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表意焦虑”：新世纪文学的新命意

所谓“新世纪文学”，是指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也就是指起于2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雷达认为：“如果说，几年前文学理论界还在为‘新世纪文学’的概念正名的话，那么，在新世纪走过十年的今天，人们似乎打算放弃对这一概念的费力争辩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却又不得不交付使用的概念。”[1]在雷达看来，“新世纪文学”是对2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一个“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命名’”。命名的学理性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存在的合理性与使用的合理性。毕竟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不断呈现出大量新的质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它与传统文学血肉相连，尽管它与新时期各阶段文学有扯不断的关联，尽管它仍处在打开自己的过程中，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它已经嬗变为一种具有新质的文学阶段了。邵燕君认为：“在现当代文学的梳理研究中，十年一小结是一个惯用的方法。除了整理和归纳的方便之外，我们看到年代更替和文学变迁之间似乎总有某种暗示性的偶合，特别是在当代文学进入‘无主潮’阶段后，年代特征成为文学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一如‘70后’、‘80后’、‘90后’的称谓虽是‘自然叫法’，却成为命名一代一代新作家的最有效方式。”[2]所以，“新世纪文学”准确来说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独立单元，也是一个兼容并包、承前启后的开放单元。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1922年所写的《宋元戏曲考·序》中曾经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重点聚焦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在文体上的“代有所擅”现象，并意在推崇元曲，但他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却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观与文学发展观。事实上，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刘勰的“文学通变论”与“文学时序论”有着极深的渊源与传承。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与史诗的经典论述也与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认为古希腊神话与史诗只能出现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整个西方文学的“土壤”。文学因时顺变、趁势通变，换言之，文学是一种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语境的存在。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有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传播的等差异性存在，但无论身处何种语境，有一点是颠扑不破的，那就是“凡语境转变，则文学转型”。历史文化语境的代代递嬗，文学从一代走向另一代，从一种形态走向另一种形态，从一批经典走向另一批经典，从一股潮流走向另一股潮流，这本是文学的应有之义。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通变则久”，“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这充分说明了穷变通久的思想。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刘勰还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充分说明了时代推移、世情演变和文学的内容、形式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与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3]这说明了发展的社会生活有历史继承性。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4]这说明了发展的文学艺术也有历史继承性。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社会生活，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但文学的发展不是抛弃，而是扬弃。

鉴于此，我们认为，“新世纪文学”只是悠长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节点，它不仅有它的“前世今生”，也有它的“来世来生”。“新世纪文学”并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文学阶段，它不仅有一个预备期或过渡期，即大约指从1993年算起的七八年间，而且它还有一个发展期或延宕期，直至2099年我们可以仿效“20世纪中国文学”一样称之为“21世纪中国文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世纪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命名与命题，有着陶东风所谓的“移动的边界”和“延宕的节点”。按雷达的观点，新世纪文学有一个预备期或过渡期，可以上溯到1993年。诚如此，那么新世纪文学迄今为止已有近20年的文学行动与文学空间。张末民认为，新世纪文学可以上溯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80年代，因而新世纪文学也并非特指固定在“新世纪”这一单纯时间维度的文学，它在20世纪最后20年间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标志着一种具有“文学新世纪”意义的大不同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主潮的新的文学，只不过到了新世纪这些年，面对新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氛围以及文学面貌的巨大改观，人们才仿佛突然“发现”一种新的文学生态和形态已然成型。他说：“言说和使用‘新世纪文学’，并以此来考察新世纪10年来的中国文学进程，其意义就在于，一是力图表述新时期30年来文学演进的实质，即30年来的变迁最终历史地形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学；二是期望深入地阐释这种当代文学的新形态，并展望这个文学的未来。”[5]

“新世纪文学”除了有着属于自己的时间界定之外，还有着属于自己的本质规定，这种本质规定可以指认其合理存在。从整体上说，五四时期的文学是以启蒙主义为主的文学，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是以民族主义为主的文学，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是以新民主主义为主的革命文学，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文学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革命文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文学是以改革主义为主的“泛政治”文学，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是以经济主义与市场主义为主的商业文学，2000年以来的文学是以技术主义、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媒介主义为主的媒介文学。相比较而言，“新世纪文学”确实呈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与变迁。对此，有人曾描述说：小说改编影视的多了，经得起阅读的少了；作品的种类、印数和网上的点击量增加了，艺术质量与思想分量却减少了；各式各样的写法多了，佳作力构却少了；大作多了，大师少了；期刊的时尚味儿浓了，文学味儿却淡了；作家的人数比过去多了，影响却比过去小了；各类奖项和获奖的作者多了，能记得住的作品却少了。同样，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概述说：在文艺创作上，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存在着想一夜成名、不脚踏实地搞创作的“浮躁风”；存在着文艺作品沾满铜臭气、做市场的奴隶的问题。一句话，众声喧哗，花样百出，形态各异，各领风骚。由是观之，新世纪文学是有着新质素、新内涵、新形态、新生态的复合体。

由于新世纪文学的当下性，对新世纪文学的关注与研究早已成为学界热点。2005年《文艺争鸣》第2期《新世纪新表现》首开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先河。2005年6月，“文学新世纪与新世纪文学五年”研讨会召开，扩大了新世纪文学的话语影响。2006年，张末民倡议“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2006年《文艺争鸣》第4期刊发了雷达等人的一组“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文章，2007年第2期又刊发了於可训、程光炜、孟繁华、吴思敬、白烨等人的集中论述。2006年《文学评论》第5期所刊惠雁冰的文章是一种理性的反映。张末民、张颐武、欧阳友权、高楠与王纯菲、孟繁华的专著《新世纪文学研究》、《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思考》、《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是颇具分量的阶段性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阳友权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于2007年10月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之“文学理论批评奖”、高楠与王纯菲的《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于2010年10月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之“文学理论批评奖”、孟繁华的《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现代出版社2012年版）于2014年8月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之“文学理论批评奖”。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白烨研究员从2000年至今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与《中国优秀作品选》是颇具慧眼的选家备料。另外，钱中文、张炯、贺绍俊、陈思和、王一川、白烨、南帆、张末民、刘跃进、张冬梅、李思屈、龚善举、周海波、邵燕君、欧阳文风、胡友锋、张邦卫、单小曦、黎扬全、苏晓芳等的相关论述已触及到了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转型的问题。尽管如此，对新世纪文学的关注尚缺乏对“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的系统研究、“新世纪文学十五年”的整体概观和新世纪文学的未来走向及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