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 宗教语境：社会转型与文化转换

宗教和文学作为人类重要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在历史渊源、思维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同时，由于各自的特性和关系，它们互为影响，宗教文化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历史的存在与发展总是合力作用的结果，文化史与文学史同样如此。历史进入了新中国的新时期，对于宗教文化的认识与研究同样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宗教文化精神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便历史地作为问题而日益显现。

新中国的成立，意识形态统一性成为国家建构的首要问题。中华民族摆脱了外国列强的控制，获得了独立与尊严，但随着国民党残余退居台湾，加上国际势力的敌对姿态，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极为突出。于是，有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之嫌的基督教，理所当然地成为被排斥与打击的对象。与此同时，同样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亦被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所批判的封建主义迷信存在而牵连其中。

以基督教来说，传教士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撤离，有的早在1949年以前便已离开。新的政权的建立，“对中国的反共基督教会是大灾难。1950年到1951年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而且大都受到污辱（共有五千多天主教教士和教徒）。天主教的出版印刷所被封闭，所有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和教会产业都被没收。罗马教皇的使节被赶走，所有的中国教士和教徒都得声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并要他们加入所谓的三自运动：自立、自养、自传。即使是在1951年，大部分新教教徒并不认为声明赞同三自原则是强人所难，因为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外国的控制。为此，中国政府公开承认新教的合法存在”。[1]然而，罗马方面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与行动。教皇不仅禁止教友与共产党政府的任何接触，而且在抗美援朝之际任命一位美国人做扬州大主教，同时将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彻底转向台湾。“中共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完全破裂。在中国，要做基督徒（至少是天主教徒）又要做中国人似乎再次变成不可能的事。所有的教士不是被驱逐就是被监禁（1958年大约三十位忠于罗马的主教被捕入狱），此后又从未任命新的主教。”1957年，中国的天主教徒由官方组织加入了“天主教爱国协会”。他们选举了自己的主教，并通知了梵蒂冈。虽然这些主教都经过正式的任职仪式，但都受到逐出教会的惩罚。罗马这一完全不尽情理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是中国天主教会的分裂，出现了正式的“爱国”教会和非法的“地下”教会。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同样反对和宗教有关的任何事物。“和佛寺道观清真寺同命运，基督教教堂也被关闭、捣毁或者改作他用。‘爱国’教会、主教、教士和教友也因宗教信仰受到影响和迫害，或者被强制劳动，或者被捕入狱。……和中国社会的其他机构一样，基督教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在外表上彻底地瓦解了。”[2]

事实上，鉴于宗教在历史上对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影响，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曾指示要开展和加强对宗教的研究。他说，如果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世界史、文学史和哲学史。如果当时能够用辩证法的科学精神来理解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批判”，把对宗教神学的批判理解为对宗教进行理性的探讨，理解为非独断的分析和辩证的扬弃，那么，这本可以成为对我国宗教研究事业的一次有力推动，进而促使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研究宗教对学术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考察宗教与社会、人生、哲学、文化等的关系。但不幸的是，事物的发展走上了相反的方向。不仅导致了用行政手段消灭宗教的运动，而且，学术上对宗教的批判研究变成了政治上的否定和打倒。这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体系被破坏。不仅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宗教信仰者深受其害，就连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者也没有宁处，个别学者的宗教研究只能凭借个人的意志和毅力艰难地进行。[3]60年代以后，中国宗教教徒的人数一度减少。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宗教受到迫害，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各种“地下教会”和“家庭聚会处”相继出现，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宗教发展的历史特色。

总起来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内地，宗教处于受压抑的状态。相应的，文学与宗教文化之间在此前的联姻关系亦疏远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及改革开放的政治背景为宗教的复苏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宗教活动逐渐恢复正常，教徒人数也日益增多。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十多年的动乱的确带来了一个精神上的真空，而宗教生活的再现无论如何都是填补这一真空的方法之一。因而在政府支持下，道观、佛寺、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等纷纷重修和开放。各宗教团体也获准训练新的神职人员。皈依基督教的人也日见踊跃”。[4]1982年10月，在制定社会科学“六五”规划时，胡乔木率先提出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命题。在国内宗教界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发表意见，一致认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而且应该相协调的。[5]实际上，新时期以来，文化获得了新的方向性开拓，对宗教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谈论宗教和信仰宗教也不再是禁区。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亦逐步开始了与世界宗教的友好交往和互访活动，加强了与世界宗教人士的联系和理解。

而且，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促进了物质利益的丰富。与此同时，国民精神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有所松动乃至解体，人们开始摆脱一体化的价值信仰而转向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些，无疑为宗教文化的再度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土壤。

再者，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内地学术界、出版界也有效配合了涌动在社会中的这股精神潮流，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探讨世界宗教文化的当代意义。世界宗教文化之间的比较，与历史、哲学、文学、艺术诸类关系的考察与研究都有诸多著作出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上最敏感的人群，他们的思想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民众的一种内心渴求，也能够看出国民对于世界宗教文化的特定理解与精神需求。

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或显在或潜在的重要文化背景。当代中国文学的宗教文化背景得以发生，从知识界方面考察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出于对中国学术开放性、系统性、未来性的考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学术界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精神有着极大的片面性理解与批判。具体说，就是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传统，尤其是近代人文主义理性思潮、启蒙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于此外的学术思潮，则极为漠视与排斥。而对世界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否定与批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在研究世界史、中国史、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领域时，不可避免地要研究世界宗教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问题，宗教文化成为中国学术得以发展与获得开拓所无法跨越的关注对象。其次，出于重建中国文化的考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回顾、反省百年中国历史与百年中国文化之时，深刻意识到自“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历史动荡、文化失范、价值迷茫、道德沦丧乃至社会解体以及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的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灾难。而且在宗教认识上，也存在着极为偏狭的致命性失误，这导致中国文化物性精神强势而灵性精神远远匮乏。况且，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梦想——“科学”与“民主”，迄今为止非但未获得有效实现，反而出现了新的问题——“科学”被置换为“技术”，带来一个过分追求功利的时代；而“民主”则基本上还处于形式层面。可以说，百年中国文化的发展极其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却非常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促使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走向成熟与冷静，而开始对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精神调节支柱——宗教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并加以严肃思考，进而力求为中国文化找到一条能够实现自我转换并达到更新、超越与发展之路。再者，出于中国知识分子个体对于置身其中的本真世界的探索以及对个体自身灵性需要的追求。曾经深切呼唤思想解放的处于社会转型中坚力量的人文知识分子，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转换的真正开始，尤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市场化的逐步确立与发展，他们的精英地位逐步淡漠，而让位于掌握科技、重视实利的科技知识分子。这不能不带来人文知识分子的明显失落与对自身价值、角色的重新反思。由此进而认识到自身的依附性，从而选择走向真正的思想独立、学术独立和人格独立。“这一根本变化已促使许多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真正告别以往批判宗教、抵制基督教的政治御用历史，告别对世俗的眷念和追求，而基于一种全新的认知视野、独立的学术地位和超越现实政治考虑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基督教，深入、全面、公正、唯实、求真地研究和阐释基督教的精神、价值、意义及知识体系，旨在以其严肃的学术良心和人格自尊来向中国人介绍一个全面而公允的基督教。”[6]这样，对宗教文化的探究必然成为对本真世界探索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商业化、功利化、实用主义盛行的现实社会中，在思想精神混乱、道德水准下降的社会处境下，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自己的人格，如何寄托自己的灵魂，也成为转向宗教文化寻求出路的精神契机，甚至有的则毅然皈依宗教。[7]当然，上述几个层面也没有决然界限，而是它们之间具有互补与包容甚至重叠性。

现在看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以至今日，事实上已经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宗教文化思潮。而且不难看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宗教文化的主流态度是以国家兴亡、民族命运为观照视角的。就主流来说，在他们看来，中华民族的自强与复兴之路，除了需要器物、制度、文化上的变革之外，精神层面的超越转换也是必需而且迫切的。应当承认的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宗教精神背景得以发生，与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文化的态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正是知识分子推动了汉语文化与宗教精神的相遇、对话和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文化背景，为宗教再次成为可以讨论和写作的文学资源提供了可能，实际上正是为文学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有效的合法性文化价值依托。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才得以恢复并获得重新确立。虽然当代中国文学的宗教维度还远远不及中国现代文学过程的宗教文化资源表现得明显和充分，但它在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之后，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而且具有了令人充满希望的良好前景。

注释

[1][加]秦家懿、[德]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3页。

[2][加]秦家懿、[德]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3—214页。

[3]参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4][加]秦家懿、[德]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3页。

[5]参见曹维劲、魏承思主编《中国80年代人文思潮》，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0—1042页。

[6]卓新平：《基督宗教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7]卓新平：《基督宗教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