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起的背景》：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在引发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因素中，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以及与之相随的新左派的崛起和分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后工业社会转型为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阶层基础和思想基础，而新左派的崛起和分化则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核心领导和推动力量。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在早期国家治理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保守主义”倾向，则让新社会运动的发起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发生了一场不亚于近代工业化的深刻变革。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出发，用一系列以“后”（post-）为前缀的新词汇来描述这些变革，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阿米泰·艾特齐奥尼（Amitai Etzioni）的“后现代社会”（Postmodern Society）、德国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等。这些概念在诞生之后很多都遭到了学界的质疑和反对。如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分析已过时、战后西德已经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达伦多夫，[46]就在1968年德国社会学家年会上遭到了法兰克福学派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批判。

贝尔从技术分析出发，通过研究西方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变革提出了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贝尔已看到西方社会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巨大动荡中，现有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都在迅速销蚀。”[47]相较于争议较大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等概念，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解释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起的原因，无疑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一 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

政治冲突源于社会分裂和文化分裂。[48]工业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分裂，曾在德国引起过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冲突。但是，二战之后，联邦德国实现了从工业时代的“金字塔形”社会向后工业时代的“纺锤形”社会的转型，并在这一过程中造就了一个主要由年轻的非体力劳动者构成的、政治参与性较强的“新中间阶层”（Neue Mittelklasse）。

1.“纺锤形”社会的形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联邦德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得到较快增长，并逐步进入所谓的“纺锤形”社会。

联邦德国在法律和制度逐步完成重建的同时，经济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奇迹”。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德国西部经济自1948年西占区货币改革开始就已走上了稳定和恢复的道路。1949年立国后，随着西方盟国再次放宽对昔日敌手经济发展的限制并继续提供种种援助，联邦德国得到了迅速的复兴。据统计，在1948年币制改革前的第二季度，德国西占区的工业生产指数只有1936年的57%。但此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占区和联邦德国工业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势头。1949年第四季度工业生产指数已经恢复到1936年的100%。1950—1953年，工业生产指数分别为1936年的134%、146%、158%和174%。[49]1949年时，联邦德国家用小客车年产量已从战争刚结束时的1200多辆提高到10万余辆。到1955年时为76.2205万辆，1959年时则高达150.3424万辆。汽车出口比例也从1948年的不足12%上升至1959年的50%以上。[50]随着工业的快速扩张，1950—1960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6%。[51]到1965年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已接近1950年的三倍。[52]“经济奇迹”所创造的财富为联邦德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下，联邦德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有了巨大的提高。到1958年时，职工收入已比1950年翻了一番还多。[53]而1965年联邦德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是1950年的近四倍。[54]20世纪70年代后，联邦德国的居民收入状况出现了结构性改变：在低收入阶层不断减少的同时，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迅速膨胀。受充分就业、工资增长、福利改善等因素的推动，不仅传统工人阶级出现了“中产化”趋势，原本大多就属于中产的职员的收入也在进一步提高。据统计，1970年工人之中月收入800马克以下的低收入者占57.1%，职员之中占21.7%。800马克到1800马克的中等收入者在工人之中约占42.7%，职员之中占67.5%;1980年，中等收入阶层人数进一步增加。以男性为例，在工人之中月收入在2000马克以下者占21.24%，2000—4000马克者则占77%以上；在职员之中月收入2000马克以下者占8.63%，2000—5000马克者则超过了83%。[55]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尤其是以工人为代表的劳动阶层收入的增长，逐渐改变了联邦德国普通民众家庭的消费观念与结构。1955年前，尽管工人的收入同比不算低，但他们很少去购买奢侈品。但从50年代中期开始，电视机、汽车等原本属于上层家庭的消费品开始进入千家万户，从而使联邦德国进入了所谓的“大众消费”（Mass Consumption）时代。例如，联邦德国的家用小客车消费量，从1948年的2.3856万辆，上升至1959年的74.5721万辆。[56]

总之，联邦德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逐步进入普遍富裕的“纺锤形”社会，拥有中高收入的人群成为社会中的主体人群。在一些学者的眼中，收入和生活水平差异的缩小正在使德国趋向纺锤形的“单一阶级社会”[57]。纺锤形社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抹平了联邦德国的阶级鸿沟，并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和新中间阶层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58]

2.新中间阶层的壮大

随着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联邦德国在第三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尤其是那些属于新中间阶层的科技和管理人员也有了大幅的增长。

在20世纪50年代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联邦德国第三产业也有了相对较快的发展。1952—1957年，联邦德国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最高只有3%（1957），其余年份都在1.5%以下，其中有两年（1955年和1956年）甚至是负增长。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也从1952年的12.7%下降到1957年的6.4%。但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则呈总体上升态势。其中，流通业在1955年和1956年的增长率均超过10%。到1957年时，不仅流通业，连公共服务业的增长率也超过了农业和制造业。[59]

1960年，在联邦德国的三大产业中，工业所占比例最高，为53.5%；而第一、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分别为5.5%和40.9%。到1970年，第二产业在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达到了最高的57.6%。彼时第一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只有3.9%和38.7%，两者之和都不及单独一个第二产业。但在此之后，联邦德国三大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就出现了历史性转折。1975年时，联邦德国三大产业的结构为：第一产业2.9%，第二产业47.7%，第三产业49.4%。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到1980年，三大产业在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一步变为2.2%、44.8%和53%。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仅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总和[60]。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不难看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联邦德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在此之前，联邦德国第三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工业却一直是社会的主导产业，这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到了1970年之后，联邦德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却持续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却持续上升，并最终在1975年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最高的产业。[61]

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联邦德国的就业结构也呈现出了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势。根据有关统计，195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23.2%，第二产业占42.3%，第三产业占32.3%，另有2.2%无法分类；1960年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应为13.7%、48%和38.3%; 1970年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应为8.5%、48.9%和42.6%。到70年代中期，上述状况出现了根本性变化。1975年，三大产业的就业比重为：第一产业7.2%，第二产业45.6%，第三产业47.2%;1980年，三大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5.5%、44.1%和50.4%。上述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联邦德国仍然是典型的工业社会就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一直是最大的就业群体。此后，联邦德国的就业结构出现了转型迹象，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最大的就业群体。到1980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甚至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之和。[62]

在产业和就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工业时代作为最大就业群体的产业工人也出现了缩小的趋势。1950年联邦德国有工人1196.7万人，占就业总人口的50.9%，而到了1980年，工人阶级的数量则下降到了1137.2万，其所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也下降到42.3%。[63]与此同时，属于“新中间阶层”的非脑力劳动者则呈显著增长的趋势。与小业主、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农场主等“老中间阶层”不同，“新中间阶层”主要是由从事脑力劳动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等组成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不仅收入处于富裕阶层和底层劳动人民之间的整个中间阶层都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而且属于“新中间阶层”的白领职员等也发展成为联邦德国的主导性就业群体。1960年，在联邦德国的就业职位中，白领职员占28.1%、独立经营者占12.4%;1970年相应的数字为36.2%、10.4%; 1980年为45.7%、8.6%。[64]

随着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联邦德国的社会结构逐渐由金字塔形演变为纺锤形。不少工人成为中等收入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和社民党逐渐成为建制派。原本激烈的劳资冲突趋于平和，传统阶级界限也日益模糊。社会矛盾的焦点随之开始从经济领域转向教育、环境、性别等其他领域。在纺锤形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日益壮大的“新中间阶层”取代工人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中最具活力、最具反抗精神的左翼社会群体。

总之，尽管战后初期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完善大大弥合了工业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分裂，减少了传统政治冲突大规模爆发的可能，但随着联邦德国开始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新的文化和社会分裂又开始出现。原本在工业社会中最突出的劳资矛盾，也逐渐为一直在工业社会中处于次要地位及战后新出现的社会矛盾所取代。联邦德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该国新社会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二 社会价值观转型

1.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行

新中间阶层崛起后，主要由这一群体所反映的“后物质主义”（Post Matierialism）价值观也开始逐渐流行。与工业社会中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各种单一价值目标不同，后物质主义提倡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关注现代化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反对将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反对僵化官僚体制和权威，将生活质量、社会团结置于比物质利益和人身安全更为重要的地位。

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价值观变迁研究最著名的当属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静静的革命》。正是在这本著作当中，英格尔哈特首次将60年代中期后西方社会中兴起的、有别于工业时代的价值观称之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65]赫尔穆特·克拉格斯（Helmut Klages）在英格尔哈特研究的基础上，专门对联邦德国价值观变迁进行了研究。他认为，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出现了所谓的“传统断裂”（Traditionsbruch），即从这一时期开始，该国的主流价值观逐渐开始从传统的“义务、纪律、荣誉、成就、勤奋”等接受价值转为“享受、参与、解放”等自我实现价值。与英格尔哈特相比，克拉格斯的理论视野更加宽阔，他不是简单地将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立起来，而是从个体的思维和感觉出发，提出了物质主义价值与后物质主义价值相交融的多元价值观变迁理念。[66]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主要在联邦德国年轻人中流行。战后初期成年的“高射炮助手”一代即在价值观上与老一辈存在明显差异。少年时代直接参与战争的经历给这一代人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二战之后，他们常常因此而产生失望、恐惧和逃避的情绪。“高射炮助手”之后，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所说的“怀疑的一代”（The Sceptical Generation）也长大成人。这是冷酷的、摆脱幻想的、现实的、个人主义的、愤世嫉俗的、自私的，但却又不太可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口号的牺牲品的一代。[67]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完全在战后出生的、更加激进的“68一代”相继进入高中、大学及工作岗位。他们在价值观上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反体制、反传统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例如，在16—29岁的天主教年轻人群体中，按时去教堂参加活动的从1963年的52%下降到1967—1968年的40%，到1973年则进一步下降至24%。[68]那么，为什么相对老一辈来说，年轻人更容易受到后物质主义的影响呢？

从国内情况来看，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家庭收入的增长，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创造了延长在校学习时间的机会。再加上战后生育高峰的叠加效应，让联邦德国中、高等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了快速扩张的趋势。其中，中学在校生总人数从1950年的80.1万，增长到1970年的224.3万，再到1980年的347万；大学在校生人数也从1950年的11.7万，增加到1970年的41.2万，再到1980年的81.8万。[69]除了在校生人数大幅度增长外，选择接受更好教育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不仅毕业后可直接升入大学的文理中学的就读人数在1960年后有了明显增长，19—25岁的人群中读大学的比例也从1965年的6.6%增加到1970年的9.5%。[70]中、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提高了广大青年人的知识文化水平，并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注重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

其次，科技革命推动下快速发展的大众传媒，也促进了年轻一代价值观的变迁。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联邦德国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这一新兴媒体发展迅速。20世纪60年代后期时，有大约50%的联邦德国家庭拥有了电视。[71]大众传媒甚至成为联邦德国的第四权力。只有在公民获得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之后，政治和社会参与才能成为可能。随着电视等大众传媒在普通家庭中的推广，各种信息的传播速度都大为加快，并因此而唤起了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参与需求。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的普及对60年代中期后青年一代价值观的变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电视节目对越南战争和院外大学生抗议的广泛报道，带动了年轻一代对政治的关注。与此同时，美国的音乐和生活方式也都是通过电视而为这些青年所熟知。正是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发展，才让年轻一代情绪化的可感染性（Beeinflussbarkeit für Emotionalisierung）得到了加强，并由此强化了这一群体的反体制、反传统的后物质主义思想。

再次，这还和年轻人生活的相对富足有关。由于老一辈经历过1929—1933年的大危机、战争所带来的各种苦难以及战后初期的物质匮乏，所以他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而年轻一辈却对此印象不深或完全没有印象，他们成长在相对和平、稳定和富足的时代，因此他们面对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时往往表现得更为激进，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往往也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怀疑的一代虽出生于战争年代，但却是在较少受到家庭和政治教育影响的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相较父辈来说，他们具有更强的现实主义和社会生存能力。68一代完全在战后高速发展时代出生和成长，对战争苦难和战后初期的经济困难完全没有印象，因此他们无法理解父辈满足物质富足的价值取向，并开始主动追寻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最后，年轻人转向反对传统的后物质主义，还和他们质疑及批判老一辈在二战和纳粹时期所犯的罪行有关。老一辈中的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二战，因此他们常常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持回避态度；而年轻人，尤其是完全没有经历二战的年轻人则更愿意深入反思纳粹历史并拷问老一辈在二战中的罪责：“你们在当时做了些什么？”[72]不同于“高射炮助手”对纳粹罪行所采取的缄默态度，怀疑的一代与父辈在对待二战历史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价值观冲突。1963年的奥斯威辛审判让这种冲突达到了顶峰。他们认为老一辈对西方民主的理解和实践是不足的、表面上的。这是他们后来反对《紧急状态法》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战争罪行和两德分裂，68一代不仅缺少先辈们的民族认同感，而且还因其对纳粹罪行的谴责，而与父辈形成了“两代人的隔阂”[73]。越南战争爆发后，老一代对西方破坏民主原则的行径漠然无视，打碎了新一代对他们最后的期待。再加上时时悬于头顶的核威胁，使得他们再也无法继续按照先辈们的价值观继续思考和生活下去。

联邦德国年轻人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还与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持续影响有关。二战之后，随着美国对德占领的开始和持续，以及1949年之后美国在西德的长期驻军，联邦德国的文化生活深受美国的影响。对当时迷茫无助的德国年轻人来说，美国大兵的言行装束所代表的就是所谓的自由、个性的“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于是，战后初期德国西占区和联邦德国曾出现过一股美国文化热，牛仔裤、可口可乐、好莱坞大片随处可见。德美文化交流机构，如德美学会（Deutsch-Amerikanischen Institute）等纷纷建立；1948—1953年，有大约10万名西德各界精英通过交流计划访问美国[74]，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促进两国知识分子交流的文化自由大会（Kongress für Kulturelle Freiheit）。“高射炮助手”一代即是在美国摇摆乐等文化的影响下而充满叛逆的。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来自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的文化思潮又对联邦德国价值观变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战之后，美国出现了一群放浪形骸、讨厌学习和工作的青年作家。他们无视国家法纪和社会秩序，不愿承担义务，挑战一直以来为人们所遵守的传统价值标准，因此被称作“垮掉的一代”。50年代中期后，“垮掉的一代”所代表的思潮迅速在联邦德国流行起来，并对联邦德国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简·阿梅里（Jean Amery）在1961年所写的，“50年代后期西风吹来，日甚一日。但是风气却已经或正在变得目无权威，正如消费品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双目所及，世风日下。美国式的欧洲文化和命运多舛的50年代末期一样，都仅仅被归结为一点：消费。剩下的都是幻想”[75]。

除美国文化外，欧洲先锋艺术（Avantgarden）也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联邦德国年轻人中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文化霸权激起欧洲的反抗。法国出现了亲美派和反美派激烈斗争的“两个法国的分裂”，并形成了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先锋思潮。受法国文化界的影响，联邦德国也出现了反美的艺术情绪。68一代在充斥着美国文化的社会中长大。欧洲邻国先锋派思想的传入，使得他们在越南战争爆发后对美国充满了幻灭和痛恨。

2.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兴起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文化变迁，尤其是社会价值观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这一价值观中所蕴含的生态主义理念也开始在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流行。这是引发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战之后，面对西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认为，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只有生态系统得到重视与保护，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后续的生存与进步。1971年，欧洲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又在《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一书中指出，如果不在全球范围内做出改变，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因遭遇资源和环境的“瓶颈”而出现极大衰退。[76]这两本书的出版给当时西方世界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让人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和反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开始注重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会议上通过了《环境宣言》，呼吁全球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为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而共同努力。[77]

在联邦德国，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学者也提出过反对科技与经济无限进步的思想。如阿多诺早在1940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中，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统治自然”（Naturbeherrschung）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并要求将人类从技术进步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后，联邦德国左翼学者又将生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1973年新左派重要理论阵地《时刻表》（Kursbuch）杂志刊发了著名左翼学者汉斯·恩岑斯贝格（Hans Enzensberger）主编和书写前言的《生态与政治》专刊，明确指出“生态斗争”是具有“阶级属性”的。[78]由于68运动后分化的新左派分子很多都成为新环境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和推动者，所以这种对他们影响较大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生态理念也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8运动之后，各种生态主义思潮在联邦德国民众中得到了快速的传播。据调查，尽管20世纪70年代时发生了能源危机，但环保仍然是最受公众关注的三个议题之一。甚至经济衰退和失业也没有减弱民众对环保的热情。[79]受生态主义传播的推动，作为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主要分支之一的新环境运动在1970年之后也迅速地开展了起来。

在生态主义流行的同时，战后兴起于其他西方国家的新式女性主义思潮也开始在联邦德国加速传播。

1949年，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出版了被誉为“女性主义圣经”的《第二性》，该书是战后新女性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80]波伏娃认为，女人是作为男人的他者而存在的。这意味着，在男权制社会文化中女性缺乏自主意识，也从未根据自身利益形成独立的群体。波伏娃还相信，男性出于强化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便以自己所认为的“女性”概念强行塑造了女性。因此，女性总是以男性的评价而行事，这也让男人们用“女性气质”强行将女性划为“他者”。因此波伏娃提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的观点。[81]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波伏娃的思想逐渐在其他西方国家中流行起来，并发展出了不同的女性主义潮流。其中，以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者，试图通过将其他各种理论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来揭示女性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原因。例如米切尔就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她一边批判弗洛伊德对男性生殖的崇拜及其女性为弱的观点，[82]一边又大量吸收了精神分析法，以此来弥补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妇女受压迫和解放问题论述的不足。“米切尔代表的是一种反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妇女自治运动，以及一种改变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83]。而以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等为代表的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者则以男权制社会为主要攻击目标，通过阐释女性在“性”的方面所受到的各种控制、剥削和压迫，来揭示男权社会中女性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根源。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日渐流行，兴起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思潮也开始在联邦德国传播开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中所包括的反传统、反体制思想，与女性主义反对男权统治和阶级压迫的理论十分接近。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许多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年轻女性纷纷加入女性主义者的行列。她们通过筹建自治组织和开展争取权利的斗争，成功地让原先在社会中处于次要地位的性别平等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一时期涌现的联邦德国女性主义者中，最著名的当属爱丽丝·施瓦茨（Alice Schwarzer）。

作为一名激进女性主义者，施瓦茨的思想深受波伏娃的影响。她在回忆自己1970年初次见到波伏娃的情形时曾激动地表示：“对我而言，与《第二性》的作者面对面就已经够令人感动的了……《第二性》就像是我们正要觉醒的妇女之间彼此传递的暗语。而波伏娃本人、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都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即使是一个女人，也可能突破所有的阻碍，冲破习俗与偏见的限制，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84]

20世纪70年代之后，施瓦茨一边致力于在联邦德国宣传波伏娃的男权制理论，一边积极投身于新妇女运动的实践当中。1975时，她在代表作《微小差异》中表示，社会是通过男人和女人来分层的。性别认同并非来自生物特性，而是来自权力关系。因此，要想实现女性解放，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上、而非生物意义上消除男女性别差异。[85]在《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一书中，施瓦茨也明确指出，“千百年来反复的洗脑，使我们相信我们是卑贱的，男性是强势性别这种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我们心中。性别权力关系的核心是性。性统治是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公共统治的基础”[86]。施瓦茨的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在联邦德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微小差异》不仅成为畅销读物，而且其“宣言式”的论断还在媒体和政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正是靠着《微小差异》的热卖，施瓦茨才有了足够的资金和其他女性主义者一起创办了《艾玛》（Emma）杂志。[87]自1977年1月16日创刊后，这本杂志很快就发展成为宣传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除了以施瓦茨之外，联邦德国其他激进女性主义者和仍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为首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美、法等国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女性主义的广泛传播，为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