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体系之方向认知

略谈帝国官贵的等级管理

阎步克

阎步克，1954年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学名师。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从事科研与教学至今，两次获得北京大学十佳教师称号。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主要著作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等，译著有《官僚制》《帝国的政治体系》等。

绪言

很多年来，我的思考重心落在了古代爵秩品阶之上。在学习过程中，我还利用“品位分等—职位分等”概念，为爵秩品阶的研究，建构了一个系统化的分析框架。当然，爵秩品阶是个很冷僻的领域，“品位—职位”理论模式也超出历史学而进入社会科学范围了，所以有位朋友曾说，阎步克的研究没几个人能懂；还有学生说，连北大历史系研究生对阎老师的这套理论也不甚了了。那么，我想我就有了一个义务，向读者、听众阐述我的模式或框架。今天的内容，也是我在北大讲授的政治制度史和官阶制度史课程中的一讲。在此之前，若被兄弟院校邀请讲座，我往往也会利用机会，解说自己的相关思路。

为了跟社会等级的研究区分开来，我曾把爵秩品阶的研究，名为“传统官僚等级制度研究”。然而“官僚”这个词不算妥当，因为官僚之外还有贵族。又，汉代拥有二十等爵的人大约在千万以上，他们大多数是平民；在唐朝的某个时期拥有勋官者，占到成年壮丁的35%。那些拥有军功爵号或勋官的平民，显然也不宜说成“官僚”。所以我决定改用“官贵”一词。平民被官方授予了某种名位，身份就变高贵了。这个“贵”不一定指贵族，所有因获得官方衔号名位而身份升高的人，都可以容纳在内。本文就采用了我拟制的新用语，名为“官贵等级管理制度”了。

中国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集权官僚体制的早熟。早在秦汉，就发展出了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体制。西汉末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达5959万人，其时正编官吏约13万人到15万人，这还没算超编的官吏。这个数字意义何在？——它是同一时期罗马帝国官数的20倍。四、五世纪时罗马帝国趋于专制，官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但汉朝官吏之数仍是此时罗马帝国官数的4倍。从选官制、法制及政府组织的精密程度等方面说来，汉帝国决定性地碾压同期的罗马帝国。秦汉政府是当时地球上最庞大的政府，秦始皇、汉武帝是当时地球上权势最大的人，天下千百万民众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定于一尊。这是中华帝国的最大特点。

这里还有几个数字。唐天宝年间在籍人口约5200多万，其时职事官岗位有1.8万个，胥吏有35万人，合计36.8万人。这么一大批官吏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全靠社会养活。清后期人口约4亿，其时品官的官缺约22000～26000个，而胥吏衙役，据学者推算有100万人到200万人。清政府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我曾做过一个检索：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人口达到了6000万，此时公务员数量是13万人，两个数字都跟西汉末相近。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所达到的规模，中国早在汉代就已达到了。

为了管理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历代发展出了形形色色的爵秩品阶。统治者随即还发现，这些爵秩品阶在构建“官本位社会”上也是得心应手的工具，因而不可或缺。

这幅简图，用以展示历代爵秩品阶的变迁轮廓（图1）。

图1 历代品阶勋爵

周朝发展出了两套爵列，一套叫公侯伯子男，即所谓的“五等爵”。五等爵是各国国君的高下尺度，还不能够称为官阶。另一套是公卿大夫士爵，这就是贵族官员的身份尺度了。

周秦汉之间，中国历史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动，小型简单社会发展为大型复杂社会，一个集权官僚体制矗立于神州大地之上了。这个巨大转型，随即就引发了品位结构之变迁。两种新兴的位阶拔地而起，一个是二十等军功爵，一个是由“若干石”秩级构成禄秩。禄秩有一个突出特点：用俸禄的额度做级别之名。

进入魏晋南北朝后，品位结构又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是周代的五等爵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再次被启用了。二是在北朝后期到隋唐间发展出了勋官，勋官最初用来奖励军功，因而以“勋”为名。三是曹魏末年，九品官品呱呱坠地，这是今人最熟悉的一种等级样式，一说到某个官，人们就想问一句“这官是几品官”。四是将军号，进入魏晋后，它们演变为类似现代军衔那样的东西。五是中正品，曹魏设置中正之官，负责品评士人，把士人品评为上上到下下九等。由此士人就获得了一个中正品，吏部参照中正品给官，中正品高的官就大一点，中正品低的官就小一点。这样中正品也成了一种品位，用于区分做官资格的高下。

唐宋时期，五等爵被继续使用着，勋官被继续使用着，九品官品一仍其旧，将军号发展为武阶官，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散官大夫、郎官，发展为文阶官。刚才说将军号类似军衔，武阶官也等于是古代的军衔。而文阶官呢，我们就可以称为“文衔”了，用以标识文官个人的身份地位。九品中正制被废除了，另一种面向士人的品位取而代之，就是科举学历。科举学历是唐宋明清士人的做官资格。

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品阶勋爵叠床架屋的情况，到明清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宗室爵和功臣爵一分为二，这是较合理的。进而“非社稷军功不得封”，民爵，或说功臣封爵只用以奖酬军功，这样一来，文官就跟封爵洒泪相别了。唐宋时五品以上官几乎人人有爵，明清判然不同，文官很少拥有爵号。这个差异表明，在政治体制特点上，唐宋与明清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时代。勋官在清代融入了民世爵，九品官品仍被使用着。文武阶官大为衰落了，等于虚衔，其意义主要在于封赠——官儿们可以把文武阶官移封于父祖，让老人家依品穿官服，风光一下。科举学历继续用作做官资格。那么在明清文官等级管理上，主要手段就是官品和学历了。品位结构大为简化。

大略浏览了历代爵秩品阶，就能看到每个时代都有若干不同的品位，它们联袂出台、并肩携手、相得益彰，组合为一个整体，我们叫它“品位结构”，也可以称为“位阶体制”。对形形色色的爵秩品阶，以往学者当然已有不少研究，有一些还相当深入，但他们大抵是分别研究的，即，只考察其中的某一种，不及其余。而我的想法是再向前跨进一步，把某时代各种品位视为一个“结构”，分析它们之间的耦合链接方式，进而观察其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变迁，探讨其因果。换句话说，我想把这堆五光十色又杂乱无章的爵秩品阶，编结为一条连贯的线索，或说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使之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尝试这个工作，就须在各色品位背后找到一个共同的东西，由此就超越表象，而进入“原理”层面了。换句话说，需要分析工具，需要理论框架了。我的起点是“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这对概念。由此一步步推演、一层层的搭建，最终构建了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框架，结集于我的《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一书。现代史学发展的一百多年中，引进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史的历史学者，为数并不算少；但使用自己建构的理论研究中国史的，我好像是唯一一人。

眼下的听众，可能有非历史专业的，可能有非制度史方向的。那么随后，我先对历代爵秩品阶作一简要解说。以此为基础，我再引入“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由此重新审视历代品位结构。

一 历代爵秩品阶概说

如前所述，周王朝的身份尺度，名之为“爵”。这时候主要有两个爵列，一个是“公、侯、伯、子、男”，用以区分列国诸侯地位高下；另一个是“公、卿、大夫、士”，用以标志贵族官员的身份尊卑（图2）。

图2 酒爵与封爵

图2左下角有个铜爵，它出自二里头文化遗址。爵是一种酒器。为什么把一个酒爵放在这里呢？酒爵和封爵有关系吗？一个问题浮现了：酒爵之“爵”和封爵之“爵”，为什么用同一个字？从字形看，甲骨文中的“爵”字就是酒爵的象形；金文中那个“爵”字，是手持三足爵之形。大篆阶段的“爵”字，含有酒爵、持爵之手和鬯三个偏旁，鬯就是爵中的香酒。

清人对酒爵与封爵的关系曾有推测，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做了一个精彩发挥。历史早期氏族的集体宴飨，到了周代发展为乡饮酒礼。乡饮酒礼上，氏族或社区成员得以欢聚一堂。好比在平时大家各干各的，到了年底或年初，公司就会有集体联欢一样。周代乡饮酒礼上的座席次序和敬酒行爵的次序，严格依照于尊卑长幼，即，长者尊者坐上座，幼者卑者坐下座；长者尊者先敬酒，幼者卑者后敬酒。西嶋便认为，这样一个尊卑长幼次序，就构成了最原始的爵序。

西嶋的论点相当精彩，酒爵和封爵的内在联系，由此得见天日。赘言之，为什么尊卑贵贱的次序叫“爵序”呢？就是因为它发源于那些使用酒爵的饮酒典礼，包括乡饮酒礼。即便当今的宴席上，谁坐上座、谁坐末座，主人坐哪儿、来宾坐哪儿，据说都有规矩。我偶尔需要应酬赴宴，到场后往往不知该坐哪儿，这时就会有人提醒我，阎老师您坐这个位置比较合适。我坐下一看，前面除了餐具还会有一只酒杯，那时我就想，这就是我的爵位了。当代酒席上的座次依然取决于身份，历史早期也无二致。为什么儒家对乡饮酒礼如此看重呢？就因为它通过席次和爵次，卓有成效地强化了尊卑长幼次序。

在《周礼》这部古书中，还能看到一种品位“九命”。九命这套等级，九命为最高、一命为最低，九命体制把公侯伯子男和公卿大夫士两套品位融为一体，纳入了一个共同的框架之中。五等爵中的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贵族官员中，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五等爵的命数是奇数，公卿大夫的命数是偶数。这背后蕴含着一个原则：人近天子则屈。在天子身边做公卿大夫，就得哈腰低头；若是出封为五等爵，命数就可以提高一等，扬眉吐气了。比如说，六卿若封为侯伯，就由六命提升为七命（图3）。

《周礼》“九命”很可能只是此书作者的想象。在较为可信的史书《左传》中，最多只能看到“三命”。但《周礼》对后代讨论制度的人影响很大，在修辞上，人们时不时就用“九命”指代九品。王勃的《滕王阁序》有这么一句：“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三尺”指官服上的绅带。“绅士”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意指“穿官服的人”，正像今天用“红领巾”指代小学生一样。《礼记》说“绅长制，士三尺”，士级官员的绅带的长度为三尺，“三尺”意谓我的身份是士。“微命”是说官品低，王勃当时是一个州参军，官品八品左右，若比之九命，可以比拟再命的中士。总之，“三尺微命”即官小位卑之意。唐后期有一个年轻人刘蕡，富有政治勇气，居然冒着巨大风险，在科举答卷中指斥宦官。刘蕡说：“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一命之宠”的“一命”用来指代九品。若进士及第，通常给从九品下或从九品上的出身，可以换算为《周礼》之“一命”。南北朝时，北周依《周礼》复古改官制，当时还真就把九命给化为现实了。

图3 《周礼》的“九命”

经过战国秦汉间的政治转型，官僚帝国体制矗立在神州大地上了。相应地，两种新兴位阶拔地而起——二十等爵，及“若干石”秩级构成的禄秩。下面先看二十等爵（表1）。

表1 二十等爵示意

商鞅入秦变法，创军功爵制。最初的爵级大约有十六七个，后来发展到了二十级。上表中的大部分爵名，非历史专业的朋友会觉得极其冷僻，然而秦汉之时，它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知道，秦与汉初曾经按照爵级授田宅。田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住宅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二者都按军功爵授予，则军功爵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由表可见，关内侯授田95顷，一顷百亩，95顷就是9500亩。古人的观念是“一夫百亩”，关内侯的授田相当于95位农民。由关内侯等而下之，能看到左庶长与五大夫之间有一个断层，授田之数，由74顷陡然降到25顷。再向下看，最低级的公士授田1.5顷。这也很好理解——普通农民占有田地是“一夫百亩”，有爵位就不同了，哪怕是第一级爵，也要增加50亩，即授予1.5顷。宅地的授予，遵循着同样的数列。一个单位的宅地是三十步见方，折算为今天的面积，大约40米见方，有4个篮球场那么大。关内侯授予95个单位的宅地，可以修建一个巨大的庄园了。

用于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进而发展为一个社会身份等级。“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能占有多少奴隶、臣妾，能穿什么衣服，都依军功爵而定。军功爵如何获得呢？顾名思义，由军功获得，“斩一首者爵一级，斩二首者爵二级”。有爵位就是贵族了。周代的爵由世袭而来，战国不相同了，平民可以通过在战场上的表现得爵，由此成为贵族。这就迎来了一个流动化、功绩制的新社会。军功爵的推广，对贵族制是一个剧烈冲击。学者有言：“军爵塑造新社会。”其意义有似一场社会革命。

秦始皇经常巡游，在名山刻石留念，以炫耀丰功伟绩。刻石上还会有随从的名衔。下图所引琅邪刻石，其中的“伦侯”原称关内侯，秦始皇把它改名为伦侯。由琅邪刻石所见，有官职的就列官职，如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等；没官职的就列爵号，如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等（图4）。

图4 爵重于官

秦始皇巡游至泰山，在山顶遭遇了一场暴风雨，只好躲在一棵松树下避雨。雨过天晴，秦始皇觉得这松树应该褒奖一下。褒奖的办法也很有趣：封它为五大夫。五大夫就是第九级爵称。由此泰山顶上就有了一个景点——“五大夫松”。目前的五大夫松有两棵，其由来大致是这样的。唐宋文人已不大明白“五大夫”是秦汉的一个爵号了，误以为五大夫松就是五棵大夫松。故唐人陆贽有句：“愿符千载寿，不羡五株松”；宋人王令有句：“却笑五株乔岳下，肯将直节事秦嬴。”时至明清，五大夫松已不复存。清朝地方官丁皂保重新栽种，一气就栽了五棵。此后又死了三棵，剩下两棵，就是今之所见。

汉代画像石上有一种画面，几个人牵着狗去打猎，用弓箭射树上的猴子和雀鸟。这种画面被命名为“射雀射猴图”。台湾学者邢义田慧眼独具，指出所射的猴子，谐音封侯的“侯”；所射的雀鸟，谐音封爵的“爵”。这“射雀射猴图”实为“封爵封侯图”，乃是汉代民众的人生理想之体现：封爵封侯（图5）。

有些时代的教材课本，有浓厚的时代印迹。我中学时的数学书，不是计算地主老财怎么剥削农民，就是计算贫下中农怎么积极交公粮，数学题都充满正能量。早在汉代，数学题也有时代印迹，能折射出社会特点，比如说，折射出二十等爵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九章算术》这部数学书中，就有这么一道题：拥有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公士五级爵号的五个人，共同猎获了五只鹿，要分鹿。要是换了我们会怎么分呢？或者平分，一人一只鹿；或按功劳大小来分，谁功劳大，谁就可以多分一些。汉朝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要按爵位高低分。具体说，就是按1∶2∶3∶4∶5的比例来分。此题答案，是第五级爵大夫分得只鹿，第四级爵不更分得只鹿，第三级爵簪褭分得1只鹿，第二级爵上造分得只鹿，第一级爵公士很可怜，只得了鹿。今天若有一个科员、一个科长、一个处长，一个局长、一个部长一块瓜分猎获物，也不妨东施效颦。

图5 秦汉二十等爵

《九章算术》还有另一道数学题：仍是拥有五级爵号的这五个人，要凑钱喝酒——汉代叫“醵”——预期的花费是一百钱。这五人如何出钱呢？后世的习惯是地位高的人多出钱，因为收入高则义务大。《红楼梦》第43回有个情节，贾老太太心血来潮，提议凑份子给凤姐庆生，众人热烈响应。贾母出钱最多，王夫人、邢夫人居次，最低等的小丫头也得出点儿钱。这就是“地位高的人多出钱”的一个例子。然而汉朝的人与众不同，他们是“高爵出少，以次渐多”，按爵位高低出钱，爵位越高，出钱越少，五个人按照的比例出钱。第五级爵大夫出了8钱多，第四级爵不更出了10钱多，第三级爵簪褭出了14钱多，第二级爵上造出了21钱多，第一级爵公士最低、命最苦，出了43钱多，接近一半了。这样的数学题，都反映了军功爵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所不在。

秦国礼制，“其爵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坟头能栽多少棵树，以爵级而定。想知道那墓里埋着的人是什么爵，数数坟头有多少棵树即可。汉律规定，“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常人打架斗殴，各罚金二两；若是下爵殴打上爵就不同了，爵级低的人要加倍惩罚，罚金四两。所以在汉代，高爵者打架时的心理优势特别大：你小子碰碰我，罚金四两；我揍你一顿，罚金二两而已。总而言之，二十等爵既是一个奖励军功的体制，也是一个社会身份的体制。汉代经常普赐民爵，所以拥有二十等爵号的人，恐怕在千万以上。

下面再看战国秦汉时的另一个新兴位阶：禄秩（表2）。

表2 秦汉禄秩

禄秩用俸禄额度，如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百石等等，做级别之名。这一点也有深意。不同的位阶，其级别的命名方式也不一样。周爵往往用人称、亲称作爵名，伯、子、男、公等都是亲称，这就显示了周爵的宗法家族来源。军功爵大多来自军职，显示了其军事来源；秦汉禄秩用俸额做级名，意义何在呢？两千年来没人关注这个事儿，而我有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解释：它来自发给胥吏的口粮。

地位最高的丞相，有秩级而无秩名。有人说丞相秩万石，此说不确，“万石”只是俗称，不是法定秩级。就秩名而言，中二千石最高。列卿都是中二千石，大致可比今之国务院各部部长。郡守为二千石官，在汉代，“二千石”几乎就成了郡守的代称了。县令是六百石。秩在百石的卒史、令史等，相当于后代的八九品官，可以比拟今天的科员。

曹魏的末年出现了九品官品。所以要提示一下——说曹魏某官是几品官，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官品是在魏末晋初才出现的。汉代的秩级有十六七级，官品最初只有九品，过于疏简了。南北朝时，人们便把官品加以析分，以分出更多的阶级来。首先是分出正从，一品有正一品、从一品，二品有正二品、从二品……进而四品之下又分上下。以四品为例：正四品上、正四品下、从四品上、从四品下，一分为四了。由此形成了9品18级30阶。九品之下还有流外九品，那么流内30阶加上流外九品，合计39级，比起禄秩的十六七级，繁密了一倍多。

级别的繁简，在管理学上也有意义。一般认为，繁密的品级更具激励作用。若品级简约，虽然一次升级的跨度大，然而周期漫长；若级别繁密，就会三天两头升级晋阶，不断地给你新的惊喜、新的激励。然而级别过繁、升降过繁，人事管理就变繁杂了，就要消耗更多的组织资源。你把较多资源用于组织内部管理，就会影响功能输出。假设一个学校一年到头忙于升级降级，教学科研就相对冷落了。级别的繁密或简约，应该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有些时代品位叠床架屋、品级繁多，另一些时代的品位结构就简单不少，其背后也潜藏着“技术原理”。

魏晋九品官品是一个新事物，你可以搞一个新玩意儿，那我也可以搞一个新玩意儿。北周独树一帜、官阶复古，起用了《周礼》“九命”，九命最高，一命最低，流外再加设“九秩”。梁代花样翻新，弄出了一个十八班，“班多为贵”，十八班最高，一班最低。不过，还是北朝的九品30阶显示了最大生命力，为隋唐所继承，北周九命和梁十八班被历史淘汰了。

宋以后，经金元而至明清，我们看到了一个官阶由繁趋简的趋势。明清只用正从18级，省略了30阶。流外九品简化为“流外”一级——对流外胥吏，统治者觉得没必要用那么复杂的九级去管理。这比唐宋品级简化了一半以上。再从俸禄看，正一品、从一品的薪俸相同，正二品、从二品的薪俸也相同。从品级说有18级，从俸禄看只有9等。

这是一份唐代官品简表（表3）。

表3 唐代官品简表

首先看表3中的“官职”一列。有意思的是，正一品的太师、太傅、太保、司徒、司空，从一品的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及从二品的太子三少（少师、少傅、少保）等，其实都是散官或荣衔，并非职事官。尚书左右仆射以下，尤其是正三品的侍中、中书令和六部尚书，方是国家行政的实际承担者。由此人们看到了两种不同安排，一种是汉代那样的，因丞相对国家行政负有最大责任，所以丞相秩级最高，居于禄秩顶端。这跟美国的制度相似，总统是联邦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所以工资最高，年薪40万美元。可唐朝不是这样，品级顶端是一二品的虚衔荣号，没什么权责但地位崇高；具体负责国家行政的侍中、中书令、六部尚书，只是三品官而已（后来宰相称“同中书门下三品”，也是把宰相品级置于三品的意思）。汉代那种做法，可称“功能性的等级安排”；唐代那种做法，可称“身份性的等级安排”。

再看文散官和武散官，它们也称文阶官、武阶官。这类官号，实际就是一个级别的符号。1956年颁行的国家工作人员30级行政级别，用数字标识，如5级、6级，或18级，或24级，诸如此类。而唐朝不同，个人品级用官号标识。武散官跟现代军衔类似。现代军队等级制，师长、旅长、营长、连长之类是军职，而中将、上校、少尉之类是军衔。唐朝的武散官相当于现代军衔，标志着军官个人品级。相应地，文散官不妨理解为“文衔”，用以标示文官的个人品级。比如这个“光禄大夫”就不是一个官，而是个等级符号，它意味着拥有光禄大夫名号的人，其个人级别是从二品；再如“太中大夫”也是个等级符号，它意味着拥有太中大夫名号的人，其个人级别是从四品上。赘言之，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之类，就是从二品、从四品上的代称。

表3中的封爵，由王爵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构成，分布在一品到五品。表3中的勋官是用来奖励军功的，分布在二品到七品之间。上柱国正二品，在其之下，是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及从七品的武骑尉。最高的上柱国算是十二转，最低的武骑尉算是一转。请看图6。

图6 唐宋勋官

唐代的授勋制度相当完备。首先依敌我兵力，区分上阵、中阵、下阵；然后依战果大小，区分上获、中获、下获；最后依个人表现，分出一等、二等、三等。下阵中获第二等，就给一转的勋官武骑尉；下阵上获第二等，就给二转的勋官云骑尉。现代军队也有军功制度，如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之类。我年轻时干过五年国防军，那时我很上进，头三年得了三个嘉奖，第四年部队给我记了一个三等功。大家一定记得《木兰诗》的句子：“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所谓“十二转”，说的就是木兰替父从军、战功赫赫，被授予了最高等的勋官上柱国。上柱国正二品，而侍中、中书令、六部尚书是正三品，就是说这时的木兰，比宰相、比六部之长的品级高两阶。可见唐朝奖励军功的力度之大。而我立了三等功，仍是士兵，没法跟军官比；就算立了一等功，跟部长、总理仍有云泥之隔。

“策勋十二转”这句诗只能是唐人写的，因为它只符合唐制。大家一定也记得《木兰诗》中的“木兰不用尚书郎”那一句。依照唐制，凭借勋官可以做职事官，换句话说，勋官构成了做官资格。正二品的勋官若想做职事官，按唐代叙阶之法，须从五品起家。参照上揭唐官品简表，尚书省诸司郎中恰好就在第五品。所以“木兰不用尚书郎”这句诗，跟唐代叙阶之制完全吻合。我敢说“木兰不用尚书郎”这句诗，只能是唐人写的，因为它只符合唐制。

唐代官品简表显示，九品官品像是一个大框架，它把职事官、文散官、武散官、封爵和勋官都容纳其中，让这几种不同的品位序列一元化了，它们相互间具有了明确的可比性。多高的职官相当多高的文散阶、多高的武散阶、多高的封爵、多高的勋官，都一目了然、一清如水。所以我们说，从汉代“若干石”构成的秩级，发展了魏晋隋唐的九品官品，其间所发生的，绝不仅仅是级差、级名的变迁，而且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请看下面的示意图（图7）。

图7 九品官品

图7显示从周、秦汉到唐代的品位结构变迁。周朝的公卿大夫士是一个单列，一枝独秀。汉代就不同了，爵、秩双峰并峙，二十等爵用以奖励军功、维系身份，“若干石”组成的秩级用于保障行政。我把这个结构称为“爵—秩体制”。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九品官品发展成了一个大框架，把职、阶、爵、勋全都容纳其中，我把它称为“一元化多序列复式体制”。这是官贵等级管理制的一个重大进步。隋唐之时，中国政治制度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赢得了三大硕果：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律令制。而“一元化多序列复式体制”，可以说是第四大硕果。明人王鏊概括说：“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爵”是赋予高贵身份的，“官”是用以确定权责职事的，“阶”用以考课进阶、酬奖勤劳，“勋”用于奖励军功，以及事功。各种序列各司其职，这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制度进步。

二 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

上面阐述的这条线索，即从周爵到秦汉“爵—秩体制”、进而到隋唐“一元化多序列复式体制”这条线索，就已体现了我的学术努力——在纷纭错杂的爵秩品阶的背后寻找原理、规律的努力。我向读者展示，九品官品的出现不仅仅是级差、级名的变迁而已，还包含着一个结构性进化。

现在就可以进入新话题了：用“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这对概念，反观历代爵秩品阶，看一看是否有未知的惊喜等待着我们（图8）。

现代各国文官等级制有两大类型：personnel rank classification system，posi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我使用的“品位分等”“职位分等”术语，就是由它们引申而来的。这两种分等，源于任何组织内部都必然存在的两大结构：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在图8中，用办公桌来表示职位结构（官僚组织的英语是bureaucracy，其词根bureau，最初就是布面办公桌的意思）。一个职位意味着一份权力、一份责任和一份资源。“品位—职位”的问题，就发生在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之间。等级管理的任务：一是处理职位的分等分类；二是处理人员的分等分类。把这两个结构印在脑子里，就很容易理解这两种分等了。

图8 品位与职位的关系

在品位分等之下，人员有官阶，官阶是个人的级别，用以确认个人的地位、资格、报酬等。这时候在个人级别和职位层级之间，就会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像官大职小、官小职大、有官无职、有职无官等。而职位分等之下，不给人员设官阶，仅仅职位有等级。这时候级别随职而定，待遇不跟人走。你处于甲职位，甲职位的级别就是你的级别，这时你领取甲职位的薪俸、享受甲职位的待遇；被调任乙职位呢？乙职位的级别就是你的级别，这时你领取乙职位的薪俸、享受乙职位的待遇。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官总署署长坎贝尔来华，他介绍美国行政制度时就曾说到，美国文官等级制采用职位分类，所以工资附丽于职位，不跟人走。

品位分等就是给人分等，所以它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这种文官等级制的优点，是能灵活处理能力与资格之矛盾。由于个人有官阶、职务有级别，那么二者间就存在一个运作空间。想象有一个老职员，辛辛苦苦一辈子，应该对他加以激励；可他能力不强，无法胜任更高职位。这时候若存在个人品位，矛盾就好解决了——让他继续担任较低的职务，同时给他较高的个人品级。这种文官等级制的另一优点，是便于保障官僚身份，赋予官僚稳定安全感。当官员调动时，比如从甲部门调任乙部门、由甲地区调往乙地区等，其个人级别不变，地位待遇相应地都没有变。有时行政体制处在变革时期，若干部门被裁撤了，一大批人就失去了职务。在这时候，个人级别就维系着他们的身份地位。行政学研究者还指出，因历史传统，在东亚地区，主要是在中国，官员对品位的欲望非常强烈，品位的激励作用也非常强劲。“官本位”的“位”，也就是品位。

仅仅给职位分等的文官等级制，就是“职位分等”，其特点是“以事为中心”，因为职位（或职务）就是一份事务、一份责任。职位分等的特点，是注重科学效率，保障同工同酬。任何人担任同一职务，皆地位相等、报酬相等、待遇相等。美国在20世纪之初，首创职位分等。行政学的研究者公认，这跟美国的政治文化注重科学效率，注重能力业绩，注重自由平等，息息相关。英国的文官制诞生颇早，采用的是品位分等，传统色彩还很浓厚，有学者称为“绅士型”“贵族型”。刚才说了，品位分等有利于保障官僚的个人身份，而传统社会重身份，品位就是身份的制度体现。还有，给人分等，在技术上简单得多，所以历史上的文官等级制，通常都从品位分等发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品位分等的国家，看到了职位分等的优点，逐渐地向之靠拢。东亚的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尝试向职位分等转型。

中国自1956年实行一套30级行政级别，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品位分等，工资全依级别，与职务无关。假设某县长是13级干部，被调到某工厂当厂长了，那么这13级的待遇将跟着他到厂长的职位上去。20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注意到文官等级有两大类型。80年代是个生机勃勃、勇于尝试的年代。1985年废除了30级行政级别，依职务12级决定工资高低。但没多久，大约就感到没有级别不便管理，遂设置了个人级别15级。这时期公务员的法定工资，总的说来，约一半来自职务级别12级，一半来自个人级别15级。这办法跟宋朝的职钱、俸禄并行之法非常类似。此后级别的因素不断强化，由15级增至27级，工资及待遇在近年几乎全依个人级别了。若从“品位—职位”角度看，在80年代发生改革后又渐次复旧，留下了一条完美的闭环。可见当代中国干部级别，也存在着品位与职位的关系问题。

使用“品位—职位”视角反观中国史，能看到什么景象呢？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区别，最简单地说，就是是否存在着跟人走的级别。由此反观，汉代的禄秩呈现出鲜明的“级别从属于职位”的性质，而唐代文武散阶明显就是独立于职位的个人位阶。汉唐间为何存在这种差异？设计得当的理论框架，会成为锐利的分析工具，为探索者照亮前所未知的问题。方才从结构原理观察，便在汉唐间看到了“爵—秩体制”与“一元化多序列复式体制”之异；现在从“品位—职位”框架观察，又看到了一个职位分等或品位分等之异。

品位分等或职位分等，在技术层次上各有优劣短长，已如前述。而我不想止步于技术层面，进而尝试登上政治层次，探索二者的不同政治意义。纵观周朝以来三千年的政治体制变化，体察三千年中的官贵等级制变化，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的不同政治意义，便在视野中清晰起来了，可以从中提炼出若干原理性质的认识了。下面逐步阐述。

从政治体制上看，能看到两种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出现了一位大独裁者，他的铁腕卓有成效地控制了官僚，把官僚变成了服服帖帖的行政工具。此时皇权强而官权弱，皇帝对官僚的荣誉、地位、权益，就比较地漫不经心，就会倾向于针对职位给待遇。谁能给我干事儿，我就给官给俸钱，不能干事就一脚踢开让他滚蛋，料他们也无力反抗。强势的皇权就能做到这么一点。在这时候，品位化的安排就会淡化。

可有些时代，皇权不那么强，而官僚集团盘根错节、意气风发，发生了特权化、世袭化甚至贵族化。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就是这类集团，即贵族化了的官僚。我的老师田余庆先生指出，东晋发生“皇帝垂拱，门阀当权”，这个著名观点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时候官僚的特权化、身份化、贵族化，就将促成等级管理的品位化，就将出现了优厚的品位待遇、错杂的品位序列、烦琐的升黜规则。

赘言之，我们在理论上提炼出了两种相反倾向。前一倾向，就是铁腕皇权和工具性官僚相结合，此时官僚呈现出“服务取向”，此种体制与职位分等具有较大的亲和性；后一倾向，就是弱化的皇权和贵族化的官僚相结合，此时官僚呈现出“自利取向”，此种体制与品位分等具有较大的亲和性。

通过这个模式，我得以把“品位—职位”概念，跟官僚、贵族与皇权的不同关系格局联系起来了。“品位—职位”模式，由此从技术层面升华到了政治层面。周以来三千年官贵等级管理制的变迁，跟周以来三千年政治体制的变迁，内在地交织了。这样一个模式，大家在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和行政学理论中看不到，它是我的独创。我随后的建构，就是在这个模式的引导下展开的。我尽一己之力，把它贯彻到官贵管理制的各个侧面、各个细部。详见我的《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下面要阐说的是，方才说职位分等跟工具化的官僚具有更大亲和性，而品位分等跟贵族化的官僚具有更大亲和性，这些理论设定符合历史实际吗？我们随即就征诸史实，对这个模式加以验证。

首先来看周朝的爵制。可以判定周朝的公卿大夫士爵就一种品位分等。具体证据约有三点。第一点，官爵和职级两分。《周礼》是一部理想化的著作，但它也能折射出现实。在《周礼》中，卿、大夫、士这些爵级跟官职是两分的。比如说，中大夫一级的贵族可以担任小宰、司会等官职，上士可以担任官正、膳夫等官职，中士可以担任兽人、鱼人等官职，下士可以担任鳖人、腊人、兽医等官职。春秋时代的官制就是这样的，爵与职一分为二。而这不就是品位分等吗？

第二点，大量礼遇辐辏于爵级。你在公司里的待遇，是由身份定，还是由岗位定呢？这二者意义是不一样的。周代大量礼遇都依据爵级，而不是依据官职。如祖庙制度，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没有爵位，就只能在寝室里祭祖，祭祀权利取决于爵之高低。又如天子死了叫崩，诸侯死了叫薨，大夫死了叫卒，士叫不禄，“不禄”就是没福气的意思，死亡的称谓因爵而异。再如见面礼，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再如乘车之制依爵而异，“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二舆”就是副车。大官出门，只一辆车不体面，车队浩浩荡荡才神气。上大夫出行时除了自己的车，还另有两辆副车，中大夫的“二舆”减为一辆，下大夫就没资格配备“二舆”了。甚至餐具的使用以爵为准。吃饭用什么餐具，今天只取决于个人偏好和消费能力，只要有钱，你用金碗金盘吃饭，派出所也不会来抓你。周朝不同。周朝用鼎煮肉，用簋装主食，鼎可比菜盘，簋可比饭碗。鼎、簋的使用依爵级而定，参看图9。宝鸡市茹家庄墓出土的一套列鼎，五鼎四簋，那墓主应是大夫级别的贵族吧。三门峡虢季墓出土的一套列鼎，七鼎六簋，则是诸侯国君一级的用鼎，虢季是虢国之君（图9）。

第三点，存在有爵无职的情况。如前所述，品位分等之下，职大官小、官大职小、有官无职、有职无官的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周代与之类似的有爵无职情况，也不罕见。《论语》曾讲到一件事儿，孔子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办丧事买不起外椁，颜回的父亲便请孔子把车卖了，给颜回置办外椁。孔子回答说，我儿子孔鲤死，也是有棺无椁，当时我也没卖车，“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以吾从大夫之后”，意谓“在大夫之列”，“徒行”就是步行。按周礼，大夫出门不能步行，必须乘车。孔子当年官居司寇，爵在大夫。后来对政治失望，出国了。晚年回国，颜回死时他早已没官职了，可依然爵为大夫，这个爵仍维系着他的高贵身份，包括出门必须遵循乘车之礼。康有为说得很好：“有公卿大夫士之爵位者，不必其尽得职事也，故春秋列国大夫无数，而任职者无几人。”不任职的大夫在采邑里待着，过着庄园主的日子，也很舒服。春秋时有爵无职情况的存在，也意味着爵和职是一分为二的。

图9 先秦的列鼎制度

概括说来，第一爵职两分，第二礼遇取决于爵级，第三存在有爵无职的情况，据此我们判定周爵是一种品位分等，而且它是同贵族政治相配合的。那么，“品位分等跟贵族化官员具有更大亲和性”这一点，就在周代得到了证明。周的爵级“以人为本”，即以贵族身份为本，而不是以行政效率为本的。人类史上最早的官阶通常都是品位分等，中国最早的官阶公卿士大夫爵也是品位分等。在这一点上没什么特殊国情，让中国成为例外。

汉代的禄秩与周爵判然不同，它是官职的等级。秩级是附丽于职位的，标志的是职位高低。你担任郡守，你就是二千石；你担任县令，你就是六百石；如果你既不是郡守又不是县令，而且任何官职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平民、一介布衣。换句话说，若无职位，官员个人就无级别可言。陈梦家说禄秩所决定的是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他这个论断非常正确。

为了更好地证明秩级不是个人级别，写作《品位与职位》一书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论证方式：考察汉代官员病愈、丧满之后，再仕之时的秩级问题。汉代的官员生病，三个月内可以保留职位，超过三个月或一百天就得辞职。不能给皇帝干事了，皇帝凭什么给你官、给你俸禄呢。生病不一定就魂归泰山，也许半年一年就痊愈了。病愈后这人再度谋官，此时他的秩级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过去的官是六百石或二千石，再去谋官时，过去的秩级还算不算数呢？如果我以前是二千石，现在你还得给我一个二千石的官，以前我是六百石，现在你还得给我一个六百石的官，那么这秩级就有个人属性了。如果以前的秩级现在无效，现在给你什么官、给多高的官，完全看朝廷需要，那么这个秩级就仅仅是职位等级，跟个人身份无关。

丧满后的再仕，问题与之类似。汉代官员的父母死了，本有三十天丧假。然而儒家“三年丧”的主张，影响大起来了。儒家认为父母打小把你抱到三岁，父母去世你就得回报他们三年，三年内不能做官。在行政制度史上，便形成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丁忧辞官。汉代很多官员，尤其是县官以下的官员，往往会辞官为父母服三年丧。三年实为二十五个月，第二十五个月就进入三年头了，故称“五五之丧”。丧满之后再度谋官，同样有秩级问题。我原先所达到的六百石、二千石之类秩级，算不算数？皇上“以孝治天下”，我积极响应、辞官奉丧，但对以前的秩级，皇帝是否予以保留呢？如果保留，这秩级就有了个人属性；如不予保留，你过去多少石跟现在没有必然关系，那么秩级就只是官职等级而已。我对《史记》《汉书》《后汉书》进行搜检排比，结果显示，汉代官员因病因父丧而一度离职后，在再度入仕时，王朝原则上不必照顾其既往官资。可以认为，一旦离职，个人级别就丧失了。所以汉代秩级就是官职的等级（图10）。

图10 因病因丧离职后的再仕（秩级即官职）

下面给大家看几个实例。有个叫李咸的，官居河南尹，这是中二千石的官，约略相当于今之北京市委书记。李咸因母亲去世，只好辞职服丧，由此把官弄没了。后来朝廷缺一个尚书，大臣们说有个李咸现在没官儿，恰好他可以胜任，桓帝便下诏拜李咸为尚书。尚书是个六百石的官。李咸由中二千石官下降了五级，改任六百石官了。这表明，因病因丧一度退出官场之后，如果再仕，则此前所达到的秩级，朝廷不必考虑。又如王骏迁官赵国内史，这是个二千石的官。后来生了病，大约超过三个月或一百天了，就只好辞职归家。病愈之后，又谋了一个幽州刺史。刺史是六百石官，那么王骏由二千石官变成六百石官了，下降了四级。还有一个鲜于璜，曾任县令，县令是六百石的官，他为父丧辞官，丧满后再度谋官，在州里谋了一个治中，治中是百石之官。鲜于璜由六百石降至百石，降了八级之多。类似的例子都证明，汉代官员因病因丧辞官后，在再度入仕时，此前所达到的秩级，朝廷可以不予考虑。甚至宰相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三官——被免职之后，若再得任命，也不乏秩级低于前职的。我对《后汉书》中的三公免职后的再仕之官加以检索，看到有做中二千石官的，有做二千石官的，有做比二千石官的，有做千石官的，有做比千石官的，最低的官低到了六百石。宰相号称万石，六百石官是什么概念？县令就是六百石的官。

在秦汉官场上，级别能高能低，官可大可小，人能上能下。官吏习以为常、安之若素，并没有觉得朝廷不厚道、皇帝不慈祥。汉以后随着时光推移，官僚在神州大地上逐渐根深叶茂了，皇帝不断地给他们送温暖。唐宋的士大夫反观汉代官场，就觉得那样对待官僚太刻薄寡恩了。宋人洪迈说，你看汉朝的王梁罢大司空而为中郎将，其后三公去位，辄复为大夫、列卿；还有崔烈，都做到司徒、太尉（太尉是三公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居然又去做城门校尉，“其体貌大臣之礼亦衰矣！”

我把秦汉禄秩的特点概括为“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即，有官职才有秩级，做什么官就是什么秩级。这样，秦汉秩级就呈现出了浓厚的职位分等色彩，由此跟品位分等性质的周爵形成了反差。秦汉禄秩取代周代爵命，其背景就是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在中国官僚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他们的特权——包括品位特权——还相当之小。秦汉统治者“以吏治天下”，视官如吏。我提出强势皇权与工具性官僚的结合形态，与职位分等具有更大亲合性，这个论点，在秦汉禄秩上得到了验证。

魏晋南北朝官贵等级管理的变迁大势，就是再度品位化。此期的士族门阀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周代贵族政治的一次历史回潮。战国秦汉在集权官僚政治的路上走了六七百年，到了魏晋南北朝，历史走回头路了。历史走回头路这种事，古今中外倒是都不罕见。官贵等级体制由此发生反转，转向品位化了。

相关的制度变化，下面举出几点。第一是“中正品”出现了。魏晋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中正负责把候选士人评为上上到下下九品，用作任官资格。中正品是士人个人的做官资格等级，当然就是从属于个人的品位了。而且自晋以降，中正品高低主要取决于父祖官位、门第高低，所以它不但具有个人属性，还具有家族属性。

第二是散官、名号的大量繁衍开来，大夫、常侍、侍郎、给事中、奉朝请……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时期士族特权大为膨胀，士族子弟又想当官又不想干事，而皇帝不能不满足其政治要求，便创造出大量散官，以供他们尸位素餐。那些散官、虚号、荣衔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个起家之位、一个晋升之阶；还用作加官加号，以增加荣耀、增加俸禄。总之，它们发挥的是品位功能，可以称为“品位性官号”。

第三是将军号发展为一套军阶体系。汉代的将军要驰骋疆场、率兵打仗，其性质是军职，而魏晋以来，一百多个将军号变质了，由军职蜕变为军阶了。在军队中，另有都督、军主、幢主、队主等，用作军职。图11所列的是晋宋将军号，它们由从第八品的宣威将军，直至第一品的大将军。而且在这时期，文官也用军号维系个人资位。李白有句“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谢将军”就是东晋谢尚，他的文职变动和军号变动，亦参图11。

此期的烦琐官号，也跟秦汉形成对比。由《史记》《汉书》可见，秦汉官员的头衔相当简洁，通常就是一人一官。魏晋南北朝就不同了，一个人往往有一堆头衔。南朝的萧道成，其头衔一度是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郡开国公；北朝王爷高琛的头衔更壮观：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这要是印成名片，非得印成那种折叠式的名片不可。是不是魏晋南北朝的官儿特别能干，一个人能干十几个人的事呢？非专业人员面对这样的烦琐官号，会目迷五色、不知所云，专业人员就清楚哪些是兼职、散官、虚衔、爵号，哪些才是有权有责的职事官。

图11 军阶的演生

中正品，品位性的官号，军阶，加之爵、阶、勋等方面的相关发展，都说明魏晋南北朝的行政体制再度品位化了。这个现象的背后，就是士族门阀特权，在十六国北朝还得加上部落贵族之特权。士族门阀、部落贵族都是贵族。然则“贵族化官僚跟品位分等具有更大亲和性”这个理论预设，在周代得到了第一次证明，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第二次证明。

唐代发展出了文武散阶，文武散阶显然就是一种品位，散阶又称散位、本品或者本阶，它的性质就是个人资位尺度。入仕时首先给的是散阶，有了散阶，你就是官家人了，拿今天的话说你就是国家干部了；至于你的职务，也就是职事官，你得到吏部去候选排队，可能轮到你也可能轮不上你，轮不到就第二年再来。考课后所晋升或降黜的，是散阶。在汉代，一旦离职就丧失了官员身份；而在唐宋，你四年一任、任满离职之后，阶官足以维系你的个人资位。据研究，五品以上的阶官，还能按阶领俸呢。秦汉时有职无阶，唐代则是“阶职分立制”。表4是唐贞观十一年文散阶表。

表4 唐贞观十一年文散阶

已给大家解释过文散阶了。表4所列的都是阶，而不是职。那个太中大夫不是职官，只是一个阶，它只意味着其拥有者的个人品级是从四品上；那个朝议郎也不是职，只是一个阶，它只意味着其拥有者的个人品级是正六品上。

在唐代，在职事官之外还有文武散阶，还有勋官、封爵。所以一个官儿就可能拥有好多个品级。假如你问唐朝某人是几品，这么问就不太合理，因为一个人通常拥有好几个品。长孙无忌《进律疏表》后面所附官员姓名及结衔，我随手把它拿来做例子。请看图12。

图12 长孙无忌《进律疏表》所附官员姓名及结衔

这位柳奭，他的“银金光禄大夫”是一个阶，表明其个人品级是从三品；“中书令”是他的职务，此职正三品，跟他的个人品级并不一致；他还有一个“上骑都尉”，是正五品上的勋官。那么他一人就有了三个品级：从三品、正三品、正五品上。再看这位韩瑗，他的阶官是太中大夫，从四品上；他的职务是黄门侍郎，正三品；他的勋官是护军，从三品；他还有一个封爵，开国郡公，从二品。韩瑗一人就有四个品级，从四品上，正三品，从三品，从二品。阶、职、勋、爵，便是唐代品衔的经典结构。

在图12所列的个人职务之前，还能看到“守”或“行”的字样。若阶比职低，就用“守”字；若阶比职高，就用“行”字。表中的那位柳奭，其阶官大中大夫从三品，其职务黄门郎正三品，阶比职低，所以记为“守黄门郎”。表中的那位路立，其阶官朝议郎正六品上，其职务大理丞从六品上，阶比职高，所以记为“行大理丞”。可见唐代阶官制相当成熟，甚至发展出了行、守这样的术语，来区分阶高职低或职高阶低的不同情况。

宋朝用省部寺监之官做“本官”，本官也就是官员个人的阶官。至于官员所承担职事，另行采用“差遣”形式。依据本官能领一份俸禄，所以本官又称“寄禄官”；若承担了差遣，有职务了，就能再领一份职钱。既然宋代在职务之外仍存在着阶官，那么这仍属品位分等。唐宋官阶，都属品位分等。

明清专制主义高度强化，相应地，官僚的特权化、身份性、贵族化倾向进一步淡化，其服务取向或说工具性变浓厚了。这地方存在着一个政治原理：皇权、贵族、官僚三者，在权势利益的分割上此消彼长。贵族势力大了，贵族因素浓厚了，专制主义就被削弱了。皇权强则官权弱，皇权弱则官权强。在现代社会，制约官僚的特权与腐败，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机制。“自下而上”就是公民的民主监督。古代无民主，就只能靠皇帝自上而下地压服官僚。皇帝若想反腐，自己就得高度集权。明清官僚的各种特权，如法律特权、经济特权、教育特权、选官特权等，都在萎缩。品位特权也相应萎缩，散阶制大为衰弱，各种待遇都向职位靠拢。明朝的散阶只算是官品的微调。在唐宋时，是先有阶、后有职，只要有了阶就是官家人了；明朝相反，你得先有职，任职后按期考课，通过了考课之后才授你一个散阶。而这个散阶本身，在明清已成虚衔了。当然它还是有一个用途的：可以拿来“貤封”“貤赠”父祖，让老人家风光一下，子贵父荣。

叙述至此，我们看到了历代品位结构的五大演化阶段：

（1）先秦是一个品位分等的高峰，它是周代贵族政治的一部分。

（2）秦汉禄秩展示了较浓厚的职位分等色彩，反映的是秦汉统治者“以吏之天下”，这种等级制给官僚的品位特权较小。

（3）魏晋南北朝情势反转，呈现为又一个品位分等的高峰，以适应于此期士族政治。

（4）唐代散阶和宋代本官仍属品位分等，但已超越士族政治，而向官僚政治回归了。因为散阶的获得虽然主要靠门荫，但散阶的晋升却依据考课，后者就是官僚制性质的了。

（5）明清散阶大为衰落，多种待遇都向职位靠拢，向职位分等有一定程度的回归。其背景就是专制主义强化，官僚特权萎缩，官僚身份化、贵族化程度继续下降（图13）。

图13 中国官阶制变迁五大阶段

我当年在部队学过雷达原理，有一点儿理科背景，有时就会借用理科风格的示意图来表达制度变迁。如图13所示，周代是一个品位分等的高峰，秦汉是一个职位分等的高峰，魏晋南北朝又出现反转，转向品位分等；唐宋时品位化的波幅降低，但仍属品位分等；时至明清，向职位分等又有一定程度的回归。在“品位—职位”模式的光辉照耀之下，历代官贵等级管理制度的变迁，就呈现出了清晰的五大阶段，在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的坐标图上，留下了一条左右摇摆、上下波动的曲线。这是一条前所未知的曲线。

各色爵秩品阶的此起彼伏，似乎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但经努力，一个从“周爵体制—秦汉爵秩体制—隋唐一元化多序列复合体制”的线索浮现出来了，一条围绕“品位—职位”波动摇摆的轨迹浮现出来了，进而职位分等与工具性官僚的亲和关系、品位分等与身份化官僚的亲和关系，也浮现出来了。形形色色的品位形态被编入了一条连贯的线索，井然有序，可以在同一个框架中加以解释了。

若干年前，我曾接到一位管理学专业毕业生的邮件，我用它来结束本文（图14）。这位校友给若干大型国企设计薪酬时，发现学过的管理学知识不大适用，因为那些理论均采用岗位价值决定薪酬的原则，可中国国企是终身雇佣制，薪酬待遇依身份而定。他读了我的《品位与职位》之后，发现这两种做法，即以岗位为中心或者以人为中心，原来古代都有之，且各有利弊。读了这份邮件，我很有成就感。他在管理学专业没学到的知识，我作为历史老师提供给他了。希望上述内容，对各位朋友也能有帮助。

图14 读者来信

延伸阅读

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