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罗振亚

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到黑龙江畔的黑河师专任教。金秋时节，随一个同事到当地的书法家柴若愚先生家做客，认识了他只有八九岁的女儿柴华。而后，关于她的聪明、好学的印象，也慢慢随着记忆的翻转逐渐模糊了。直到2005年夏天，去东北师范大学给自己在那里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开题，中间休息时，一位同学大大方方地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自己就是我二十多年前在黑河见过的柴华，蛰伏的记忆一下子又清晰起来。当时，她正在从程革教授攻读文艺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并表达了想报考我在南开大学招收的博士研究生的打算。第二年，她以理想的分数成了我在南开大学带的第一届学生，三年下来，她的刻苦、严谨和耐力有目共睹。学位论文开题时，考虑到硕士阶段的专业背景和毕业论文方向，和她几番商量，最后定为做《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研究》。

谈起象征主义这个文学话题，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并不是西方象征主义理论和那些诗人“大咖”，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如何围绕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掀起新诗研究热潮的情景。一批学人大胆而新锐的观照，沉稳又厚重的阐释，使那些曾经被政治话语“遮蔽”得太久的现代诗人，开始“浮出历史地表”，成为90年代中国诗学界的学术热点，而且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

世事流转，岁月如梭。如今，诗歌及诗歌研究早已被边缘化，和新鲜时髦无缘了，而象征主义也似乎风光不再。但柴华没有被时尚所裹挟，仍然将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并付诸了极大的阐释热情和精力，这种选择看似平淡缺乏新意，其实是颇耐人寻味的。柴华是力图“平中见奇”，将“感受性主体的存在”视为思考象征主义诗学的起点。在她看来，一些批评家谈到的人类遭遇不幸时，人类“心中的痛苦要说话”，“遭遇的事件与情境”，均不能完全还原为语言，由此，单纯的诗歌语言和诗学观念，也就不足以呈现象征主义诗学建构的真实情境。正是基于对语言这种传递有限性的认知，基于对审美主体表达困境的精神理解，她的论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立足20世纪上半叶新诗本体探寻的现代化进程，紧紧抓住象征主义“感受性主体的存在”，透过诗人感受主体与诗学建构主体在审美现代性追求中的“痛苦”和“遭遇”，深细考察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的各种情状。其探讨避开了诗歌文本研究的熟路，从关注象征主义的“自然形式”，转向了关心象征主义的“生命存在”。于是，以往象征主义诗歌研究中那些被忽略的现象世界里的“松散边角”，晋升为柴华研究的兴趣点，这些“松散边角”可能存在的视域，自然构成了考量象征主义诗学潜在的三个维度——诗歌创作、诗学批评和诗学论争。可以说，生态审美观念的渗透和运用，使柴华的象征主义诗学研究大气而又不失活力。

柴华论文的长处是能够紧扣中国新诗现代化对“诗本体”的探求，抓取象征主义诗学在诗歌本质、艺术形式、审美价值三方面的核心命题，在文学与审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等开阔的维度上，整体性地建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景观，阐释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现代化诉求；做到了宏观审视和微观探究的结合，分层、立体地呈现了诗学建构主体对“诗本体”的自觉认同和建设心态，指认其明晰的精神主脉孕育了诗学研究特有的责任和情怀。而且企望横向建构诗学框架，纵向深入命题内质，虚实相映，层层剥茧，使社会时代感与观念的生存情境和生命历程紧密关联，使研究突破纯粹的诗学研究范畴，从论文的实际效果看达到了这一学术目标。论文最为突出的一个亮点是，尤其注意从多元视角切入现代新诗“晦涩”的言说场域，从审美观念诞生到理论维度阐释，从合法性辩难到“解诗学”慰藉，始终不离审美现代性的主脉，立体呈现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审美价值观的建构风貌和精神旨归，使诗学研究在不知不觉中摆脱了枯燥的学理逻辑，走向了更为开阔的境界。

不必讳言，象征主义的话题“老生常谈”，却也“常谈常新”。柴华的论文对象征主义诗学的观照虽然定格于20世纪上半叶，但其思考还是穿越了以政治呼喊代替艺术美探求、以集体意志代替个人心灵悸动的那个特殊时代，与20世纪80以来当代诗人重寻返乡的精神路向实现了内在的对接。她在论文中努力捕捉“晦涩”、“纯诗”等象征主义诗学核心范畴在当代诗歌创作中的影响力，把握现代象征主义诗学赋予当代诗歌发展的精神动力；并从另一个向度上感受到了当代诗人自觉回望、承续象征主义诗学的新趋势。

有时优点即局限。柴华论文值得圈点之处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但在展开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遗憾，如对象征主义诗学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延展路向的探求，尚限于一种态势论断，语言的通透性上也还有完善的余地。但是，也正是这些“弱点”为柴华将来的耕拓留下了许多可待拓展的学术空间，让人充满期待。

黑河，是我的学术生命开始生长的地方，一晃离开它已经三十一年了。而今，柴华又回到了那里，这更深化了我们的师生缘分。愿她的学术研究在黑河的“沃土”上开出更艳丽的花儿来。

2016年5月6日 于天津阳光100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