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语境转型：从“政治化”到“媒体化”

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文艺发展的“三要素说”，即文学艺术的发展同种族、环境、时代密切相关。丹纳所谓的“种族”指的是种族特性，它来源于天生的遗传性，是一个种族区别于其他种族的独有特性，这是一种不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变化而改变的原始印记，是文艺发展的原动力或“内部主源”。丹纳所谓的“环境”既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也指社会文化观念、思潮制度等社会环境，是文艺发展的“外部压力”。丹纳所谓的“时代”内容较为广泛，包括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状况等，这些因素影响当时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形成一个时代独有的“精神的气候”，时代是影响文艺发展的“后天动力”。如果将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置于当下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下，我们似乎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进行统括，那就是语境。

所谓语境（Context），也可称之为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按照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可能指某种社会情景或环境的直接而具体的特征，某种特定的互动行为或传播交流就处于这种情景或环境之中；第二，在某种包罗万象的意味上，它可能用于描述更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情势与条件，某些行为、过程或事件就处于这些情势与条件之中，并被赋予意义。”[1]从理论上说，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作为反映者的文学总是生存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与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语境的变换必然会导致文学的变迁。马克思认为，文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其发展无论如何丰富多样，都“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丹纳曾经论倡导过“环境生产作品”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因为这个缘故，每个新形势都要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批新作品。也因为这个缘故，今日正在酝酿的环境一定会产生它的作品，正如过去的环境产生了过去的作品。”[3]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强调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恰与中国文学史上渐次呈现的先秦散文、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春秋笔法”、“汉唐气象”、“建安风骨”、“宋元话语”、“明清韵味”、“民国印象”等相吻合。可见，文学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是随语境的转换而转换的。无论是对文学发展的解释还是对文学转型的阐释，我们必然要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去挖掘，从语境之维去掘进。概言之，就是所谓的“新语境，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