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满月儿》获奖与贾平凹研究的兴起

1978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就当代文学而言，可以视为一个重大事件。一方面是新中国文学经历了多年挫折、中断之后得以在新时期整合力量再出发，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短篇小说的首次评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集中展示新时期的美学观和代表作品，标志着文学观念向审美领域的转轨，被认为是文学经历了长久的中断之后，重新复苏的新号角。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集中了老中青作家——有重新复出的王蒙、陆文夫，有知青作家张承志，也有从事其他工作自觉踏上写作之路的李陀、张洁、刘心武等。新时期初文学的轰动效应，也使获奖者备受全社会关注。年轻的贾平凹凭借《满月儿》获得1978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这使他走出西安，第一次来到北京领奖，见识到外面的广阔天地，贾平凹曾有散文回忆自己的领奖心路历程，从满怀得意、豪迈之情来到北京，见到很多优秀写作者后瞬间冷却了心情，并试图将证书收藏起来，依然保持谦虚低调和默默写作。然而，正是这次获奖，使青年写作者贾平凹从西安走向全国，迅速进入批评家的研究视野。

老诗人邹荻帆被认为是“第一个贾平凹的作品评论者”[18]，1978年5月，他在《文艺报》发表评论文章《生活之歌——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肯定了贾平凹创作中热腾腾的生活气息，以及在新社会中成长的新人物、新性格。文章写道：“一口气读了青年业余作者贾平凹同志的近三十篇短篇小说，在我眼前闪现着农村科研站、基建队少女的‘咯咯’笑声，年轻女教师上第一堂课激动的身影，红小兵记工员的耿耿忠心，乡村青年女大夫的忘我精神，果林里青年男女的纯洁爱情，灶房中小女孩为五保户执炊的背影。”作者很是欣赏作品的清新气息以及对于农村新人新事的描写，认为是一曲曲农村生活的赞歌，并由衷为这位新成长起来的青年作者感到欣喜！后文中他以《满月儿》为例，指出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写出了个性鲜明、思想作风迥然相异的姐妹俩——满儿和月儿。在这篇评论文章中，邹荻帆发现了贾平凹小说的清新、自然风格，及对人物的传神刻画。

上海青年评论者程德培在《短小精悍，清新自然——读贾平凹几篇短篇小说》（《上海文学》1978年第10期），分析了贾平凹的《第一堂课》《第五十三个》《满月儿》三部作品。该文亦是程德培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被认为新时期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共生关系的一个典型。开篇，论者表达出“在青年业余作者中，我喜爱贾平凹的作品”。在他看来，贾平凹的短篇小说，虽然题材简单，内容和情节也较为淡然，但显示出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并提出其写作的诗画风格，认为其作品更像是一首绝句诗，或是一幅斗方白描。以及强调作品的时代性，认为作者努力从现实生活中反映山区农村的时代风貌。同时，程文指出贾平凹创作与孙犁的承继关系，及作品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他们的作品多注重描写日常生活，风格清新自然，短小凝练，但是贾平凹的创作中还不免有诸多粗糙之处，因而不能仅仅满足美文的营造，应该进一步开掘作品的思想和深度，同时融汇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来展示日常生活的复杂样貌，进而做到更加集中、典型地再现生活，这是年轻作者需要努力的新方向。2019年3月，在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读书分享会上，程德培坦言自己保留了早期和贾平凹的大量通信，这些史料虽仍未披露，但也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的质朴康健，作者与批评者真诚批评、共同成长的融洽关系。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选 1977—1978.9》，收录贾平凹的《满月儿》，陈荒煤的长篇序言《篇短意深 气象一新》中谈到贾平凹的作品，认为《满月儿》描写了农村青年一代的形象，姊妹俩朝气蓬勃，踏踏实实，有个性，给人以可爱的形象。语言朴素，对话口语化，合乎农村人物性格和身份。

1979年12月18日，胡采在《文汇报》上发表《关于贾平凹和他的小说》，该文为贾平凹《山地笔记》的序言，标志着陕西文艺界开始关注贾平凹这位“文学新人”。胡采为陕西著名的革命文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和发表文学作品，在陕西文艺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这篇文章中，胡采回忆了和贾平凹的初次见面，认为他是一个内秀的人。表达力虽然不强，但有自己的明确见解。他主张作者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和生活，不要去生拼硬凑编造那些并不熟悉的所谓高大英雄。《满月儿》的获奖，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增加了雄心壮志，思想也在成长，更注重写作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并谈到自己对于贾平凹作品的阅读感受，认为他对于农村有着深厚感情，但也写到其间的矛盾与冲突。他所描写的，多是普通人和平凡事。在《山地笔记》中，贾平凹用了大量笔墨来写山区、农村的知识青年，包括爱情题材，感情丰富动人。贾平凹的作品已形成了某些风格特点，他还年轻，就让他自由驰骋吧！后来，贾平凹写出《纪念胡采》，认为胡采是陕西文学界一个巨大的存在。新时期文学开始的时候，自己是受胡采恩惠指导最多的人。他曾严厉地批评过自己，也曾在困难的时候热情保护过自己，二人还关于社会主义文学没有悲剧有过激烈的争论。正是在他“从生活到艺术”的教导下，自己开始重返商州并建立起文学根据地[19]。

阎纲的文章《贾平凹和他的短篇小说》（《光明日报》1980年2月6日），对于贾平凹的《满月儿》《竹子和含羞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贾平凹是一位非常清醒的作家，他没有选择去图解政治，而是致力于展示生活的美。并不是传递理念，而是凸显乡村生活以及风土人情。后来，阎纲讲述，《满月儿》一出现自己就著文称贾平凹为作家。“据说是我最早称其为作家的，很快我又称其为我的小弟弟，大作家”[20]。

南京青年评论家丁帆的文章《谈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指出，贾平凹作品中的生活美感，尤其是其对与生活细节的营造，人物形象色彩丰富突出。既有人物的姿态美、韵味美、意境美，又在乡土气息背后充满着诗情画意。该评论准确地概括了贾平凹早期创作的艺术风格，认为它们没有浓墨重彩的艺术渲染，只是像一幅淡雅恬静、充溢着村俗乡情的水墨画，饶有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趣。费秉勋在《试论贾平凹小说的艺术风格》（《延河》1980年第6期）中，指出贾平凹的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基本风格。他善于用诗的韵味的语言，创造出一种幽美的意境，并在作品中萦绕着一股透明的、美的情思。在章法上他的作品像写意的水墨画，总是把那些能传神的、有诗意美的地方选择出来，用透明的淡彩加以点染，而不做面面俱到的、纤毫毕陈的铺排。此外，还有李建民《在探索中前进——评贾平凹的近作》、费秉勋《灵魂剖析的得和失——读贾平凹发表在〈长安〉的两篇新作》（《长安》1980年第9期），王愚、肖云儒《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文艺报》1981年第12期），认为贾平凹的创作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运用诗的语言，善于摄取生活中的一个断面折射出时代的风貌。

王正宇在《语言自肺腑中流出——谈贾平凹的散文创作》（《文学报》1981年10月1日）中指出，贾平凹散文作品的显著特点，是他在细腻、朴实趋近于白描的文字中倾注了一腔真诚、恳挚而又深厚的感情，以及洋溢着一种清新的情韵美。总体来说，评论界对于贾平凹创作的清新、质朴的乡土气息及内在韵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一时期，除了陕西朋友圈的鼓励和支持，以及上海、南京青年评论家的同步研究，作家孙犁对贾平凹起到了重要的支持和推介作用。1981年，孙犁评价贾平凹的散文《一棵小桃树》时讲：“它是心之声，也是意之向往。是散文的一种非常好的音响。”[21]1982年，孙犁在《再谈贾平凹的散文》中，再次强调：“他的散文是中国传统的，是有他自己的特色和创造的。”[22]1982年6月5日，孙犁为贾平凹新出版的散文集作序，指出贾平凹是一位诚笃的人，也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贾平凹是有自己的生活基础和文学根据地的，他既有恒产，也有恒心。“我是喜欢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作家的。”[23]1984年，当孙犁读到《腊月·正月》这篇小说后，当即给《十月》的责任编辑苏予写了封信，谈及贾平凹的创作风格转向。他惊喜地发现贾平凹在尝试学习了西方现代派技巧之后，重新转移到中国文学的传统现实主义道路上来。认为贾平凹是勤奋好学的，他博览群书，多方面探索，找出这样的一条路，“我看到以后，高兴非常”[24]。孙犁对贾平凹的支持、帮助，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薪火相传的佳话。一方面，孙犁敏锐地意识到贾平凹创作中的地域特征，另一方面也指出其摆脱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这无疑是贾平凹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之后的文学创作及研究中，亦是多从此角度出发。

同时，贾平凹亦是感念孙犁的关爱和扶持，曾在一篇散文中回顾自己性格羞涩，年轻时唯一主动拜访的作家就是孙犁。一次到天津开会，专程给孙犁带去一个唐三彩骆驼，却不慎将骆驼腿摔断。自己更加惴惴不安，孙犁却毫不介意地接纳。1993年，贾平凹在《当代作家评论》第3期发表文章《孙犁论》中写道：“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画，令人舒服，也想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疾病的自在。”贾平凹还在这篇文章中追溯孙犁的性格，他很是慨叹孙犁一生没有政治野心，远离官场和一切热闹的地方，但没有仙风道骨气。总的来看，他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后来亦有研究者将孙犁概括为“革命文学的多余人”，也是从孙犁的创作和心境出发的。在贾平凹看来，孙犁的创作路径很宽，不是一个写史诗的人，但他的作品直通人的心灵。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发老辣。关于贾平凹评论孙犁的这篇文章，孙犁本人很受触动，觉得写得很好。据孙犁女儿孙晓玲讲述，他曾说：“贾平凹出手不凡，一语中的，一句顶一万句。一九九三年那么多人写我，数他写得最好。”[25]从这段文坛长久的佳话中也可发现，贾平凹与孙犁之间不仅仅是文风的借鉴关系，更多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共融与精神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