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文艺精神的一次整体探究

——陈志刚著《世俗与超越——两晋文艺精神新论》序

张国庆

展读志刚书稿，感到既熟悉、亲切而又陌生、高兴。大约在志刚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他就选定了两晋文艺精神为题进行研究，并于2017年完成了与本书同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以来，注目点不在两晋，只因数年间指导志刚论文，才对两晋文艺及其精神有了一些了解。此番读他基于博士学位论文撰成的这部书稿，自然有着故友重逢般的熟悉和亲切。然而相伴而来的，还常常有一种陌生感，这是因为，他从前行文中不时会出现的一些小毛病已不多见，而书中内容明显更丰富了，自家见解更多而得当了，诸多议论也更妥帖而自如了。正是这层陌生感，令我为他高兴。人常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时隔二载，确乎要对志刚刮目相看了。

我以为，此书大约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研究角度新。关于两晋文艺，学术界过去多用力于两晋文学、文艺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成绩虽然不小，但少有以“文艺精神”为鹄的为统摄而对之作整体之研究者。而事实上，两晋文艺与之前的建安文艺（学）、正始文艺（学）一样，是有着自身意蕴深刻而特色鲜明的文艺精神的，只不过由于两晋文艺在艺术形式方面过度用力的特点或者说偏颇被后世之人不恰当地放大，两晋整体的文艺精神遂隐而不彰。有鉴于此，志刚此书聚焦“精神”层面而多方考察两晋文艺，目的就是质疑唐代以后视两晋文艺为“狭隘”的主流认识，重新揭示两晋文艺创造的独特精神。具体说，就是要从其时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综合发展兴盛的角度去研究和总结两晋形成的独特文艺精神，并由此反思学术界长期形成的以“纯文学”的眼光看待和研究魏晋南北朝之文学而少涉及其文艺精神的局限。此一研究角度，颇具新意，而从中亦可见志刚之志，殊不小矣！

其次，此书所展开的，是一种全景式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此书表示，其所谓“两晋文艺精神”是指两晋“这一特定政治、思想和文化时期中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文艺形式熔铸成的具有普遍性的一些主要精神，它是两晋士人生活观、人生观、自然观等在文艺创作、鉴赏中的凝结，它一旦形成，既成为两晋士人操守、人格、审美情趣、文艺创作观念的寄寓之所，也继续发挥对士人操守、人格、审美情趣、文艺创作或隐或显的影响，进而显现为具有鲜明士人特色、时代特色的文艺美学风格”。以此精神为研究目标，就决定了此书展开的必然首先是一种全景式的宏观研究。举凡两晋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当时士人的生活观、人生观、自然观，特别是当时的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都被纳入其研究视野。全景式宏观研究的优点，在于能见对象之大体，能概见森林之全貌。即如通常将两晋文学相较而观，结论当然是西晋在整体上胜过东晋，而着眼“文艺精神”考察，所见就有可能明显不同。此书就“文艺精神”考察后得出结论：“东晋文学不如西晋文学并不表明东晋文艺不如西晋文艺，其实，东晋书法、绘画、音乐等文艺所取得的成就是远超西晋文艺的，东晋文艺的超越精神可圈可点，在我国古代文艺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接着指出：“刘勰、钟嵘、萧统囿于时代没能看到这点，可今人应该指出这点。”这一看法，就是依凭“文艺精神”的更大视野对问题作全景式考察而得出的，与向之习见大为不同了。然而全景式宏观研究必须有大量而扎实的微观细部研究为其支撑，其研究中大大小小的观点乃至全局性的结论才可能站得起立得稳。此书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方面都做得不错。从前一方面看，聚焦宏旨，拓广视域，多方广泛考察，调畅内在文思，合理安排篇章，完善总体结构，如此等等，读者稍阅目录即灼然可见。从后一方面看，此书于其宏观研究所涉每一问题或观点，均竭力加以细致的叙说或论证。例如其关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与整个东晋文艺之关系的研究，就非常典型。此书第六章提出“陶渊明对东晋文艺精神的平衡”问题，认为陶渊明及其诗文、音乐具有“真正的非功利文艺精神，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艺境界，此文艺精神、境界既受到东晋超越文艺精神的影响，又由于陶渊明之真诚而无形中纯化了东晋文艺的超越精神，因此，我们实际可以视之为一种平衡”。这是一个崭新的看法或提法，亟须详加论证。于是此书先对陶渊明对东晋文艺精神“平衡”之可能性进行分析，接着对陶渊明之文艺精神进行仔细论列，最后对陶渊明对东晋文艺精神之四个方面的“平衡”（即观看世界方式的平衡、心境的平衡、思想的平衡、审美趣味的平衡）逐一进行论证。虽然陶渊明“平衡”东晋文艺精神的新见最终能否成立尚有待学术界检验，但此书对其多方面的详细论证，的确给了此一看法强有力的支撑。总之，以扎实的细部考察支撑起一个个具体看法乃至全局性的结论，是此书的鲜明特色。简言之，目标在“观林”，方法路径则是细致地“究木”，或说是“缘木以观林”，这就保证了此书“观林”的基本质量。

再次，颇具学术勇气。其学术勇气不仅表现在上文所提到的此书目标在于“质疑唐代以后……的主流认识，重新揭橥两晋文艺创造的独特精神”，而且表现在它迭出己见，又数度与前辈权威学者进行商榷等方面。此书提出的自家看法不少，其大者如：西晋文艺具有突出的世俗精神，具体体现为一种堕入卑俗与回归凡俗同时存在的精神，它根源于西晋特有的政治、哲学与士人的人格与人生趣尚，它在美学上的显现为华美风格；东晋文艺具有突出的超越精神，具体体现为超越形式、超越尘俗、超越功利的精神，它同样根源于东晋特有的政治、哲学与士人的人格与人生趣尚，它在美学上凝聚为“清”“淡”“雅”之美学风格或说尚“清”、尚“淡”、尚“雅”的审美趣尚；两晋的政治、哲学是独特的，两晋士人的情趣和人格是独特的，从而铸成大不同于前代的文艺精神，两晋文艺精神又显现为独具两晋特色的美学风格，两晋文艺精神在我国古代文艺史上意义非凡；等等。伴随其见解的，往往有不错的分析。这里且试观其对于东晋士人之人生与其“淡”美趣尚之关系的一段总括性分析。“东晋门阀士族亦郁结诸多忧虑、患累，尤其在面对生死、名利等人之常情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文化修养普遍较高，所以对人生反而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及更加深沉的体悟，可以说，他们对现实人生困惑的体验更加深广，已经达到从哲学上感受、思索人生的高度。东晋士人从思想到实践都渴慕一种恬淡闲适的人生，目的是要超越现实人生的种种忧虑、困扰，实现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追求‘逍遥游’式的自由恬淡的人生境界。他们的渴慕、超越、向往和追求生动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之中，如不知疲倦的清谈；审美地观看生活中的各种精美的器物；聚会时生发的无穷感慨；对亲人友朋的思念；对自然山水的眷恋、迷恋；对垂钓的痴迷；对幽居生活的赞美和向往；对佛教义理旨趣的探讨……可以说，东晋士人的生活史、人生史、思想史就是极富艺术气息的文艺史。文艺源于人生，人生的思索、追求和超越势必或强或弱以文艺表现出来。因此，东晋士人的超越精神不期然而然地与文艺会通，恬淡闲适的人生境界遂逐渐转换成一种崇尚‘淡’美的审美趣尚，东晋诗赋、文章大多充溢着比较明显的‘淡’美。实际上，东晋士人创造了一种以‘淡’美为重要美学显现的文艺超越精神。”总之，此书迭出之己见，多有新意，也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助于加深乃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两晋文艺的认识，给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启示。在迭出己见的同时，此书又不时与前辈权威学者进行商榷。比如，在第七章讨论“两晋文艺的艺术精神”时，指出徐复观先生“中朝名士出而生命情调之欣赏特隆；于是人伦鉴识，在无形中由政治的实用性，完成了向艺术的欣赏性的转换”的判断不太准确，认为中朝名士在文艺上显现的世俗、实用精神并未因其表现出的“生命情调之欣赏”而改变，相对圆满地“完成了向艺术的欣赏性的转换”的恰恰是东晋过江名士而非西晋元康（291～299）名士。又如，在第七章讨论“两晋文艺精神之演变”时，指出李泽厚先生从“人的自觉”“文的自觉”角度出发推举陶渊明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不太恰当，因为陶渊明是脱离于东晋文艺的主要潮流的，他是东晋文艺的歧出。再如，此书附录《西晋文学三题》一文，就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论西晋诗学》一文提出的多个观点进行了商榷。总而言之，此书己见与商榷意见的提出，可说既是放胆的，又是有据而审慎的，无论其是否完全得当，其中都清晰可见作者可贵的学术勇气。

最后，是学风踏实。此书学风之踏实，从以上叙说中已可概见，这里引其前言中数语，再看一看其在文献征引方面的情况。其云：“本书力求主要运用第一手材料，斟酌使用较有价值的第二手材料。第一手材料主要是与两晋政治、历史、哲学、文艺密切相关的一些古代典籍，如《文选》《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晋书》《全晋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第二手材料主要是近代以来极富思想性、学术性的代表性著作，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徐公持《魏晋文学史》、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等。”此书征引具体材料相当丰富，但都严格坚持了上述原则，实可见其踏实学风之一斑。这在学风日显浮躁的当下，是尤为可贵的。

我以为，此书之特点大致即如上述，而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此书具有了不错的学术质量和明显的学术价值。

当然，此书也有不足之处。比如作者对音乐、书法、绘画、雕塑等不如对文学那样熟悉，于是书中对于文学的叙论就显得更充实丰富一些，而对于其他的叙论就稍显单薄一点。又比如细致的具体论证固然很好，但有时细致太过、举例太多而至于繁冗就反为不美了。此外，个别地方的文辞运用和语句表达尚可推敲。

兹顺便就目前所见与此书相关的一个一般性问题再聊发一点议论。如前所说，此书是基于同题博士学位论文而撰成，而在博士数量“大跃进”式发展的当下，这种情况极其普遍。就目前情况看，全国各高校对于博士学位论文都有着大同小异非常严格的形式要求，这些形式要求对于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无疑是十分必要、十分有益的。问题是，当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写学术专著时，这些形式就并非完全必要、完全适宜的了，而当这些大同小异的严格形式大量出现在学术专著中时，就会呆板一律到令专著和读者几乎要同时窒息的地步。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眼下相当常见。志刚的这部著作没有如此处理，读起来就直截了当、顺畅自如得多。后来的博士保留学术专著的自然常态和个性特色，避免将博士学位论文的严整形式完全照搬进其学术专著，是我的一点希望和建议。是耶非耶，唯后来诸君裁之。

志刚1996年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习，我即为之授课，后又指导他撰写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论文，相知甚深。志刚为人，质朴诚厚，不善言辞，无一触即悟的天资，有坚韧执着之追求。其为学亦大抵如是，不尚空谈，唯务实际，沉潜往复，缓缓以进。经二十余年学习历练，他如今已具备了较好的学术基础和素养，已形成了能够融会贯通的学术思维，而其步履，依旧稳沉坚实。相信今后，他仍将一如既往稳步前行，日积而月累，更上层楼，终至到达他学术的远方！

序成掩卷，欣悦之感，油然生焉。

2020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