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认识”——国内外研究现状

之所以说本书的内容是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支流”，是因为目前围绕近现代日本的中国研究这一课题，主要成果都还是集中在日本的中国观、日本的中国认识等领域，代表著作有日方学者野村浩一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2]、马场公彦的《战后日本人的中国像》[3]、松本三之介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从德川儒学到东亚共同体论》[4]等，以及国内学者钱婉约的《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5]与杨栋梁等编著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6]、王美平的《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演变 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7]等。这些学术成果都是通史类型的研究，主要涉及日本的对华态度与对华政策，特别是探讨大亚洲主义等思潮对日本的中国认识的影响。比如，野村的著作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大亚洲主义给日本政治家与学者的中国认识带来的负面影响。马场的著作则着眼于战后日本对华态度的变化，从冷战格局以及中日两国国内环境变化角度考察了日本知识文化界对华认识的演变，而松本的研究则在更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了日本对华蔑视观的起源与流变。此外，钱婉约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近代日本中国研究的发展脉络，杨栋梁等的系列著作则聚焦于近代以来日本一直存在的对中国的“蔑视感”及“中国亡国论”等现象，深入分析这些思潮是如何左右日本中国观的形成的，王著则梳理了近代日本对中国改革、革命、转型与统一的否定、逆解、贬低与排斥。这些研究无疑对于我们了解日本如何看待中国具有很大帮助，不过此类研究所共有的一个问题是，其视角停留在“认识”层面，属于就“认识”谈“认识”的研究，其理论框架也多拘泥于“亚洲主义”等静态范式，忽略了近现代日本是如何观察中国变革道路、思考如何重构中国这一更为本质的问题。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从思想史角度，深入挖掘近现代日本对中国变革问题研究的思想成果，唯有如此，才能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日本对中国的认识。

而从特定角度，例如特定主题或人物群体、特定历史阶段研究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论的著作在最近一些年来也开始崭露头角。钱昕怡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革命论》[8]、刘家鑫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中国通代表人物的思想轨迹》[9]、薛天依的《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10]、赵京华的《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11]、刘岳兵的《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12]及笔者在日出版的《政道与政体——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察》[13]就是这一研究趋势的代表。钱著将视角定位于中国的革命运动，挖掘近代日本知识界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考察与思索，通过对大隈重信、长谷川如是闲、吉野作造等人的详细分析，展现了近代日本知识界对中国革命运动乐观与悲观、理解与否定等多种态度与评价，并深入讨论在这些论述背后两国民族主义的碰撞所带来的冲击。刘著将研究聚焦于后藤朝太郎与长野朗两位近代日本的“中国通”，将“中国通”与所谓的“日本浪人”区分出来，给予他们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并客观总结了近代日本“中国通”的复杂性格与思想特征。薛著将研究的时间段严格限定在了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期间，探究了内藤湖南、吉野作造、北一辉等人关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历史事件的评价与看法，归纳出这一时期日本对华认识的性格特征与思想类型。赵著旨在构筑思想、文学上的中日同时代史，以鲁迅、橘朴、尾崎秀实等为研究对象，勾勒出中日间你来我往的“思想连锁”，还原20世纪东亚思想、文学的历史原生态。而刘岳兵则通过中日思想文化间的互动研究纠正了以往片面强调日本对中国的影响的单向思维定式，深入分析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中国因素的作用。笔者2016年出版的小著则着重讨论围绕政体变革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研究，归纳出“变革旧政道以建立新政体、为巩固新政体而寻求新政道”这样两条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的思想脉络与近代中国变革的历史脉络。笔者试图探索日本政治思想史学科内“中国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提出了观察近代中国变革道路的“政道与政体的矛盾关系”这一新理论视角。不过，前述几项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研究对象相对局限、涉及领域相对单一、宏观视野欠缺等问题。

为了进一步深入对日本的中国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探索，也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近现代日本对中国道路的观察与思考，十分有必要在上述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将视角和时间跨度进一步扩展，不仅仅涉及对华认识、革命运动或政体变革的分析，还需要在文明论、社会变迁、文化多元性等领域探讨近现代中国变革道路的意义，特别是近现代日本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以期最终获得一个相对完整且立体的近现代日本的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