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维新的主体是谁？

一 处士

对于推动明治维新的主体是谁这一问题，现代的研究者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个毋庸赘言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所谓的下级武士掀起了这场变革。而就历史上同时代的观察者们，这个答案也许并不那么简单。比如，黄遵宪便给武士集团又做出了进一步区分，他说“幕府之亡，实亡于处士”。理由是处士不同于一般的下级武士，因为“即为藩士者，亦皆顾身家、重俸禄，惴惴然惟失职之是惧。独浮浪处士，涉书史，有志气，而退顾身家，浮寄孤悬，无足顾惜”[52]。而这些处士之所以奋起倒幕，黄遵宪把主要原因归于“尊王攘夷”之说，认为“豪杰之士，或陷狱以死，或饮刃以殉，碎身粉骨有不恤者，为尊攘也”[53]。与身为下级武士家庭出身的福泽谕吉不同，黄遵宪没能体会到武士特别是下级武士阶层对于封建门阀制度的愤恨，他虽然注意到了“汉学”对维新的推动作用，但其观察视角没能够跳出“尊攘”口号的束缚，也未能认识到江户时期的门阀体制与崇尚“贤能政治”的儒学之间存在的根本矛盾。当然，这种局限并不能完全磨灭黄遵宪观察维新视角的价值，在“处士论”的思维延长线上，他认为明治新政的起因“在庶人议政，倡国主为共和”，一系列变革都是为了“结民心”[54]。也就是说总体上黄遵宪的视角还是下沉在基层的，他非常重视日本社会内部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认为这些变化推动了明治维新这一历史进程。

二 日主

康有为的看法却与黄遵宪大为不同，虽然在为其女康同薇的《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所写序言中，他也承认“游侠”的重要作用，[55]但在《日本变政考》中他所突出的却是“日主”即天皇。比如他提到：

日主孝明天皇阴护开新尊王之士，屡诏赦之。……苟非遇之如是厚，望之若是之殷，焉得天下之士争感激效死，奋不顾身耶？……故日本自强中兴之故，孝明其功最伟哉！[56]

不仅王政复古的功劳在天皇，康有为还认为明治之后对推动变法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天皇，因为在他看来维新的仁人志士并非维新的主体，他们是受到了“日主”的重用之后才得以施展才华的，所谓“日主之破除常格，知人善任，亦有足多者。其成维新之功，岂无故欤？”[57]特别是在维新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康有为发现天皇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他记述说，明治天皇为了将维新深入，曾经与臣下谋划通过“易服”以“变易其内心”，虽然“易大朝之衣冠，变天下之视听”乃是非常举动，可是年轻的日主却能够“举重若轻如此”。感触颇深的康有为便在此借题发挥，他说反观中国“君权最尊，但定心一意，雷厉风行以变之，无藩侯之阻挠，其势最易”[58]。

由此可见，康有为如此推崇“日主”在维新过程中的作用，意在鼓动光绪帝主导变法，他希望光绪帝能够像孝明和明治那样为变法保驾护航。可众所周知的是，孝明天皇本人是“公武合体”论的支持者，而明治天皇在维新过程中仍然年少，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其实有限。更何况，日本的维新“豪杰”们虽然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但他们绝不会主动将天皇置于政治斗争的中心位置，因为这样既会对天皇这一他们所倚重的新的终极权威造成危险，又不便于他们维新事业的推进。康有为名义上提倡学习明治维新谋求变法，实则采取了与日本完全相左的策略，这一点在他的《日本变政考》中显露无遗。他一方面急于变法忽视了明治维新是一充满各种矛盾和可能性的试错过程，另一方面又搞错了维新的主体，最终也成为他错误地选择依靠光绪帝推动变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戊戌政变前夕抵达北京的伊藤博文，在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官员及庆亲王等重臣会面时，对当时急于求成的改革做法曾多次表达了忧虑。[59]而就在伊藤博文与光绪帝会面后的第二天，这场百日维新便宣告失败了。

三 党派

作为身处维新变革之中的观察者，福泽谕吉对于是谁推动了明治维新曾经做出过详细的考察。他分析说，在江户末期日本的三千万人口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华族、士族最多占五百万，而剩下的则是从未参与国事也对维新漠不关心的平民。在那五百万人口中赞成改革的多是“在藩府中没有门阀的，或虽有门阀，但经常不得志心怀不满的，或是无官无禄的贫寒书生”，他们“在五百万士族中，还不够十分之一”，不过因为他们富有才智发出了“新奇的学说”，认同追随他们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成了全国的舆论，压倒了天下大势，打倒了暴虐如桀纣的政府”。而对于后来实行的废藩置县，赞成的人就更少了，“十之七八的人数，就是所谓的守旧派”，不过他们由于智力短浅，所以“在分量上远不及占总人数十之二三的改革派”。虽然人数上守旧派远胜于改革派，但在智力的分量上却截然相反，所以最终他们也不能“恣其所欲”阻挠改革。[60]

福泽谕吉在文本中所要表达的重点是“智力”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从中却可以发现，他对维新的主体——下级武士重新做出了一番划分，那就是在他们中存在“守旧派”与“改革派”，维新的主体也绝非是铁板一块。维新是在不同时期的“守旧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可以说，在福泽谕吉的分析视角下，明治维新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制度变革过程，而成为一个动态的政治斗争过程。[61]

而身为明治维新推动者的大隈重信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不愧是日本政党政治家的先驱，他在明治维新中甚至发现了“党派”，也就是本章开头黄遵宪诗中提到的“党人碑”。在1906年对清末留学生的演说中，大隈指出在江户末期，受到黑船来航的外交刺激，在日本出现了“开国”与“锁国”的党派，之后尊王派与攘夷派结合，开国派与佐幕派结合，双方展开了斗争。最终虽然尊王攘夷派获胜，但新政府的政策一夜之间“君子豹变”变成了“开国进取”。因而在政治上又出现了“王政维新党与复古党”，而“王政维新党是进步党、复古党是顽固党——保守党”[62]。在理论上大隈所说的“党派”与现代政治中的政党当然并非一物，可身为政党政治家的他却并不这么认为。或许是他亲身感受到了这些政治力量之间的连续性，他就认为维新过程中的“党派”最终演变为明治中后期的自由党、改进党等推动立宪政治的政党。姑且不论大隈的上述看法是否正确，单就其认为是不同的“党派”推动了维新这一观点而言，确实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思考明治维新的别样视角。那就是在他看来明治维新是由具有各种政治理念的、组织性的政治力量——最终演变为政党——推动的变革。在历史的大变革过程中，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分散性的杰出个体——豪杰、处士，也非处于政治顶层的领袖——日主，而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党派。所有的行动个体，包括维新的领袖与一般士族，都是在各种“党派”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通过“党派”凝聚政治力量并将其转化为政治行动的。而这种变革模式在日本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它所带来的变化也是革命性的。所以，大隈重信在给清末立宪改革提建议时，就认为政党将会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他建议在中国可以考虑实行两大政党制，但要注意限制地方型和学术型两种政党组织以免出现分裂纷争。[63]而就在同一年，处于革命立场的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伦理教科书》中发出呼吁，在中国“欲成立完全社会，贵于有党”，因为“盖各国均以党而兴，日本有萨长党而后兴，意大利有马志尼党而后兴。则欲兴中国，亦不得讳言朋党”。[64]只不过在清末，历史并没有给政党发挥其功能的舞台。

亦为启蒙思想家的杉亨二在明治八年（1875年）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

此世之变化有“驷马难追”之势。从锁国变攘夷，从攘夷变开港，从封建变郡县，国内的状况因经历了一场历史上未曾经过的大变革，使人有穿越了百年之感。[65]

结合前述分析，在维新经历者的眼中，明治维新之所以是前所未有的变革，首先，就在于其变革的起点是革命性的，通过暴力及作为政权更替的“代朝革命”，维新志士们创造出了新的具有超越性的终极权威；其次，推动维新的还是破除门阀的历史大势，正是在这一潮流下维新才走上了革命者对其所属阶级进行“自我革命”的变革道路；最后，维新的主体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多个）组织性政治力量，正是这些力量的坚持与斗争，不仅驾驭了充满变数的“代朝革命”与“自我革命”，还通过此后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最终结出明治宪政的果实——即便这一成果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并埋下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