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艺至上时代”中的两晋文艺及其精神象征

经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父子两代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接力棒”式的积蓄、韬晦、谋划，司马炎于公元265年（泰始元年）代魏建晋（史称西晋），定都洛阳，是为晋武帝，开始了司马氏家族一百五十多年的统治。公元263年，蜀汉政权（魏元帝曹奂咸熙元年）为魏所灭。西晋建国后，休养生息，国力增强，公元280年（武帝太康元年）迫使吴国暴君孙皓投降，吴国灭亡。历经近百年的动荡、分裂后，西晋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西晋初期，司马氏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百姓生活安定，社会思想开明，出现“太康之治”（280～289）。西晋中期，武帝骄纵、奢靡、昏聩，奢侈躁竞之风自上而下蔓延至社会各阶层，形成“贪鄙、淫僻之风”[1]。武帝选择九岁的“白痴皇帝”司马衷（武帝第二子）为皇位继承人。[2]西晋后来的乱亡表明，这是西晋政权的重要转折，选人不当让西晋走向乱亡。历代史学家对此多有评论，初唐“史臣”云：“古者败国亡身，分镳共轸，不有乱常，则多庸暗。”[3]后期昏庸的武帝选了一位“庸暗”的接班人，西晋乱亡悲剧已然注定。《晋书·惠帝纪》中“矫诏”一词出现频率之高在我国史书中应属罕见。“矫”是假托的意思，“诏”是皇帝颁布的命令，“矫诏”就是假托皇帝颁布命令。《晋书·惠帝纪》频繁出现“矫诏”一词，这表明惠帝不过是个傀儡皇帝，他先后被杨皇后之父杨骏、皇后贾南风操控，西晋政权落入外戚之手。西晋分封的诸王对皇权落入外戚之手十分愤慨，此起彼伏地与外戚势力展开权力争夺战。可见，晋惠帝的无能不仅造成外戚干政，而且引发了诸王与外戚、诸王与诸王之间的争斗，最终爆发“八王之乱”。外戚干政、诸王之乱让西晋政治始终充满阴谋、诈伪，异常黑暗、惨烈。西晋后期的怀帝、愍帝朝，政治日益腐败，社会风气愈加奢靡，崛起于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侵袭不断，西晋政权陷入“永嘉之乱”，民族矛盾加剧，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覆亡。

公元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重建晋政权，是为东晋。东晋依凭长江天险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王与马，共天下”，[4]东晋政权“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5]东晋形成士族与皇族共治的门阀政治格局。虽有士族的争权，但相互共存才是大局，因此，政局不像西晋那样动荡，权力争夺不似西晋那般惨烈，怀有政治野心的士族即使发动叛乱，也不会动摇东晋政权的根基。就这样，东晋政权偏安江左一百余年。东晋后期，以孙恩、卢循为首的“五斗米道”发动叛乱，沉重打击了东晋政权。加之东晋士族力量的内耗、自身的蜕化没落，东晋政权逐渐走向衰弱。公元420年，行伍出身的“次等士族（刘裕）”最终取代了“中州一流文化士族所独占的皇权”，[6]刘宋政权建立，东晋灭亡。

两晋结束了自汉末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分裂局面，儒家思想式微，玄、佛等思想兴起，是“人的自觉”“文的自觉”的重要时期，是我国“文艺至上时代”中的重要时期，在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文艺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造了独具晋人风采、气质的文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