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云南山坝立体结构的当代转型

——以德昂族生计变迁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云南独特的民族垂直分布格局值得生态人类学深入研究。不同民族基于特定空间层次（对应着相应的“生态位”）的生计选择，处在多民族共生的关系结构中，其生计方式受到此民族关系结构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讨论某个单一民族的生计选择时应该考虑到更大的区域民族关系背景。历史上不同生态位的民族基于自身特定的生计方式，与其他生态位的民族之间形成持续的物品流动与资源互补。今天在市场化、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关系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往基于不同生态位的生计方式如何发生转变？

本个案立足于对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德昂族生计方式的研究，不是孤立地就德昂族而谈德昂族，而是将德昂族放置在区域民族关系中进行考察和分析。本个案所涉及的区域范围是指德昂族集中分布的中缅边境毗邻地区，大致包括今天的德宏州全境以及缅甸东北部克钦邦和掸邦的部分区域。从历史的交往范围看，德昂族与周边的傣族、景颇族等民族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与互动。德昂族曾经双重地受制于傣族的土司统治和景颇的山官制约。傣族的文化发展迅速，成为该区域内的“文化顶点”，成为其他民族模仿、攀附，抑或是反对的对象。利奇（Edmund.R.Leach）曾精到地指出上缅甸高地克钦人与掸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山地克钦人受制于双重的、相互矛盾的压力，即同时模仿和反对他们的河谷近邻。”[19]克钦人与掸人的政治组织、宗教信仰、生计方式构成鲜明的对张关系，形塑了这个区域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其他民族在这个结构关系中或接近于掸人，或接近于克钦，构成这两极之间的连续统。这一社会结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重塑，通过对傣族土司制、景颇山官制的废除，各民族之间实现了平等。但各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居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德宏州境内民族的垂直分布格局表现为：海拔2000米以上为傈僳族居住区，景颇族居住区不超过海拔2000米，德昂族和汉族一般居住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半山区，而傣族和少量汉族则居住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平坝地区。[20]今天各民族的生计选择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这一居住格局的制约。

早在1936年，陶云逵就在《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一文中明确提出：“云南土族分布的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不同的高度，居住着不同的人群。这与云南地理形态很有关系，就是说在不大的区域中，地形的高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为中国任何省所无，亦为全世界所少见。”[21]陶云逵认为，云南山之高和多，是使得云南少数民族分化成为许多的小簇组及能保存其原来的身体上和文化上的形态之较完整，而不全被强族（如汉族）所同化的原因之一。[22]

在陶云逵的实地调查中，他发现垂直分布界限最清晰的是摆夷与藏缅语各族人群。在云南西南部，摆夷住在低热但肥沃的山中平地及河畔，藏缅语各族则是住在高爽但贫瘠的山头上。在陶云逵看来，解释民族居住在垂直上及土地肥瘠上之不同的事实，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民族强弱的不同而生的社会选择现象；二是生活习惯不同。他认为摆夷与藏缅语诸族垂直分布上的区别应当用第二种解释，而摆夷与汉族在区域高度分布之不同，却要用第一个原因来解释。[23]凌纯声在《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一文中将崩龙（德昂族旧称）[24]划在蒲人类瓦崩群，他认为蒲蛮类群体居住在垂直分布上高于摆夷而低于藏缅语族人群的区域。[25]陶云逵结合该群体在越南与缅甸的分布情况，则认为蒲蛮本也是喜居平原，后为摆夷所驱而到山上较高的地方，七零八落，这个秩序一直到现在还进行着[26]。陶云逵的这一判断与今天德宏州境内德昂族的分布较为接近。

利奇（Edmund.R.Leach）的名著《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提出的“钟摆理论”[27]曾在学界引起热烈而广泛的讨论。然而，这本著作有关生态环境与政治组织之间关系的维度却很少被关注。尽管利奇并不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但他明确指出生态环境对政治制度诸种可能性的选择构成制约。另外，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更具启发的是，利奇是在区域民族关系中来讨论拥有不同文化的人群，他们的生计方式、政治组织、文化表征是如何相互界定、彼此影响的。该书的定位是对缅甸东北部克钦人和掸人的研究。这两类人群尽管共同生活在上缅甸区域，但他们在生境、生计方式以及社会组织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差异，因此经常被区分开来分别进行研究。利奇直言不讳地提到：“关于克钦人的民族志就不提掸人，而关于掸人的民族志也不研究克钦人，这差不多成了人类学的惯例。然而，克钦人和掸人几乎到哪里都是近邻，在日常生活的事件中他们也常相互牵扯到一起。”[28]对于克钦人与掸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利奇精妙地概括为山地克钦人同时模仿和反对他们的河谷近邻掸人。这种模仿和反对在其政治组织、生计方式、文化表征上都有明显体现。利奇提出：“如果把该地区当今存在的各种不同政治体系当作独立的类型，那就犯了方法论的错误；它们明显应该被当作更大范围内一个不断变动的整体系统的组成部分。”[29]因此，在这样的区域民族关系中，孤立研究某个单一民族在学术上既不可取，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它就要求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超越对单一民族的研究，在区域民族关系之中来界定和描述多民族交错共生的复杂社会。

（二）德昂族生计方式的变迁

迁居到半山区的德昂族，因水田数量稀少，没有固定耕地，长期以来利用坡地择肥而开，轮荒种植，形成以旱谷生产为中心的轮作制度。旱地轮作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实行作物轮作。在大春作物中，除了旱谷和苞谷外，其余10余种作物都服从于旱谷及苞谷生产，围绕着主要作物利用各种作物的特性进行巧妙的安排，使前后作物之间及各种作物相互之间关系协调、互相有利，以提高或恢复地力，达到多种多收、全面增产。旱地上所生产的作物有以下20余种，大春有旱谷，苞谷，高粱、小米、红米、绿谷、山药、饭豆、荞、洋芋、芋头、瓜类、蔬菜、早豆（小黄豆），麻类，芝麻、苏子、花生、棉花、向日葵等；小春有小麦、蚕豆、豌豆、冬洋芋等。

从耕作方法分，旱地有三种类型：

（1）炼地（火烧地）。经过全面火烧的土地称为炼地。耕作方法：头年冬季砍树，翌年清明前后烧荒（也有经三四十天树木干枯后烧的），烧后平缓地区伐椿较少的用耕牛犁两次（头一次翻土，第二次碎土），多的用人工翻挖。陡坡地用人工翻挖，一次即行播种。种植作物：头年种苏子、荞子、苞谷，也有种旱谷的。第二年旱谷，第三年早豆或饭豆，第四年旱谷，第五年丢荒。作物种下后一般不施肥，除豆类作物外均进行中耕除草。

（2）包拆地。在同一年内进行砍伐烧荒种植作物，且在烧荒过程中，由于其他原因，延烧不彻底的森林也称为包拆地。耕作方法同炼地。

（3）新地来自草地或荒地。秋季开垦，根据杂草生长情况（一般杂草高一市寸左右即铲除）用牛闯3—4次。第二年清明后，又用牛闯和敲垡子各一次，即可播种。头年种植旱谷，一般采用撒播，其工作方法同炼地。

除上述三种类型外，在种植作物上对土壤改良不同分为两种。（1）熟地。经过土壤改良，第一年已种植过作物，如苏子、荞子、苞谷等，第二年种旱谷的地，叫熟地。（2）生地，经过土壤改良，尚未种植过作物的地叫生地。

旱地无论哪一种类型都有共同特点，即在同一块土地上每年均种植不同的作物，如第一年种荞子、苏子或苞谷，第二年种旱谷，第三年种早豆或饭豆，第四年种旱谷，第五年丢荒。[30]

旱谷对土壤要求较高，为提高产量，采用轮种，这是德昂族传统改良土壤方法之一，耕种期约5—7年，轮种期15—20年。在轮作过程中，均种豆科植物厌杂草，增加收成。究其原因，豆科植物分枝多，枝叶稠密，杂草无法生存。更重要的是，豆科植物都有根瘤菌，它能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增加土壤肥力，种植豆科植物有助于缩短轮种期。这可以说是德昂族长期在旱地轮作制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本土生态知识。

在三台山地区，旱地轮作制是山地民族普遍采用一种生计模式，德昂族和景颇族都采用旱地轮作，这与利奇所划分的B地带普遍流行的“草地通垭”轮耕方式一致。德昂族与景颇族在乡境内交错杂居，但自然村都是单民族聚居。景颇族村寨的海拔普遍略高于德昂族村寨。景颇族轮种期比德昂族短，景颇族历来根据自然植物在轮荒地上的兴衰过程来判断荒地的丢荒年限及肥力。旱谷地丢荒后的头年主要生长蕨类及靠地下根茎繁殖的茅草，经过3—4年后，蕨类及茅草败亡，另一种依靠种子繁殖的疙瘩草又兴茂起来，3—5年后，疙瘩草又逐渐死亡，被高草植物（麻艾）所代替。5—7年后，禾本科草类（邦邦草，也叫吹机草）又更替了麻艾。到这类植物群落出现时，即可认为这片丢荒地已经“熟”了，又可开荒种植，一般从丢荒到重新垦殖，中间经过10—15年的自然肥力恢复时期。三台山乡旱地轮作的周期如表1：

表1 三台山乡旱地轮作周期安排

德昂族与景颇族在山区从事旱地轮作制，一方面是受制于特定生态位的生计选择，长期以来，他们积累了一套旱地轮作制的本土知识和实践，山区物产与坝区出产的产品构成互补性的交换。每逢赶集，德昂族会将山上采集到的时令性的野菜、竹笋、野生菌，以及杂粮、茶叶、瓜类等拿到集市上出售，换取日常生活所需的米粮、盐、布匹和生活用品等。山区的时令果蔬备受坝区傣族的喜爱。从另一方面来看，德昂族和景颇族在山区从事旱地轮作制，傣族在坝区进行水稻种植，这一居住格局和生计方式的形成本身就是区域民族关系互动的结果。傣族占据坝区，从事水稻生产，既是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也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按照傣族的传说，在傣族进入陇川坝区之前，德昂族多居住在坝区边缘，种植水稻和茶叶。坝区中心由于洪水泛滥，并没有利用。大概因为德昂族只会引水灌田，不善于治理河道，而傣族有治理河道的经验。在傣族土司的官吏系统中，设有管理水利灌溉的官吏。[31]

1956年，三台山被列为“直过区”，即不进行土地改革而直接通过组织互助合作过渡到社会主义。互助合作社组织农户进行集体生产，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开辟水田、固定耕地，逐渐地取代轮作和抛荒。旱地改种水田，旱地进行施肥，是固定旱地的方法之一。但一味追求水田产量，以水田代替旱地或者重水田轻旱地的做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这种改造在一定时间内取得了成功，大量水田被开辟出来，也在短时间内增加了山区的粮食产量。然而，水田的增加并不能有效弥补放弃旱地之后的损失。以拱别社为例，从1958年起停止开垦新荒地，原有旱谷地大量丢荒，劳动力集中使用于水田，并到离寨子20多公里的遮放坝去开垦丢荒田，耗费了大量人力。由于劳动力集中于水田，旱地作物得不到照顾，产量下降，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另外，除了对粮食的要求外，旱地出产的棉花、芝麻、苏子、豆类、高粱等能满足山地民族纺织、油料、调料、酿酒等多方面的需求。加之水田的维护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套灌溉系统，而这一灌溉体系需要很高的人工成本和技术成本。水稻种植在这个空间层次上并不能真正带来高产高效，大多只能成为靠天吃饭的“雷响田”。事实上，德昂族的旱地轮作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甘蔗的大规模种植才得以终结。

德宏州有文献记载的甘蔗种植始于明代，实际的种植时间可能更早。新中国成立以前，德昂族就零星种植甘蔗，主要以石碓和牛拉木榨两种土法制作红糖，一般以自己食用，或作节日、亲朋往来馈赠的礼物。以三台山乡出冬瓜村为例，从1989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甘蔗，1999年左右甘蔗产量达到最高峰，村民种了3000多亩，产量有1万多吨。全村的土地放眼望去全部都是甘蔗地。种蔗农户达到100%。为了追求高产，有的村民甚至把水田也改造成蔗田。一时间，甘蔗成为德昂族的经济支柱。随着甘蔗的大规模种植，土地得以集约化利用，彻底改变了过去的轮作制，大片的玉米地、茶园、轮歇地被蔗园所取代。目前在所有德昂族分布的村寨中，仍有80%的村寨种植甘蔗[32]。甘蔗从原来作为经济作物的附属地位变成主要的生计作物，成为德昂族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总体来看，德宏州的甘蔗种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致经历了几次比较重大的转折：传统上德宏州的甘蔗种植都是以旱地蔗为主，水田种植面积很少，种植区域主要在半山区。从1958年建立第一个糖厂到1978年，在计划经济和“以粮为纲”的主导思想下，甘蔗种植品种单一，耕作粗放，产量较低，农民种蔗的积极性不高，糖厂因原料缺乏而长期“吃不饱”，尚未发挥出明显的经济效益。第一次转捩点是在1978年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德宏州确定了大力发展甘蔗等大商品生产，把蔗糖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提出“山坝并重、粮经并举，粮食有余，主攻蔗茶”的农业发展方针。甘蔗被认为是富民面宽、带动面广、兴边力大，较易被边疆各族人民所接受掌握的经济作物。甘蔗收购价格由政府出台的保底价加上良种加价和联动价构成[33]，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保护。蔗农生产的甘蔗全部由划定的糖厂收购，不存在自己寻找市场销路的问题。正因为甘蔗具有这些特点，它一度成为德宏州的“扶贫作物”，在山地民族中大量推广种植。德昂族、景颇族基本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大规模种植甘蔗，正是这个时期甘蔗开始不断向山区延伸，成为山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又经过20年的发展，第二次转捩点是到了1998年，随着粮食连续18年丰收并实现外调，甚至出现“卖粮难”的问题。陇川县首先拉开大种水田蔗的序幕，原则上以陇川坝东西两侧公路沿线250米以内的水田，除不能种植甘蔗的水田外，都要规划成蔗区。2001年德宏州委明确提出“坝甜山香”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即在山区发展香料作物和经济林木种植，控制甘蔗上山，实施山地、坡地退耕还林，推动甘蔗下田。各县纷纷在糖厂周围的坝区社队新建甘蔗基地改田种蔗。到2007年，水田植蔗面积首次超过旱地，2014年水田蔗占植蔗面积的54.06%[34]。简单来说，德宏州甘蔗的种植经历了上山到下田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主导的力量是国家。依靠甘蔗上山实现山区的脱贫致富，通过引导甘蔗下田来调整产业结构。第三次转捩点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作物竞争”，甘蔗的比较经济效益不高，在土地用途的迅速转变中，甘蔗的优势地位正在动摇，而这个过程中主导因素是市场的力量。

（三）“作物竞争”和土地用途转变

目前三台山的甘蔗种植已经处于从高峰期向下滑落的过程中，出冬瓜村的甘蔗种植辅导员介绍说：

“2005年是甘蔗种植的一个分水岭，之前甘蔗种植面积到达顶峰，2005年‘退耕还林’政策出来以后，甘蔗种植开始走下坡路。林业局来构图，需要整片地划为林地。因为有补贴，所以很多人都愿意退耕还林，种了树。又因为退耕还林之后，树林和甘蔗相邻，甘蔗地烧地的时候容易失火烧到树林，所以很多人就不种甘蔗了。2015年芒市糖厂倒闭，现在很多村民2014年、2015年的甘蔗款都还拿不到，种甘蔗的积极性受到打击。而且现在的人选择也多，嫌种甘蔗太累，特别是收获的时候，家家都要在短期内收完，劳动力紧缺，工价上升。最近这两年坚果价高，很多人都想种植坚果。但再过几年，不知道市场行情又是怎样。我家还是接着种甘蔗，再看看情况。”

2016年，三台山全乡的甘蔗面积（11779亩）占总体耕地面积（38000亩）的31%。在甘蔗种植鼎盛时期，村子里的土地几乎全部转变为种植甘蔗。日常所需的粮食都要从市场上购买。在经历了“退耕还林”政策影响、糖厂倒闭甘蔗款拖欠等因素的影响下，以及日益激烈的“作物竞争”趋势下，土地利用正在由甘蔗种植转变为种树（杉木、西南桦等）、种坚果、种玉米发展养殖业等使用方式，这就拉开新一轮土地用途转变的序幕。三台山乡近五年来主要作物的种植面积变化趋势显示，水稻、甘蔗、茶叶等传统作物的种植面积都有下降的趋势，而坚果的种植面积异军突起不断上升，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势态。近几年出冬瓜村村民开始尝试种植香蕉、菠萝、西番莲、火龙果等新兴的经济作物（见表2、图1）。

表2 三台乡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及产量

图1 三台乡2016年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示意图

从近年来三台山乡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来看，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水田与旱地面积此消彼长；二是经济作物与农作物争地；三是轮耕土地在减少。

甘蔗种植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首先，甘蔗种植周期为一年，相对其他一年多熟的经济作物，甘蔗的比较经济效益不高；其次，甘蔗收获时劳动强度大，要在糖厂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采收，需要大量人工劳动力，而且是青壮年劳力。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请工难成为普遍的问题。尽管来自缅甸的季节性劳工有效地弥补了本地劳动力的不足，但是随着近年来缅甸劳工更多流向芒市服务业，高体力低成本的劳工面临短缺。这正在成为影响村民甘蔗种植意愿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三台山，与甘蔗争地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澳洲坚果。受到山区地形影响，30度坡地1500米海拔以上不能种植甘蔗，需要退耕还林。而坚果的种植不受此条件的影响，可以在山区广泛种植。按照三台山乡政府的规划，到2018年要使坚果成为全乡的支柱产业之一。[35]从村民目前的反馈来看，坚果一旦挂果，经济效益要比甘蔗好，生果2017年的收购价格是3元一公斤。三台山第一批栽种澳洲坚果的德昂族村民，已经开始有经济收益。但目前看来，三台山发展坚果还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第一，目前的坚果种植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经济收益仍不是很突出。例如，出冬瓜村基本还是零星种植，多数人还在观望过程中。第二，坚果的高产依靠精细的管理，对水和肥料的要求很高，因为投入不够，一般都是六七年才挂果，培育周期相对较长。第三，相比甘蔗，坚果将是完全市场化，村民将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对市场风险的承受力要求更高。第四，市场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销尚未形成稳定的链条。目前，整个三台山乡只有两家小型的初加工企业，还未像甘蔗一样形成大的龙头企业。坚果之外，近年来也有村民开始尝试种菠萝。2017年出冬瓜村卢姐萨村民小组依靠接近坝区海拔较低的地理区位优势，56户村民有30多户种植菠萝。目前来看，菠萝经济效益比甘蔗好，种下之后3年可结果，管理得好可以收4—5年。在陇川县，与甘蔗争地的主要是草烟和近几年开始的蚕桑树种植。

坝区的“作物竞争”比山区更为激烈。传统上水田主要用于种植水稻，随着“坝甜山香”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田种蔗成为德宏州甘蔗种植史上的一大突破。尽管水田种蔗的产量要比山地高，但比较经济效益不突出，坝区土地肥沃、平整，便于改良和用途转型。例如，近年来坝区种植甜脆玉米一年可以两熟，西瓜、菠萝、砂糖橘等市场销路大的热带水果，其生产周期也都比甘蔗短，经济效益更佳。近几年新兴的石斛养殖，经济效益也要胜过甘蔗。坝区的土地用途转变要比山区迅速得多，在日益激烈的“作物竞争”中，甘蔗的优势地位也在面临新的挑战。

（四）区域民族关系的立体格局

田汝康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芒市边民的摆》的时候，滇缅公路修通带给傣族社会的悄然变化已经引起田先生的高度重视。随着滇缅公路的开通，德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空前活跃，谷米的运输销售范围扩大，价格上涨，使得傣族开始重新思考土地的价值，官府受理的土地买卖案件越来越多，村民开始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规划他们的种植，不局限于把土地完全用于粮食作物种植开始尝试市场畅销的经济作物。田先生注意到官府成立了商业贷款公司，官府的统治重点已经从政治统治转向经济控制，一个建立在经济地位基础之上的新社会阶层正在形成之中。[36]

田汝康先生的研究表明，傣族居住在坝区享受交通便利的优势，他们最先对现代世界体系做出反应，并迅速地开始社会转型。他们的生计方式不再局限于稻米种植，而是开始出现职业的多元化，商业化要素越来越成为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土地的价值被重新重视，根据市场需求来规划土地使用。这个趋势在今天的“作物竞争”中依然明显。傣族依然是这个区域中土地用途转变最快的民族。总体上看，坝区的土地用途转型要比山区迅速得多。当坝区的土地被转型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时，山区就要相应地接受坝区的转移作物。所以，与“作物竞争”相伴随的还有“作物转移”。正如当地糖厂的一位负责人曾调侃地说，“山地民族才是我们最忠诚的朋友”。坝区的土地被转型种植经济效益更好的作物之后，山区又将成为甘蔗种植的大后方。从目前趋势来看，越落后的山区越依靠甘蔗种植，越靠近坝区的地方选择越多样，可以越不依赖甘蔗。

相比坝区的傣族，德昂族、景颇族等山地民族今天的生计选择，一方面仍旧受到历史上居住格局、生态占位的一定限制；另一方面生计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种植作物的选择差异上，选择种植什么样的作物其实更多地取决于该民族在市场上的地位以及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德昂族和景颇族历史上并非没有参与市场的能力。景颇族从18世纪就因马帮贸易卷入到东南亚和南亚的贸易网络中，德昂族作为“古老的茶农”，曾经深度地依赖于茶叶贸易营生。他们参与的贸易和交换是当时横跨中缅印区域性贸易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依靠马帮运输的贸易体系随着近代以来铁路、航路的开通而趋于衰落。这些曾经广泛参与区域性贸易体系的民族在近代以来成为垦山而殖的山地民族，被固定在耕地上。在大规模的甘蔗种植中，他们重新被卷入现代全球化体系中，成为提供制糖原料的蔗农，而不再参与贸易。甘蔗作为国家重要的“扶贫作物”，市场风险较小，因而成为山地民族最稳妥的生计选择。

在不同民族的生计选择及其变迁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山区与坝区结构性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是山区与坝区的差异被强化，这在“坝甜山香”的产业布局以及当下作物竞争、作物转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另一方面，山与坝的差异也在不断被抹平。过去山坝的差异，不只体现在种植作物的差异上，更重要的是，两套土地耕作方式的差异，即坝区的稻作灌溉农业与山区的旱地轮作制是并存的。这两种土地利用方式与特定的生态系统相关联，奠基于长期积累下来的本土生态知识和实践。然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固定耕地”运动的开展，在坝区土地利用方式的主导下，山区的旱地轮作制被作为一种粗犷低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加以改造，伴随着甘蔗的大规模种植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甘蔗的大规模种植打破了山与坝的区分，成为抹平山区与坝区差异的“平等作物”。在今天日益激烈的“作物竞争”“作物转移”以及土地集约化利用的趋势下，随着地膜覆盖等新兴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山区与坝区的差异会不断被人为的努力所打破。

综观德昂族生计方式的变迁，客观上受到其所在生态位的影响，处在季风气候边缘相对干旱的地带，长期以来这一地带采用的耕作方式是“草地通垭”，谷物种植的收成不高而更适合栽培经济作物。从种植茶叶到半山区的旱地轮作，都是嵌入在区域民族关系中的生计选择；到了1950年固定耕地、改种水田，再到1980年以后甘蔗的大规模种植，国家的力量引导着生计方式的变迁；在当下市场因素诱导着新一轮的土地用途转变和比较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相互竞争。山区和坝区都在各自寻找更适合自身资源禀赋的发展之道，山与坝的差异在强化的同时也会被不断地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