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兰州城市文化记忆在不同文学体裁中呈现的美学特色

城市研究学者奈格尔·J.斯里夫特说：“对城市的书写欲求往往会涉及对思辨时机和情景的作用及痛楚的捕捉，因此写作便成为更为宽泛的事情，具有了戏剧性和述行性。显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书写城市，譬如诗歌、小说、戏剧、情景和背景。”[22]在文学话语实践中，作家对城市文化记忆的表达变成了一种“话语修辞”。因体裁的风格有差异，作家在运用不同体裁书写城市文化时会显现出不同的审美特色。从现有作品观之，小说、散文、诗歌中的兰州形象各具审美特色。

（一）小说中的兰州城市文化记忆

小说是表现城市生活最为常见的文学体裁。“长久以来，城市多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因而，小说可能包含了对城市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能仅把它当作描述城市生活的资料而忽略它的启发性，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23]甘肃表现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家有何岳、李文华、贾继宏、王家达、李西岐、史生荣、徐兆寿、马燕山、张存学、尔雅、任向春、雅兰、弋舟、叶舟、苗馨月、杨华团、王文思、张瑜琳、赵剑云等，不同作家的“小说想象”构成不同的兰州城市文化记忆，也“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认识”。

何岳的长篇小说《老巷》是一部较早表现兰州市井生活的作品。该作品通过古城一条最古老的老巷——状元巷的变迁，描写了兰州市井民众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的凡俗生活，展现了西北黄河边上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的巨变，表现了当代中国西部城市的生活场景与精神潜流。在《老巷》中，现代日常生活场景、民间历史故事、地域民俗风物等共同构成了一幅西北古城的风情画卷。李西岐的长篇小说《金城关》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兰州城市文化景观，其中的历史文化、家居文化、饮食文化、节庆习俗、城市民谣、方言俚语组成了兰州市井生活的浮世绘。

叶舟的中篇小说《羊群入城》是一篇表现“农民进城”的小说。在《羊群入城》中，小羊倌平娃赶着一群羊进入兰州城，并要将羊群送到买家指定的地方却遇到了阻拦。该小说中的人物只有乡村牧羊人平娃和城市广场保安周世平。平娃的羊群要经过广场，而保安不让，两相对峙。在对峙中，通过双方的争执以及平娃与老板的对话，活灵活现地将两个底层人物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世界显现了出来，反映了现实的严酷和社会的不公。该小说融入了叶舟对世事的感叹和世道的体察及生命的感悟。雅兰的“红色三部曲”《红嫁衣》《红磨坊》《红盖头》分别以进入城市的知识女性林梦宇、罗蒙蒙、周雪琪为主人公，展现了乡村女性进入城市后的命运，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常常是情感理想的纯洁与情欲生活的堕落、自我人格的寻求独立与现实生存的依附、自强自尊与自卑自贱等复杂性格的“混合体”。雅兰笔下的女性系列形象多为一群在城市生活中生存无保障、情感无托付、理想无着落的漂泊者，“进城”中的情感创伤成为这一类小说的主要情感内核。

兰州人的爱情故事是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兰州的城市情感书写方面，马燕山的长篇小说《天堂向东，兰州向西》《兰州盛开的玩笑》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两部小说主要反映了21世纪以来兰州的城市文化景观与兰州人的情感生活。作品以兰州为人物活动的空间，以新闻记者的视角来体察兰州城市的社会生活。小说以报社新闻部主任马踏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汇聚城市中各类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遭际，表现了作家对兰州城市生活的热爱和赞美。张存学的长篇小说《我不放过你》以兰州为背景，兰州市区的中学校园、大学校园、家庭居所、街道酒吧、饭馆店铺等组成人物的活动空间。在形而上的层面，《我不放过你》是一篇关于“尽头”与“深渊”的寓言化小说。张瑜琳《网事倾城》以西部城市为背景，叙述知识女性苏莹莹的城市情感生活。该小说在道德理想的审视中，对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进行了理性反思与伦理评判。徐兆寿《幻爱》叙述了杨树在现实婚姻中受挫后在虚拟世界寻求真爱而最终幻灭的过程，旨在表现信息时代里城市男女的情感危机。向春《身体补丁》以女性视角与漫画笔法，追问人性与道德的迷失。杨华团的长篇小说《都市男人》书写了生活在都市边缘的三个中年男人的爱恨情仇，小说通过描摹纷纭琐碎的现实生活，呈现了城市饮食男女灵魂深处的焦虑、无奈和挣扎，表现了作家对城市边缘生存者的人文关怀。

城市知识分子的命运蜕变与精神求索是作家书写城市时必然思考的问题，王家达、弋舟等小说家对此均有所思考。王家达《所谓作家》中的“古城市”是兰州市的隐喻，作品中的城市物质文化景观与精神风貌，折射出改革开放不久的兰州的城市文化记忆。弋舟对当代人的城市生活体验倾注了较多笔力，《蝌蚪》《战事》《跛足之年》等小说皆以“兰城”为主要城市空间场域，以城市生活空间中的大学生、底层民众、知识分子为重点刻画对象，以先锋实验性的叙述方式呈现了现代城市人的生存窘境与精神困惑，建构了一个形态多样、意蕴丰厚的“兰城世界”。在书写兰州的小说中，兰州城市的街道、广场、公园、社区、商店等组成了城市形象的物质文化形态。作为城市文化的体验者和表现者，作家或进入私人空间，或步入公共空间，或穿行于商业空间，或游荡于政治空间，从而建构了一个多维的“兰城”文化景观。

大学校园是城市文化中的主要空间形象之一，大学生活常常是作家触摸城市文化脉息的重要区域。校园题材小说是揭示城市文化的重要板块。小说家徐兆寿是校园青春成长故事的书写者，其《非常日记》《非常情爱》《生于1980》《幻爱》《生死相许》等“非常”系列长篇小说以高校师生情感生活的解剖作为重点，将人物或显或隐的心理世界大胆地呈现出来。尔雅的长篇小说《蝶乱》叙述受乡村文化哺育的青年在城市大学校园寻找自我的故事，在诱惑与堕落中走向成熟则是小说传达的成长体验与生命感悟。史生荣《所谓教授》《所谓大学》《大学潜规则》等反映高校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有意避开惯常写作中对高校校园生活圣洁美好方面的表现，着力表现其腐败、堕落的一面，其小说是对传统高校校园生活“美”形象书写的颠覆和解构。弋舟小说《年轻人》所表现的大学生并非躲在象牙塔中心无旁骛、埋头苦读的大学生，而是喷发着青春激情、行走于校园边缘的“另类”大学生。王文思在大学生堕落的故事情节中展开了以校园为中心的城市社会生活，从而揭露社会现实中的“病痛”，其长篇小说《迷爱》描写了刘莹、童谣、谭斐、聃旎、唐潇、南娅等六位花季少女在陇原大学三年的生活。在该小说中，六位女大学生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未来理想与个性性格，但都有一个受人歧视的“自费生”身份，她们因此成为大学校园的“边缘人”。迫于外部的各种压力及其自身的原因，童谣等逐步走向堕落。赵剑云的长篇小说《阳光飘香》对大学生生活的描述，让人们闻到了生活中缕缕飘香的“阳光”，听到了“天使”的声声祈祷，作品充满了青春理想的气息。剡卉《我是你遗弃的天使》是一部校园言情小说，也是校园生活“美丽的痕迹”。小说塑造了A市贵族学校紫云中学的高中生湮雨汐、白谷遥、冰寒、紫菡、玫琳娜、林小天、何韵基、杜威等形象，小说还叙述了陈安、麻雀、筱薇、申嘉楠等大学生群像。从整体来看，除王文思等作家之外，女性作家笔下的校园一般是美好纯真的空间，男性作家笔下的大学校园则是欲望蜕变的场所。

小说家对城市景观的展示是独特而多元的。无论世俗生活还是校园情感，小说已成为建构兰州文化形象的主要方式。学者赵园指出：“城等待着无穷多样的诠释，没有终极的‘解’。任何诠释都不是最后的、绝对权威的。现有的诠释者中或有其最为中意的，但仍在等待。它不会向任何人整个地交出自己，它等待着他们各自对于它的发现。他们相互寻找，找到了又有所失落：是这样亲密又非无间的城与人，这样富于幽默感的对峙与和解。人与城年复一年地对话，不断有新的陌生的对话者加入。城本身也随时改变、修饰着自己的形象，于是而有无穷丰富不能说尽的城与人。”[24]小说对兰州城市文化的言说也是“不能说尽的”。通过文学创作而体现出来的人与城的诗意的审美关系，必然会塑造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与精神品格。小说阐释着城市中的城与人，也丰富着城市文化的厚度与城市人精神生活的深度。小说中的“兰州形象”成了“文化兰州”系统工程中有益的组成部分。

（二）散文中的兰州城市文化记忆

情思真切感人、结构自由灵活、话语摇曳多姿的散文作品，以其独特的审美特质表现着现代城市的外在形貌与内在精神。“现代散文作家用自己的心智，对江南城市展开文化观照与审美体验。现代散文家在对江南城市的解读中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江南的城市形象也因作家的解读而得以流传。”[25]同样，一些作家将自己对兰州城市文化的感官记忆与审美阐释物化为一篇篇情文并茂的散文作品。茅盾、余秋雨、雷达、尔雅、海杰、程兆生、王君、马琦明、习习、马步升、王新军、杨献平、阳飏、叶舟、杨光祖、许锋、才旺瑙乳、赵武明、李满强、聂中民、魏著鑫等散文家皆对兰州的城市文化情有独钟，以个性化的散文话语建构了兰州的城市文化记忆。

中国现、当代的一些著名作家对兰州有着独特的审美体验，建构了名家笔下的兰州城市形象。张恨水曾在20世纪30年代游历中国西北并创作了兰州题材的散文，认为兰州是“西北的上海”。兰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是抗战的“大后方”城市，也是苏联援华战略物资的重要集散地和西北国际交通线的桥头堡。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散文《兰州杂碎》从“旅客”的视角呈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兰州形象。受新文化活动洗礼的“九叶”诗人陈敬容曾在20世纪40年代生活于兰州，兰州的高原气候、物价飞涨、文坛寂寞、民风保守等使她倍感沉闷，成为诗人的“创伤性记忆”，并影响了她对兰州城市形象的文学建构。陈敬容《畜类的沉默》中的兰州城是一个“沉默”“荒凉”“凄凉”的城市。新闻记者笔下的兰州形象有写实的因素，亦有想象的元素。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1935年9月至1937年1月期间，先后“五进五出”兰州，其《中国的西北角》展示了与众不同的兰州形象。范长江在其新闻报道中留下了有关在严冬中想象兰州黄河岸边“田园优美，果树成林”的美好记忆。批评家、散文家雷达结合个人的成长经历与大学生活来呈现兰州的城市文化记忆，其《皋兰夜语》就是表现兰州城市文化精神的经典散文代表作。在《皋兰夜语》中，雷达叙述了他在少年、青年、中年时对兰州的认识，遥想兰州从远古到汉唐乃至近代的历史变化，叙述兰州历史人物的独特性格及其命运传奇，挖掘受到多元因素影响的兰州城市文化精神。余秋雨《皋兰山月》是散文家与皋兰山月的心灵对话，也是作家与自我的精神独白。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余秋雨试图以此来探寻历史渐行渐远的足迹。除“月下兰州”的朦胧之美外，余秋雨散文还留存着“舌尖上的兰州”的美好记忆。在《读城记之兰州》中，余秋雨就书写了“兰州牛肉面”的“浓厚”和“白兰瓜”的“清甜”。

散文家努力建构着兰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象。程兆生的散文集《兰州杂碎》从地质史、生物史、地理史、文化史等视域来言说兰州的历史文化景观，曾作为恐龙王国的兰州、黄河兰州段的发育与兰州地貌的形成、兰州的气候与地震、石器与彩陶及青铜器、长城与关隘的遗址、兰州的藩王及其更替、日军对兰州的空袭与兰州战役、兰州的书院和贡院及学校教育、报刊业与媒体发展、交通邮电事业、太平鼓和兰州鼓子及刻葫芦等民间艺术、寺观庙堂建筑以及兰州的历史名人，组成兰州文化的“杂碎记忆”。

革命历史是一个城市历史记忆的内容之一，兰州是一个有“革命”色彩的城市。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切断国际运输线，对兰州实施了数十次轰炸。王柏华《抗日战争中的兰州大空战》主要介绍1937年11月至1939年12月侵华日军对兰州的轰炸以及中国空军对日军的反击。作品呈现了充满爱国热情又饱受战争疮痍的兰州城市形象，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革命回忆录中的兰州形象是革命的“战场”与反动派的“堡垒”。国共决战时期，兰州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刘立波的纪实散文《血拼兰州》中，兰州是“兰州战役”的发生之地，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决战，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袁俊宏《决战兰州》从军队部署、敌我力量、决战过程、激烈程度、伤亡情况、战略意义等方面详细介绍了著名的“兰州战役”。在这些革命题材散文中，兰州是作为“革命战役的战场”与“反动军阀的堡垒”来叙述的。汪小平《白塔嵬嵬，历史悠悠》、郝炜《兰州：一座茶风涤尘的古城》、马刚《水烟里飘出的繁华》、吴晓《黄河大水车》、李世嵘《盐场堡往事》、阿帅《兰州离“历史文化名城”只有一步之遥》等作品从不同维度挖掘兰州的历史文化意蕴。系列散文既有对古城兰州的温暖追忆，又有对如何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深深“焦虑”。

兰州籍作家通过散文表达了对兰州的热爱之情。兰州题材散文既传达出对远逝的兰州历史的忧伤，又充溢着对当下兰州城市生活的热望。王君《纵横兰州》采用了“词典体”形式来建构自己的兰州城市形象，作家在漫谈兰州历史、絮语兰州风物时传递着一种温暖的城市情感。城市生活既有传奇浪漫的一面，又有日常凡俗的一面。普通市民的生活是兰州题材散文关注的内容之一。在《临河之城》中，习习以一个土生土长兰州人的视角和舒缓温馨的笔调回忆丝路古道的沧桑、父辈生活的往事等，“父母亲情”“乡恋情结”是习习兰州题材散文的主导情感。在《一座临河而居的城市》中，王琰絮叨着兰州滨河路上的风景、舅舅家临河的住房等，其《五泉菜市场》描写热闹的菜市场，评说各种蔬菜的形色味，漫谈鸡、鸽子、鱼的形态，惊叹市场上拔毛机的“残酷”，评说发廊中头发鲜艳的女孩子，散文话语之中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王钟逵《黄河的味道》叙写兰州生活中世俗化、平民化的“味道”与“乐趣”。作家对兰州黄河边公园里的唱花儿、吼秦腔、跳舞、打牌、喝啤酒、喝盖碗茶、吃小吃等各种“坛场”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魏著鑫《住在金城》以新闻记者的视角与图文相配的形式呈现了兰州的城市居住生态景观，作品中既介绍兰州的居住环境、建筑理念、房地产企业等，又介绍兰州城市文化景观。《住在金城》传达了作者对兰州城居生活的深切关爱和对兰州未来居住空间的美好展望。

兰州题材散文对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城市之间情感关系的思考较多。在《孤独地走过兰州的街道》中，杨光祖不仅描绘了兰州的城市形象，还叙述其在城市的“幸福”“满足”与“孤独”“辛酸”的生活经历。在长篇散文《借我春秋五十年：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中，岳逢春叙述了自己从一个戏剧演员到文化管理干部的人生历程，作品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兰州城市文化的巨大变化。在《借我春秋五十年：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中，不仅留存着作家的少年生活记忆、家族故事、“文化大革命”运动、样板戏演出、高考经历、西部大开发等事件，还展现了兰州安宁区沙井驿、龙尾山下保健院、兰州市职工子弟小学、国营工厂、城隍庙、兰州剧院、兰州车站、黄河风情线等兰州的空间场所。《借我春秋五十年：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是表现兰州城市发展的代表性散文作品。才旺瑙乳《从城市回到植物》以冬去春来的时令变化起笔，叙写“我”的城市生活体验，列举留长发者、穿奇装异服者、狂欢不眠者、失意流浪者等“另类”城市人的生存样态。《从城市回到植物》是作家人城共居、心物对话的诗性传达。城市酒吧是了解城市文化的重要空间，也是世俗生活展演的重要场所。“酒吧”与“酒”是作家的兰州城市文化记忆的组成元素，兰州在一些散文中被“命名”为“酒城”。王琰《甘南路上的一家酒吧》状写甘南路上的歌声、酒气以及品酒、醉酒的人们。海杰《把兰州喝醉》、刚杰·索木东《兰州，远离的兄弟》，皆描绘了兰州城市文化中的酒吧空间形象。

城市文化空间由公共生活空间与个体生存空间共同组成。散文家从城市公共管理事务的视角理解和诠释城市，传达了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利益的思想诉求。马琦明的散文集《兰州笔记——城市建设与发展》从政府管理者的角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兰州城市生存、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探讨，展现了兰州作为现代城市的巨大魅力。《兰州笔记——城市建设与发展》既涉及理念、艺术、教育、生态、人文、个性等城市发展中的文化问题，还涉及定位、规划、设计、建设、环境等效益问题。聂中民《城之西，河之北》表现了对古老神秘、物产丰富、魅力四射的安宁区生活的喜爱。聂中民内心深处最难割舍的就是兰州城西、黄河以北的安宁新城。21世纪以来，兰州新区建设成为广大散文家关注的新话题，也成为作家畅想兰州新形象的触发点。许锋、马步升、岳逢春等散文家对兰州新区的建设充满了憧憬。许锋曾亲身参与兰州新区的建设，感受到秦王川大地古今巨变，后来创作了有关兰州新区的长篇散文《湖水从何而来》。该作品细致生动地描绘了兰州新区的建设，尤其对兰州新区湖水环绕、青草如茵、绿树成林的生态美景予以了详细的描述。马步升《兰州的新翅膀》历览秦、隋、宋、明、清、民国、新中国的兰州历史沿革，评述兰州作为西北军事要冲、区域政治文化中心、现代城市等历史地位，介绍兰州新区的规划面积、经济地位与未来前景，认为兰州新区将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岳逢春《盛世华章》叙写兰州的历史变革与发展蓝图，畅想“盛世华章”的兰州新区的建设与发展，认为兰州将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新门户与规划建设的全国性交通枢纽，也会成为中国西部与国内中原地区以及欧亚大陆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

无论城市文化的规划者、建设者，还是城市文化的体验者、表现者，他们都是推动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散文家在城与人的诗性对话中，不断挖掘着兰州的独特精神品性。从本土作家的创作实际来看，“我的兰州”“家在兰州”标志着作家与城市零距离的接触、敞胸怀的接纳与真性情的表达。散文中的情感旅程是作家生命体与城市生命体之间的心灵对话，他们在认同中批评，又在批评中认同。叶舟《半个兰州》状写兰州的地理形貌，着力表现兰州金城关一带以穆斯林为主的居民的生活样态，着意描写“一只船”街巷中僧侣漫行的宗教氛围。可以说，叶舟在“生活的感念”中建构了一个“沧桑”“神秘”与“幸福”的兰州城市形象。叶舟《何谓边地生活——以兰州为例》书写兰州市民生活的另一面，呈现了兰州市民“散淡”与“不紧不慢”的性情。与叶舟的散文不同，尔雅《象形的兰州》揭示的是兰州城市生活的内敛、保守、神秘、缓慢、悠闲的精神特质，表现的是兰州人奔放、坚毅、智慧、偏狭、固执的性格特点。兰州本土散文家品味着兰州的城市精神，非兰州籍散文家亦在与自己出生城市的对比中呈现了兰州城市的文化记忆，作品中渗透着鲜明的“他者”意识。李满强《都市里的村庄》传达的是“城市暂居者”缅怀乡村、寻找家园的情感指向。李满强《都市里的村庄》写兰州的城中村“龚家湾”，作品不但折射了城市的变化，而且折射着作家浓浓的乡村情结。散文作家对兰州城市文化记忆的想象逻辑不仅受到创作主体、时代氛围、社会思潮的影响，还与兰州城市文化本身的丰富复杂、多维多面有关。一个人的成长亦是一座城市的成长，土生土长作家的童年记忆与城市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习习、岳逢春、李世嵘等的兰州城市书写中，都有其童年的记忆，作品都传达着“兰州即故乡”的深厚情愫。

（三）古体诗歌中的兰州城市文化记忆

古体诗词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文体样式之一。从古至今，吟咏兰州城市文化的古体诗词不断涌现，构成了古体诗词中的兰州文化记忆。《兰州古今诗词选》《兰州诗话》《金城漫话》《甘肃历代诗词选注》《陇右近代诗钞》《历代咏陇诗选》《兰州历史文化·文学文献》《兰州南北两山绿化之歌》《兰州文史资料选集》《重修皋兰县志》《兰州风物集》《中国城市大典·兰州卷》《兰州市志·地方文献志》等诗词选集与地方志中都收录了大量吟咏兰州的诗词作品。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古体诗词中的兰州城市形象经历了边关城池、藩王都城、陇上乐土、现代都市的审美形象的嬗变。险要的边关城池是古代诗词书写中兰州城市形象的主要内涵，具体表征于唐、宋、金、元时期吟咏兰州的诗词之中。南朝宋时诗人吴迈远《棹歌行》是较早写兰州城的诗作。《金城北楼》为唐代诗人高适随哥舒翰远赴河西、途经兰州时所作，山川之美、时局之险、匹夫之责、人生之思皆充溢于诗中。兰州在诗中不仅具有“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的江山如画之美，具有“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的边塞关隘之险，更有“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的从军之苦与战事之紧。岑参《题金城临河驿楼》乃诗人远赴北庭途经兰州所作，诗中“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等句表现金城驿楼的高峻与险要，也说明了兰州军事位置的重要。金代邓千江《望海潮·献张六太尉》通过恢宏壮阔的意境对兰州城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绘，是古代吟咏兰州诗词中的代表作。整体观之，唐宋诗词中的“边城兰州”观念随着文化的传承而成为后人想象兰州的“集体记忆”。

明代是兰州城市形象变化的重要时期，兰州城市形象在明代古体诗词中主要显现为繁荣昌盛的藩王之都。明肃靖王朱真淤的诗作对兰州的寺庙、道观、园囿等城市景观进行了诗意的展示，其《华林寺》三首对恢宏壮丽的华林寺作了多角度的描绘，《金天观》则展示了山楼依叠峦、道观傍清流、松鹤唳庭院、雨鸠啼林间的兰州金天观美景。明代诗人对兰州的华林寺、金天观、五泉寺、白塔寺等寺院建筑有较多描写，这不仅说明了明代兰州宗教文化的繁盛，还表明了明代藩王对宗教文化的重视。清代诗词中的兰州是城池坚固、山水相绕、物产丰饶、安居乐业的陇上乐土，所建构的城市形象中少了唐宋边塞诗词中的战鼓频催与羌笛诉怨，多了民情风俗的故土深情和家园温馨。江得符、秦维岳、马世焘等清代兰州籍诗人对兰州的泉水、瓜果、桃花、柳枝、灯火等感情深笃，他们的诗词大多抒发了诗人们对陇上乐土兰州城的热爱之情。江得符《我忆兰州好》、马世焘《兰州竹枝词》称赞物产民风，表达赤子之情。这些歌咏兰州的诗词宛如兰州的民俗风情录，处处散发着世俗之气与风情之美。与前代诗词相比，清代诗词中的兰州形象较少天下兴亡百姓皆苦的悲怆之叹，而多表达市民居此乐土的亲近之感。从作品创作主体的身份来看，本土诗词作者较多，“陇上乐土”的兰州城市文化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诗人审美理想的符号化产物。

近现代以来，吟咏兰州的古体诗词创作日渐增多，诗词中的兰州则呈现出驳杂的文化景观。受国势动荡、政治纷争、民族救亡、社会变革的影响，兰州题材的诗词书写逐渐显出宏大抒情的特点。诗人在托物言志之外，常常将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诗词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与政治色彩大大增强。杨巨川《光复纪念会竹枝词》表现了松柏灯笼装点街道、旌旗飘扬、市民游行等兰州市民纪念辛亥革命周年的盛景。张建《小庙滩醮会竹枝词》之一叙述民国时期的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景象。王烜《冬月十六、七、八三日，敌机连炸兰垣，灾情惨重，记之》、王干一《敌机空袭文庙》等诗作描绘兰州受到日军轰炸时的悲惨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吟咏兰州的诗词在特殊时代语境中必然会涂染上革命的色彩。王定国《忆兰州》回忆抗日战争中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情景，师纶《回忆兰州解放战役》展现当年解放兰州的革命历史记忆。新中国成立后，吟咏兰州的诗词多表现在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社会建设背景下的兰州城市新气象。沈钧儒《参加兰州国庆大会》、王烜《朝鲜访华团来兰，为写两律以当欢迎》、陈毅《游兰州五泉》、董必武《游兰州五泉山》、钟敬文《兰州》、胡绳《兰州二首》、霍松林《重游兰州》等诗词描写兰州四十多年来的变化，诸多诗词共同建构了一个自然山川美好、思想观念开放、文化交流广泛的兰州城市形象。新时期以来，王沂暖、王秉均、尹贤等诗词家们不仅感受到国家政治上大地春回，还感受到兰州经济文化的欣欣向荣。王沂暖《行香子·从兰州写起》赞美一代代在兰州生活的英雄儿女与传奇人生，王秉均《鹧鸪天·咏兰州》描绘了作为繁荣工业新城与欧亚经济交流枢纽的兰州城市形象，尹贤《兰州今昔》比较了从昔日征戍干戈、巷外卧牛羊、坊肆凋敝、民生艰苦到工厂矗立、生产繁忙、商业发达、民族团结的兰州形象的巨大变化。这些诗作多采用今昔对比的方式，以宏大的意象、鲜明的情感、直接的抒情表现兰州城市的今昔巨变。一些描摹兰州山水风景的诗词作品，也常常散发出鲜明的时代气息。

受审美主体身份的影响，尽管有部分吟咏兰州的诗词模仿“竹枝词”等民间词曲的风格，然而大多数诗词传达了浓郁的文人气息与士大夫趣味，诗风多典雅蕴藉。从整体创作来说，虽有“竹枝词”等富于民间情韵的诗词创作，但更多的诗词表现的是文人情趣。诗词中不乏游览山水时的诗意感触，也不乏文友诗侣交往的记录与酬韵唱和。山水之乐、田园之乐是其诗词要表达的主要内容，生命感叹、朋友情谊是其表达的主要情感。一些吟咏五泉山、兴隆山、栖云山的诗词则充满了游赏山水的趣味与纵情自然的愉悦，也表现出无意富贵功名的超脱思想，诗人常常期冀能够通过自然山水书写来忘却世务尘嚣的烦忧。吴镇《后五泉》、彭泽《满江红·九日游西园》、刘尔炘《五泉山雅集偶成》、邓隆《雁滩》等诗词状其饮酒后的醉态，形其游玩时的欢颜，言其纵意山林的闲适，同游之喜、宴饮之乐、庆贺之欢皆入于诗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兰州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世界。

古体诗词风格的差异与时代创作语境、创作主体的个性特征密不可分。吟咏兰州的古体诗词尽管有相似的表现对象，但因审美创造者的差异而表现出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诗词创造者的文化身份或为皇室成员，或为道士僧人，或为文人墨客，或为官吏村氓等，身份不同；创作主体或因政治理想、学识才气、抱负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差异，其表现兰州的诗词也具有不同的审美品性。有的诗作豪迈悲壮，慷慨苍凉；有的缠绵婉转，嫣然娟丽；有的诗作清新明快，天然质朴。城市是一个繁复多样的文本，诗人将自己在特定时空下的城市体验记录下来，成为对城市文化的诗性表现。从整体来看，众多吟咏兰州的诗词作品从不同侧面构成了兰州城市的文学记忆。这些留存于古体诗词中兰州记忆，传承着兰州城市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脉息，对建构兰州城市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现代诗歌中的兰州城市文化记忆

“城市诗”是一种现代诗歌的题材类型，凡以城市景观、城市生活、城市市民为题材的诗歌都是城市诗。“城市诗”并非简单地“在城市”写的诗，应当是“为城市”而写的诗。兰州城市文化记忆的诗歌表现者多半是陇籍诗人，只有较少一部分是其他省籍的诗人。兰州题材现代诗歌的代表作有高平《兰州的南北两山》《飞的姿态》、梁积林《兰州三首》、阿信《兰州》、古马《兰州诗章》、牛庆国《在兰州》、李满强《有关兰州的记忆》、沙戈《火车逆着黄河开》、才旺瑙乳《雪花飘临》、汪玉良《欢歌唱响，魅力兰州》、高凯《新区俯瞰》、雪潇《兰州》、阳飏《兰州：史与事》、人邻《西北诗篇》、孙立本《金城山水印》、娜夜《这个城市》《飞雪下的教堂》《站牌下》、马萧萧《兰州阳光》《兰州，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兰州花朵》《兰州早餐》等。

历史文化是诗歌对城市文化记忆的必然表现领域。阿信《兰州》共十四节，其中第一至九节回忆兰州的历史，第十至十四节表现自己在兰州的见闻和对兰州形象的回忆。诗人用蒙太奇技法呈现了兰州的历史沿革。河苇鸿《兰州：黄河东去》吸收传统历史叙事诗的表现手法，概括地叙述汉武帝下令筑城、霍去病以马鞭击出五泉、隋代建金城郡、唐僧师徒在西津渡口过河西去等历史事件。在对历史的“重构”中，河苇鸿的诗作曲折地表现了“我”在时间之河中的“渡客”身份与“十年一觉兰州梦”的沉思。郝炜《兰州镇远浮桥遗迹有感》抒发了诗人由明洪武年间铸造的镇远浮桥的遗迹而引发的感触。在对明朝“南下的锦衣卫”“忠贞臣子的投湖”“起义的农夫”“帝王的寿辰和驾崩”等历史事件的片断化描述之中，诗人慨叹时间的无情与政治的动荡。在《兰州：史与事》中，诗人阳飏以独特的意象表现了兰州“史”上的“事”，在彩陶碎片、古迹遗址、历史故实等意象中追溯了兰州的历史文化。阳飏《兰州简史之九》以“乾隆二十九年”“民国三十二年”“民国三十四年”等历时性时间标记入笔，叙写了兰州陕甘总督移驻兰州、黄河暴涨、大旱、卖水车穿巷吆喝、山字石天主教堂唱赞美诗、羊皮筏子运送货物、兰州末代秀才走在学院街上等历史情景，展现了古代兰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诸多历史面影。阳飏《兰州明肃王府史略》《兰州五泉山》《兰州白云观》《兰州金天观》《兰州辕门》《兰州书院》《兰州史前彩陶》《与河为邻》《轶史一则》皆以表现兰州的历史文化为重点。在《如果必须点灯》中，诗人何岗以“古代边城”来给兰州“定位”，诗作写了兰州作为“边城”的秋色，还写了“古城”兰州的“哀伤的时光”。此外，雪潇《榆中》《甘草店》、赵永林《兰州 在历史的眼里》等诗作对兰州城市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个性化的展现。

兰州是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皋兰山与白塔山伫立在城市南北，从而形成独特的“双峰并峙”的峡谷地域景观。“黄河意象”因此成为兰州城市文化表现中的核心意象。诗人对黄河意象的表现或承续民族建构话语，或发自个人体验话语。有的诗作是对个人生命体验的沉思，有的诗作是对时代与民族精神的吟唱。古马《古渡落日》中的黄河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桌布”，雪潇《兰州》中的黄河“河流如弦”，牛庆国《黄河断片》中的黄河“老态龙钟”“蹒跚着远去”，人邻《西北诗篇 河边一瞬》中的黄河“阴郁、颓废”；徐学《去看黄河》中的黄河“温柔地流淌着”，李满强《车过黄河》中的黄河深藏着家庭苦难与对生命苦痛的关注。众多诗人笔下的黄河意象，构成了多层次的“黄河意象群”，传达了诗人独特的“黄河情结”。雪潇、人邻等诗人常以“凝视”“沉思”为诗歌情感的内在组织形式，其黄河题材的诗作常常是主体与黄河之间的生命对话。有的诗人对黄河的表现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惠永臣《兰州，我心中的爱》、赵永林《黄河岸边的诗意》、李活《黄河经流我们的城市和村庄》等诗歌对黄河的表现采用了歌唱、呼唤、倾诉的方式，诗人多抒发对黄河母亲的感恩、赞美之情。当代生态意识影响着诗人的兰州题材诗歌创作，黄河水受到污染等河流生态危机亦受到有自觉生态意识的诗人的关注。刘文杰《黄河，一条无辜的河》批判现代文明对母亲河的践踏，殷切地希望黄河母亲能够重归绿色的生命。“羊皮筏子”与黄河是一种共生共存的生命关系，诗歌中的“羊皮筏子”是兰州黄河的生命符号。各具特色的羊皮筏子组成了一个羊皮筏子意象谱系。“筏子”意象因浸染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识而常常具有某种沉重感与悲剧感，“羊皮筏子”意象更能体现西部人的精神特点与人生命运，这类诗作多表现生命如浮萍、人生如舟楫的哲性思考，如刘宏远《羊皮筏子》、李老乡《羊皮筏子》、牛庆国《黄河断片》、高凯《羊皮筏子》等诗作。黄河意象与羊皮筏子意象既是兰州的城市文化符号，也是兰州题材诗歌的主要意象。

宗教文化是兰州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诗人表现兰州城市文化时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无论对佛教的寺院还是对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当代诗歌中都有所表现。古马《兰州诗章 十一月的法雨寺》、惠永臣《兰州，我心中的爱 白塔》、付邦《兰州的色彩 五泉片景：佛堂一角》都对兰州的佛教文化深有感悟。诗人们常常在对宗教性的建筑描述中阐释着生命的哲思与宗教的哲理，以寻求人性与佛性的互补互融。古马的诗对兰州清真寺的表现较多，诗作处处充满了神圣、虔敬的宗教情感与宗教精神，诗人借此来寻找个体生命的精神泅渡。古马《兰州诗章 写于清真寺旁的诗篇》之三描写回族乡亲念经、宰羊、领受圣餐与互道祝福；《兰州诗章 写于清真寺旁的诗篇》之四描述了“深夜念经的回回/一顶跪着的白帽子/就像一片安眠药/在黑暗里缓缓溶解”的宗教仪式。念经、葬礼等伊斯兰教的各种宗教仪式在其诗中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意蕴。

城市日常生活充满诗意，诗人在兰州日常生活中发掘着诗意之美。阳飏尝试着兰州城市题材，常将笔触深入兰州的大街小巷，并对城市文化生活进行日常化的富有现场感的表现。“城市的样子”“夜行火车”“火警”“停水停电”“电线杆广告变迁史”“分房”“堵车”“一列火车只拉一个人”等城市日常生活体验成为其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兰州因河而生，傍山依河而建，临河品茶、沿河散步、河畔相约、河边唱花儿、河边送别等河畔生活便成为兰州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王琰《临河而居》描写兰州的市井生活与情感波澜：“旧楼旧家院/羊肉锅沸腾/母亲把萝卜切成花形/炖出家的味道”；“一条浩荡的黄河水/满面严肃，裹紧心事/匆匆而去”。王琰诗中的黄河散发着“居家”的“味道”与“心事”，诗作无意于追求宏旨深意，而充盈着生活气息。古马《临河品茶得句》、李满强《一群人在黄河上喝茶》等诗作皆表现了临河生活中的所见所思。在城市意象的选取上，“街景”常常是诗人们表现兰州城市文化的审美视角。牛庆国《在兰州》组诗以即景式、色块状、断章体的形式来完成了对兰州城市的素描。初冬晨光中的五泉山、卡车里的树苗、公园里的苹果树、大街上的苹果摊、博物馆的石锄、黄河上的落日与羊皮筏子等组成了牛庆国“街景诗”的意象系列。与牛庆国的诗不同，沙戈《我看见满满一车太阳花》《清晨读一首诗》等诗作注重表现城市生活的异己性和隔膜性。

城市生活培植着诗人们的情感世界。抒情主体与城市空间的情感关系有时是和谐亲近的，有时是隔膜的、异己性的。傅苏《兰州，兰州 1997年的站台》回忆了20世纪30年代诗人在兰州的生活经历，诗作的情感是忧伤而又温暖的，诗作无疑是一次诗人在审美空间的“故地重游”。城市中的大学生活经历都成为诗歌回忆的内容之一。有些诗人对兰州文化记忆的表现一般与他们在兰州高校的求学经历相关联，如阿信之于西北师范大学，庄苓之于兰州商学院。城市校园题材诗作在内容组织上常将昔日的大学生活、往日的城市体验与当下的诗意想象相交相融。庄苓《兰州笔记》记录了青春人生穿行城市时各种生存经验与审美体验，漂泊之伤与流浪之痛交织，进城的自尊与居城的自卑混在一起，诗歌的情感迷茫忧郁，诗歌话语感伤唯美。一些诗作表现城市的“文明病”，徐学《兰州有什么好的》从远处审视兰州的城市生活，采用了一种反弹琵琶的“另类”向度，认为“黄河把兰州一分为二”，“这日复一日的重复你厌倦透了”，“高高的楼房一座挨着一座，攒动的人头一个紧挨着一个”，“朋友们相聚大口大口喝酒”，因此“兰州有什么好的”，抒情主体对兰州的“隔膜感”较深，其对城市的批判较强。

城市的最新变化和发展是诗人关注的内容之一。兰州新区是第五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的建设不仅受到散文家的关注，还受到叶延滨、高平、高凯、汪玉良等现代诗人的关注。这些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以充沛的激情，宏大的意象，排比的句式，描绘了“兰州新区”的美好蓝图与建设成就，表达了作为“兰州人”建设新兰州的巨大热情，传达出诗人对未来兰州的美好期盼。高平《飞的姿态——致兰州新区》表达了建设兰州新区梦想实现的喜悦心情。叶延滨《奇迹之歌——写给兰州新区》用“我单纯而兴奋的诗句”来描写兰州新区。在叶延滨的诗中，诗人以铜奔马踏着飞燕化作凤凰凌空展翅而舞而歌来写新区的巨变，以秦王川像个小伙子穿上第五个国家级新区的崭新工作服、工作证上印着金色的国徽描写兰州新区的风姿，赞美处处充满了“奇迹”与“绿色的希望”的兰州新区。在高凯《新区俯瞰》、汪玉良《欢歌唱响，魅力兰州》等诗作中，读者不难发现颂歌体诗歌话语与“百城赋”话语表达方式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

从现有的作品来看，甘肃城市题材文学作品亦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在内容方面，大学校园、官场生态与市民生活是其表现的主要领域；在表现手法方面，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占主导地位，张存学、弋舟等作家借鉴和吸收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在传达城市个性方面，习习、王琰、杨光祖的散文，何岳、李西岐、马燕山、弋舟、张存学的小说，阳飏、人邻、牛庆国的诗歌等，都重视刻镂了兰州独特的地域文化与城市精神，兰州城市和文化个性得以在文学镜像中生动显现。“当我们言及‘城市个性’这一表述时，明显带着很强的人格化色彩，主要是强调不同城市之间应像不同的人一般具备自身的特征，即在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市民精神等方面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并能为人所感知的客观存在的差异性。”[26]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显现了兰州城市文化的个性特征与兰州人的性格特征，共同建构了文学话语世界中的“兰州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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