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陆机：两晋文学精神的象征

说到两晋文学精神的象征人物，人们多认为非陶渊明莫属。事实上，陶渊明在当时的文学地位并不高，他的文学成就和影响要到唐宋才显现出来。刘勰《文心雕龙》只字不提陶渊明，钟嵘《诗品》仅将其置于中品，萧统《文选》选陶诗较多，似乎比刘勰、钟嵘更重视陶渊明，然其地位还是比不上陆机等文士。唐代诗歌繁盛，流派众多，风格多样，陶渊明虽为许多诗人提及，但地位还是不高。从北宋开始，我国古代文艺审美趣味愈来愈趋向平淡美，陶渊明其人其诗方被肯定、称扬、效仿。所以，至少在唐代以前，人们心目中的两晋文学精神的象征文士应该是陆机。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李世民特为《晋书·陆机传》做“制”文。下面，从唐太宗《晋书·陆机传》“制”文入手，以见陆机堪当两晋文学精神象征这个我国古代文学史、文艺史事实。首先引录唐太宗“制”文如下。

古人云：“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吴运，文武奕叶，将相连华。而机以廊庙蕴才，瑚琏标器，宜其承俊乂之庆，奉佐时之业，申能展用，保誉流功。属吴祚倾基，金陵毕气，君移国灭，家丧臣迁。矫翮南辞，翻栖火树；飞鳞北逝，卒委汤池。遂使穴碎双龙，巢倾两凤。激浪之心未骋，遽骨修鳞；陵云之意将腾，先灰劲翮。望其翔跃，焉可得哉！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途，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非兰怨而桂亲，岂途害而壑利？而生灭有殊者，隐显之势异也。故曰，炫美非所，罕有常安；韬奇择居，故能全性。观机、云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自以智足安时，才堪佐命，庶保名位，无忝前基。不知世属未通，运钟方否，进不能辟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实而不谅，谤缘虚而见疑，生在己而难长，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诫于前；华亭之鹤，方悔于后。卒令覆宗绝祀，良可悲夫！然则三世为将，衅钟来叶；诛降不祥，殃及后昆。是知西陵结其凶端，河桥收其祸末，其天意也，岂人事乎！[13]

此篇“制”文约有三层意思。第一层从开始至“一人而已”，主要写唐太宗对陆机文采、文才的高度赞美。此层采用“赋”法，两两一组，如“文藻宏丽”与“言论慷慨”、“高词迥映”与“叠意回舒”、“千条析理”与“一绪连文”，反复申说，营造出一种无可辩驳的气势。经唐太宗此番赞美，陆机的文学成就灿然呈现。“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远超枚、马，高蹑王、刘”，从文学的语言、思想和历史地位多方总结陆机的文学成就，誉其为“百代文宗”。其实，唐太宗对陆机的称赏并不为过。刘勰《文心雕龙》频频提及陆机，在所有两晋文士中，陆机是很受刘勰重视的，这说明陆机在两晋文士中本来就有着很高的地位。钟嵘《诗品》大加赞赏陆机诗歌，将其列入上品，赞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14]《诗品》上品列11位诗人（“古诗”不能算做一位诗人，否则，应是12位），西晋有阮籍（其实应算魏代诗人）、陆机、潘岳、张协、左思5位，陆机排西晋诗人之首，可见钟嵘对陆机的赞誉是很高的。所以，唐太宗对陆机的高度称赏其实十分吻合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另外，东晋文学成就总体上不如西晋，很难举出一位堪与陆机比肩的文学家（文士）。因此，陆机的确可以作为两晋文学精神的象征性人物。钟嵘“文章之渊泉”、唐太宗“百代文宗”之评甚是。唐太宗《陆机传》“制”文与陆机《文赋》之间似有关联，二者用词风格尤其相似。先举《文赋》数句：“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言恢之而弥广，思安之而愈深”；“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15]再看唐太宗“制”文，其中的“文藻”“言论”“高词”“叠意”“理”“文”等用词与上举《文赋》词句的风格十分相像。这应该不是巧合。唐太宗高度称赏陆机的文学成就，他对陆机《文赋》中的文艺思想十分赞同。目前，学术界对唐太宗《晋书·陆机传》“制”文与《文赋》之关联似甚少留意。本书不拟详论此问题，留待今后再作专门研究。

第二层自“然其祖考重光”至“焉可得哉”，主要写唐太宗对陆机生不逢时的命运的慨叹，尤需注意此层中的“然”“而”“宜”“属”“遂”等词。“然”“而”“宜”为一层，指出陆机家世显赫且有高才，凭借这样的条件，陆机应该可以一展才华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然而，人生往往变幻莫测。“属”“遂”一层即揭示天时并不站在陆机一边。当他欲凭借家世、才华“翔跃”之时，吴国灭亡，自己竟然成了亡国文士。

第三层自“夫贤之立身”至结束，总结陆机悲剧之因。首先，讨论贤士立身处世之道，贵在“居安保名”，切忌“冒危履贵”。唐太宗认为，明智的君子应该根据时世审慎选择处世之道。其次，论陆机“奋力危邦”，“竭心庸主”，最终还是招致杀身之祸，叹息陆机。“智不逮言”，“知易而行难”，徒落得“华亭鹤唳”之叹。在唐太宗看来，陆机悲剧的原因是违背了审时度势的处世原则。唐太宗还借此批评西晋中后期的政治。唐太宗提出“观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的问题，其实就是人品与文品的问题。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者的现实言行与作品宣扬、倡导的思想情感不一致的现象不在少数，读者每每逢此情形都会惊奇、叹惋。“良可悲夫”就是作为读者的唐太宗的阅读体验。最后，讨论陆机遭难的原因。“西陵凶端”指陆机的父亲陆抗诛杀步阐之事。《世说新语·尤悔》注引干宝《晋纪》曰：“初，陆抗诛步阐，百口皆尽，有识尤之。及机、云见害，三族无遗。”[16]陆机与成都王司马颖长史卢志曾结仇怨亦是陆机被杀的原因之一。《世说新语·方正》载：“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17]《世说新语·尤悔》载：“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18]由上可知，河桥兵败、得罪小人卢志是陆机被杀的直接原因，与他父亲诛杀步阐并无关系。所以，唐太宗将陆机被杀归于“天意”是不恰当的。笔者以为，应该这样看：不是陆抗种下的恶果报应在他们身上，而是“亡国文士”的自卑引起过度的自尊，遇事太过敏感遂与小人结下仇怨，最终酿成悲剧。其实，这些说法都不足以完全解释陆机之悲剧，从更深的层面来看，陆机的悲剧应该是特定时代有特殊身份的文士都可能遭遇的悲剧。晋宋之际的山水诗人谢灵运的人生与陆机之人生遭遇甚为相似，他们的出身都很显赫。

学术界以往多研究此篇“制”文的写作动机，或者认为是贞观年间宫廷斗争的折射，或者认为陆机与李世民的政治思想一致，或者认为唐太宗借此欲“矫正汉儒诗教观和宫体诗的流弊”。[19]后人评论前人，确有探究前人动机之必要，但也要尽量从前人的文本出发，不能过于主观，以免得出不公正、不客观的结论。我认为，唐太宗的《晋书·陆机传》“制”文有非常明显的两个意思。一是称赏陆机诗文繁盛之文采，引陆机为知音同调，喜爱、倾慕之情溢于言表。苏轼《书唐太宗诗》云：“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而世不传。”[20]“徐、庾风气”指的是南朝齐梁间轻靡绮艳的“宫体”诗风。可见，唐太宗喜爱辞藻华艳、音韵靡漫的文风，因此他选择陆机作为心目中理想文学的代表。二是以陆机为乱世文士之代表，唐太宗慨叹乱世文士的悲剧人生，表明唐代统治者对文士的尊重、爱惜远超前代。本书认为，唐太宗选择陆机作为代表绝不是偶然的。纵观唐代，陆机几乎没有受到贬抑，杜甫“陆机二十作《文赋》”之说表明唐代文士对陆机是十分熟悉的。陆机受到唐代上自帝王下自文士的喜爱，这也许说明，西晋是唐代文士心目中文艺精神浓郁的时期之一，因此，西晋文学成就最高的陆机顺理成章地成为唐代文士推尊的文学精神象征。唐以后，近代刘师培先生对陆机的推尊又一次达到高峰。

陆机在西晋就已广受士人称赏、推崇。西晋文坛领袖张华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云：“鹤鸣九皋，犹载厥声。况乃海隅，播名上京。……英英朱鸾，来自南冈。曜藻崇正，玄冕端裳。如彼兰蕙，载采其芳。”[21]能得到同时代另一位文学巨匠的赞美，这足以说明陆机文学成就之高。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云：“东南之美，曩惟延州。显允陆生，于今鲜俦。振鳞南海，濯翼清流。婆娑翰林，容与坟丘。”[22]此赞美出自“性静退不竞，唯以勤学著述为事”[23]的潘尼之口，想必绝非应酬恭维溢美之词。钱志熙先生认为，由于“身世相类”，所以陆机的诗歌深深影响到晋宋之际的山水诗人谢灵运。[24]此说有理。其实，受陆机文学影响的人绝不止谢灵运一人。

唐以后，随着社会变迁和文学、文艺风尚的改变，对陆机的批评之词渐多，如“形式主义”“华美”等，但亦不乏对其大加称赏者。清代沈德潜《古诗源》云：“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自梁陈，专工队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25]尽管沈氏也批评陆机“逞博”，“空灵矫健之气”不足，但还是充分肯定陆机的诗歌成就，推其为“大家”，指出后世尚“排偶”（对仗）之风实滥觞于陆机。近代刘师培先生特别推尊汉魏六朝的文章，尤其推尊陆机的文章。[26]郝立权《陆士衡诗注序》指出：“（陆机的诗歌）导齐梁之先路，绾两晋之枢机。”[27]今人刘运好在《陆士衡文集校注》“前言”中说：“毋庸置疑，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考察，陆机都是西晋文学的领军人物。无论后代是褒扬还是批评，也无法否定陆机在文学发展史上所处的枢纽地位——袭故弥新，霑概后世。”[28]可见，陆机在西晋文坛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

陆机在西晋就建立了很高的文学声望，钟嵘《诗品》将其置于上品，唐代流传陆机二十作《文赋》之说。唐太宗在《晋书·陆机传》后特撰“制”文，大力称赏、倾慕陆机的文学成就，推其为“百代文宗”。清代沈德潜推其为“大家”，近代刘师培先生特别推尊陆机的文章，今人郝立权、刘运好先生对陆机诗歌、总体文学成就的肯定等集中指向一个事实，即两晋文学精神的象征非陆机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