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商州世界的发现与寻根文学思潮

1983年早春二月，贾平凹在何丹萌的陪同下，回到家乡商州采风。在1982年以前，贾平凹虽然生长在乡村，但到西北大学读书后就一直生活在西安。因此，他虽然是生在商州，长在商州，但足迹也仅限于丹江的沿岸，“只是沿着长坪公路来来往往，从棣花到西安，从西安再到棣花。大学时暑假到过一次南阳，那也只是长坪公路的另一端”[33]。在何丹萌的陪同下，他们挤上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出发了。在白浪之行中，“贾平凹终于首次体验了丹江漂流的生活，不久就在《延河》杂志发表了感情真挚的散文《白浪街》。很快，中篇小说《小月前本》也问世了，也便有了门门、才才、小月等人丹江放排、渡口横舟的生活细节”[34]。

1983年，贾平凹以商州为素材的作品密集出现，包括《小月前本》（《收获》第5期）、《商州初录》（《钟山》第5期）、《白浪街》（《延河》第9期）、《商州》（《朔方》第2期）、《棣花》（《十月》第4期）等。继《满月儿》之后，商州系列再一次得到评论界的一致认可。商州迅速成为贾平凹创作的根据地，并成为“寻根文学”思潮的重要力量。《腊月·正月》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根据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改编的电影《野山》（颜学恕执导）荣获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6个奖项、第3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天主教电影视听协会推广奖。孙见喜在《贾平凹之谜》中曾记载这段往事，“《商州初录》是他的翻身之作，这部作品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声誉，评论家说他‘几乎创造了一种文体’，说这是一部‘冗繁削尽留清瘦’的传世之作。在文学评论界对这部作品赞叹迭好的叫好声中，贾平凹的内心享受到了自《满月儿》得奖以来的第一次滋润”[35]。从1983年到1986年，贾平凹先后十多次回到商州，或徒步跋涉，或骑车漫游，走遍了七个县的上百个乡镇。

商州系列的出现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被认为是贾平凹创作的重要转向。张志忠《充满活力的溪流：试论贾平凹的创作道路》（《钟山》1983年第5期），指出《商州初录》显示出贾平凹的创作发生了新变。和《山地笔记》一样，虽然作品书写的仍是乡村故事，但是人物视野扩大，不仅仅描写年轻女性；同时力求准确地把握生活中光明与阴影的尺度，不像《上任》一样回避生活的矛盾。作品中充满对于爱与美的歌颂，并不仅仅是抒情诗式歌唱，而重在描摹人情世态。胡采也在1983年10月给贾平凹复信，根据贾平凹来信中提及的近期创作情况，以及对于“生活的贫乏”寻求的帮助，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贾平凹所提出的“是读者错了，还是我错了”的问题，主要出自“生活的基础”是否扎实的问题。并建议贾平凹建立生活根据地，在生活问题上“打深井”。他还赞扬了贾平凹“《山地笔记》中所洋溢的对山区人民、对自己父老兄弟、姐妹和孩子们的深情，对劳动人民中美好品德和美好情思的赞颂，对社会主义事业所怀有的那种由衷的热爱之情”[36]。

李振声的评论文章《冗繁削尽留清瘦：贾平凹〈商州初录〉读札》（《钟山》1984年第2期），肯定了《商州初录》充满野味的人事、景物对人的吸引力，以及对于国画传统中“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无时似有时”“简淡”风格的自觉追求，认为在写人间温情和女性形象的温暖，甚至在某些方面和《聊斋志异》有相通之处，但能够落实到现实层面。随后，李振声的文章《商州：贾平凹的小说世界》（《上海文学》1986年第3期），认为贾平凹的商州不仅仅是一块故土，也是一部无法断裂的历史，再次强调商州对贾平凹创作的重要意义。

关于贾平凹创作出现的新气象，陕西评论界也及时跟进，做出回应。1984年7月中旬，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三楼会议室，《文学家》负责人刘成章及出版社领导一起主持召开贾平凹作品讨论会。出席会议的十多位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家普遍认为，自《小月前本》开始，贾平凹小说创作跃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其作品更贴近生活，对社会的包容面更大，对变革时代一些人物的心理透视更准确。王愚指出，贾平凹艺术上保持了细腻熨帖的特点，在写人状物的清新明丽上有所发展。费秉勋认为，自《小月前本》以后，贾平凹小说的创作方法由非现实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一是生活的推动，二是文艺社会学所使，三是中篇小说自身的规律所致，显示出贾平凹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迅速地走向深入和成熟。阎纲则一口断定贾平凹是“关中才子”，祝愿这位才子型作家更攀高峰，他的作品应该朝“博大”方面推进，应该建树起“大家”的风度[37]。可以说，陕西文学评论界对贾平凹的创作给予很高评价，费秉勋发现其重回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阎纲则赞赏作者具有的才子气息。

1984年8月13日，刊发过贾平凹中篇小说的《十月》编辑部，邀请在京部分文艺评论工作者座谈，讨论贾平凹反映农村变革的三部中篇小说：《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贾平凹也专程赶赴北京参加此次研讨会。与会者谈到，贾平凹从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奖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前一时期，他在艰辛地寻找自己的创作道路中，走了一段回环曲折的路程。近两年来，他在陕南的十多个县深入生活，感受到农村变革的巨大声浪。他在小说中，将社会的时代变化转化为个人命运的变迁，从人物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价值观念的诸多变化中，折射出社会的变革，有极强的说服力。贾平凹以隽丽、灵秀的笔调，带着浓郁的陕南风情，写出了生活、思想、艺术结合得相当严密、时代气息强烈的一系列作品，很有创造性[38]。对于贾平凹创作与改革时代的关系，与会者亦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这一时期，很多评论文章谈到贾平凹的创作与农村变革的关系。包括何镇邦《变革中农村生活的诗意再现：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红旗》1984年1月7日），王仲生《翻越大山的跋涉——评贾平凹的几部近作》（《小说评论》1986年第2期），及李建民《一幅农村变革生活风俗画：读贾平凹的两部中篇小说新作》（《陕西日报》1984年6月28日）等。此外，还有王愚的评论文章《贾平凹创作中的新变化：谈〈小月前本〉和〈鸡窝洼的人家〉》（《文艺报》1984年第7期）、曾镇南的评论文章《农村社会变革急潮中的心理微澜：评贾平凹的几部中篇近作》（《光明日报》1984年8月30日），及张蜀君的评论文章《深邃幽远的人生启示录：读中篇小说〈腊月·正月〉》（《文学报》1984年9月20日）等，都从不同角度剖析贾平凹的创作与时代转折、农村改革、新人新事的关系，以及文学和社会的新气象。

丁帆更多地从人物形象来解读贾平凹的作品，他的文章《写出时代交汇点的不同人物：贾平凹近作短篇》（《文学报》1984年11月22日）、《浅论贾平凹的四部新作》（《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1期），谈到自己在读了《商州》之后煞是震惊，真想不到笔法之奇妙诡谲、含义之深邃阔大、用心之良苦竟达如此境地。并提出《商州》的出现是贾平凹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次开放性的艺术尝试。季红真的评论文章《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评〈鸡窝洼的人家〉》（《十月》1984年第5期），认为贾平凹的作品能够从传统日常生活的角度发现时代的变迁，在普通人、普通生活看似平波水面的日常情志中，传导出时代转型期所蕴含的狂澜深藏的变革旋律。

费炳勋的评论文章《论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以及刘建军的评论文章《贾平凹论》（《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费秉勋作为贾平凹的研究者和好朋友，持续关注并研究其创作，对于这位31岁有特色且高产的作家做出综合评论，并通过其性格心理概述，指出孤独内向的心理特征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后来，费秉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之所以对贾平凹的作品更多内心的体察，是因为二人有共同的成长环境，父亲是教师，在家里比较严厉，因之性格比较内向敏感。此外，费秉勋指出贾平凹具有“婉约派词人的才情”，这在学界首次提出。在他看来，从本质上而言，贾平凹仍是一位诗人，他的小说不是细致入微的再现型，而是重在表现日常生活情志，充满浓郁的诗情。总体来说，贾平凹是表现型作家，诗人的才情决定了他的写作风格，也决定了他钟情于书写青年男女的爱情萌发，这些都是他初期创作的重要内容。刘建军的《贾平凹论》，则是分阶段探讨了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包括最初的闪光，起步阶段的他最爱书写的是青年男女的爱情，尤其是笔下的女性形象，充满了美好和力量。同时主人公也热心于建设山区事业，当然，贾平凹写作的着力点并不在于献身事业的艰苦经历，更在于书写年轻男女干事业彰显的热情与活力。在他的笔下，事业和爱情常常纠缠在一起。而1980年后期开始，贾平凹的作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深思中更多流露出孤独感。他发现并写出生活中的种种并不完美的事物和丑恶的一面，同时又缺乏对这些现实症结以及历史根源的理解，对于自己所向往的理想也找不到出路，难免在作品中流露出忧郁、孤独，甚至悲观、消极等负面情绪。而在1983年9月的《商州初录》之后，贾平凹创作又迎来了新的质变。在论者看来，此时的贾平凹思想艺术已经渐趋成熟，同时作品不乏幽默感。如果说《商州初录》的书写对于现实生活是拉开距离的鸟瞰，在《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中更多显示细密观察的态度，与时代脉搏更为贴近。这些评论文字较为全面地对贾平凹的早期创作进行全景式观察和整体性研究。

1986年，陕西《文学家》杂志在第1期推出贾平凹研究专辑，这也是较早地将贾平凹作为重要作家集中研讨推介。第一部分是贾平凹回答《文学家》编辑部的28个问题，贾平凹坦诚言说自我的文学观；第二部分是贾平凹青少年时代的一些生活特写，以风趣、幽默的笔调呈现；第三部分是五位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包括：孙见喜的四万字小传《贾平凹其人》，费秉勋的评论文章《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陈华昌对于散文的解读《贾平凹散文和中国传统审美意识》，韩望愈谈散文语言和意境的《贾平凹散文的特质、意境和语言》，以及李星的作家论《贾平凹：一个不断实现着的自我》；第四部分是贾平凹著作目录和主要的评论文章篇目，是对贾平凹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创作进行总体评价。其中，孙见喜的4万多字《贾平凹其人》是关于贾平凹的第一篇小传，此后数年，孙见喜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先后写出多卷本《鬼才贾平凹》《贾平凹前传》等，现在已经成为研究早期贾平凹创作非常珍贵的史料。但这篇4万多字文章，在当时引发不小麻烦，文中的当事人自我对号入座，和贾平凹、孙见喜、出版社等打了多年官司，当事人身心俱疲，孙见喜本人也被迫中断写作计划，贾平凹亦在情感上受到很大伤害。这一情节后来也复原在长篇小说《废都》中，官司成为其重要线索。

在评论界看来，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是寻根文学的重要力量，陈剑晖将其称为“文化寻根”思潮的“先行者”[39]，文章首先提及贾平凹发表于1982年的创作谈《卧虎说》，认为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早流露并集中传达出贾平凹等一代青年作家选择返身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寻根的动因。作为该理论体系的阐释，已经表现在他相继创作发表的小说《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商州又录》等。可以发现，贾平凹所推崇的重整体、重气韵、狂澜深藏、水波不兴的“卧虎”精神与商州山地的古朴、拙厚的生活取得了同构的对应。作家在对传统的探寻中还找到了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这也代表着研究界对“商州世界”的艺术肯定及贾平凹作为寻根作家的文学命名正式达成。虽然贾平凹本人及部分研究者对此有异议，贾平凹认为在寻根口号之前，自己已经写出很多商州系列作品，但在思潮迭起的20世纪80年代，他还是作为寻根文学的重要作家，被纳入文学史序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