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6日，凌晨
东北大地，寒夜刺骨。三营指导员（现为代理营长）陈国栋拖着疲惫的身躯，带领着仅存的十几名战士在枯败的丛林中艰难穿行。昨天清晨那场炼狱般的平原阻击战，让整个三营几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现在，他们是三营最后的火种。
不知走了多久，一座笼罩在死寂和零星火光中的县城轮廓出现在视野里。队伍中有人认出了路牌——抚远县。他们像幽灵一样潜入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寒风卷着碎纸和灰烬。最终，他们的脚步停在县博物馆那扇被砸开的大门前。
博物馆内，冰冷的空气凝固着历史。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展厅中央——一辆覆盖着厚厚灰尘，却依旧昂着炮管的T-34/85中型坦克。它像一个被遗忘的钢铁巨人，沉睡在这里数十年。
“工兵老赵！”陈国栋的声音沙哑而坚定。
“到！”一个脸上带着硝烟灼痕的老兵站了出来。
“看看它…还能动吗？哪怕…当个固定炮台？”陈国栋的眼神复杂，有绝望，也有一丝近乎荒诞的期盼。这老古董，是他们在这片废墟上能找到的唯一“重武器”了。
老赵围着坦克转了几圈，用力敲打着锈迹斑斑的履带和冰冷的柴油机外壳，又费力地撬开弹药架检查。“报告！柴油机…得碰运气！履带锈死了，需要时间！炮弹…有几发，年头太久，不知道引信还灵不灵…需要试！”他的话里没有任何把握。
在县城里，他们遇到了一群眼睛赤红、攥着简陋武器的年轻人。他们是本地的大学生、工人、跑散的民兵，听闻国难当头，自发聚集起来。“长官！我们要打！给我们枪！”为首的青年声音带着哭腔和决绝。
陈国栋没有犹豫，带着他们和幸存的战士直奔县武装部。仓库大门洞开，里面一片狼藉，值钱的装备早被转移或抢运前线了。剩下的，是尘封的**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冲锋枪、少量的40火（RPG-7仿制品）和成箱的67式木柄手榴弹。武器老旧，弹药也不多，但聊胜于无。他们迅速分发下去，又汇合了同样被打散、只剩几十号人的县武警中队和派出所民警。陈国栋成了这支临时拼凑的“抚远守备队”最高指挥。
第二天清晨，陈国栋站在用沙包和瓦砾匆匆垒起的街垒后，目光越过残破的县城，望向北方。寒风如刀割着他的脸，思绪却飘回了两个月前那个改变一切的雪夜……
那时，三营还是驻守珍宝岛附近的一支边防部队。他陈国栋，也只是一个连长。那晚，随着边境线上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密集的炮火瞬间撕裂了宁静。联军的钢铁洪流，猝不及防地碾过了国境线。激战中，原三营指导员被一发大口径榴弹击中，当场牺牲。他们浴血奋战了一夜，才在黎明时分接到了后撤的命令。两个月！整整两个月，他们像钉子一样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与联军周旋、血战。途中有过一次补充，不过是把一些老旧的56冲换成了少量81杠（还有几杆95式），补充了几辆同样伤痕累累的63式装甲输送车和一辆59式（很快也在战斗中损失了）。至于96式？那是主力王牌部队才有的新锐，轮不到他们这支被打残的边防部队。
他又想起了弟弟陈国梁。弟弟和他同属一个师，在一营当排长。几天前收拢溃兵时，有人含糊地提起：“一营…在黑瞎子岛那边…打光了…”这个消息像一块冰，一直梗在他的心口。
“营长！”几声呼唤将他从冰冷的回忆中拉回。是营里仅存的几个干部：原一连长（现在手下不到一个班）、原二排长（三连干部几乎全没了），还有那个老工兵。
“营长，”原一连长代表大家开口，语气沉重，“营长牺牲了，我们几个商量了…现在这情况，请您正式代理营长职务，指挥咱们。”陈国栋没有推辞，甚至没有多余的表情。责任像山一样压下来，他必须扛住。
“好。”他点点头，声音低沉有力，“现在报数，咱们还有多少能拿枪的？”
“一连，算上轻伤员，还有5个老兵。”一连长回答。
“二连…加我，7个。”二排长说。
“三连…就剩我一个了。”说话的是个年轻的司务长，脸上还带着稚气。
陈国栋的目光扫过他们，又看向那些紧握着老旧武器、眼神中混合着恐惧和愤怒的新兵和警察、武警。“把新来的小伙子们，还有武警、民警的兄弟，都编进各个战斗小组。老兵带新兵。”他转向老工兵，“那辆‘老毛子’呢？”
老工兵脸上露出一丝苦笑：“鼓捣了一晚上，柴油机…居然吭哧响了！履带勉强能走，就是慢得像老牛。炮…擦出来了，但那些老炮弹…我真不敢保证打出去是炸敌人还是炸咱们自己。只能…赌命了。”
死一般的沉寂再次笼罩下来，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被全频带阻塞干扰扭曲得断断续续的联军通讯噪音，如同鬼魅的低语，提醒着他们迫近的危机。
陈国栋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带着焦糊味的空气：“都去准备吧。依托街道、楼房，构筑交叉火力点。记住，我们的任务不是歼灭，是迟滞！利用这该死的‘全频带阻塞’，让他们在这座城里流够血！为后方…多争取哪怕一分钟！”他望向博物馆的方向，那辆T-34/85的炮管，在昏暗的晨光中，指向了敌人可能来袭的方向。