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切始于“祛魅”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诸如地震、洪水、沙尘暴、核电站泄漏、油田泄漏、食品污染，以及防不胜防的变种病毒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一系列生态灾难，究其本因，正是由于人类向自然无限度索取而造成的，而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度索取，不仅仅造成了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更导致了人类精神生态的崩塌。而在人类科技高度发达、人类的生活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正是人类对科技的过度崇拜和盲目自信，使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可预料和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危险。在这个迷失的时代，人们普遍失去了亲近大地的机会，失去了纯洁、深邃的情感和思想，更失去了痛苦和美的诗意，现代工业、进步和发达造就的辉煌景象下面是黑暗和破碎，繁华、喧嚣的高楼大厦背后，是无限膨胀的欲望与虚无。当全球化、信息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领域中无孔不入地渗透，当消费性、娱乐性的价值判断解构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时，人类正陷入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精神灾难之中。

世界上大多数宗教（包括类似于早已湮灭的玛雅文明那样的原始宗教）往往都有一种类似于末日审判的预言，在科学将神祇赶出人们的精神家园之后，人们坚信末日审判其实是近似于迷信的无稽之谈，或者即便有一天人类真的会面临末日的危机，也绝对能够通过科学将危机化解。然而，正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究竟是人类面临末日世界时的拯救者，还是末日的制造者？电影《黑客帝国》的故事虚拟了让·鲍德里亚式的主客体逆转的世界，剧中的人们生活在计算机网络虚拟的世界中，基努·里维斯饰演的网络黑客尼奥与人工智能的对决，将计算机网络这一现代社会的人们日益依赖的世界推向了一场恐怖的灾难，这种恐怖不在于计算机对人体的伤害，而在于人类迷恋和崇拜的科技对人类信仰的摧毁。相对于《黑客帝国》三部曲对于主客体逆转的真实性的不确定，《终结者》系列所展现的高科技灾难则直接得多——核毁灭后一片废墟的世界，深刻地拷问了对于高科技，尤其是机器人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人类生活。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末日审判”的视角来审视当代社会的精神灾难：“任何行动，任何事件，都不会落空；历史中没有纯粹的代价，没有纯粹的损失；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都被记录，注册于某处，成为一个踪迹，这个踪迹虽然暂时是没有意义的，但在最后清账的时候将获得其适当的位置。”[4]所有的一切都自有其因果，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双重危机的追问，必须回到几个世纪以前，人们会发现，这一切危机的源头，始于现代机械精神对世界的祛魅。

从“人定胜天”的口号到“人类为自然立法”再到“人类控制自然”的机械精神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不断努力改变自己在自然界中渺小和脆弱的命运，并拒绝接受自身仅仅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类生物与其他生物平等共处，追求和强调人是凌驾于众生万物之上的。然而究竟什么才是人类的命运？人类是否真的能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命运？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日新月异变化中，我们又是否真的掌握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按照现有的发展态势和规律，我们努力改变的命运，又会将我们带到何方？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发现自己成了大地的弃儿，在这个星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儿可以看到纯净天空、清澈流水，倾听自然界的声音的栖息地，我们会不会发现，我们一直努力想要到达的终点，原来只是我们重新出发的起点？会不会直到那一天，人类才会发现，原来，我们一开始就误读了人在天地间命运的铺排？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当代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指出，“误认是人类境遇的基本特征”，正如《俄狄浦斯王》昭示的那样，俄狄浦斯对命运的破解和逃避，恰恰是导致他的命运应验的原因。误认导致了俄狄浦斯的结局，当人类强调改变自身在大自然中的命运时，也正在将自己拖入命运的车轮之中。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密切而复杂的，人类首先是自然生物圈中的一环，就像著名的《西雅图宣言》中所阐述的那样，人类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人类的一部分，“人不可能编织出生命之网，它只是网中的一条线”[5]；而同时人类又是这个星球上技术与社会文化唯一的创造者，人类具有改造、复制及超越自然环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处于对立（准确地说，是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这是造成自然与人类对立的根本原因）状态。在工业社会以前漫长的岁月中，人类因为对自然界缺乏足够的了解，将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物视为神秘的具有灵性的妖鬼精怪：“自然原来是一种模糊而神秘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藏身于树中水下的神明和精灵。星辰和动物都有灵魂，它们与人相处或好或坏。人们永远不能得到他们企望的东西，需要奇迹的降临，或者通过重建与世界联系的巫术、咒语、法术或者祷告去创造奇迹。”[6]泛灵论和有机论的世界观让人们相信，大地是一切生灵的母亲，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诞生于这个母体之中，对这个母亲充满了敬畏之情。类似的观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并对人类的精神和行为具有一种强制作用，“即使由于商业开采活动的需要，一个人也不愿意戕害自己的母亲，侵入她的体内挖掘黄金，将她的身体肢解得残缺不全。只需地球被看成是有生命、有感觉的，对它实行毁灭性的破坏活动就应该视为对人类道德行为规范的一种违反”[7]。然而随着人类开始使用理性精神，特别机械论世界观重构了人与自然的秩序，随着科学革命宣告人类用新的准则来取代有机论的准则，将有机论的世界观中关于对大地母亲进行剥削和伤害的限制完全打破，并大力歌颂人类对自然的掠取，使现代性的世界观最终形成了新的机械秩序。从培根的《新大西岛》机械乌托邦，到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些伟大的著作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这种新的机械秩序使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从那个时候算起，这个崭新的时代已经过了大约300年，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置身于其中的工业时代。

理性作为一种推理演绎的认知方式远在古希腊时代就得到了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理性曾以一种导师的身份指引人们走出与自然相处时的种种困惑和迷误，也帮助人们获取了比别的生物更多的生存机会。科学对自然的操纵和对机械技术的追求在培根那里形成了纲领式的精神，就像培根的《新大西岛》中所描绘的那样，科学主宰一切，所罗门宫的科学家热衷于创造新的鸟兽和植物，他们把这种创造的“美”凌驾于尊重现存生命有机体的美之上。《新大西岛》中幻想的使花草比原有的季节生长得更早或者更晚、比自然过程更快发芽生长以及果实更大、不同口味和形状等技术，这些曾经的幻想如今早已得到实现，各种反季节蔬菜、转基因植物，以及农药、化肥都可以被看作是培根的后继者们对前辈的致敬。

培根的后继者们更广泛和深刻地发扬了培根关于人类统治自然的纲领，在这个新的秩序中，工具理性促成了人类思想与机械精神的结合，这个结合拉开了现代文明的大幕。与此同时，马克斯·韦伯提出“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8]。并由此开始世界的祛魅，韦伯还指出：“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探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在原则上，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方法与计算。”[9]弗罗姆则在其《占有或存在》中提到：“我们正借助技术日趋无所不能，借助科学日趋无所不知……大自然只需为我们的新创造提供材料而已。”[10]工具理性去除世界魔幻色彩的本意是去除愚昧，消除神秘荒诞的思维方式，从培根到笛卡尔，从康德到韦伯，人们强调“知识就是力量”“我思故我在”，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先哲们用毕生的精力和热血为人类指引着前进的道路，但毫无疑问，人类发展的速度和所带来的结果，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自身的想象空间，并且正在让人类越来越难以掌控。

毋庸置疑，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使人类文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实现了人类实践与理性思维的完美组合，对资本永无止境的追逐使人类在短短的300年内生产的财富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也彻底颠覆了之前所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的社会生活变成了能够按照精密设计和精确计算来运行的机器，不但如此，自然界的万物都可以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和演绎，包括复制和再造生命。工具理性使人类掌握了无比先进的科技，这些高科技让人们宣称掌握了可以让自然按照人类希望的方向发展的力量——结果看起来是可喜的：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其生活物资的消耗如果放在中世纪，连国王也比不过，据《流行性物欲症》的作者统计，“一个美国人平均一生至少要消耗一个水库的水（4000万加仑）和一艘小油轮能装的汽油（2500桶）”[11]，而“1千克美国牛排的生产要消耗5千克谷物、9升汽油，还有相当数量的化肥、农药、食品添加剂”[12]。尽管美国式的生活水准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在当今的全球化消费经济时代，更多的人也正在追求，并且也有很多人达到了相近的生活水平。

距离，曾经是诗人怀乡时最无力对付的敌人，因为距离的遥远，路途的难测让离别成了除了死亡之外诗人们最大的致命伤，也因此留下了“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的千古名句。但是在今天，距离已经不再是不可逾越的痛苦，现代交通工具，尤其是现代航空足以让万里之遥缩短到以小时计算，空间和时间的大大缩短，也让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当今社会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古人称为“古稀”的年龄，不少人还正热衷于各种社区活动；更让曾经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是，因特网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人们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享受着同样便利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在网上买到任何商品，哪怕是退役的战斗机。毫无疑问，时间和空间的缩短所带来的超级便利的生活，正是人与自然斗争的成果，随后整个世界都沉浸在现代化节节胜利的狂欢氛围之中——“机器而不是土地，成为生产的核心手段。公路、铁路、工厂、烟囱在地平线上冒了出来，城市也在不断膨胀。这种变化也是一种混杂的快乐”[13]。在这种狂欢的气氛中，自然似乎真的被人类征服了。

但是，在世界的祛魅带来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科学却已经远远背离探索自然奥秘的初衷，随着科学在人们的心目中渐渐无所不能，科学也变成了一种现代宗教，最终人们对科技顶礼膜拜——“在反传统、反宗教的革新年代，科学不仅维持着世界的秩序，赋予每个人生命的意义，还成为某种解决争端的法庭，人们坚信科学会对争端做出冷静而公正的判决……在科学一神教大权独揽的统治下，理性成为自然的法则，而更不幸的是，它也成为社会的秩序原则”[14]。这一秩序原则突出表现了“征服、创造、掌控”等二元论世界观。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实现了人类主体对世界客体的对立和掌控，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使人们告别蒙昧，从自然中脱离出来，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同时，人作为主体根据科学技术的逻辑掌控和管理自然，自然作为客体则只能接受人类的统治。作为人类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错的，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问题，正如巴里·康芒纳所说的那样：“如果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因为它在完成它的既定目标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错误就在于其既定的目标上。”[15]不管是电脑芯片技术也好，还是生物基因技术也好，在利益至上的主流价值观中，一切有利可图的技术，即使带有巨大的风险，最终也将获得通过和实施。科技法则是否永远都是正确的？科技的巨大能量带给人类的究竟是美好的未来还是失控的毁灭？如果有一天，当人类将思考都交给机器，人类还能做什么？也许，马丁·里在《最后的世纪》中的预言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科学家的狂想，是杞人忧天或者无稽之谈，也有很多人坚信，人类的智慧既然能创造无数的奇迹，也必将一如既往地战胜和控制自然中的一切。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人类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但资源的枯竭已经触手可及；地球两极的冰川融化、臭氧空洞使自然看上去伤痕累累；人类追逐进步和享受，结果人口暴涨，城市无限扩张，人类精神却不断地萎缩；人们信赖机器，习惯通过电脑和几千千米外的电脑连接，在虚拟的世界中交往和狂欢，却很少注意到窗外的春天是寂静的还是热闹的。人类对物质享受无限度的追求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据统计，近30年来世界森林，特别是热带森林的减少速度明显加快，平均每年减少14万平方公里，照此下去，170年后全世界的森林将消失殆尽，森林中数目繁多的物种也将归于覆灭。”[16]不仅如此，科学家们预测，地球上的石油仅能开采75年；而到2070年左右，地球上的淡水稳定径流量将耗尽；大量农药、化肥的使用，已经改变了土壤的成分并改变了依附其上的生态链，人类的食物来源受到各种有毒物质的威胁。澳大利亚著名微生物学家弗兰克·芬纳认为由于人口大爆炸，无节制的浪费，人类很可能会在100年后灭绝，并且会殃及地球上的其他物种。这些可怕的预言并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由于人口和消耗正在呈几何数字增长，科学家们的推测还有可能提前变成现实。

这一系列的恶果，也都是现代性，尤其是以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所代表的强势话语体系津津乐道的进步、发达、富裕所带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逐利性决定了这个现代社会征服自然、精于算计、不择手段的关系法则，这一法则决定了世界各国都把目光盯在经济的增长点上。这种对经济的追逐，在过去，是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与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新殖民主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等新的形式驱赶着人类走上比以往更功利、更不择手段的发展道路，“不必为我们在解决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惊讶，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来说，自然的世界远远没有经济的世界真实——我们溺爱、发展经济，我们的政治家为加速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决定”[17]。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供需关系，娱乐化、游戏化、碎片化的后现代生活模式正是高度发达、先进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晶，它物化了人们的心灵世界，这也直接导致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灾难。从工业革命以来，让地球变成一颗迷失的星球的，是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因而，要拯救这个失落的家园，也势必要从人类精神内部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