from Lee Guy to Lee Gon Tow”，Mount Ida Chronicle，Sept.23，1880，in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114.

[188]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Vol.I，pp.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